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宋代印刷术的发展和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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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图片 |
隋末唐初发明了雕版印刷术,到宋朝初年已经历了三百多年的历史。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在印刷的实践活动中,造就了一代有一代的雕版印刷的手工业工匠,他们的技艺一代超过一代。例如公元868年印刷的《金刚般若波罗蜜经》与公元704年印刷的《无垢净光大陀罗经》相比,在雕版水平和印刷质量上都有了很大的提高。
纸和墨是印刷的主要原料,造纸业和制墨业的发展,必然影响到印刷业的发展。正是由于宋代造纸、制墨业的兴盛,才保证了印刷业有足够的原料,从而也对印刷业的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造纸手工业作坊几乎遍及全国各地,最有名的有安徽宣城的“宣纸”,浙江嘉兴的“田拳纸”,湖北的“蒲圻纸”,江西抚州的“草钞纸”,四川的“蜀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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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垢净光大陀经图片 |
在造纸技术和工艺方面,在继承唐代先进造纸技术的基础上,在宋代又有新的突破。其中最主要的改进就是利用水作动力进行打浆,这种设备称为“水碓”。采用水碓打浆,大大提高了制浆工效。另外,宋代的制墨业也很发达,不但产量高,而且质量好。
继五代之后,宋朝政府刻书仍由国子监负责承担,国子监既是最高学府、国家的教育管理机构,又是中央政府刻书的主要单位。其所刻书,世称“监本”。
宋代统治者主张兴文教,析武事,抑制豪门,强化集权。笼络重用知识分子、培养人才,注重以文为贵,继续宣传孔子为人伦之表,孔学为帝道之纲,儒学地位进一步获得提高。
首先,儒家经典,在太宗端拱元年(988年)即令孔维、李览等校正(唐)孔颖达《五经正义》,由国子监镂版印行。
第二,史部书的刻印:自太宗淳化五年(994年)到真宗咸平二年(999年),校刻了《史记》、《汉书》、《后汉书》,真宗咸平三年(1000年)至仁宗天圣元年(1023年)校刻《三国志》、《晋书》之后,继续校印《南史》、《北史》、《隋书》、《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魏书》、《北齐书》、《周书》、《新唐书》、《新五代史》。从宋初到北宋末年,正史也全部由国子监镂版印刷了。
第三,医学方面:国子监先后校刻了《太平圣惠方》、《黄帝内经素问》、《难经》、《千金翼方》、《黄帝针经》、《金匮要略》、《补注本草》等古代以来的重要医学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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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国子监本 |
第四,其它各类着作:太宗雍熙三年(986年)中书门下敕令国子监雕印了《说文解字》,仁宗庆历三年(1043年),又雕版《群经音辨》。此外,诸子百家书有《荀子》、《文中子》、《孙子》、《卫僚子》、《六韬》等也刻版印刷。
从960年建国到1005年间,由于大量刻印儒家经典着作,阐发经学思想及经书之音注、疏、正义等着述,经过四十年,经书版片已经增加了二十多倍。一方面反映了宋代统治阶级对儒学思想的重视,同时也说明,只有采用印刷,才能收到如此惊人的效果!这不仅利于封建社会教育的普及,同时对儒家学说的研究与传播,也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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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国子监本 |
金兵入侵,宋朝政府南迁,刻书事业受到挫折,国子监所刻书籍版片,被掠劫一空,损失巨大。然而统治阶级崇尚儒术的宗旨,毫不动摇。稍事安定,国家立即恢复原有的教育措施。
遗憾的是,宋代国子监刻书绝大部分已经失传,没有留存下来。只有极少的部分书籍流传至今,保存在北京图书馆等重要的国家藏书单位,十分珍贵了。
书金兵南下,临安(杭州)建立了南宋王朝,原国子监书版全遭毁弃,秘书省、国子监的刻书力量被大大削弱了。南宋建国初期,搜寻一些北宋旧监本书籍,国子监无力重雕,即令临安府及两浙、两淮、江东等地方政府部门刻版,然后送归国子监,即使如此,也只刻印了九经白文、十三经古注、十二经正文,以及一部分正史书和《资治通鉴》。其它书版多存在原地印卖,或由读者赎买。因此,南宋时期地方官刻书迅速发展起来。如:各地方公使库,中央在地方各路设置的各路使司、地方州(府、郡)县军学、郡学、县学、书院等等都普遍刻书、印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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抚州公使库于淳熙年 |
今据叶德辉在《书林清话》中依已见前人书目着录,和各图书馆等藏书单位现有实书以及《中国善本书总目录》所着录的现存书籍,略加摘选叙述:
(1)公使库刻书。公使库是宋代地方上接待中央来往官吏安寓的地方。相当现代的招待所。这种部门,由于较殷实的经济力量,加之往来客寓都是政府官员,因此多附庸风雅,从事刻书印书。另外,刻印的质量也是相当好的。从抚州公使库所刻印的《礼记注》来看,刻印的质量都达到很高的水平。凡用公使库钱刻印的版本都称公使库本。如:元符元年(1098年)苏州公使库刻朱长文《吴郡图经续记》三卷。宣和四年(1122年)吉州公使库刻《欧阳文忠六一居士集》五卷,续刻五十卷。绍兴十九年(1149年)明州公使库刻《骑省徐公集》三十卷。绍兴二十八年(1158年)沅州公使库刻孔平仲《续世说》十二卷。淳熙六年(1179年)春陵郡库刻《河南程氏文集》十卷。淳熙七年(1180年)台州公使库刻《颜氏家训》七卷。淳熙八年(1181年)台州公使库刻《荀子》(图)二十卷。
此外,据《中国善本书总目录》载:北图收藏有淳熙年间抚州公使库刻元遽修本《周易》九卷,及淳熙四年(1173年)刻《礼记》二十卷、《释文》四卷残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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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浙东路茶盐司刻本 |
(2)各路使司刻书。据《宋史·地理志》:"宋太宗至道三年(997年)分天下为十五路,天圣析为十八,元丰析为二十三:京东东、西,京西南、北,河北东、西,永兴,秦风,河东,淮南东,两浙,两淮,江南东、西,荆湖南、北,成都,樟,利,夔,福建,广南东、西。高宗南渡后,所存者,两浙、江东西、湖南北、西蜀、福建、广东、广西等十五路。"政府在各路设置茶盐司、安抚司、转运司、提刑司等机构主管茶盐专卖、民政、水路转运、财政税收、提点刑狱诉讼等事务。这些机构,掌握着各地方的政治经济命脉,有较雄厚的力量和条件,也竞相从事刻书、印书。
熙宁二年(1069年)两浙东路茶盐司刻过《外台秘要方》四十卷。绍兴三年(1133年)刻《资治通鉴》二百九十四卷、杨雄《太玄经》十卷。绍兴六年(1136年)刻《事类赋》三十卷,以及无年号《唐书》二百卷。
两浙西路茶盐司绍兴二十一年(1151年)刻《临川王先生文集》一百卷。两浙东路绍熙三年(1192年)茶盐司刻宋元遽修本《周礼正义》七十卷(中国善本书总目录北图藏)。
除上述之外,还有以漕司、漕台、计台、庚司、仓台、漕院等官署名称刻书。如:建安漕司绍兴二十三年(1153年)黄汤刻黄伯思《东观余论》不分卷。嘉定三年(1210年)刻《东观余论》二卷。开庆元年(1259年)汤汉刻《西山先生真文忠公读书记》甲集三十七卷,乙集十六卷,丁集八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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桐川郡斋刻本《史记》 |
江西漕台淳熙九年(1182年)尤袤刻《荀悦申监》一卷。邱宗卿刻《吕氏家塾读诗记》三十二卷。(中国善本书总目录北图藏)
(3)各州(府、县)刻书。
州、县政府所刻印的书在古籍版本学上称为郡斋本。由于这种版本所涉及的地区教多,总的印书量也很大,其中也有质量较好的版本。如桐川郡斋刻本《史记集解索隐》、池阳郡斋刻本《文选》等(图),都达到了刻印精良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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池阳郡斋刻本《文选》 |
(4)州(府、军)郡、县学刻书。宋代教育事业发达,全国各州、府、军、县都设立学校,称州学、军学、县学。是教书育人的重要基地。
这些学校由较高学艺水平之人主持,又具备一定的学田财力,所以能以大量刻印书籍。其大致情况如下:
①州军学:
天圣七年(1029年)江阴军学刻《国语韦昭注》二十一卷,宋庠《国语音》三卷。
泉州军州学于淳熙三年(公元1176年)刻印沈与求、淳熙八年刻印《禹贡论》(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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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州军州学刻印的 |
兴国军学于嘉定九年(公元1216年)刻印《春秋经传集解》(图)。
②郡庠本:
高宗绍兴元年(1131年)泉南郡庠韩仲通刻《孔氏六帖》三十卷。
绍兴八年(1138年)吴兴郡庠刻《新唐书纠缪》二十卷。绍兴三十年(1160年)宜春郡庠刻唐庐肇《文木西工集》三卷。
③郡府学、县斋、县学、学宫、、学舍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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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经传集解》图片 |
宋代的民间印刷,是在唐代中后期及五代以来兴起的民间印刷作坊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宋代民间印刷的书籍,分为家刻本、家塾刻本和坊刻本。
家刻又称私刻,是个人雇请工匠或出资由刻书作坊刻印的书,这类书大多为自己的著作或自己祖先的著作。其刻印的目的主要是为了传播、扬名或纪念其祖先,因此,这类书往往以赠送为主,有时也通过销售而收回成本。家塾刻本的主要内容还是向本族家塾学生提供学习和阅读的书籍,其内容多为儒家经典、启蒙读物以及历代名家诗文集等。这类印刷品除满足本族需要外,也往往销售一大部分,将所得收入作为家塾得经费。坊刻则是专门从事书籍印刷得作坊所印的书,这是典型的民间印刷,它一般都有自己的印刷作坊,根据其规模的大小,长期雇佣一定数量的刻版、印刷和装订工匠。
建溪三峰蔡梦弼家塾于乾道七年(公元1171年)刻《史记》一百三十卷(图),建安黄善夫家塾于绍熙年间刻《史记正义》一百三十卷(图),建安刘元起家塾于庆元年间刻《汉书注》一百二十卷(图)。钱唐王叔边家刻《前汉书》一百二十卷,后汉书一百二十卷(图)。
在《阴quezi文图注》一书中,有一副插图,描绘的是宋代理学家程颐、程quezi的父亲程一德在家雇工刻版印书的情景(图),图中有刻版、印刷、装订几个工序的工匠在操作的情况,这是反映宋代私家刻版印刷的珍贵图象资料。
所谓书坊,就是以刻印书籍为业的手工业式的印刷作坊。以印书为业的作坊,起源于唐代中后期。到了宋代,由于政府的提倡,大量印刷历代经典,因而刺激了民间印刷业的发展,而最明显的是以印书为业的作坊,其中最著名的是临安(杭州)、福建的建阳和建安、四川三地。
①江浙书坊的刻版印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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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安府睦亲坊陈宅经籍铺 |
宋代的不少藏书家都认为,“天下印书,以杭州为上”。可见杭州在宋代的印刷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到了南宋,杭州成为京城,印刷业更有了蓬勃的发展。
杭州的印刷作坊有铺名可考的,在南宋时有以下十家,他们是:临安府棚北睦亲坊南陈宅书籍铺、临安府棚北大街陈解元书籍铺、临安府洪桥子南河西岸陈宅书籍铺、临安府quezi鼓桥南河西岸陈宅书籍铺、临安府太庙前尹家书籍铺、临安府众安桥南街东贾官人经书铺、临安府修文坊相对王八郎家经铺、钱塘门里车桥南大街郭宅经铺、保佑坊前张官人经史子文籍铺、行在棚南街前西经坊工念三郎家、杭州沈二郎经坊、杭州猫儿桥河东岸开笺纸马铺钟家、太学前陆家、临安府中瓦南街东开印输经史书籍荣六郎家、钱塘俞宅书塾、钱塘王叔边、杭州大隐坊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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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绍兴二十二年临府荣六郎 书籍铺刻《抱朴子篇》图片 |
在杭州的印书作坊中,最著名的是陈姓各家字号。陈氏父子刻印的书籍多为唐宋人的诗文集,和一些笔记小说,约近一百种。其中唐人的诗文集有:《韦苏州集》十卷、《朱庆余诗集》一卷。
此外,现今藏书单位仍有流传的宋代浙江刻书有:杭州开笺纸马铺钟家刻《文选五臣注》三十卷(唐吕延济、刘良、张铣、吕向、李周翰注)。北大图书馆、北京图书馆均有残卷,卷末刻有"钱塘鲍询书字,杭州猫儿桥河东岸开笺纸马铺钟家印行。"
临安荣六郎书籍铺刻葛洪撰《抱朴子内篇》二十卷(图)。现藏辽宁省图书馆。
②福建的书坊印刷
福建是宋代印刷业较为发达的地区,其中印刷业最集中的是建阳和建安两县,而又以建阳的麻沙、崇化两地,更为著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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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仁仲的万卷堂刻本 |
建安,建阳书坊刻书的内容主要是经、史、子、集各类,还有一些民间日用书和启蒙书。可惜流传下来的只是其中一小部分。在这些书坊中,最有名的是余氏各书访。从北宋起,余氏世代就以刻书印刷为业。
余氏祖先余祖焕,于南北朝时始后闽中,到宋初已传到十四世,徙居建安书林,从事刻书印刷业。余氏最早使用的堂名为勤有堂,这个名称后来一直延用到明末。余氏刻书最兴盛的时代是南宋,其中最有名的,刻印书籍最多的是余仁仲的万卷堂。他刻印的书中最著名的是《九经》,如《春秋公羊传》十二卷(刻于绍熙二年)
③四川及其他地区的印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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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明上河图》中描绘的 |
除了福建和江浙之外,印刷业较集中的是四川。四川的成都自唐末五代以来,印刷就很兴盛,是古代印刷业发祥地之一。由于这里的印刷业有很好的基础,所以宋初的不少书籍,都是到这里来刻印。其中最有名的是政府在这里雕印的全部大藏经,这就是有名的《开宝藏》。
在北宋时,京城汴梁(开封)的印刷业也是很繁荣的。但是在古代的文献上记载却不多。在南宋杭州的印刷作访中,就有从汴京迁来的,也可能还有金兵南下时迁往其他地区的书坊。总之,根据北宋时京城洋京的繁荣景况,印刷作坊虽不及杭州,但也不在少数。宋张择端所绘的《清明上河图》中,就有当时的书坊,成为记载古代印刷的宝贵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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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图片 |
佛教僧侣对印刷术的发明、发展及推广应用,都曾作出过巨大的贡献。现存的最早的雕版印刷品,都是佛教的经书。例如,1966年发现于韩国的我国唐代武则天时期的雕版印刷经卷《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据印刷史家考证,其印刷年代应为公元7O4一751年之间,为唐朝长安的印刷品。另一件实物,就是印刷于唐咸通九年(公元868年)的经卷《金刚经》。并有记载玄奘曾大量印刷佛像。在五代的印刷中,佛教印刷品也占很大的比例,最流行的是一种上图下文的佛像单页印刷品,如《毗沙门天王像》和《观音菩萨像》。虽然我们还不能断定印刷术是由佛教僧侣所发明,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印刷术发明后,佛教界是最早积极使用这一技术的。他们的出发点虽只是为了宣传宗教,但客观上起着促进印刷术发展和推广的作用。
关于印刷佛教经典,影响最大的是太宗开宝四年(971年)至太平兴国八年(983年)完成的《开宝藏》(图)。由高品、张从信奉命在四川益州监制完成。历经十二年,刻成五千多卷,卷子装帧,四百八十函,总计雕刻板片,十三万块。这项宏大的工程,在中国印刷史、出版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开宝藏》至今虽已没有全本传世,但仍有零卷流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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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刻《开宝藏》图录图片 |
继《开宝藏》刻印之后,宋代还有四次规模较大的官、私印经活动。它们是:
神宗元丰三年(1080年)至徽宗崇宁二年(1103年)于福州由东禅寺等觉院主持冲真等人发起募捐雕刻的《福州东禅寺大藏》,亦称福藏、崇宁藏。全藏共六千四百三十四卷,四百七十九函。其后补刻一些入藏着述。有零卷流传于世。如传本华严经卷八十,题有"福州东禅寺等觉院主持慧空大师冲真于元丰三年庚申岁仅募众缘,开大藏经板一副。祝今上皇帝圣寿无穷,国泰民安、法轮常转"。所以崇宁藏又有《崇宁万寿大藏》之称。该经为折装。由此开始了藏经刻印的经折装帧形式。下图是晋康石处道于崇宁元年刻印的佛藏“大陀罗尼经”。
徽宗政和二年(1112年)至南宋高宗绍兴二十一年(1151年),福州由开元寺僧本悟等募捐、福州人蔡俊臣等组织刻经会,依东禅寺崇宁藏版的规模再次刻印。世称毗卢藏,也称开元寺版。
南宋理宗绍定年间(1228年),由当地官吏赵安国独自出资刻成《大般若》等大部经典,于端平元年(1234年)由宋平江碛砂延安禅院刻印,世称碛砂藏。刻至咸淳八年(1234年),以后因兵祸渐起而中止,入元后,继续刻完。共六千三百六十二卷、五百九十一函。碛砂藏也有零卷流传于世。
除了佛教印刷外,在宋代还刻印过几部道教著作。最有名、规模最大的是刻印于宋徽宗政和年间的《万寿道藏》,它是在福建刻印的,共有五百四一十函,五千四百八十一卷。
纸币印刷是印刷术应用的一个重要领域。远在公元前二世纪的西汉武帝时期,中国就曾创行过具有纸币性质的“鹿皮币”。印刷术发明后,唐朝市场上出现的作为商人纳税凭证的“印纸”和作为存款收据的“飞钱”,在某种程度上都具有一定的纸币特性。而五代时期出现的“ 冥币”,实际上已经是纸币的前身了。
纸币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一,中国北宋时期,商业发达、经济繁荣,而当时使用的金属货币质重而值微,无法满足商业发展对货币的要求,亟需一种既能大量复制,又携带方便 、便于流通的货币;其二,北宋时期的印刷工艺、技术成熟,应用广泛,恰能满足携带方 便而又能大量复制这一要求。纸币便应运而生。
宋代的纸币印刷,自宋仁宗天圣元年(1023年)决定收归官办之后,前后二百五十多年,先后发行了交子、钱引、小钞、关子、公据、会子,以及地区性的两淮交子、湖北会子、银会子等多种。其中:流通时间最长的是交子,发行量最大的是会子;交子、钞引和小钞发行于北宋,关子、公据和会子发行于南宋。大致情况是:
交子是最早出现的纸币,起于民间,后归官办。官办交子世称“官交子”,在四川设有“益州交子务”,于天圣二年(1024年)开始分界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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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早出现的纸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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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关子票面文版 |
在1985年年底举办的"安徽省文物珍品展览会"上,有一套宋代"金银见钱关子"印版,引起行家们的广泛重视。这套印版一共八块,是安徽省东至县的废品收购站从农民手中按废品收购来的。东至县地方志办公室闻讯后,将此套印版从废品站价拨过来,并转给了县文物部门。安徽省博物馆卢茂村先生向余详细地介绍了这套印版的发现、实物规格及鉴定情况。
这套印版一共8块,铅质。票面版高22.5厘米,宽15厘米,面额为“壹贯文省”。版首饰有花鸟图案,尾部为金、银、铜三质货币图形,额下横书“行在榷货务对椿金银见钱关子”十三个字。再下正中竖书“壹贯文省”四个大字。大字左右各竖书三行端楷小字,内容为“金银见钱关子”的行使范围和条例。版刻均为阳刻反体字,其印样见图。
这套印版面世后,评价各异。有的说这是宋代真品;有的说它是冥币;有人断定它是膺品;也有人认为是翻版制品。据传考古鉴定也不一致。然而,这套关子印版是迄今所能见到的最早、最完整的一套印版,而且与文献记载基本相符。仅此,已足以说明它的价值是不可低估的。
关子版装饰图版拓件图片 |
南宋关子的几种公章印版图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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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子” 印样图片 |
会子是宋朝发行量最大的纸币,开始也起源于民间,称作“便钱会子”。南宋高宗绍兴三十年(1160年)改由政府官办、户部发行。翌年诏令临安府(今杭州)设会子务,仿照四川发行钱引的办法发行会子。
便钱会子又名“便换”,改由户部发行后,最初以一贯为一会,后又增发了二百文、三百文、五百文。干道四年(1168年)规定三年为一界,但后来出现了两界、三界并行的情况,致使通货膨胀,会子贬值。(彩图)为南宋时期通行的“会子”印样,名为“行在会子库”。“行在会子库”中的“行在”,指的是当时的首都临安,即今之杭州;会子库即原会子务,是主管会子的机构。该版现藏中国历史博物馆,为铜质版材,竖长方形版面,长17.4厘米,宽11 .8厘米。版面正中横书“行在会子库”五个大字。上部左边刻“大壹贯文省”,右边刻“第壹佰拾料”,中间方框内刻有“敕伪造会子犯人处斩,赏钱壹阡贯。如不原支赏,与补进义 校尉。若徒中及窝藏之家能自告首,特与免罪,亦支上件赏钱,或愿补前项名目者听”五十六个字。印版下方为山泉花纹图案。此版所刻铭文,与《宋史·食货志》记载的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定伪造会子法,犯人处斩,赏钱千贯,不愿受者补进义校尉,若徒中及庇匿 者能告首,免罪受赏,愿补官者听”文意完全一致。可见此版系南宋绍兴年间物。弥足珍贵 。可惜此会子印版只出土一块,未见其它色版面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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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存北宋雕版实物的拓件图片 |
书籍的版式和书籍的装帧形式有着密切的关系,它是随着书籍装订形式的变化而变化的。初期,仍普遍使用卷轴装和经折装,随着印刷技术的发展,出现了蝴蝶装,这是册页装订的最早形式。
“蝴蝶装”简称“蝶装”,又称“粘页”,是早期的册页装。蝴蝶装出现在经折装之后,由经折装演化而来。人们在长期翻阅经折装书籍的过程中,经折装书籍的折缝处常常断裂,而断裂之后就出现了一版一页的情况,这给人以启示,逐渐出现了以书页成册的装订制度。而最先出现的册页书籍就是“蝴蝶装”。
典型的宋代版式主要包括下面几部分:边框、中缝、行线、注释及版心的大小。
①边框
宋版的边框有粗单边,细单边、四周文武边、两侧文武边等几种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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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版书各种中缝的形式图片 |
②中缝
宋代是雕版印刷术发展的鼎盛时期,书籍的插图艺术,在继承前代传统的基础上,向前推进了一大步。宋代以前的印刷品插图,多见于佛教的经卷和单页的佛像。而宋代印刷品中的插图不仅在佛教,而且在历史故事、小说平话、技术著作中都配有插图。
有名的宋版插图书籍有以下几种:
《开宝藏》中的插图以山水为主,人物处于次要地位。
嘉祜八年(公元1063年)建安余氏刻印的《列女传》,共有插图一百二十三幅,今天能看到的只有元代的复刻本。
嘉熙二年(公元1238年)刻印的《梅花喜神谱》,是我国最早的美术读物,它以大量的插图展现了梅花的各种姿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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旋风装唐吴彩鸾 |
印刷术发展到宋代,不但雕版、印刷的技术以十分成熟,而且在书籍艺术上也达到很高的艺术水平。其版面的装饰、插图的精美、字体的仿古与创新、文字的行款与疏密、版式的精密构图等方面,都体现了印刷技术水平的高度发展。
从书籍的装订形式来说,在宋代以前已经使用过卷轴装、旋风装和经折装,这些装订形式在宋代仍继续使用。但由于他们在加工上过于费工,而且也不便阅读使用,所以,在这种形式下,蝴蝶装就出现了。
蝴蝶装大约出现在唐代后期,盛行于宋朝,是把书页依照中缝,将印有文字的一面朝里、对折起来,再以中缝为准,将全书各页对齐,用浆糊粘附在另一包装纸上,最后裁齐成册的装订形式(图)。用"蝴蝶装"装订成册的书籍,翻阅起来如蝴蝶两翼翻飞、飘舞,故名之为“蝴蝶装”。五代雕版印刷的监本经书,上呈时是一百三十策(册)。既然称策,必为书之方册,因卷轴装称“卷”,不称册,加之唐时唐人写经已有个别为蝶装,故五代之经书当为蝴蝶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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旋风装图片 |
今日看蝶装,有优点,也有缺点。其优点有:一是便于一版内刊载整幅图画,不像一般册页书将大幅面图分作两半,一面一半,不便阅览;二是因插架时书口向下,四周向外,如遇虫鼠咬损,不易损及文字;三是蝴蝶装书籍存放插架时书口向下,书背向上,灰尘不会进入书内,对保护书籍有利,不像今日之平、精装书,书背向外,天头向上,日久为灰尘所污。其缺点是阅读时,每翻阅一面则遇到两个空白面(无字面)。蝴蝶装因有此弊,为后来的“包背装”所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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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背装图片 |
现存古书,有不少是蝴蝶装。如北京图书馆藏有古代蝴蝶装书籍多达三百余种。较早的有宋太平兴国年间的写本《王陵变》、辽代印装的《蒙求》、甘肃省武威出土的西夏文佛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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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装图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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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西夏和金的地图 |
与宋朝几乎同时存在的,有北方少数民族建立的辽、西夏和金政权,尽管他们当时还处于奴隶制度的末期,但由于他们不断地与中原先进文化进行交流,从而使这些偏远地区的少数民族国家的文化也有了很大的发展。当然,在宋代发展相当成熟的印刷技术,也通过各种渠道传到这些地区,但促使这些地区印刷技术迅速发展的主要因素有以下三方面:
尽管辽、西夏和金的印刷,总的来说远不如南宋的技术精湛和印刷数量的巨大,但他们在印刷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表明了印刷技术与向边远地区的传播;二是由于少数民族文字的使用,扩大了印刷技术应用的领域。
辽、西夏和金的印刷品流传下来的也不少,其中也存在不少的珍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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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国的疆域图 |
辽国是北方契丹民族入主中原的政权,最盛时其疆域东临日本海,西达天山、南至今河北、山西北部。除建都上京临潢府外,还设置了东京辽阳府、中京大定府、南京析津府(即今北京)、西京大同府五个陪都。
辽国的汉文化程度很高,曾创造了丰富的物质文化和颇有特色的精神文化。由于辽国禁止书外传很严,所以辽国文书典籍传入中原绝少。这给对辽国印刷的研究带来很大的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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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俊等四十五人同雕印刷品 |
辽国刻工人数众多,技艺优秀,单说有名有姓的人就有穆咸宁、赵守俊、李存让、樊遵、孙寿益、赵从业、赵从善等;还有 “赵善等人雕”、“孙守节等四十七人同雕”、“赵俊等四十五人同雕”等雕刻集体。
就印刷能力而言,也是相当雄厚,除官方印刷机构外,还有寺院印刷,如燕京弘法寺就有“奉宣雕印流通”、燕京大悯忠寺、燕京玉泉寺等。私人作坊见有“燕京仰山寺前杨家印造”、“燕京檀州街显忠坊南颊住冯家印造”、“大昊天寺福慧楼下成造”等等。可见雕版印刷的四大要素纸、墨、刻、印在当时全都具备,且相当发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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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生经疏科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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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国的《辽藏》中的图案 |
辽国最大的印刷工程是《辽藏》(也称《契丹藏》)的刻印,也是辽国印刷最重要的精品。
圣宗朝是辽国政治、经济文化昌盛的时期,由于佛教的兴盛,辽国开始编写、雕印自己的大藏经。
《辽藏》编纂、雕印于辽国的圣宗时期,雕印地点就在燕京,当时主持制定经录、编校雕印《辽藏》的就是燕京首刹悯忠寺(今法源寺)钞主无碍大师诠明(旧名铨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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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国的《辽藏》中的文字印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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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县的木塔图 |
在1974年在山西应县的木塔中出土了一批代表辽国印刷水平的雕版印刷品。在这些印刷品中有官印,也有私刻;有单色,也有彩色,所以,从这些印刷品中可以看出辽国雕版印刷的整体风貌和技术水平。
《释摩诃衍论通赞疏卷第十》、《释摩诃衍通赞疏科卷下》两卷刻印佛经均为皮纸入潢、卷轴装,四周单线边框、楷书、字体工整秀丽。每纸都有经名和版码。 前者印有“应州文书”,后者印有“宣赐燕京”朱印。用纸考究,书写清秀,雕印精良,代表了辽朝鼎盛时期在造纸、书法、刻本印刷等方面的工艺发展水平。
《妙法莲华经》虽然重复卷很多, 但版本迥异 ,十八卷十八种版本。官版、私版都有。版式大多是硬黄纸、楷书、行格疏朗,有素雅单线边框的;有装饰着金刚杵和祥云纹双线边框的;有双线边框中饰以金刚杵和宝珠纹的;有在佛像或经名下刻小佛像的;有的卷首存在经变相,有的卷尾有音义、题记、刻工姓名;还有经卷上盖有藏经寺院的戳记等等,内涵十分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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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蝴蝶装《蒙求》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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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夏地理分布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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