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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者的火花之三 由“古文奇字”引发的思考 我对“古文奇字”的了解过程 接触书法几十年了，过去以篆隶为主。也曾偏重于对书史的研讨，更曾为某些书家的专集撰文时，站在中国先秦文化和书法的角度作过深刻分析和系统的评述，而且自认为视角和深度绝对是有独到之处。但说实话，对古文奇字不能说是一无所知，可也概念淡漠，真的没有多少了解。 2007年，我带着“为强化书写时的信息感和追求作品的功能性”的明确目的，由原来对佛学的修习，开始转到道学的探讨。偶然发现了终南山楼观台元刻道德经—《古老子》。第一眼给我的感觉“这是篆书”、“非正统篆书（不象钟鼎文也不象小篆）”、“带有个性的写法、有点意思”。因当时已经开始翻阅道藏，似无暇分心它事，便以PDF形式在电脑中存了起来。 2009年底，我用半年多的时间将道藏中赤书玉字、雷文、云篆、以及符咒中可辨识为字形的内容，全部手抄下册页单纸。又用近半年再将大部整理成横卷文本，并在可能的条件下对其进行了文字注释。接着将当时能辨识为字的内容，按汉语拼音顺序，逐字进行分拣调整，编成了暂时的《赤书玉字总汇》字典，留自己作为一些特殊用途集字。因资料有限，尚有些释文无考，原来的安排一时被搁浅。 可能是天意，才停下几天，无意中我又一次发现了封存二年没看的篆书道德经《古老子》。这次再看，对我简直就是一种震撼：太美啦！它即有甲骨的古朴天真、也有金文的凝重多姿、又有小篆的严整清秀，绝不是宋元或以后书家对小篆的个性化表达，其写法源出最早也不会早于“周太史籀”，最晚也不会到秦。难道是与先秦六国文字有关？还是春秋时期的文字？那可称得上真正意义的“古文大篆”，起码也是后人按这一时期的文字来写的！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又让我见到、而且还真的引起了极大兴趣？可能是冥冥中叫我来补这一课。因多年来以汉代书体为主，兼而涉猎到秦和以后小篆，对更古的文字怵于庞大、繁杂而未敢触碰。缺了这一大块，如何跟老祖宗衔接呢？是否还有另一种暗示：我所追求道家“天书”里的信息、功能，在历史古文字当中也有，应该从世间文字入手？ 按照同样的办法，我把楼观台《古老子》对着电脑临写成了折页。通过临写一遍《古老子》，不但对这一自认为“新的篆书”有了一定把握，对今后如何表现符咒文字也产生了初步的想法。为了方便查用，我把《古老子》按汉语拼音音序分类，也分拣编辑成了一个《实用小字典》。 五千言的道德经，使用的单字数量有限，在实际进行书法创作时直接可拿过来用的也不多，因此，编辑完了作用也不是很大，只能算是自己的一个小资料。 也巧，正在我徘徊和遗憾的时候，一次在路边书摊上偶然发现了一套书：上中下三册精装，书名《乾隆御制三十二体篆书》，我没细看就买了下来。回家一看：盛京赋。再一看内容，太高兴啦，原来里边的《奇字篆》、《鸟迹篆》和《古老子》这种体势非常接近，同时也证明了《古老子》的“古”可能就是“古文奇字”。我毫不犹豫地把书里边与古文奇字相近的几个书体选出，每种都用毛笔临写成近30米的长卷。然后用数码按页拍照，存进电脑。最后逐字分拣，与《古老子》一样按音序编成了《古文奇字小字典》。 内容得到了充实。但这样做是否正确？问题始终在头脑中萦绕：这个“元刻道德经”版本为什么叫《古老子》呢？当然《老子》本是道德经的别称，从马王堆汉墓出土的与战国纵横家书差不多同期的帛书也只是称《老子》甲乙本，而这里为什么多叫个“古”字？是从文章说“古”，还是从字体上说“古”，还是从文章到字体都是“古”呢？我又认真查了有关资料，原来《道德经》版本很多，此碑从文章上是要给当时（元代）或后人一个规范版本，而在字体上用的也就是先秦时期的的主流字体---被后人所称的“古文”。 还是在有意无意中，我在书架中找出了一本二十几年前留下来的字书《重订六书通》。打开细看却发现，在字例中基本把先秦字例列全了。除楷书范字、小篆说文、商周铭器金文、汉篆名印、附通同类扩展，还有古老子、古尚书、古论语、古易经、古孝经等以及碧落、三体石经等石刻，甚至直接就有古文、古文奇字等字例。噢！原来《古老子》只是这些古文奇字当中的一个载体或者说是范例！于是我用花镜加放大镜双套工具，把书中属于先秦文字部分除甲骨、金文、陶文等范例之外，剩下的“疑似古文”字例，按写法取其异，全部用毛笔放大录写下来。然后仿照前边的办法照相、编辑、分拣、确音、归类，扩充到《古文奇字字典》。 为扩大资料成果，我通过各种途径寻找古字典籍，发现古人和今人都已经在这方面做过大量工作。 从《孔子壁中书》而《汗简》，从《汗简》而《古文四声韵》，从《古文四声韵》而《集篆古文韵海》------；从发现某青年学者论文到读台湾某教授专著，从了解四川大学组织的“新传抄古文”项目到获悉华南大学的“古文字整理出版工程”-----，信息不断，眼界渐宽，一发而不可收。我继续对这些资料进行整理辨识拆选分音，以扩充单字总量和范字量。同时也使我对古文奇字历史与现实的综合情况，有了相对清晰的了解，对其产生、传承的脉络与架构形成了整体的概念。同时，也引发了我对某些问题的思考： 思考之一----先秦文字的“本体” 在一般的“书法史”和“文字史书”中，提到“先秦”，重点都放在介绍商周甲骨、金文。介绍春秋战国时期也是认为主要载体是钟鼎铭和石刻，（还多以石鼓为例）。再介绍就是这一时期现已出土存留的陶、石、简、帛、印、泉等实物上的文字。对不对呢？肯定对，咱也不敢说不对，但总感觉没有表达清楚。 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剧烈变化，文字的使用也更加广泛、更加频繁。汉民族大家庭第一次动员全民族的力量和聪明才智创造出世界上最灿烂的文明，其文字书法在商周的基础上，也推进到一个繁花似锦的时代。 正因如此，由于地区、文化、习俗、律制、审美等方面的差异，载体、材质、工艺、用途的不同，再加上时间、地点、条件、环境因素的变迁，尤其是书写、制做者的主观客观因素之别，必然造成了这一时期各类载体文字形貌差异很大，同一类载体不同器物文字风格不一。换句话说，这些反映这一时期文字载体的个体，体现的都是“个性”特征。然“共性寓于个性之中”，个性能“反映”共性的一些东西，但个性绝不简单地就是共性。即使是把这些个体的“物件”全部集合在一起，它也只能说是先秦文字的“证据”，或者说是具体的“表现”，或者充其量是从这些所有的实物载体上，可以看出先秦文字的“大概面貌”。 这样看来，现今成典中绝大多数个体器物文字，充其量是“先秦文字”的证据或曰实物应用的范例，绝非先秦文字的本体。 本体是什么呢？我以为，本体就是“一般写法”，而不应牵扯到造型风格、线条品质、字型长扁、整体组合、审美品质等等区域特征，更不包括材料品质、工艺留痕、风雨残蚀、主观处理的个性特征。而是还原其类似先人创造文字时“约定”或“俗成”的“写法”。 （在这一点上，《集篆古文韵海》编辑的角度是最好的。可惜里边模棱两可的字例甚至完全是错误的字例实在太多）。 其实这一时期有三种情况非常值得注意： 1、在庄严的场合大多应用的是西周以来的“大篆”（也就是后来称古文、古籀）， 2、能记述事件内容完整的石鼓文的出现。（实物古文）； 3、“朱墨手迹”的问世。（秦后人只能称是古文字） 这样，结论显而易见：“古文奇字”就是先秦文字的本体。 思考之二：大篆、小篆与古文奇字 在一些古文字工具书中，常把说文所录篆书归为正楷范例的附文，把甲骨文、金文（鼎彝铭文）作为主体，而与商周时期其它出土文物（如陶、石、帛、印、简等）上的文字分列之，对商周尤其是春秋战国时期的“古文奇字”则少有表示。 一提“大篆”，人们很习惯地就想到鼎彝铭文——金文。二十年前我就曾提出“在用字上把甲骨与商周金文看作是同一时期的文字互相参照”的看法，似乎多数人已经共识，但至今有的人还停留在把甲骨文从大篆中单分列出来的认识上。 其实，这些文字的称谓都只是以考古实证为本体，而并非历史的本原。比如：甲骨文，因其发掘地、材质、功用称“殷虚文字”“甲骨文”“贞卜文字”，金文从器名、材质、功用上称“钟鼎文”、“吉金文字”“金文”等等，都应该是考古学命名，不该成为文字划分。 这个“大篆”主体到底是指什么？具体说法不一。多数人认为是周宣王时太史籀所作。相传这位太史把当时的许多使用的“古文”（后人称）字体加以整理，归纳成《仓颉十五篇》；还有称大篆指的就是“商周古文向小篆的过渡字体”。 其实，光这些就可以说明一些问题： 其一，周宣王整理的文字“古文大篆”，既然用仓颉为名，说通俗点儿，就是当时“字就是这样造的”、写字“就应该这么写”、“没刻没铸之前就这个样”，亦即大篆文字的共同属性。“甲骨文、金文”是考古命名，它们只是大篆的载体显现的个性特征，并不是“大篆文字”这个名称本身。 其二，“商周”至“秦”之间是“春秋”、“战国”。这一时期“非器物”文字后人总称为“古文”，那么“古文”就应该是大篆文字称呼的主流构成。如果再把秦统一之前的简牍篆文和民间俗篆等非主流文字都归为“奇字”，这不就是说的“古文奇字”吗？ 另外，唐张怀瓘称“石鼓文”为“体象卓然，殊今异古”、“仓颉之嗣，小篆之祖”。是说石鼓文体象特别高远，不同于今（唐）人，也不同于太古（商周）人的字。就应该是甲骨、金文的继续，小篆的宗祖。 石鼓是战国时期秦国之物，试想当时写、刻这些文字时，有必要非仿照着甲骨、金文再去写吗？秦王出游记事，最快、最实用、也最有时代感的莫过于就用当时普通规范字，用得着为此“专门创造”出一种字体来再记录吗？还有的考证“这是仿照太史籀古文写的，而且这是目前唯一残存的史籀古文”。说了半天不还是说“古文奇字”吗？ 本来嘛，秦小篆不论从线条的匀齐平顺，还是从结体的方称严整，都让人难以和甲骨文、钟鼎文直接联系起来。而古文奇字和小篆倒真是最接近啦。 首先，秦属西周故地，自商至秦时各地区文字体系中，以秦系文字成就最大，艺术性也最高。他没有必要完全舍掉“本国”的主流文字不用，非要“重新立炉灶”。其次，从战国晚期到秦，青铜器崇尚素面，铭文开始衰落，唯有余波而已，但使用文字不会中断，加之连官定的书体——大篆也开始遭到民间书家创造的陶文与缯书、简书等不断冲击，汉字的变革是历史的必然，但一定又有它的延续和承袭。李斯是不会那么傻，硬要从金文制造出什么字来的。 倘若从甲骨、金文“造”出小篆来，确实是太难啦，可是要从当时司空见惯的、后人所谓的“古文奇字”，尤其是秦系古文中选取通用、简化、规范的字例加以整理，衍成“秦小篆”，那就不是什么难的事了。难怪作为宰相的李斯，虽然日理万机，却还有时间制定、整理出如此传世万代的文字。 那“小篆自大篆出------”这句话中的“大篆”就显得太笼统，很容易让人扯到甲骨、金文上去。倒不如直接说“小篆源于古文奇字”。 这样说，极有可能同一些学术说法形成矛盾。这不要紧，我以为，学术问题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嘛。大家都在站到同一角度去，问题怎么能说清楚？反正也够乱的了，还在乎多我一个吗？或许我的一些拙见还能为别人提供一种思维，亦或给能定调的人提供些正面或反面的参考呢。 学术问题是科学，科学才需要全方位思考！学术问题是个严肃的问题，不同观点才可以兼容，不见得非要分出个对错来。 举个小例子：都知道“窥一斑而见全豹”这个成语吧？本意是见到了“豹身之一斑”，就可知这是个豹。实际上，人们见到的并不是整个豹，而是由这“一斑”去“联想”到整个豹身，再由豹身想到了活生生的豹，可以说这是个思维过程。但必须明确：“思维”不是“事实”。因为它可以说是一个活豹，也可说是个死豹；可以说是豹的整个身体，也可说是部分身体；可说是一张整豹皮，也可说是一块豹皮------种种推论证明：“窥一斑未必可以见到全豹”，因为“解”不是唯一的。 思考之三-----学术思维的两个误区 在探讨学术问题和对学术理解上，普遍存在两种倾向或曰误区： 其一，人们总喜欢站在主观现实的角度评价历史、描述历史。好象这样不容易犯历史错误，而缺少大胆地站在历史的角度，身临其境地作判断。 可以理解，本来许多历史事实都是事后再发现，因此历史结论都是滞后的。但我说的是思维观念问题。 比如前面提到的“甲骨文”、“钟鼎文”等，从考古意义上说没错，从历史、文学术语上来说就不妥。这些类似于“外号”的东西不是文字自身的“本质属性”，而只是外部特点。只代表文字的一个应用载体、一个物件或事件的说明，并不能代表当时的主体文化和文字的“通用标准”。因此只能作为当时文字存在的“佐证”。 既然是“佐证”，充其量只能是“证据”，而并不一定能“证明”，起码不是一下子就证“明”得了的。它可以证明“对”（事实）的，同样也可以证明“错”（非事实）的，甚至还可以证明无中生有的东西。 所以，即使证据再全也不能代替事实。要想发现和理解历史的真实，就必须跨过证据提供的表象，直追证据的指向所在，身临其境地进行体验和考查，才能发现带有共性的事实。否则就象有人指给你月亮所在，你不去看月亮，光看手指头有什么用？ 甲骨、钟鼎文之类，那个时代的人管这些字叫什么？什么也不叫，就是写字，把文字留在物件上面而已，肯定没有今人的这些称呼。就象现在，如果在一把泥茶壶上由工艺师刻上文字、在一件瓷器上由书法家描绘了文字再烧好、或者用大理石做了个自己手书镌刻的牌匾，过了若干年，纸烂没了，电子版都不见了，其它文字载体都没有了，就剩这些东西被挖出来了，那时的人们说：这就是二十一世纪初的文字，没错！但若把它叫作“茶壶文、瓷器文、石板文”不就太荒唐了吗？假如赶巧把谁的一张书法大作保留了下来，难不成还称为“书法字”或“宣纸字”？ 那，什么是现在这一时期文字的主流？是不是现在经语言文字委员会认定的规范的课本、公文、报刊、电脑等用字才是主流？答案当然是肯定的，这不难理解。但它并非是指这些“载体”本身，也不是指黑体、宋体、楷体、或是其它的什么“体”，而是指涵盖了这些形式和体“共同”所反映的“统一的写法”，或称“一般的写法”，也即“共性”的东西。这个共性的东西才是这一时期文字的本质属性。 另一个倾向或曰思维误区就是：不同学科之间求同就不存异，存异就不认同的现象。 如果结论都一致，分学科有啥用？如果各学科互不参照哪个学科能独立发展？就象“甲骨文”是考古学命名，不是当时社会人们确定的文字体例。叫“大篆”虽然也是后人命名不是当时的体例，但其一，是有一个“大篆”的名字，避免了用某一个体例的个性描述，是要统一甲骨和金文在“写法”上的“共性”；第二，同是商周汉字，区别只是载体、材质、工艺不同造成的差异，后人在应用时，完全可以抛开已有名称而完全从文化的角度把它看成是同一种字体，写法可以互参并用，但在个性风格的表现上尽可以随意自由发挥。 秦始皇一场改革没能吓住汉以后历代先祖。事实是，越是往近代现代走，越好象被吓坏一样。为显正统，到现在还只抱住了“真古文”不放，对“假古文”连看一眼的勇气都没有，就怕显得自己不科学、让别人说没文化。谁还顾得了先秦祖宗们是怎么写字的？好像有意要向史学家、文物学家讨好一般，唯恐其字不“古”，其味不“浓”，拼了命地追求“刀耕斧凿的劲儿”，刻划 “金石竹片儿的味儿”，“写”不象就“焊”，焊不成就“堆”，有的还不惜血本给书写材料硬“画成”载体背景来。其实没想想，真的再来一次“焚书坑儒”，这些都在被“扫荡”之例，哪个还站得住脚！ 思考之四-----唯物、唯文不如唯实 古代文字的传衍，历来有三个渠道：其一是口口相传、手手相录、人人相袭，多是以文或书的形式传播延衍，如各种手抄本、印刷本字书、法帖以及由此扩展的其它文本，当然还包括较早的甲骨简牍锦帛等。二是以碑文、石刻形式留存后世，如前《古老子》碑、碧落碑、三体石经等。三是无意传衍文字，附着在各种生产工具、生活器物上，有的是留作凭证、说明、记事，有的则主要是一种美术装饰，但被后人挖出来发现了，如钟鼎、陶器等。 这三类系统，究竟哪一类更接近于当时的实际文字呢？历来都是专家学者们争议不休的： “唯文”者认为：第一种加第二种属有意传播，因此传承最准确。尤其还有纯为传播文字而整理的文本，可以说它们就是事实。艺术本来是“文化”的事，你不唯“文”还唯什么？“唯物”只能说“文物”的事。文物出土以及鉴定自有一套科学规范，命名也有本行业的根据和方法，并不完全适用文化艺术。 “唯物”派则说，人的传承本来就容易自行其是而“以假充真”，遗漏变异错写等“自然失真”，区域、流派、习惯、文化差异而“混淆乱真”。不如以发现和存留的实物为证，这才是事实。 其实真正的专家和学者从来也不会因此而吵闹，不管是唯文还是唯物的，都在沿自己认定的方向去探索、去整理、去说事，遇有自身无法确定的，自然要到对方那里寻找证明材料，用以完善自己。同时真正的学者不搞对立，总能在各方找出一些共性、共存的东西来和谐共处。就象前面这个问题，一句“手抄本、文字书算不算实物”还用吵吗？ 还是秦始皇伟大！把秦以前那么长的历史文字，用一个“大篆”就概括了。这样，就把混乱的先秦文字历史简化得再清楚不过。 但如果直接按秦始皇的结论去理解“大篆”，也有一定偏颇。起码那时肯定没包括商周甲骨文；对秦前钟鼎盘铭等器物文字也并没有统一归纳命名为“金文”；即使当时大篆主要指取自籀书古文，其实也是秦王朝故意要回避六国在战国晚期时的文字找借口。 那商周至秦前各国非器物使用的文字还算不算中国文字和中国文化呢？秦代表中国一个朝代，春秋诸侯国到秦前六国就不是中国？秦人是祖先，秦前人就不是祖先不成？ 秦皇焚书坑儒统一文字尚能保留条款秦系古文大篆，我们为什么不能直接给古文奇字一个合理的地位？ 我认为是可以的。 秦皇的大篆是以秦系文字为基础，自规定国标八体文字后，在用字上已经达到了空前的精简规范。而我们现在提出“古文奇字”说，就是为当代乃至今后明确一下先秦文字的概念。 话说回来，不管目前称谓是否合理，必竟大家称呼了这么多年，是否可以采取一个折中的办法来兼顾一下呢？ 比如说：先把秦前（各诸侯国、各朝各代）所有非器物载体的其它书写性文字，包括石刻文字统称为“古文奇字”；再把大篆内涵强调一下（不是硬加上）。即：大篆包括：甲骨、金文、古文奇字。这样，即尊重了考古、历史，又兼顾了唯物、唯文，还基本保留了原有称谓。从文字划分角度看，秦前文字都是大篆，自秦开始文字分体。多简单！ 我们后代人不要再“唯文”“唯物”地闹腾，听我的， “唯实”吧！ 思考之五—古今学术研究的局限 当年西汉时期在孔子宅壁中发现一批文献古书（估计当是简册)，由于离秦皇一统的改革时间不很长，当时社会的主体文字已经是汉隶，这批书简文字即不象秦李斯制定的小篆，也不能肯定就是秦定的大篆，但肯定是秦以前的书体。又没有其它出土器物佐证，就把这批典籍总称为“孔子壁中书”。注意说得是“书”而不是“文”或“字”；对里边的每册书名字的前边都加上个“古”字，以区别当时其它的版本，这就是“古老子”“古尚书”“古易经”“古孝经”“古论语”------的由来。但这些都是对书册的称呼，只是把它们作为“古文字”“古篆体”来看待。既没有称什么“古老子体”“古论语体”等，也没有简单地直呼“春秋战国时期文字”； 五代.郭忠恕将这批古文连同当时一些学者对古文字的著述和可考遗迹（共七十一家事迹）作为基本资料，并以许氏说文为体例，收到其古文字书《汗简》当中。这可能是继说文之后最完整的关于先秦古文的字书。虽然在每个字例下面都标明出于何处，但并没有称什么体，总称都是古（篆）文字； 宋.夏竦《古文四声韵》时新增著述、碑刻、字书等类的内容，连同汗简共九十七家事迹，以韵分字、以隶领篆进行修改（收有少量器铭文字），此系更明确为“古文”； 宋.杜从古编辑的《集篆古文韵海》更是将钟鼎之文及周秦间古文统一，对其中不足者又取鼎篆偏旁或以说文补之，纯粹按韵分类，只列写法，不计出处。 到此可以看出，宋以前的古人对于古文奇字问题、什么是大篆小篆问题、先秦至商周春秋战国时期的文字问题，似乎比现代人明白，但在处理和称谓上却非常简单，就是古文字。至于甲骨、钟鼎、金文，包括连籀文也没做通称，所以也没那么混乱。 前面所举提到的似乎都是历史上“唯文”的字书。这些，在北宋时期曾经是非常重要的古文字专著。不但给文学、文字学等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参考和实用帮助，对以后的金石学的兴起还起到了重要作用。但宋以后，人们对此就“不大看得上眼”啦，甚至称这是“伪古文”、“假古文”。原因是上述字书编写的资料依据，到宋代不再好找全，无法核对其可靠性；主要是与宋代出土的那些“实实在在”的、看得见拿得着的“真古文”相比有许多不一致。特别是到清代，由于一本《古尚书》的真伪之辨，导致了对前面所有字书的怀疑。待到金石学兴起，更是偏颇得把唯文类书典贬得一无是处。加之那些考究的学者独崇许氏，甚至认为除许氏说文外不大可能还会有真正的古字书能流传下来。唉！真是可悲可叹！ 到现在一百多年过去了，结果怎样呢？ 看今天。各大学古文字研究所的专家教授们，从上个世纪末就开始有计划有组织地对古文字资料进行抢救性的整理。北京大学、四川大学、华南师大等院校的专家和各大出版部门都为古文字整理作出了积极努力。出于职业的要求、也是对古人对后代负责的态度，这些学者做的是一个全面细致的系统工程。真的是值得庆幸的利国利民的大好事，这才真不愧于咱们的老祖宗，对得起老祖宗们创造的中华文化。 然而，谈何容易！ 古字书全都是“切音识读、按韵分类”。今日学者为尊重历史、保留事实，都在尽可能地保留历史资料的完整性，即使用现代手段以现代文化标准对历史加以解释，也是尽可能地尊重历史背景、维持原貌，这是维护学术的科学性所必要。历史的局限可以由现代人析出，但不能由现代人纠正，这起码进入了潜规则。因此，即使是对古文字的最新研究，也在两个方面显得保守：一是没有离开古声、古韵、古音为宗，大多数仍保留古切音的拼读方法。先不说这种读辩音的糙细难易程度，也不挑剔其中的以繁注简越注越难的现象，光是原始注音的差异、多年演变的转音转义等，现在大多数字的读音都发生了很大变化，今人再努力恐也难以全部明释。二是大量异体字、特指字或长期不用的字也继续保留下来，而有的常用字也缺失，未能合理地加以补充。因此作为学术典籍研讨成果或学术资料，做到这一步无可厚非，但若作为社会流行提供的工具书，就有点儿美中不足啦！ 我想做的一点儿事 这年头最不理智的事就是出书，最理智的事还是出书。 如今综合类古文工具书如《古文字类编》、《汉语古文字字形表》等都是重“物”不收“文”； 专项工具书如《金文总集》、《甲骨文全集》、《金文编》等很多，整理得也很好，现有的足够用；春秋至战国文字典籍又多从考古论证、文字训诂、声系音韵方面考虑，没有兼顾写法和应用；当代通俗版本篆书又往往是以秦为界，先秦只取甲骨、钟鼎铭文，秦后取名家写法；……。 所以到如今还没有一本除甲骨钟鼎之外的、以现代汉语拼音为序排列查找的、纯提供写法的“古文奇字”工具书。 我想做，而且正在做。一册简约、实用、方便、内容又丰富的《古文奇字实用字典》即将面世。 站在搞书法的角度，简约是没用或不经常用的字不要；实用是平时用到的基本能找到；方便是想写什么字按拼音，查用起来简单快速；内容丰富是指多字一法不用通假、一字多写尽可能的齐全。字例吗？当然是我自己用毛笔写出来的，给大家批评提供个参考。 艺术家需要文学、历史、考古包括古文字学家的文化支撑，但艺术家又没必要全都成为文学、历史、考古、甚至是古文字学家。 希望不要把它看成是学术著作，更不要和文字、考古学家相提并论。我的本意很简单，就想为不是搞专门古文字研究，又经常和古文打交道或者是喜欢古文字的人提供个方便罢了。 有用，您信我的。错了，我听您的。毛病都怪我，我就不怪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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