“安边静乱，下固甿基，一轨同文，永宏家业。使万里之外，不有半烽；百郡之中，犹无一戍。永绝镇防之役，岂非黎元乐见。”
天下一家，世界大同，这不应该是虚幻的理念，而应该是人类现实的追求。
同在地球之上，人类的进步使天地变得似乎越来越狭小，世界变得越来越近。同在这个世界上，不同的生活方式，不同的人群，不同的语言，不同的利益纠结，相互之间的接触、碰撞是不可避免的。画地为牢、自娱自乐的桃花源只存在于书生的梦幻世界之中。而接触的第一个话题往往不是和平，而是征服，这是人类无可回避的宿命。
亚洲北部的千年历史，农耕民族与草原民族的生死搏杀，正体现了这样一种轮回。这是竞争，是战争、是奴役，也是融合与同化，是探索相互间如何相处的艰苦历程。
刘邦的屈辱和亲、呼韩邪的南下归汉告诉我们有一种方式叫臣服；北匈奴的西去告诉我们还有一种方式叫驱逐、叫逃离；南匈奴的入塞告诉我们另有一种方式叫融合。隋唐的横空出世，天可汗的恢恢大度更告诉我们有一种方式叫羁縻。
在民族竞争、宗教纷争、国家攻杀之余，人类也在探索着如何共存、共荣的和平相处之道。羁縻，作为一种政治安排，作为一种管理模式，作为一种融合手段在一千多年前的唐初走上历史的舞台；多元文化并存，作为一个全新的理念诞生于公元二十世纪的枫叶之国。
古今中外概莫能外，在厌倦了种族歧视、民族纷争、宗教纠纷、国家征战之后，融和，必将成为唯一的选择。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人类是走向共同的灭亡，还是继续生活在不断的征战与尔虞我诈之中，是多元文化并存，还是文明的战争，如何选择是显而易见的。融和，必将逐步获得世人的认同，成为众多普世之一。
“混六合为一家”，“爱之如一”，让我们伴随先贤之路，去探寻解决人类未来的金钥匙，十月十九日晚八时三十分敬请收看，揭开西域的面纱，大唐盛世的柱石，羁縻。
各位朋友们大家好，人在天涯身是客，在下是天涯码字人瀚海箫声。今天我们一起来探讨一下，中国历史上非常有意思的一个管理模式，羁縻。
羁者，马络头也，縻者，牛缰也。
羁縻，是传统中国对周边少数民族的一种管理模式，一种政治安排。所谓周边的少数民族，也就是区别与华夏的，非农耕的、非定居的族群。不同的生活方式造成了双方生活理念的差异。羁縻就是华夏对待非华夏的一种态度。
如何看待周边的非华夏族群自古就有两种不同的态度，华夷一体与华夷大防。两种不同的思路，形成两种不同的态度，产生两种不同的结果，也深深地体现在羁縻的操作上。
羁縻之道古来有之，历代都有不同的观点。
“蛮夷要服，戎狄荒服”，要服者，要结信好而服从之；荒服者，政教荒疏，因其故俗而治之。
前秦苻坚也曾经说过，“西戎荒俗，非礼仪之邦。羁縻之道，服而赦之，示以中国之威，道以王化之法，勿极武穷兵，过深残掠。”这里面说出羁縻的两个方面，示之以威与道以王化。
唐兴而四夷安，书同文、车同轨，万里无烽火，百郡无一戊，羁縻政策的应用也达到了一个高峰。李唐的羁縻政策以华夷一体为核心，是李唐强盛的一个坚强柱石。
问题一：李唐的羁縻政策是怎么说的？
关于羁縻，在《新唐书》里面有一个非常准确的描述：
“唐兴，初未暇于四夷，自太宗平突厥，西北诸蕃及蛮夷稍稍内属，即其部落列置州县。其大者为都督府，以其首领为都督、刺史，皆得世袭。虽贡赋版籍，多不上户部，然声教所暨，皆边州都督、都护所领，著于令式。”
这段话透露了很多关于羁縻政策的细节。
其一，“初未暇于四夷”，实际上并不是未暇于四夷，而是力不从心。唐初整个的作战基点就是如何对付东突厥。多数情况下自顾不暇。
其二，羁縻政策兴起于“太宗平突厥”。贞观四年唐军擒获东突厥頡利可汗，东突厥汗国灭亡。随即天可汗下诏赦免之，“大同之世，凉在司日。”，对于被擒的頡利可汗，也“诏还其家口，馆于太仆，廪食之。”
这是相当优抚的，羁縻政策也随之走上李唐的政治舞台，作为安置东突厥各部的一种手段。
其三，如何羁縻？采用郡县制管理归降的东突厥各部。参与到羁縻体制内的各少数民族、部落，原则上就是中国人了，享受国民待遇。部落的首领不再是可汗、叶护、或者俟斤了，除非有朝廷的封号，而是都督、刺史。官号世袭，也得朝廷册封。
羁縻州政府分两种，一种是在原驻地，比如漠北、西域建立的羁縻州政府，另一种可以称作是侨治地，比如说东突厥灭亡后在河南地建立的东突厥羁縻州政府。
其四，中央要维护各部落王统的稳定，奖善伐恶，解决各部落之间的各种纠纷。各羁縻州政府治下的人民，也要当兵纳税、保家卫国。保家卫国没什么说的，在天可汗征战天下的过程中，羁縻州政府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其五，关于税收。基本上就是这句话，“每岁贡貂皮以充赋”，这个有点勉强，基本上属于象征性的。也是体谅了羁縻州政府之下民众的特点。
问题二：李唐推动羁縻政策的动因是什么？
李唐推行羁縻政策的最直接诱因是如何安置归唐的东突厥部众。东突厥灭亡后，数十万人降唐，东突厥上层人物入居京师的就有近万家。如何安置这些人不仅涉及到东突厥普通牧民能否在朝廷的治下安居乐业，更涉及到今后如何对待其他游牧部落的大问题，牵一发而动全身，朝廷上下也发生了激烈的辩论。
不仅有争论，而且争论的还是相当激烈。争论的焦点集中在如何普通突厥人，而突厥内部有头有脸的人物都已经在京师定居了，“入居京师者近万家”。这里面有优待的意思，也有入宫宿卫、入朝为质，集中管理的意思。
而如何安排普通东突厥民众就涉及到如何消化这些突厥人的根本问题。朝臣的意见总结起来有三点。
第一点就是把这些突厥人分散到内陆各郡县。现在不是缺人吗？正好，把这些老牧民都改造成老农民。估计这个难度比较大，种地也是一门手艺，不是想学就能学会的。当年的隋炀帝杨广都没敢这样做，估计大家也就是听听而已。这种观点显而易见的遭到朝臣的反对，朝臣反对的焦点是一旦有变、悔之晚矣。
另外两种观点是集中安置，一个主张把东突厥人安置在河南地，主要的代表人物是中书令温彦博；另一个主张把东突厥人安置在黄河北岸，主要的代表人物是秘书监魏征。这两种说法各有各的道理，温彦博的主张是东汉旧例，先人之法、成功的经验，强调的是逐步的融合与同化；魏征的主张说白了就是“汉自为汉，胡自为胡”，强调的是两者不可调和的差别。那么李世民更倾向哪种说法？
李世民更倾向政治现实。现实上李世民基本上采纳了温彦博的观点，在不改变东突厥人生活习性的情况下，将东突厥人安排在河南地，可以就近接受汉文化的熏陶。在具体做法上更分设四州都督府，实际上就是分而治之，弱化阿史那家族的影响力。
问题三：羁縻还有没有其他的形式？
羁縻是一种管理体制，它不仅包括建立郡县制这样的行政管理措施，还包括更广泛更深层次的含义。比如说，和亲、册封、盟誓、互市、通使等等一些手段、措施。这些都是加强沟通，了解，促进融合的做法。文化在不知不觉之间就互相流动了。
问题四：有人说是由于唐的强大国力才是羁縻政策有用武之力，您怎么看？
对于这一点我的看法正好相反，正是有了羁縻政策的推行才使李唐有了一个安定的周边环境，安心地发展国力，进而造就了唐的强盛。可以说羁縻对于李唐的兴盛、开放，都起着非同寻常的作用。
太宗李世民在与群臣讨论为什么自己能够平中夏、定戎狄的时候，曾经总结了五大原因，其中之一就是羁縻。“自古皆贵中华， 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
这就是一种华夏一体的理念。
我们知道在太宗的时代是不修长城的，没必要。长城内外都是“朕之子民”，修长城防谁？在天可汗时代是没有边防军的，漠南、漠北都是“朕之子弟兵”，无论是漠南的东突厥余部，还是漠北的铁勒诸部都是天可汗帐下招之能来、来之能战的猛士，用边防军防谁？就这一点就省下了多大的人力、物力、财力。
唐初，经过隋末的战乱，人员凋零，根据民政部门的统计当时全国人口在300万户与380万户之间，最多不超过两千万人。想打仗，人员首先就是一个制约，无兵可招；其次马匹的数量也少得可怜，别看天可汗李世民是玩骑兵的行家，李唐战马的数量少得可怜，“承天下征战之弊，鸠括残烬，仅得牝牡三千”。
然而李唐平定了漠南的东突厥，击败了薛延陀、进而招降了漠北的铁勒各部之后，情况就发生了变化。正是有了李唐对东突厥的羁縻政策的样板作用，其后对薛延陀的征战、对九姓铁勒的招降才能一帆风顺，趋之若虹。
征辽东，是在平定东突厥之后，从征的突厥猛士历历在目，有名的如阿史那社尔、阿史那忠，李思摩，无名的就更多了。按照天可汗的话来说，那就是“募十得百，募百得千，其不得从军者，皆愤叹郁邑，岂比隋之行怨民哉！”
开西域是在招降漠北九姓铁勒之后。一征西域，以突厥人阿史那社尔挂帅，发铁勒兵牧十有三部，突厥侯王十馀万骑，没有草原牧民的参与，平定西域是不可能的。 “国家能制十姓者，由九姓强大，臣服中国。”
十姓就是西突厥十姓，九姓就是漠北九姓铁勒。
这些都是集体的，作为个人的代表就更加突出了。比如说盛唐三杰：高仙芝、封常清、哥舒翰。高仙芝是高丽人、哥舒翰是西突厥哥舒部的，封常清没有交代是什么民族的。封这个姓氏虽然古久，但是也有鲜卑人改姓封氏。从封常清的原籍来看，也不排除是鲜卑人的可能。
问题五：为什么在太宗李世民会十分推崇这种华夷一体的理念？
太宗并不是第一个推崇这种理念的人，前面提到的前秦苻坚也是一个。
“朕方混六合为一家，视夷狄为赤子”，“藜元应抚、夷狄应和”，这都是苻坚的理念，与当今天下一家、世界大同的理念非常相近。实际上华夏、汉、中华民族的发展，也就是一步步融合周边非华夏的过程。
汉唐是传统中国的两个高峰，提起中国历史没有不想到汉唐的。而这两个王朝的建立有着惊人的相似。汉唐之前都有一个短命的王朝，汉之前是秦，唐之前是隋。在此之前都经历过长时间的分裂与征战。
秦灭六国而一统天下，战国七雄争霸就是将近四百年；唐之前更是绵延数百年的三国、两晋、南北朝，五胡十六国的大混乱。大的混乱、短命王朝，强盛的王朝。从这个过程我们可以看出，汉唐的出现都是对一个历史阶段的总结。
秦灭六国，奠定了一统江山，进而汉王朝的出现促成了汉民族的形成。中原王朝完成了由诸夏与非诸夏到汉民族的融合。
春秋时期各诸侯国一个主要的政治理念就是“尊王攘夷”。在这个活动中逐渐强化了以定居、农耕为主要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的华夏的概念，以区别周边非农耕地区。随着融合与接触，华夏的概念也在逐步的向外推移。
比如说灭六国的秦，在很长时间内得不到东方诸夏的承认，认为他们与戎更接近，属于非华夏的蛮夷。 但是经过春秋、战国这么多年的融合，秦成为毫无疑问的华夏。
再比如说，战国七雄之一的楚国，在战国以前那一带称为“荆蛮”。楚王熊渠曾经说过，“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号谥”。等到楚庄王的时候，问周鼎，身份认同已经发生了变化。
最终由秦统一天下，由汉完成了由诸夏到汉的过渡。唐的建立也是一样，隋唐之前也是数百年的混乱。
这个混乱起源于两汉与匈奴的争霸，起源于张骞的通西域。
匈奴的崛起一统北方草原， 无数游牧民族归降在匈奴大单于的麾下，而匈奴与两汉的战争，自觉不自觉地使这些游牧民族走进塞内，南下长城，安家落户。张骞通西域，开通丝绸之路，不仅开通了商路，也加速了东西方各民族的接触、了解、融合。沿着丝绸之路是汉人的西进、是以栗特人为代表的西域商人的东来。这个不同民族之间互相吸引的力量势不可挡。
到三国年间，在长安附近安家落户的少数民族的数量就已经不可忽视了，等到西晋八王之乱以后更开启了五胡十六国这么一个特殊的时代。各少数民族纷纷粉墨登场，试图用自己的力量诠释这个世界。
匈奴人刘渊李代桃僵，以恢复汉室为号召力；羯胡石勒以胡人为国人，强调自己民族的崇高地位；接下来的冉闵则成了杀胡的代名词，一夜之间就可以让二十万胡人人头落地，这姑且也勉强算一种尝试吧。
无论是刘渊也好、石勒也好， 他们建立的国家与传统意义上的部落有着本质的区别。五胡建立的国家短命，只因为他们有自己难以逾越的限界。
多年的塞内生活已经打乱了原先的部落，要想恢复到草原时代的部落统治是不可能的。与其他民族的混居，尤其是与汉族的混居使得五胡的君主们不可避免地要面对更加复杂的民族关系、更加复杂的政府运作。
是做自己部族的大单于，还是做治下所有民族的皇帝，是五胡十六国每一个君主必须思索的问题。这些君主们一方面要依靠自己的部族掌握军队、控制国家，以宗室诸王为砥柱，另一方面还要引入汉族士大夫以强调自己统治的正当性。这就是矛盾所在。
塞内的皇帝与塞外的大单于有着本质的区别。草原民族的部落体制是以血缘为纽带的部落联盟。而在皇帝的体制下，部落联盟的存在是不可能的。五胡的皇帝与宗族内的强有力者就形成了一个天然的矛盾体。
刘和与刘聪、石虎与石弘，父子相残、兄弟反目都可以从中找到答案。当然例外也是存在的那就是鲜卑人慕容家的前燕。
慕容廆、慕容皝、慕容儁，慕容家一步步从边塞走进中原，步伐是稳健地、做法是务实地。简单地说就是礼尊晋室，前燕与西晋、东晋的关系都还不错。这与慕容家孩子们的学识有关，也与政府人员的组成有关，更与英雄的存在有关。
仔细研究我们发现，在前燕的政府中有着为数可观的汉人，有的还占据着高位。整个政府的组成毫无疑问也是汉人式的。我们前面提到的矛盾虽然还存在，但是由于英雄的存在，矛盾被深深地掩盖了。这位英雄就是慕容恪。
慕容恪毫无疑问是前燕宗族内的强有力者，正是慕容恪高风亮节抑制住了前燕皇族内可能的内讧。不是没有人劝说慕容恪当皇帝，而慕容恪不为名利所动，坚持“行周公事”，要建立正常的有序的传位制度。前燕的稳定有点因人成事的意思。随着英雄逝去，人亡政息，前燕的好日子也就走到头了。
与此同时在西方一位英雄横空出世，一对搭档笑看人间，符坚、王猛。符坚以自己超前的理念一举征服了整个北方。“朕方混六合为一家，视夷狄为赤子”，氐人出身的符坚毫无疑问代表了未来与希望，符坚的前秦也就此拥有了无以伦比的道德优势与正当性。可惜符坚惜败于淝水，挑战文化正统、一统天下的努力归于零。
为什么，各民族还没有真正的融合，接下来登场的北魏就显示出了与众不同。
“离散部落、分土定居”这是北魏建国伊始就坚持不懈地国策。
把被征服的部落迁移到征服者的国都附近也是这一时期各国的通行做法，只是北魏做的更绝、更直接，把部落拆散、彻底打乱，剥夺部落大人对部落的统治权，就是要把这些游牧部落变成与汉人一样的民众。
过程想必是血腥的、反复地，但是北魏毕竟走到了最后，由一个部落制的国家成为一个郡县制的中原王朝。北魏能够脱离五胡十六国，成为南北朝的一朝，这也是其成功的经验之一。
治下各民族的融合，尤其是与中原汉人势力的结合，对汉文化的吸收，使北魏不可避免地走上了全面汉化的道路。孝文帝的汉化改制完成了最后这一步。然而迁都洛阳，却放弃了故都平城。
迁入洛阳者迅速地成为孝文帝治下的新的门阀大家，所谓的清流；留守平城者，尤其是远戊六镇的武人、国之爪牙，却逐步变得不入流，难登大雅之堂。快速南下的北魏事实上出现了裂变，再加上内部的腐败等其他因素，最终导致了六镇大起义。
六镇起义敲响了北魏的丧钟，却为各民族提供了一个难得的融合之机。以六镇武人为主体的北人集团走上了历史的舞台。北周、隋、唐，无一例外都是出身武川的武人建立的王朝。如果说这之前各民族之间还能分出你我他的话，六镇起义之后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难分彼此了。
接下来就是短短的宇文泰与高欢的时代了。无论是宇文泰的西魏（北周），还是高欢的东魏（北齐），基本的班底、军队的组成都是以六镇起义的北人为主。（我们这里说北人，不说鲜卑人，是由于六镇的民族组成非常复杂。虽然鲜卑人占多数，但是并不能准确地描述六镇这一群体的全貌。）
随着宇文泰与高欢的争霸逐步白热化，双方先后遇到了同一个问题，兵员不足。这一点在宇文泰一方表现得尤为突出。尤其是公元534年邙山之败以后，宇文泰损失惨重，不得不“广募关陇豪右以增军旅”。
“盖宇文泰当日融治关陇胡汉民族之有武力才智者，以创霸业；而隋唐继其遗产，又扩充之。”逐步就形成了著名的关陇集团，更为隋唐的兴旺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而此时的东魏（北齐）却陷入了典型性的五胡难题，宗族内讧、政治混乱。此消彼长，这也就决定了人口、土地、经济占优势的北齐最终败在西魏（北周）的手下。
历史走到这一步，“种族的矛盾正在消除，历史的发展正在走向一个更为广大的部族的形成”，一个新的民族即将诞生，那就是唐。
虽然我们还叫他“汉”，但是看看满世界的“唐人街”，你就知道“唐”在我们心中的地位有多重。从匈奴款塞以来的众多民族经过数百年的冲突洗礼终于取得了这么一个共识，统统归一到“唐”的大旗之下。有人说这就是所谓的“汉化”，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汉”不也“胡化”了吗？
隋唐的建立就是中华民族的再一次升华，诸夏-〉汉-〉唐。
书同文、车同轨，万里无烽火，百郡无一戊，这是天可汗李世民的追求，一种完美的理想境界，也是自三国董卓进京之后，无数英雄探求的目标。所以说汉唐的出现都是民族融合的结果。唐本身就是汉胡一体的结果，当天可汗李世民平定东突厥之后，以“华夷一体”的理念推动采用羁縻这样一种管理方式似乎就是很自然的一种选择。也成为李唐兴盛、开放、强大的一个重要标志。
“羁縻”不是招抚，不是拿银子堆，而是一种政治安排。根据各自生活习性的不同、经济条件的不同，各安其性，纳入朝廷的管理轨道。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精诚携手、共创未来。
问题六：羁縻政策又没有什么问题？
羁縻这种政治安排在当时来说算是比较先进的了。他统合了周边所有的力量，形成一个强大的集权国家，让各民族能够安居乐业，共享太平，但是也不是无懈可击。
整体上来说羁縻管理的还是各部落的头头，这也是羁縻的一个漏洞，只抓大头，不管牧民百姓，这叫小惠弗遍。一旦这些头头变心了，部落也就不姓唐了，所以才有“叛服不定”。这一点在东突厥与九姓铁勒身上表现得非常突出。一个是正面教材，一个是反面教材。
其二，原则上这些部落是不交税的，“每岁贡貂皮以充赋”，这就是象征性的意思意思。国家对这些大头目，都有俸禄、都有食邑。这在牧民生活还比较贫困的时候是可以理解的，部落的生活改善之后还不交税，就会出现问题。在某种程度上这就剥夺了他们效忠国家的权力，每个国民都有纳税的权力、都有为国效力的权力。羁縻政策变相剥夺了他们的这些权力也就使牧民们很难建立起主人翁的意识。一旦部落的头领心生异心，部落很可能就变天了。
问题七：刚刚说到东突厥与九姓铁勒是执行羁縻政策的正、反两个典型，能不能详细说说？
太宗末年、高宗初年在漠南、漠北建立了两大都护府。单于大都督府在漠南，主管东突厥部众，瀚海都护府在漠北主管九姓铁勒，以回纥部落为主。
唐时的回纥部落就是今天维族兄弟的直系祖先。回纥部落归唐以后一直扮演着李唐在漠北的重要支柱的脚色。当时的回纥首领、瀚海都督婆阎（活跃在太宗、高宗年间）更是精忠报国，数度出现在征西域、平辽东的战场上。据有关专家考证，婆阎很可能死于显庆六年（公元661年）远征高丽一役。
之后回纥部落起起落落，后东突厥汗国兴起之后，兵败入塞在河西游牧。之后于玄宗出现与河西地方官产生龌龊， 而反出塞内。但是回纥部落与朝廷的关系却没有结束，但最后消灭后东突厥汗国的过程中，回纥部落起了很重要的作用。更重要的是在安史之乱中，数任回纥可汗精忠卫国，起到了关键作用。
在西域历史上，回纥与安西都护府的唐军联手对付吐蕃、葛逻禄的战斗也是可歌可泣的篇章。这些都可以算作羁縻政策的后续效应。
再说说反面的典型，东突厥。东突厥归唐之后，李世民接受了温彦博的主张，把东突厥余众安排在河南地。“于朔方之地”，也就是以夏州为中心，“自豳州至灵州置都督府”。五十年以后，也就是公元679年十月单于大都护府下的二十四个东突厥羁縻州府于一夕之间发动了暴动，广大的漠南不再归朝廷所有，变成了战区，半个世纪的羁縻飞灰湮灭。
究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不一而足。我个人认为不外乎几点，李唐的内政比较乱，高宗皇帝接下来就是武则天，整个高宗一朝内斗不息；内政不调直接就反映在外战上，唐与吐蕃连续两次大战失利，严重挫伤了李唐的政治威信。这些都是外部因素，东突厥的反叛也体现出羁縻政策本身的弱点，或者说羁縻政策的历史局限性。
东突厥归唐之后，朝廷对启民可汗的后裔进行了压制，而提升了其他突厥姓氏，比如说阿史德氏的地位。暴动的主要组织者都是单于大都护府的干将，出身于阿史德家族的阿史德温傅、阿史德奉职。这些人乃至于以后走上历史舞台的阿史德元珍、暾欲谷都备受朝廷的重视。估计朝廷也对这些人进行了同化，这些人学习汉法也是不遗余力。
当年东突厥启民可汗的子孙基本都在朝廷的控制之下，其中还涌现出了一批勤于国事的猛士，阿史那忠，阿史那社尔、阿史那道真父子，李思摩。其是阿史那社尔父子，阿史那社尔还娶高祖李渊的女儿为妻，成为老驸马。
可惜的是这些著名的人物都在中枢、宿卫宫廷，并没有成为影响东突厥各部的一个有力武器，阿史那道真还在大非川之后被削职为民。如果朝廷能够善用这些资源，树立个榜样、树立个标杆，就像回纥的婆闫，主政一方，也许作用会更大。
很可惜，某种程度上这些资源被浪费了，无论是处罗可汗的后代，还是颉利可汗的后代，都逐步溶化在祖国大家庭中，也仅仅是自己的家族溶化了而已，并没有成为引导东突厥民众的一个指路明灯。现在甚至成为反叛者借力打力的一个支点。
相比于漠北的回纥部落，后东突厥部众也没有深入地参与到国家事务中。比较一下同时期的回纥等铁勒部落我们就会发现，回纥对朝廷的归属感非常之强。这是从婆闫开始积极参与国家事务的结果，是鲜血染成的归属感。连婆闫都亡于国事，后代子孙们还有什么选择？
事实上的看客。也就是说朝廷并没有下力气对东突厥人进行同化，或者融化。
问题八，既至而后的安史之乱是否可以说是羁縻政策失败的强有力证据？
安史之乱确实是李唐由盛转衰的一个标志，但是却不是羁縻政策的失败。而是纲纪败坏的一个典型事例。
“自唐兴以来，边帅皆用忠厚名臣，不久任，不遥领，不兼统，立大功者常入为宰相，如李靖、李绩、郭元振、张嘉贞、张说、李适之等人。其少数族人为将者，虽才略如阿史那社尔、契苾何力等人，犹不使其专大将之任，皆以大臣为使以节制之。”
这并不是对少数民族将领不信任，而是边疆的工作太复杂，政策性太强，而少数民族将领的文化水平普遍不高，很难保证正确地领会国家的民族政策，也就很难保证认真贯彻执行。以少数民族将领主政边疆也容易产生不必要的误解，就如当年契苾何力所说，“以臣而解万均官，恐四夷闻者，谓殿下重夷轻汉，则诬告益多。又夷狄无知，谓汉将皆然，费示远之义。”
而李林甫成为宰相之后，在安禄山这个点上严重违背了上述的政策安排，而且连任多年，这就给安禄山的反叛提供了滋生的土壤。所以说安禄山的叛乱与羁縻政策的成败没有直接的关系。
恰恰相反，平灭安史之乱的主力军团正是以胡汉猛士为主体的朔方军。朔方之地正是内属胡人的集中安置地，这一点从朔方军的历任主帅的人选就可以一窥究竟。从玄宗到德宗年间，出身胡人的就有李献忠（李林甫的副手）、安思顺、李光弼、仆固怀恩、李怀光、浑瑊，出身汉人的李林甫、郭子仪、李国贞崔宁。
问题九：羁縻政策的衰微以及对后世的影响？
安史之乱以后，李唐中央政府国力衰落，自然就没有办法继续实行羁縻政策，形成了藩镇割据的尴尬局面。尤其是北部各藩镇更是凶悍。这些地方可都是建立羁縻州政府的密集区。
羁縻政策虽然还在实行，华夷一体的观念却遭到了严重的冲击。“非我族类”，“别种殊域”的观点又有了市场，甚至到了宋代“华夷之辨”喧嚣再起。
而北方割据的藩镇，原羁縻州政府下面的各族人民，不可避免地深深浸染了汉文化的烙印，就是同时兴起的契丹，也无法摆脱汉文化的影响，成为中国历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