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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哲学中的“存在”概念 严春友 在中国传统哲学中，没有与西方哲学中的“存在”（being，essere）相对应的概念；但是，类似的思想应当说还是有的。 如果按照传统西方哲学中的存在概念来衡量的话，传统中国哲学中的道、气、理概念有类似之处。根据巴门尼德的说法，只有存在者存在，非存在不存在；后来这种思想演化为本质主义，认为只有本质才是真正的存在，其他都是现象。本质是永恒的、有限的，而现象则是短暂的、有限的，因而不是真正的存在。中国哲学中的道、气、理等概念也有相近的意思。 道具有无限性、永恒性，无始无终，其他事物则都是道的产物，是有限的、短暂的存在，因道而生，也因道而灭。就此而言，道是超越一切有限事物而存在的。 气也是如此，虽然与道相比，气具有某种程度的物质性，但它也同样具有本质的意义。气被某些哲学家看作万物的实质，虽然事物千变万化，但都是气的不同形态，都来源于气。 理，是宋明理学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在这些哲学家看来，理是万物的本质、根据，万物因为分有了理才得以存在。这种思想与柏拉图的分有说有类似之处。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这里所说的只是一种类似，而不是相同，实际上它们与西方哲学中的同类概念有着实质性的差异。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这些概念无法翻译成西方文字，因为在西方哲学里找不到具有同样含义的词汇。 最根本的不同在于：道、气、理虽然具有本体论意义，也是真正的存在，但都不是实体。具体来说，这种不同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道、气、理不是实在物体，是不能独立存在的。它们只能存在于万物之中，与万物一体，与万物共在。它是万物内在的生命。所谓道不离物，物不离道。换言之，在这里没有现象与本质的区分，两者也没有价值上的高低，没有等级上的差别。道不仅存在于好的事物中，也存在于坏的事物中。道没有开始，也没有终结。不知道从哪里来，也不知道要到哪里去，也就是说，它没有任何预定的目的，而只是存在着，运动着。道好像是有，又好像是无。所以，我们明确地感受到它是存在的，却又看不见、摸不着。道虽然是永恒的，却不是不变的，相反，它的根本性质就是变化，它永远处于变化的过程之中。因而无法被人所把握。所以，道也是不可说的，凡是我们说出来的，就已经不是道了。 因此，像“道”这一类的中国哲学范畴，在西方哲学中是无法找到相应概念的。比如，人们通常翻译为“the 从这个角度来讲，在传统中国哲学中也找不到存在（being，essere）这样的概念，至少从严格意义上讲是如此。 二．现代中国哲学中的存在概念 在中国现代哲学中，引进了西方哲学的存在概念。但是，由于前面讲的原因，中国传统哲学中没有存在概念，因而如何翻译西方哲学的“存在”，成了一个问题。 Being 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的一些哲学家开始对“存在”的这个翻译产生了怀疑，以至于进行了很长一段时间的讨论，最终出版了两大卷书，专门讨论如何翻译存在（being）。 他们产生怀疑的主要理由是：西方语言的being是个动名词，充分展示出了存在物的活力，也表示出了存在本身的过程性，可是中文“存在”却是个名词，不具有这样的性质。因此很多人主张翻译为汉语的系动词“是”，因为这是唯一与西方语言中的being相对应的一个汉字。 然而，这样的翻译存在着更多的问题，因为我不主张翻译为“是”：其一，汉语中的“是”永远是个系动词，而不能成为名词，因为它不可以加上ing而变成动名词。因此 其二，现代汉语中的“是”由于不能名词化，因而不能有复数形式，而西方语言中的being可以有复数。因此，即使翻译成“是”，也亦然不能准确表达being的含义，“是”还是是，而不是being。结论只能是：是就是是，being就是being，“是”根本不可能是being。 其三，现代汉语中的名词，几乎全部是由两个字构成的，把being翻译成一个单字，不符合现代汉语的习惯，读着别扭。 其四，最后，从根本上讲，西方哲学的语言不可能完全而准确地翻译成汉语，正如中国哲学的概念不能完整而准确地翻译成西方哲学的语言一样。不只是“being”不能准确地翻译为中文，其他大多数西方哲学的概念也不能准确地进行翻译。就连“中国哲学”这个说法，严格来讲也是不成立的，因为“哲学”这个来自西方的概念，是相对于科学、宗教而存在的，在中国则没有这种区分。反之亦然，中国哲学的概念也都不能准确地翻译为其他任何一种文字。 其原因并不复杂，是由于语境不同，既包括语言符号自身的语境，也包括文化的语境。比如“世界”一词，在西方传统文化中世界是上帝创造的，因而它是有限的，而在中国文化中世界却是无限的，它并不以上帝的存在为前提。因此，将world翻译为世界的时候，就已经把西方的这个词汇变成了中国的词汇，并且将其嵌入了中国文化的结构中。 文字自身的语境，则是指文字结构所带来的心理感受及其隐含的文化意义。文字不是纯粹的理性符号，事实上，每个文字都包含着它的演化史以至于整个文化史，其含义还与读者的主观世界的结构及其感受偏好有关。当一个人读到某个字的时候，不仅会产生思维层面的理解，而且还会产生视觉和心理上的感受。以“丑”字为例，当我们看到这个字的时候，便感觉不舒服，这个字就让我们觉得很丑；可是，一个不认得汉字的人就没有此种感觉。又如西方哲学中的idea，通常译为“理念”，我们看到这个中文词汇时的整体感受与西方人看到idea时的定然不同；而且就这个西方词汇而言，据陈康研究，它还具有形式的含义，可是，在汉语中找不到一个词汇与之相对应：当我们将其译为形式时，便成了纯粹客观的，其所包含的主观性含义便没有了；而当我们将它译为理念时，则形式这一含义就丢失了。 最能说明这个道理的典型例子便是对于“the 翻译就是一种理解，而理解必定是有差异的。因此，我认为把being翻译为“存在”是合适的，它包含着中国哲学家对于being的独特理解，它意味着：对于中国哲学家来说，凡是存在的，一定是在时空中的，不在时空中的就不存在。既然是在时空中，就一定是处于相对关系中的。对于存在的这种理解倒是比较符合于现代西方哲学的根本精神，与现象学较为一致，这就是非实体论的思想；或者符合所谓的后现代形而上学思想。不过，形而上学这个词，在传统中国哲学中也是没有的。 由上述分析可以得出结论：外国哲学概念的翻译，不仅应当考虑到翻译的准确性，还应当考虑到汉语的习惯和语法、汉语自身的语义、语境，而不能生硬地照搬外国的词汇；既然完全准确的翻译是不可能的，那么，哲学研究的重点就不应该过多地纠缠于词汇的理解和翻译，而应当放在问题的研究上，理解才是最重要的。否则，便会舍本逐末，妨碍哲学深入真理宫殿的脚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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