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坦荡的酷吏 与南宋以来市井社会对官员划分为清官和贪官的一般认识不同，司马迁和班固将官员分为循吏与酷吏，而且其褒贬态度也与今日习惯大相迳庭。他们毫无疑问地称颂循吏，同时也有保留地赞扬酷吏，如班固就说：天下乱时，如果不“武健严酷”，如何又能胜任！此时空谈道德，只会玩忽职守。虽然从理想的角度看酷吏未必完美，但是从现实的角度看，酷吏又属必需。 今日来读《汉书》中的《酷吏传》，可以发现他们有两个共同的特点：一是廉洁。列于传首的郅都，“公廉”，不拆私信，亲戚的馈赠从来不接受，熟人的请托也从来不答应。他有一句名言：“出了家门来当官，便当奉公职守死于位下，终不能顾妻子儿女矣。”赵禹，为了廉洁，家无食客，连别的高官造访，他都不遵循礼节回访，目的就在于断绝所有的应酬交往，可以一意孤行。张汤，一生杀人甚多，权势极盛，但他死后，家产所值不超过五百金，而且都是得于皇上的赏赐。跟随张汤的尹齐，死后家产所值不过五十金。 二是气傲。宁成为吏员时，总是不服上司，甚至冲撞欺凌。周阳由生活在武帝时，对那位汉武帝见时还要正正衣冠的戆头戆脑的汲黯，他偏偏不买账，汲黯与周同车时总是偏身侧让，不敢有所冒犯。史书说周阳由当地方官，一定要除灭当地的豪强；他当太守，便把平级管武事的都尉当成下级县官一般使唤；如果他自己当都尉，就一定要爬在太守头上，独揽大权。 有这两个基本的特点，他们得以严格执行法律，对一切不服从法律的人们特别是皇亲贵戚和豪门之后施以重刑。济南有三百余家组成豪族，横行不法，人不能制，郅都一到，马上将首恶抓来杀掉，豪门战栗；他行法不避贵戚，列侯宗室见他都侧目而视，号为“苍鹰”。纵上台后就得罪了将自己从强盗转为官员的皇太后。皇太后外孙之子犯法，他依法办事，使皇帝对他刮目相看。宁成本为酷吏，治关时，商人有句民谣说：“宁见乳虎，无值宁成之怒”。义纵一到任，宁成住地之地方官，便不顾宁成前来迎接，将宁成抓拿，破碎其家；他任定襄(今内蒙呼林格尔以北)太守时，将狱中犯重罪的二百余人和私入探望的二百余人一网打尽，同日捕杀，真是鲜血淋漓。王温舒任河内(今河南武陟西南)太守时，当时只有秋冬两季可以杀人，王温舒就任时已是九月，他暗中令人备好私马五十匹，布置从河内到京城的驿站，一到任就展开大搜捕，将境内不法家族尽数捕到，而且连坐至千余家，罪大的族，罪小的杀，而上报的报告两天就从京城批复，众人皆惊为神速，到十二月，郡中无犬吠之盗。王温舒心尚不平，甚至越境到他郡去追拿逃逸的罪犯。适逢立春，不能行刑，王温舒顿足叹曰：“唉，如冬天再长一月，我的事就可以做完了啊。” 这些历史上有名的酷吏，既廉洁，又严执法令，不畏权势，真个是坦坦荡荡，无所畏惧，比起小心谨慎、束手束脚、爱玩点儿小手腕的循吏来，他们真是痛快爽气，而其治下也大多夜不闭户，道不拾遗。如此说来，酷吏岂不成了官中楷模和后人学习的榜样？ 回答当然是不尽然。如要追索其中缘由，关键就落在酷吏们遵循的究竟是何种法律上。对此，杜周的一句话可谓泄尽天机。杜周为廷尉时，皇上想打击的人，他想法治倒；皇上想释放的，他长久拘留不处理而慢慢显露其冤。有人质问他：“我为天下执公平，而不循法度，专以皇帝的意思办案。案子难道是这样办的吗？”杜周回答说：“法度从哪里来？前头皇帝定下的为律，后头皇帝定下的为令。各当其时而为是，有什么不变的法度！”这就是说，在一个法律纯粹等于统治者意志的时代，就是严格遵循法律，天下仍无公平可言，因为法律已经没有了神圣的意味，只堕落为专制统治的简单工具。只有当法律是为保护公民的神圣权利而设立时，严格遵循法律才成为光辉灿烂的典型。 天赋人权的学说出于十八世纪的欧洲，我们的祖先当然不可能据此来批评汉代的酷吏。但是在我看来，酷吏严延年母亲的一句话已经致命地击中了他们行为逻辑的痛处。她说：“天道神明，人不可独杀，滥杀人者必被杀。我将东归，为你整理墓地耳。”事情发展也果如严母所言。实际上，人皆有生存的权利，自己要生存，先得容得别人生存。如果蔑视别人的人身自由，不尊重别人的生命，那么，在同样的逻辑下，你的生命也势必不能为他人尊重。无数用鲜血和生命铸就的悲剧已经说明了这点，对此难道我们还需要读古书了解吗？ 与循吏相比，酷吏倒显得更加坦荡，更加爽直，从某个方面看更符合一般的道德认识。但是，这是否意味着人性中恶的方面更为天生、更为直接，而善的方面却需战战兢兢、勉力养成呢？这已经导入了一个深深切入、但又很难遽断的问题纵深。面对浩瀚的历史和现世，我们只能沉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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