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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子县令郑板桥 (转)

 逸名11 2012-11-06

 

  10d0befc519.jpg    号称“诗书画三绝”的“扬州八怪”之一郑板桥,清乾隆七年(公元1742年)曾出任范县县令,四年后调署潍县。在范县任期内,郑板桥清贫自持,恤民疾苦,写下了一些令人读这动情的诗文。据说民间还散存有郑板桥的字画墨迹,但历史动乱,已不可寻。幸其诗文载于旧志,得以传世。

   郑板桥,名燮,字克柔,号理庵、板桥居士、板桥道人、橄榄轩人,晚年题作“板桥老人”、“板桥老道人”等。祖籍江苏兴化,生于康熙三十二年(公元1693年),卒于乾隆三十年(公元1765年),卒年72岁,享寿与孔子同。郑板桥三岁丧母,由继母和姑母抚育成人,幼年生活极其不幸,因而后来多写与孤儿生活有关的诗篇,且十分逼真动情。郑板桥于康熙年间入痒(秀才),雍正年间中举。乾隆元年(公元1733年),年已四十二岁的郑板桥才以二甲第八十八名中进士。到出任范县县令时,他已是年届半百之人了。

    郑板桥的父亲郑立本,号立庵,是位私塾先生。板桥幼年从父读书,后就读于真州(今江苏仪征),少年颖悟,读书常有独特的见解。兴化的郑家旧宅毗邻宝塔湾,门东有一砖石结构拱桥,横跨于20米宽的护城河上,历经风雨剥蚀和车马磨损,桥面凸凹不平,人们在桥面上铺设一层木板,以利通行,此桥便被习称为“古板桥”。郑燮童年时常在板桥边嬉戏,对此桥印象颇深。成年后,蔑视权贵,愤世嫉俗,常以造福桑梓、任民践踏的板桥自况,遂以“板桥”为号。他自己常说,兴化郑姓有三支,一为“铁郑”,二为“糖郑”,三为“板桥郑”。“板桥郑”明显系因居近板桥而得名。兴化的古板桥至今犹存,桥头立有镌刻着仿六分半书“古板桥”三字的碑石一块。郑板桥在范县期间,夜间出巡,从不打县衙署衔,只叫小皂隶打个小灯笼,灯笼上是他亲笔书写的“板桥”二字。士绅以为有碍观瞻,百姓却感到十分亲切。郑板桥的书画诗文,也多以“板桥”署名,可见他对此号情有独钟。

    郑板桥以半百之年出任范县县令,这不能不说是科举制度下有志之士的一种悲哀。大好年华在读书应试中流失,中了进士还要苦等七年,直待找门子巴结了上司才能放个实缺(尽管只是个小县的县令),郑板桥这个七品官实属来之不易。惟其如此,郑板桥对这个机遇才特别看重。上任之初,他既有喜悦之情,感到几十年的书没有白读;又有点雄心勃勃,认为“达则兼善天下”的时候到了。与一般“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的做官人不同的是,郑板桥做官不是为了敛财自肥,也不是为了猎取虚名;他“心存君国”,立志上报朝廷,下安黎庶,做一个有益于百姓的好父母官,把范县治理成升平兴旺的“乐土”。他认为自己饱读经史,通古博今治理一个小县是游刃有余的。因此,上任伊始,他就严格自律,恤民疾苦,恪尽职守办事,决意要大展宏图。初到范县时所写一些诗如《将之范县拜辞紫琼崖主人》、《止足》、《有年》、《君臣》等,都清楚地道出了他的这种抱负。

   在范县任上,郑板桥确实向世人展示他与从不同的为官之道。他主张简政轻刑鸣琴而治,不事扰民之举。他经常青衣简从,深入民间访贫问苦。在这里,他饱览了田园风光,也接触了啼饥号寒的贫民阶层。这一时期的诗文中,颇多对农家风情的素描和对农夫苦贫的同情,甚至把农夫列为“天地间第一等人”。尽管这种悯农情调中夹杂着许多书卷气,但在封建社会里,做为一个朝廷命官,能有这种感情就已经是难能可贵了。

    郑板桥知范县后期,渐渐产生了一种消极退避情绪,这从他的《思家》、《思归》、《食瓜》、《怀李三蝉》、《署中示舍弟墨》等诗文中可以明显地品味出来。郑板桥产生这种情绪,概括来说有三个方面的原因。郑板桥胸怀大志来范县赴任,看到的却是政治的黑暗、农民的贫苦、吏治的腐败和人情的炎凉。官场中互相倾轧,人人如履薄冰,动辄获罪;农民的疾苦日甚一日,一个小小县令,扶危乏力,救贫无方,“字养生民”的抱负无从实现。时势的严酷,击碎了幻想的肥皂咆,既然不能“兼善天下”,就只好考虑“独善其身”了。此其一。郑板桥老年出任,有为之年已经不多。几年中恪尽职守,宵衣旰食地为民操劳,政绩不为人所知,却不断受人参劾。为官四年,一阶未进。尽管郑板桥做官不为私利,但心理也难免失衡。许多牢骚由此而生,实在不愿再为五斗米折腰了。此其二。郑板桥大半生活于经济发达、思想活跃的扬州,自幻养成了狂放不羁的性格,生活中常有“逾规”之处。而作为一县之父母官,却必须端庄整肃,举止得体。短期内尚可自我约束,时间一长便难免生出厌倦乏味之感,再加上仕途不顺,壮志难酬,当初的锐气便渐渐被磨掉了。此其三。

   尽管郑板桥思想消极的退避情绪,但感时恤民仍是他感情的主流。他“治盗主捕而不主杀,问供亦不尚严刑”。对打家劫舍、杀富济贫的“强盗”,他不持敌视态度,而是给予同情和规劝。在一些诗文中,他甚至详细地描述了富翁和官府逼民为盗的过程,把强盗写得比官老爷还有恻隐之心。郑板桥有许多传说故事,或见之于文人笔记,或流传于百姓口中,如戏弄恶霸豪绅的“坐簸箕轿”、不满黑暗现实的“凿壁透污气”、挑战世俗的“判僧尼成婚”、替教师说话的“巧断教馆案”、为穷人做主的“审石头”、鼓励农耕的“萝卜换马”、蔑视官府的“一笔成字”、斥责嫌贫爱富的“县官主婚”、打击霸市奸商的“茨菰案”、从善如流的“猪头税”、智破杀人案的“审关公”、反对包办婚姻的“一字之差”等。这些故事虽是传说,但必定有些根据。从这些故事中,可以清楚地看到郑板桥重农恤贫、不媚权贵的官风。

    乾隆十一年(公元1746年),郑板桥调任潍县县令。在潍县的七年间,我行我素,依然以拯民疗贫为己任,不遗余力地为老百姓办好事。乾隆十七年(公元1752年),潍县大灾荒,饿殍遍野。郑板桥帮助受欺压的贫民打官司,又恳切上书请求开仓放赈,因此得罪了上司和地方豪绅,从此看透了社会的黑暗,愤而辞官归里。离潍之日,百姓痛哭挽留;离潍之后,家家画像供奉。

    回扬州后,郑板桥重操写诗卖画生涯,诗画创作进入了鼎盛和成熟期。同时卖画的还有汪士慎、金农、黄慎、高翔、李蝉、李方膺、罗聘,他们的画都不尊正统,别具一格,以偏怪闻名,人称“扬州八怪”。后来有人赠郑板桥一副对联:“三绝诗书画,一官归去来。”寥寥十个字,活画了郑板桥风流坎坷的一生。

郑板桥善写花卉木石,尤长兰竹。他的书法杂用篆、隶、行、楷,以隶为主,基于汉隶,参入行、楷。行书有“乱石铺街”之状,草书以竖长撇法运笔,体貌疏朗,风格劲峭,下笔多者不乱,少者不疏,笔笔合乎法度。圆秀劲健,牵丝引带,自然生动。古人书法有“字方八分”之说,郑板桥写字往往不求方正,有蓄而不发之势,故自称“六分半书”。

郑板桥的诗书画有“三真”之誉。“三真”即真气、真意、真趣。一个“真”字,道出了郑板桥作品的独到之处。郑板桥坎坷的人生经历,特别是十年的县官生活,使他了解了下层社会的苦难,也接触了上层社会的黑暗。他细心体察大千世界,毫不掩饰地抒发胸臆,处处以真情示人,无粉饰,少做作,不卖弄,因而他的每一首诗、每一幅字画都透着真纯的善、美和可爱。

    辞官归里十三年后,郑板桥在穷困潦倒中病逝于兴化老家,葬于县城东之管阮庄。一代文坛怪才给后人留下了传说不尽的故事。

   在范县期间,郑板桥有许多诗文书画作品。诗文有幸载入史书,书画作品大多散落民间,极难搜寻。郑板桥亲自书写的“仲子庙”木匾,发现时已被农民当作切菜板弄得残破不堪,但字迹依然可辨。匾额长1.19米,宽0.4米,横书“仲子庙”三字,字径0.31米,左端直题“郑燮书”。“仲子庙”三字,藏锋落笔,回锋收笔,线条饱满挺实,厚重有力;“郑燮书”三字则方圆兼备,错落有致,飞动灵秀而又不失雍容蕴藉。大字和小字在韵调上和谐一致,风格楷隶相间,行融其中,显现了“六分半书”的特色。匾额现保存于莘县文物研究所。1955年,范县文化馆征得一幅郑板桥画竹中堂,纵130厘米,横83厘米,纸底、绡绫裱糊,画有竹、枯木、山石,右上角有郑板桥行草题款。作品现存范县文化馆。另有揭古碑一统,碑文系郑板桥书丹。碑体高145厘米,宽51厘米,阳面为“武五十四铭”,阴面为“拘幽操”、“猗兰操”。碑文以隶体书写,阴刻。此碑现存于河南新乡市博物馆。

    1957年,郑板桥曾任县令的范县城西迁至樱桃园,范县旧治更名古城,先后成为区、公社、镇所在地。旧范县城原有铜关帝像一座,高2米,铜佛一座,高2.3米,现均存于新乡市博物馆;只有高2.41米的金代铁钟,仍完好地保存在古城镇政府院内。古城一带尚有秦台、孟望台、子路堤、子路书院等古建筑遗迹遗址,其当年风貌,尚待后人研究。1996年,古城镇政府拟在原县衙大堂遗址上兴建“郑板桥纪念馆”,并请当时的中国书法家协会主席启动先生题写了馆名。但由于种种原因,至今未能动工。

    才子郑板桥一生为官十年,有四年署理范县,这是一件值得纪念的事,不论以什么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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