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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是我国古代雕版印刷业全面发展的时期。在这一时期，首都临安(今杭州)出现了许多刻书机构、单位和个人，中央政府和地方官府、寺院、私家和书坊都从事雕版印刷，官刻和私雕并举，其雕版数量之多，质量之高，印本流传范围之广，不仅是空前的，甚至在某些方面明清两代也很难与之相比，成为当时我国雕版印刷事业最发达的地区。 一 王国维在《两浙古刊本考》序中说：“南渡以后，临安为行都，胄监在焉，板书之所萃集”。据统计，南宋浙江刻书的地点有一百七十多处，其中杭州名居前列。这里不仅是全国刻书最多的地方，而且技艺也最精。由于长期从事雕印，出现了大批熟练的技术工人，主要是刊工.在字体等风格上，也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杭本。 南宋临安的刻书机构，按其投资和经营的性质，大致可分为官刻、私刻和民间刻三大类。 (一)官营刻书业。 南宋临安的官营刻书业可分为二种，一是由中央各殿、院、监、司、局等机关所刻，一是为临安官府、浙西转运司、府学等机关刻印。南宋朝廷主持的雕版印刷，主要是刊印书籍和钞引二种。主管印书的机构为设在纪家桥的国子监书库。国子监是宋朝的教育管理机关和最高学府，同时也是出版管理机构和国家级出版社。它的出版业务范围，根据《宋史·职官志》载，是“学印经史群书，以各朝廷宣索赐予之用，出鬻而收其直以上于官”。所刻的书即所谓“监本”，作为通行全国的范本。可见当时的监本除一部分供朝廷赏赐群臣百官外，尚有一部分是作为商品出售的。据王国维两浙古刊本考所载，南宋监本经部书有《周易正文》、《尚书正文》、《毛诗正文》、《周礼正文》、《仪礼正文》、《礼记正文》、《春秋正文》、《左传正文》、《公羊正文》、《谷梁正文》、《孝经正文》、《论语正文》等四十种，史类书有《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晋书》、《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魏书》、《北齐书》、《后周书》、《隋书》、《南史》、《北史唐书、《五代史记》、《资治通鉴》、《通鉴纲目》、《国语》等二十多种；子部书有《孔子家语》、《荀子》、《大观证类本草》、《释音》等数种；集部有《白虎通德论》、《昌黎先生集》二种。从上可以看出南宋国子监所刻之书以经史为主，其原因当然是因为金人攻陷汴京，北宋监本经史被劫掠一空，而儒家理学思想是维系统治者的生命线，所以南宋统治者十分重视雕印经史，命令国子监重新校刻经史群书，“虽重有费”，也决“不惜也。”南宋李心传在《建炎以来朝野杂记》(卷四)中道：“监本书籍者，绍兴末年所刊也。国家艰难以来，固未暇及。九年九月，张彦实待制为尚书郎，始请下诸道州学，取旧监本书籍，镂板颁行。从之。然所取诸事多残缺，故胄监刊六经。无礼记，三史无汉唐。二十一年五月，辅臣复以为言。上谓秦益公日：监中其他阙书，亦令次第镂板，虽重有费，盖不惜也，由是经籍复全。”从而出现上面这种情况。除国子监掌刻经、史群书外，南宋内府，如左司廊局于淳熙三年(1176年)刻印《春秋经传集解》三十卷。凤山门修内司刻有《乐府混成集》一百五册。望仙桥德寿殿也曾刻过书。通江桥北太医局，专门刻印各类医书。秘书监下的太史局设有“印历所，掌雕印历书、南渡后，并同隶秘书省，长、贰、丞、郎轮季点检。”可见秘书监也设有专门的印书机构，不过只侧重于刻印与天文历算有关的专业书籍。交引库专印造茶、盐钞引。乾道年间(1165—1173年)，还在赤山埠九曲池设立专局，即行在会子库，专门印造南宋纸币“会子”，有工人一千二百余人。印会子用铜版雕镂，技术精良，印刻精美。可见在八百多年前，杭州已掌握了铜版雕镂技术。 当时的临安官府也是重要的刻书机构，拥有大量的刊工，这从刊书使用的刊工数量可以推知。绍兴年间(1131—1162年)，临安府刊刻《仪礼疏》所使用的刊工多达一百六十人。又据王国维《两浙古刊本考》记载，杭州及临安府刊本有：《通典》二百卷、贾昌朝《群经音辨》七卷、姚铉《文粹》一百卷、《西汉文类》四十卷等。此外浙西转运司等机构也有官府刻书的作坊，据王国维《两浙古刊本考》所载，有浙右庚司刘牧的《易数钩隐图》，浙漕《中兴百官题名》、《活民书》、《寿国脉书》、《重编西湖林和靖先生诗集》四卷、《青社黄先生伐檁集》、《临川王先生文集》、《沈忠敏公龟溪集》、《作邑自箴》等。此外，绍兴三年(1133年)刻成的两浙东路茶盐司使库本《资治通鉴》二百九十四卷，也系为杭州地区的刊工所刻。 (二)私营刻书业。 在官刻的影响下。临安的私宅以及专以营利为目的的私营书坊、书肆、书棚、书籍铺、经籍，也普遍发展起来。 私刻：是指私宅、家塾和书棚、书坊、书肆、书籍铺等，以私家和个人之力投资所刻之书，通常称为坊刻本或家刻本。按清叶德辉《书林清话》卷三、丁丙《善本书室藏书志》、陆心源《皕宋楼藏书志》等有关版本资料记载说明，宋私人刻书名称大致可分为：私宅、家塾、堂、台、室、斋等六种。临安的私刻主要是前面二种。如钱塘王叔边宅刻有《汉书》一百卷、绍定庚寅〈1230年)钱唐俞宅书塾刻有《乖崖张公语录》二卷、临安府陈解元宅刻印唐《王建诗集》十卷等。 坊肆刻书：坊肆即书坊和书肆，也称书林、书堂、书铺、书棚、书籍铺、经籍铺。临安专门从事雕版印刷的书坊，在南宋初年尚不甚盛，文选五臣注卷末附刊记云：“杭州猫儿桥河东岸开笺纸马铺钟家印行。”高丽复宋刊本《寒山子诗》末附刊记云：“杭州钱塘门里车桥南大街郭宅纸铺印行。”《抱朴子》卷末的刊记云：“旧日东京大相国寺东荣六郎家见寄居临安府中瓦南街东开印输经史书籍铺，今将京师旧本《抱朴子》内篇校正刊行的无一字差讹，请四方收书好事君子幸赐藻鉴绍兴壬申岁(1152年)六月旦日。”可知杭州私人刊书出售，在当时有的还附属于纸铺或纸马铺；有的还有一定的寄居性质。但当雕版印刷在浙江普遍发展，特别在大批熟练刊工出现之后的南宋中晚期，许多专门从事雕版印刷的书籍铺，即在临安不少地点开设起来了。这时政府控制书坊刻书的禁令，也被逐渐冲破。“书棚、书铺风行一时”坊刻、私刻之盛居全国首位。杭城内外，刻书铺林立。据文献记载，铺名及所刻之书可考的，有十六家：(1)临安府棚北睦亲坊南陈宅书籍铺。(或作临安府睦亲坊陈宅经籍铺)。(2)临安府棚北大街陈解元书籍铺。(或作临安府棚北睦亲坊巷口陈解元宅)。(3)临安府洪桥子南河西岸陈宅书籍铺。(4)临安府鞔的桥南河西岸陈宅书籍铺。(5)临安府太庙前尹家书籍铺。(或作太庙前大街尹家父子文字铺)。(6)临安府众安桥南街东开经书铺贾官人宅。(或作临安众安桥南贾官人经书铺)。(7)临安府修文坊相对王八郎家经铺。(8)钱塘门里车桥南大街郭宅经铺。(9)保佑坊前张官人经史子文籍铺。(或简称中瓦子张家)。(10)行在棚南街前西经坊王念三郎家。(11)杭州沈二郎经坊。(12)杭州猫儿桥河东岸开笺纸马铺钟家，(13)太学前陆家。(14)临安府中瓦南街东开印输经史书籍荣六郎家。(15〉钱塘俞宅书塾。(16)钱塘王叔边。(17)临安府金氏 在这十七家中，以临安府陈起、陈思父子的陈宅书籍铺、陈解元书籍铺经营书业的历史最长，刻书最多，声名也最大。它与福建建安余氏(余仁仲)是宋代坊刻中名声最大的两家。陈起字宗之，自称陈道人。宁宗赵扩在位时，曾应试乡贡第一，人称陈解元。工诗，著有《芸居乙稿》。他在睦亲坊棚北睦亲坊南开办了陈宅书籍铺。有刻工数十人。其子陈思(号续芸)也在棚北大街开办了陈解元书籍铺。陈起父子相继的“陈宅经籍铺”，约自十三世纪中叶起，在不到半个世纪的时间内，几乎遍刻了唐宋人小说和诗文集，约近一百种。据王国维《两浙古刊本》所载，陈起父子所刻之书其名可考者有《王建集》、《朱庆余诗集》、《唐求诗》、《于濆诗集》、《李群玉诗集》、《张嫔诗集》、《周贺诗集》、《碧云集》、《女郎鱼玄机诗》、《李推官披沙集》、《浣花集》、《甲乙集》、《江湖前集》、《江湖后集》、《江湖续集》、《中兴江湖集》、《圣宋高僧诗集》、《增广圣宋高僧诗选》、《李丞相诗集》共计二十九种。王国维在著录上述书目后不无感慨地说：陈宅书籍逋所刊之书，“其存于今日者止此，然当时所刊实不可胜计”。?证之陈起友人周端臣的《挽芸居(即陈起》诗“字画堪追晋，诗刊欲遍唐”来看，王国维的论断尤有说服力。由于陈宅书铺所出的“书棚本”雕版工致，刻印技术高明，纸墨工料又多选上等，所以为后世藏书家所珍爱，为南宋书坊刻本中的代表作。“尹家书籍铺”也刻了许多小说和文集，如《北户录》、《却扫编》、《钓矶立谈》、《渑水燕谈录》、《曲洧旧闻》、《述异记》、《续幽怪录》、《茅亭客话》、《箧中集》等，杭州猫儿桥河东岸开笺纸马铺钟家刻印有《文选》三十卷。临安府荣六郎家书铺刻印有《抱朴子内篇》二十卷，临安府鞔鼓桥南河西岸陈宅书籍铺印有《容斋随笔》。杭州钱塘门里车桥南大街郭宅经铺印行《寒山诗》一卷。此外，众安桥南街东的“开经史铺贾官人宅”和棚前南街西经坊的“王念三郎家”似乎是专印零本佛经的。贾官人所刻的《佛国禅师文殊指南图赞》和佛经扉画，王念三郎所刻的连环画式的《金刚经》；都是当时版画中的精品。贾官人经书铺还刊有《妙法莲花经》七卷。 从上面可以看出，临安坊肆所刻之书与官刻之书有所不同，官刻侧重正经正史，而坊刻则四部之书全有，且似乎更多地偏重于子集。此外，再从文献记载和流传至今的杭本来看，这些书籍铺大约主要是依靠家内劳动的雕版，所以产品上一般不附刻刊工。即使附刻刊工的，人数也极为稀少。如陈宅经籍雕铺印的《岑嘉州集》，刊工只一子文。《杜审言诗》刊工只一范仙村。《江湖集》好象最多，但也不过十余人。这样少数的刊工即或全部作长期雇佣，也改变不了这种书坊的小商品生产的性质。 (三)民间刻书业。 民间刻书业介于官刻和私刻之间，它们所刻书的投资者有的既非公帑，亦非个人私家之钱，而是靠民间集体的力量集资刻书。如某些寺院、道观、祠堂等，用募捐或家族积累所刻之书，就是这类性质。南宋临安的民间刻书主要由寺院主持，如杭州净戒院新印《长短经》九卷、临安府南山开院刻有《四分律比丘民钞》六卷、南山慧因院梓有《华严经随疏演义钞》六十卷等。 总之，南宋临安的公私刻书，不仅以数量多著称，而且更以质量优胜，全国第一。杭版书籍字体工整，书写多用欧体，字体结构呈长方形，上下较长，左右较短，书写字画认真不苟，无懈怠处，字画挺拔秀丽.版心多为白口，有上鱼尾，上下双鱼尾者较少.版框大都是左右双边，上下单边，四周双边的较少。杭本大部分在版心中缝下端镌刻工姓名，有的只一姓或者名字。书品宽大，多为麻纸。刀法圆润，用纸色白，坚韧耐久，墨色香淡，以至保存至今的有些书，仍闻得到淡淡清香味。校勘也比较仔细，如当时的官刻图书，要经过三次校勘，并在书末记上校勘人的职衔、姓名，做得十分认真负责。如临安官府于绍兴九年(1139年)所刻的《姚铉文粹》一百卷，在书末附刊记：“今重行开雕唐文粹壹部计贰拾策巳委官校正讫。绍兴九年正月日。右文林郎临安府观察推官林?。左承直郎宁海军节度推官周公才。右承直郎临安府观察判官苏彦忠监雕。左从事郎浙西安抚使准备差遣刘嵘重校。左从事郎临安府府学教授陈之渊重校……。”私刻也是如此。如钱唐王叔边宅刊印的《汉书》、《后汉书》，在书末附刊记说：“本家今将前后汉书精加校订，并写作大字锓板刊行，的无差错，收书英杰，伏望炳察。钱塘王叔边谨咨。武夷吴骥仲逸校正。”凡此种种，使杭版图书一直得到好评，深受谈者欢迎。南宋叶梦得在《石林燕语》一书中评论说：“今天下印书，以杭州为上，蜀本次之，福建最下。”可知南宋刻书在数量和质量上杭州皆居全国首位。 在这一时期，临安的一些书坊为求速成以取高利，力求简易，在我国印刷史上最早开始使用简体字。罗振玉在日本影印的南宋临安中瓦子张家雕印的《大唐三藏取经诗话》中，“过狮子林及树人国”一章里：有一个“驴”儿吊在“厅”前，及到山西王长者儿“处”……。其中的驴、厅、处三字都是简体。这对元代的刻书业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二 从上可见，南宋临安刻书之多，雕镂之广，规模之大，版印之精，流通之宽，都是以前中国历史上所未有的。那么为什么当时的临安能够达到如此发达的程度呢？拙者认为，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南宋临安空前繁荣的社会经济为雕版印刷业的发展创造了雄厚的物质基础。 杭州早在隋朝就成为“珍异所聚”，“商贾并凑”的都市。到唐时，“骈橘二十里，开肆三万室”，成为一个工商业发达的城市，五代吴越国时的杭州，繁盛“甲于东南”。到了北宋，杭州已成为“百事繁庶”的“地上天宫”了。宋室定都临安后，杭州“驻跸几近二百余年，户口蕃息，百万余家。杭城之外城，南西东北各数十里，人烟生聚，，民物阜蕃，市井坊陌，铺席骈盛，数日经行不尽，各可比外路一州郡，足见杭城繁盛矣”。它不仅号称“东南第一州”，而且被马可波罗在他的游记中称之为当时“世界上最美丽华贵的天城”。据《咸淳临安志》的记载，南宋咸淳年间临安府的人口，已达到一百二十四万多。“商贾买卖者十倍于昔，往来辐辏，非他郡比也。”手工业也十分发达，丝织、瓷器、造船及军事工业在全国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此外，当时的临安还是全国四大海港之一。再加上杭州附近的苏、湖、秀、常、明、越诸州是当时全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使杭州成为东南农副产品的集散地。诸如这些，为南宋临安雕版印刷业的鼎盛创造了前提条件。 第二、南宋统治者和地方政府对雕版印刷业的重视，是杭州雕版印刷事业空前繁盛的政治保证。 绍兴八年(1138年)宋王朝正式定杭州为“行在所”。并马上重新校刻经史群书，不惜重费。南宋中央各殿、院、监、司、局刻书的风气，对全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杭州得风气之先，临安官府以及府学、家塾、书棚、书坊、书肆、书籍铺等，也竞相刻书。陈骙《中兴馆阁续录》说：“秘书郎莫叔光上言：今承平滋久，四方之人，益以典籍为重。凡措绅世所藏善本，外之监司郡守，搜访得之，往往锓板，以为官书。其所在各板行。”可见影响之大。如果没有这个政治条件的保证，南宋临安的雕版印刷事业要达到如此发达的程度，是决不可能的。此外，“大驾初驻跸临安，故都及四方士民商贾辐辕。”汴梁的一部分雕印手工业者也在北宋灭亡后随宋王室南迁临安，书版也搬到了杭州，这就更加促进了杭州雕版印刷事业的发展。 第三、南宋杭州高度发达的文化事业，刺激了临安雕刻印刷事业的繁荣。 首先是南宋的科举制度，广泛地向文人开放，只要文章合格，不论门第高低，出身贵贱，均可录取，这大大刺激了社会各个阶层读书应考、考取作官、作官富贵的热情，烘起了整个社会的各个阶层倾心学术、精心文章、崇尚文化的浓重气氛。当时的杭州更是如此，“士多好学，家尚蓄书。”叶适在《汉阳军新修学记》中也说：“今吴、越、闽、蜀，家能著书，人知挟册。”由此可见，南宋时的杭州人是比较强调精神生活的享受，文化程度也是比较高的，这势必促进雕版印刷业的繁荣。当时杭州的教育事业也十分发达，除中央所办的太学、武学、宗学、算学、书学、医学和画学等专科学校外，还设有杭州学府及钱塘、仁和两县学，“其余乡校、家塾、舍馆、书会，每里巷须一二所，弦诵之声，往往相闻。”这些各级学校的师生总数约有数万人之多。又当时的临安城内集结了大批的官僚和流寓的士人，“士大夫渊薮。”据统计，单是京师的各级官吏就有七万多人。再加上临安每三年要进行一次科举考试，赴试的士子多达数万人之众，有时竞集有十万人纳卷。这些居民、官僚、流寓士人、各级学校的师生、赴考的士子等，构成了庞大的书籍消费队伍，有力地刺激了临安雕版印刷事业的繁荣。 第四、五代，北宋杭州雕版印刷的发展和成就，也是南宋临安雕版即刷繁荣的重要原因。 南宋临安雕版印刷业的鼎盛并不是偶然的，除政治、经济、社会诸因素外，他还有自身发展的背景和条件。据文献记载，早在唐代中期，浙江就刊刻白居易和元稹的集子。到五代时，浙江的印刷业，尤其是杭州巳经比较发达。当时吴越国国王钱傲和延寿和尚所刊印的佛教经像、咒语，有数字可考的，共计有六十八万二千卷(本)。数量之巨，在我国印刷史上可以说是空前的，即使是以后也很少见，可见当时刻工、印工之众多。北宋时的杭州，与四川成都、汴京(今河南开封)、福建建阳并称为四大刻书中心。当时的雕版良工大多荟萃在杭州，因此北宋朝廷刊印的大部头著作，如七经正义、《史记》、《后汉书》、南北朝七史、《唐书》、《资治通鉴》以及医书等，都在杭州镂刻。王国维说：“北宋监本，刊于抗者，殆居泰半。“即为实况。在这一时期，杭州布衣毕升还发明了活字印刷术，为大规模印刷创造了条件。经过唐中晚期、五代、北宋三个时代近三百年的发展，于雕刻工人的培养，印刷力量的积蓄，技术造诣的提高等方面，都为南宋临安刻书事业的鼎盛作了充分的准备。 第五、南宋杭州造纸业的发展和海外贸易的兴盛，也有力地促进了雕版印刷事业的繁荣。 杭州早在唐代就是我国纸的重要产地之一。宋室南渡后，杭州的造纸业更是盛极一时。当时临安之蠲纸，钱塘之油纸，临安府余杭县由拳村的亦亭纸、谢公笺，富阳之小井纸，都负盛名，为人们所珍重。造纸技术在当时也首屈一指，据《武林旧事》卷六《游手》条所载，当时临安的一些商人，为了牟取暴利，竟“卖买物货，以伪易真，至以纸为衣”，欺骗顾客，但也充分说明了杭州造纸业的进步。造纸业的发展，为印刷业的繁荣提供了充足的原料。另外，南宋临安印刷业的繁荣还跟海外贸易有关。杭州在南宋时是一个重要的海港，与数十个国家和地区有贸易往来。而书籍却是杭州出口的主要贸易品之一。日本学者木宫泰彦说：“这一时代日宋之间的贸易品是，日本输入的和前代一样，仍以香药、书籍、织物、文具、茶碗等类为主。”朝鲜、日本等国对书籍的需求，也促进了杭州印刷业的繁荣。 三 南宋杭州雕版印刷业的鼎盛，对当世及后代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这体现在： 第一、促进和带动了两浙地区印刷业的发展。 南宋时的杭州是全国雕版印刷业最发达的地区，它与北邻湖州和南邻绍兴的关系最为密切。“绍兴为监司安抚驻地，刊书之多几与临安埒。”湖州的刻书业也比较的发达。绍兴二年(1132年)密州观察使王永从一家捐资在湖州思村圆觉禅院刊刻了五千四百卷以上的佛藏，这是南宋最早的一次雕版大工程。这个大工程能够在一年内完工，说明那里聚集了大批的刊工。我们从该藏和利用该藏余版所刻的《新唐书》与临安、绍兴诸官府所刻的书籍相对比，知道这批刊工有很大一部分来自临安。这批湖州刊工的一部分，当湖州工程完毕之后，他们参加了绍兴三年(1133年)绍兴府余姚县雕印的《资治通鉴》和自绍兴九年(1139年)国子监、临安府、绍兴府开始的大规模的雕版工作。从这些杭州刊工屡见于湖州、绍兴刻本的情况可以看出，他们在相互支援。但更多的可能，恐怕主要是湖州、绍兴依赖了临安官府的刊工。此外对平江影响也很大。平江紧邻临安，“苏杭间一苇可通，”其刻工互见情况似较别处为尤甚。嘉泰四年(1204年)，平江刊刻的《嘉泰普灯录》其刊记有“钱塘李师正”，大约是领头的刊工。可见他们也经常相互支援，临安的雕版印刷事业促进了苏州刻书水平的提高，使苏州的刻书事业在当时也占有相当的地位。 对元、明、清三代杭州的刻书事业影响也极为深远。元、明、清三代，杭州始终是我国雕版印刷业的重要地区之一，这恐怕与南宋临安雕版印刷业的发达不无关系吧！ 第二、促进了南宋临安藏书事业的发展。 藏书与刻书的关系至为密切。刻书业的发达，必然要影响到藏书业的兴盛。“南宋之世，藏书家以越、闽为最盛。”而南宋浙江藏书家又以杭州为最多。著名的有：周密，晚年住在杭州癸辛街，家有书籍四万二千余卷，以及三代以来金石之刻一千五百余种，分藏于“书种”、“志雅”二堂此外如关注、吴如愚、文莹、陈起、陈思、董嗣呆、金应桂、张模等，都家富图书。 第三、有力地促进了南宋临安人才的辈出。 “刻书者，传先哲之精蕴，启后学之困蒙。”广泛大量的刻印书籍，对文化的发展作用很大，一些珍本秘籍的刻印，减少了士人得书的困难，便于文人学者阅读利用，推动了学术研究，.为人才的造就提供了必要的条件。因此杭州“南渡人才，远非前宋之比。”《南宋京城杭州》一书的附录中，就收录了南宋杭州(临安府)名人136名。 第四、促进了中国古代文化事业的发展。 这首先表现在收集和保存之功。我国代众多的文化典籍得以递传至今，这和刻书家们的努力是分不开的。如陈起、陈思父子所刻的唐宋人小说和诗文集就有近百种之多，王国维说：“今日所传明刊十行十八字本唐人专集、总集，大抵皆出陈宅书籍铺本也。”因此我们可以说如果没有南宋杭州出版家陈起的刊刻唐诗之功，我们今日所见的唐诗就完全可能没有那么多了。因此王国维说道，“唐人诗集得以流传至今，陈氏刊刻之功为多。”由此可见，他们的功绩不仅在中国出版史上，而且在中国文化史上亦具有其光辉的一页。 作者：浙江省社会科学院 徐吉军 （原载《东南文化》1987年第2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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