号称“诗书画三绝”的“扬州八怪”之一郑板桥，清乾隆七年（公元
郑板桥，名燮，字克柔，号理庵、板桥居士、板桥道人、橄榄轩人，晚年题作“板桥老人”、“板桥老道人”等。祖籍江苏兴化，生于康熙三十二年（公元1693年），卒于乾隆三十年（公元1765年），卒年72岁，享寿与孔子同。郑板桥三岁丧母，由继母和姑母抚育成人，幼年生活极其不幸，因而后来多写与孤儿生活有关的诗篇，且十分逼真动情。郑板桥于康熙年间入痒（秀才），雍正年间中举。乾隆元年（公元1733年），年已四十二岁的郑板桥才以二甲第八十八名中进士。到出任范县县令时，他已是年届半百之人了。
郑板桥的父亲郑立本，号立庵，是位私塾先生。板桥幼年从父读书，后就读于真州（今江苏仪征），少年颖悟，读书常有独特的见解。兴化的郑家旧宅毗邻宝塔湾，门东有一砖石结构拱桥，横跨于20米宽的护城河上，历经风雨剥蚀和车马磨损，桥面凸凹不平，人们在桥面上铺设一层木板，以利通行，此桥便被习称为“古板桥”。郑燮童年时常在板桥边嬉戏，对此桥印象颇深。成年后，蔑视权贵，愤世嫉俗，常以造福桑梓、任民践踏的板桥自况，遂以“板桥”为号。他自己常说，兴化郑姓有三支，一为“铁郑”，二为“糖郑”，三为“板桥郑”。“板桥郑”明显系因居近板桥而得名。兴化的古板桥至今犹存，桥头立有镌刻着仿六分半书“古板桥”三字的碑石一块。郑板桥在范县期间，夜间出巡，从不打县衙署衔，只叫小皂隶打个小灯笼，灯笼上是他亲笔书写的“板桥”二字。士绅以为有碍观瞻，百姓却感到十分亲切。郑板桥的书画诗文，也多以“板桥”署名，可见他对此号情有独钟。
郑板桥以半百之年出任范县县令，这不能不说是科举制度下有志之士的一种悲哀。大好年华在读书应试中流失，中了进士还要苦等七年，直待找门子巴结了上司才能放个实缺（尽管只是个小县的县令），郑板桥这个七品官实属来之不易。惟其如此，郑板桥对这个机遇才特别看重。上任之初，他既有喜悦之情，感到几十年的书没有白读；又有点雄心勃勃，认为“达则兼善天下”的时候到了。与一般“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的做官人不同的是，郑板桥做官不是为了敛财自肥，也不是为了猎取虚名；他“心存君国”，立志上报朝廷，下安黎庶，做一个有益于百姓的好父母官，把范县治理成升平兴旺的“乐土”。他认为自己饱读经史，通古博今治理一个小县是游刃有余的。因此，上任伊始，他就严格自律，恤民疾苦，恪尽职守办事，决意要大展宏图。初到范县时所写一些诗如《将之范县拜辞紫琼崖主人》、《止足》、《有年》、《君臣》等，都清楚地道出了他的这种抱负。
在范县任上，郑板桥确实向世人展示他与从不同的为官之道。他主张简政轻刑鸣琴而治，不事扰民之举。他经常青衣简从，深入民间访贫问苦。在这里，他饱览了田园风光，也接触了啼饥号寒的贫民阶层。这一时期的诗文中，颇多对农家风情的素描和对农夫苦贫的同情，甚至把农夫列为“天地间第一等人”。尽管这种悯农情调中夹杂着许多书卷气，但在封建社会里，做为一个朝廷命官，能有这种感情就已经是难能可贵了。
郑板桥知范县后期，渐渐产生了一种消极退避情绪，这从他的《思家》、《思归》、《食瓜》、《怀李三蝉》、《署中示舍弟墨》等诗文中可以明显地品味出来。郑板桥产生这种情绪，概括来说有三个方面的原因。郑板桥胸怀大志来范县赴任，看到的却是政治的黑暗、农民的贫苦、吏治的腐败和人情的炎凉。官场中互相倾轧，人人如履薄冰，动辄获罪；农民的疾苦日甚一日，一个小小县令，扶危乏力，救贫无方，“字养生民”的抱负无从实现。时势的严酷，击碎了幻想的肥皂咆，既然不能“兼善天下”，就只好考虑“独善其身”了。此其一。郑板桥老年出任，有为之年已经不多。几年中恪尽职守，宵衣旰食地为民操劳，政绩不为人所知，却不断受人参劾。为官四年，一阶未进。尽管郑板桥做官不为私利，但心理也难免失衡。许多牢骚由此而生，实在不愿再为五斗米折腰了。此其二。郑板桥大半生活于经济发达、思想活跃的扬州，自幻养成了狂放不羁的性格，生活中常有“逾规”之处。而作为一县之父母官，却必须端庄整肃，举止得体。短期内尚可自我约束，时间一长便难免生出厌倦乏味之感，再加上仕途不顺，壮志难酬，当初的锐气便渐渐被磨掉了。此其三。
尽管郑板桥思想消极的退避情绪，但感时恤民仍是他感情的主流。他“治盗主捕而不主杀，问供亦不尚严刑”。对打家劫舍、杀富济贫的“强盗”，他不持敌视态度，而是给予同情和规劝。在一些诗文中，他甚至详细地描述了富翁和官府逼民为盗的过程，把强盗写得比官老爷还有恻隐之心。郑板桥有许多传说故事，或见之于文人笔记，或流传于百姓口中，如戏弄恶霸豪绅的“坐簸箕轿”、不满黑暗现实的“凿壁透污气”、挑战世俗的“判僧尼成婚”、替教师说话的“巧断教馆案”、为穷人做主的“审石头”、鼓励农耕的“萝卜换马”、蔑视官府的“一笔成字”、斥责嫌贫爱富的“县官主婚”、打击霸市奸商的“茨菰案”、从善如流的“猪头税”、智破杀人案的“审关公”、反对包办婚姻的“一字之差”等。这些故事虽是传说，但必定有些根据。从这些故事中，可以清楚地看到郑板桥重农恤贫、不媚权贵的官风。
乾隆十一年（公元1746年），郑板桥调任潍县县令。在潍县的七年间，我行我素，依然以拯民疗贫为己任，不遗余力地为老百姓办好事。乾隆十七年（公元1752年），潍县大灾荒，饿殍遍野。郑板桥帮助受欺压的贫民打官司，又恳切上书请求开仓放赈，因此得罪了上司和地方豪绅，从此看透了社会的黑暗，愤而辞官归里。离潍之日，百姓痛哭挽留；离潍之后，家家画像供奉。
回扬州后，郑板桥重操写诗卖画生涯，诗画创作进入了鼎盛和成熟期。同时卖画的还有汪士慎、金农、黄慎、高翔、李蝉、李方膺、罗聘，他们的画都不尊正统，别具一格，以偏怪闻名，人称“扬州八怪”。后来有人赠郑板桥一副对联：“三绝诗书画，一官归去来。”寥寥十个字，活画了郑板桥风流坎坷的一生。
郑板桥善写花卉木石，尤长兰竹。他的书法杂用篆、隶、行、楷，以隶为主，基于汉隶，参入行、楷。行书有“乱石铺街”之状，草书以竖长撇法运笔，体貌疏朗，风格劲峭，下笔多者不乱，少者不疏，笔笔合乎法度。圆秀劲健，牵丝引带，自然生动。古人书法有“字方八分”之说，郑板桥写字往往不求方正，有蓄而不发之势，故自称“六分半书”。
郑板桥的诗书画有“三真”之誉。“三真”即真气、真意、真趣。一个“真”字，道出了郑板桥作品的独到之处。郑板桥坎坷的人生经历，特别是十年的县官生活，使他了解了下层社会的苦难，也接触了上层社会的黑暗。他细心体察大千世界，毫不掩饰地抒发胸臆，处处以真情示人，无粉饰，少做作，不卖弄，因而他的每一首诗、每一幅字画都透着真纯的善、美和可爱。
辞官归里十三年后，郑板桥在穷困潦倒中病逝于兴化老家，葬于县城东之管阮庄。一代文坛怪才给后人留下了传说不尽的故事。
在范县期间，郑板桥有许多诗文书画作品。诗文有幸载入史书，书画作品大多散落民间，极难搜寻。郑板桥亲自书写的“仲子庙”木匾，发现时已被农民当作切菜板弄得残破不堪，但字迹依然可辨。匾额长1.19米，宽0.4米，横书“仲子庙”三字，字径0.31米，左端直题“郑燮书”。“仲子庙”三字，藏锋落笔，回锋收笔，线条饱满挺实，厚重有力；“郑燮书”三字则方圆兼备，错落有致，飞动灵秀而又不失雍容蕴藉。大字和小字在韵调上和谐一致，风格楷隶相间，行融其中，显现了“六分半书”的特色。匾额现保存于莘县文物研究所。1955年，范县文化馆征得一幅郑板桥画竹中堂，纵130厘米，横83厘米，纸底、绡绫裱糊，画有竹、枯木、山石，右上角有郑板桥行草题款。作品现存范县文化馆。另有揭古碑一统，碑文系郑板桥书丹。碑体高145厘米，宽51厘米，阳面为“武五十四铭”，阴面为“拘幽操”、“猗兰操”。碑文以隶体书写，阴刻。此碑现存于河南新乡市博物馆。
1957年，郑板桥曾任县令的范县城西迁至樱桃园，范县旧治更名古城，先后成为区、公社、镇所在地。旧范县城原有铜关帝像一座，高2米，铜佛一座，高2.3米，现均存于新乡市博物馆；只有高2.41米的金代铁钟，仍完好地保存在古城镇政府院内。古城一带尚有秦台、孟望台、子路堤、子路书院等古建筑遗迹遗址，其当年风貌，尚待后人研究。1996年，古城镇政府拟在原县衙大堂遗址上兴建“郑板桥纪念馆”，并请当时的中国书法家协会主席启动先生题写了馆名。但由于种种原因，至今未能动工。
才子郑板桥一生为官十年，有四年署理范县，这是一件值得纪念的事，不论以什么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