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明代中叶苏州的狂士群体

明代中叶，知识阶层中出现一些放荡怪诞之士，影响颇大。较早注意这一现象的是清代史学家赵翼[1]，近年也有学者予以研究[2]。事实上，当时的狂士主要出现在个别地区，尤以苏州为多，只有在苏州才形成了狂士群体，正如《明史》所说：“吴中自（祝）枝山辈以放诞不羁为世所指目，而文才轻艳，倾动流辈，传说者增益而附丽之，往往出名教外。”[3]对于明中叶苏州出现的狂士群体，学术界似乎尚未充分研究。本人略陈管见，以就教于方家。需要说明的一点是，苏州人喜闻新奇之事，颇好谈论传闻[4]，且形诸笔墨，然不免采撷街头巷尾之言，不可全信[5]，治学严谨如赵翼，也不免为讹言所惑[6]。本人尽量采用可信之资料，过于离奇荒诞之轶事，概不取焉。本文结构如下：第一部分概括狂士群体的特征，第二部分分析狂士群体得以出现的条件，第三部分对狂士群体进行一些简单评论。

 

 

一

明代中叶的苏州狂士，主要活动于成化、弘治时期，较著名的有杨循吉（字君谦，号南峰）、桑悦（字民怿，号思玄）、唐寅（字伯虎、子畏，号六如居士）、张灵（字孟晋）、祝允明（字希哲，号枝山）等人。他们或者声气相通，或者师友相从，“相与扬其波，遂成风尚”[7]。他们的出现，与苏州文坛兴衰趋势是一致的。元明之际，“文人最盛”[8]，苏州乃文人荟萃之地，文名甲天下。入明之后，渐趋沉寂。到“成、弘之间，吴文定（宽）、王文恪（鏊）遂持海内文柄，同时杨君谦、都玄敬（穆）、祝希哲，仕不大显，而文章奕奕在人”[9]，苏州文坛达到极盛状态，正如陆粲所说：“本朝宪、孝之间，世运熙洽，海内日兴于艺文，而是邦（吴）尤称多士。”[10]苏州狂士多为诗文高手，他们“负隽声，饶艳藻”[11]，应时而起，又以自己的才华支撑了苏州文坛的兴盛，展现了苏州文学的才情魅力，很受推崇。正德以降，苏州文坛又趋沉寂，狂简之风虽流韵不绝，但大为收敛。值得一提的是活动于嘉、万时期的张献翼（字幼于，后改名敉），不过因为他的行为过于怪诞，才情又不逮唐、祝诸人，故不受欢迎，“人咸恶而讳之”[12]。
综观这些狂士，虽经历不同，言行各异，狂的程度也有差别，但还是有着鲜明的共同特征：

 

其一，他们都有过人的文才，而且颇以自己的才华自负。杨循吉喜读书，“课读经史，以松枝为筹，不精熟不止，多至千卷”[13]，“旁通内典、稗官”[14]。凡为诗文，“淫思竟日，不肯苟”，“好以学问穷人，至赪赤不顾”[15]。桑悦“书过目，辄焚弃，曰：‘已在吾腹中矣。’敢为大言，以孟子自况。或问翰林文章，曰：‘虚无人，举天下惟悦，其次祝允明，又次罗圮。’为诸生，上谒监司，曰‘江南才子’”[16]。“更菲薄韩愈氏，曰：此小儿号嗄，何传?”[17]唐寅“童髫入乡学，才气奔放，与所善张灵梦晋纵酒放怀，诸生或施易之，慨然曰：‘闭户经年，取解首如反掌耳。’弘治戊午，举乡试第一”。后自制石章曰“江南第一风流才子”，“其学务究研造化”，“出入天人之间”，“文章风采，照耀江表”，“奇趣时发，或寄于画，下笔辄追唐宋名臣”[18]。张灵“性聪慧，善图画，关涉篇籍，潜识强诵，文思便捷，骄曼可采”[19]，每饮酒常大呼：“日休竖子，尚能一醉，灵不百倍之乎!”[20]祝允明“五岁作径尺字，九岁能诗。内外二祖，咸当代儒宗，耳濡目染，贯综典训，发为文章，茹涵古今，或当广坐，诙笑杂遝，援笔疾书，思若泉涌”[21]。“尤工书法，名动海内”[22]。张献翼“年十六，以诗贽于文待诏（征明），待诏语其徒陆子傅曰：‘吾与子俱弗如也。’”“刻意为歌诗，于是三张（张献翼兄弟三人皆善诗文，有名于时）之名，独幼于籍甚”[23]。

其二，他们都试图步入仕途，施展自己的抱负和才华，但都未如愿以偿，或被隔绝于仕途之外，或虽入仕途但郁郁不得志，最终都成为被政治疏离的人。杨循吉考中进士，授官礼部主事，欲上疏“请复建文帝尊号”[24]，为人劝阻，“以志不得行，即日弃官归”[25]，年仅三十一岁。晚年希进未成，反受挫辱。桑悦“年十九，领成化乙酉乡荐，会试春闱，策有‘胸中有长剑，一日几回磨’等语，为吴检讨汝贤所黜。又作《学以至圣人之道论》，有‘我去而夫子来’等语，为丘学士仲深所黜。三试得乙榜，年二十六，籍误以二为六，用新例辞不许，除泰和训导”。“迁长沙通判，调柳州，意不欲行。人问之，曰：‘宗元久擅此州名，不忍遽往夺之耳。’会外艰，遂归不出”[26]。唐寅参加弘治十二年会试，程敏政“总裁会试，江阴富人徐经贿其家僮，得试题。事露，言者劾敏政，语连寅，下诏狱，谪为吏。寅耻不就，归家益放浪”[27]。张灵为郡学生，鄞人方志来督学，厌恶古文辞，张灵为其斥罢[28]。祝允明“连试礼部不第，除兴宁知县，稍迁通判应天府，亡何，自免归”[29]。张献翼“嘉靖甲子，与兄凤翼伯起、弟燕翼浮鹄，同举南畿试，主者以三人同列稍引嫌，为裁其一，则幼予也”[30]。

其三，他们都自少就带有一些狂气，仕途受挫后，行为益发放诞不羁。杨循吉在礼部时，曾得“颠主事”名号[31]，“行已颇近怪，事皆类可笑”[32]，“晚岁落寞，益坚癖自好”[33]。固桑悦怪诞之行尤多，为训导时，“学士丘浚重其文，属学使者善遇之。使者至，问：‘悦不迎，岂有恙乎?’长吏皆衔之，曰：‘无恙，自负才名不肯谒耳。’使者遣吏召不至，益两使促之，悦怒曰：‘始吾谓天下未有无耳者，乃今有之。与若期，三日后来，渎则不来矣。’……三日来见，长揖使者。使者怒，悦脱帽竟去。使者下阶谢，乃已”[34]。还乡后，“居家益任诞，褐衣楚制，往来郡邑间”[35]。张灵“挑达自恣，不为乡党所礼”[36]。祝允明“好酒色六博，善新声；求文及书者踵至，多贿妓掩得之。恶礼法士，亦不问生产，有所入，辄召妓豪饮，费尽乃已，或分与持去，不留一钱。晚益困，每出，追呼索逋者相随于后，允明益自喜”[37]。张献翼乡试无端被黜，“归家愤愤，因而好怪诞以消不平，晚年弥甚，慕新安人之富而妒之，命所狎群小呼为太朝奉，至衣冠亦改易，身披采绘荷菊之衣，首戴绯巾，每出则儿童聚观以为乐”[38]。“与所厚善者张生孝资，相与点检故籍，刺取古人越礼任诞之事，排目分类，仿而行之”[39]。

 

上述三个特征是交织在一起的。仕途顺利难以流入狂诞，仕途不顺利而性格中缺少狂气亦不可能流入狂诞；才情是狂诞必备之条件，没有才气而故作狂诞者是痞子而不是狂士，只有才子才有资格做狂士，而仅有才气而无怪诞之行亦不能成为狂士。可以说，仕途挫折为入狂之因由，才情与怪诞为狂士必备之要素。

 

 

二

明代中叶苏州能够出现一批狂简之士，与特定的政治经济条件和文化氛围是分不开的。大体说来，主要原因可以归为三个方面，下面分别疏论之。
1．政治环境的宽松使狂士获得张扬个性的广阔活动空间
明代中期苏州狂士群体的存在，有赖于政治环境的宽松。赵翼曾指出：“此等恃才傲物，跞弛不羁，宜足以取祸，乃声光所及，到处逢迎。”[40]的确，这类的狂士如果出现在明初，恐怕早就骈首于市了，而此时不仅不受惩戒，反而大受欢迎，达官贵人亦争相与之交往，这反映出明代政治由严苛趋向宽和的深刻变化。
朱元璋建立明朝后，政尚严酷，对士人尤怀敌意，肆意诛戮。隐居不仕者，设“圜中士夫不为君用”律条以惩治之，而士人一入庙堂，少有完者。对于朱元璋血腥的文化政策，没有比苏州人感受更深的了。元末战乱时期，占据苏州的张士诚“颇收召知名士，东南士避兵于吴者依焉”[41]，于是苏州“盛稷下之儒”[42]，文风极盛。沿及明初，仍然如此。如在元末明初的诗坛上，苏州人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高启、杨基、张羽、徐贲称为“吴中四杰”，人们用他们比附初唐四杰。在洪武前期，这四人皆被征入仕，无一免于朱元璋之毒手，高启被腰斩，杨基被谪输作死于工所，张羽获罪自知不免投龙江而死，徐贲下狱瘐死[43]。在这样的政治氛围下，士人为保身家，多不乐仕，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三二“明初士人多不仕”条已列举一些事例，这里再举一例。李诩《戒庵老人漫笔》卷三“黄叔扬传”云：

黄钺字叔扬，苏郡常熟县人。……是时天下新定，重法绳下，士不乐仕，人文散逸，诏求贤
才，悉集京师。钺父见其子好学甚，恐为郡县所知，数惩之不能止。家有田数十亩在葛泽坡，因令督耕其中。……杨濙者，元末隐士也，尝避雨泊舟钺舍旁，窥见钺持书倚檐读不辍声，……因令其子福同室而居者三年，遂尽其书。县闻之，并辟福贤良。濙怨之曰：“吾不幸遭世乱，家破族散，今独携一子耕读远郊，以毕余生。以子好学，尽以藏书奉观览，奈何不自韬晦，卒为人知，贻累我家!”

在传统社会里，讲究耕读传家，一般农家，只要条件允许，无不尽力支持子弟读书，以求博取功名，光宗耀祖，改变社会地位。黄钺之父因恐黄钺好学之名传出，受到官府征辟荐举，不仅不支持他读书，反数加惩戒，强令其躬耕陇亩。而当杨濙之子杨福与黄钺一起被荐举入仕后，杨濙对黄钺大加怨责，足见当时士人视官场如刑场，对入仕深存恐惧。当然，士人或为功名之心所驱使，或为经世之志所激励，也有偏向虎山行者，长洲人王行就是一例，他饱读诗书，准备到南京求仕，有人劝他说：“此岂求仕之时哉?”他回答说：“虎穴中可以游戏。”[44]后牵连入蓝玉案被杀。
永乐时期，虽然对忠于建文帝诸臣大加屠戮，用刑极惨，但对于一般士夫，已远不似洪武朝那样严苛，士人恐惧之心顿觉松缓，许多过着诗酒田园生活的文人，此时纷纷走上仕途。杜琼《西庄雅图记》云：

长洲沈君孟渊居东娄之东，地名相城之西庄。其地襟带五湖，控接原隰，有亭馆花竹之胜，水云烟月之娱。孟渊攻书饬行，郡之庞生硕儒多与之相接，凡佳景良辰，则相邀于其地，觞酒赋诗，嘲风咏月，以适其适。……既而群公相继兴仕于永乐朝，孟渊亦受察举待诏公车，复日于诸公胥会焉。[45]

常参加沈孟渊诗酒之会的皆为苏郡名士，如王璲、金洵、张肎、陈嗣初、谢晋、苏复性、金永、沈遇、孟澄等，这些人享受过吟风弄月、诗酒流连的风流儒雅生活，这时步入官场，此时的官场已不像洪武时期那样荆棘遍野，比较适宜他们了，因而他们才有“胥会”的机会，重温诗酒之趣。当然，士夫立身行事仍须谨慎小心，像王璲入仕后，仗着自己的文才出众，与解缙、王偁等人相互矜许，因被目为轻薄，又不幸受到不被父皇宠信的太子朱高炽的眷注，遂被下狱论死[46]。

仁、宣之时，力矫洪、永时期严酷苛急之病，统治风格趋向平易，政治空气大为宽松，作为知识分子渊薮的苏州对此有深刻的认识，僧人智暕指出：

洪武间，秀才做官，吃多少辛苦，受多少惊怕，出多少心力，到头来小有过犯，轻则充军，重则刑戮，善终者十二三耳，其间国家负士大夫多矣，这便是还债的；后来圣恩宽大，秀才做官，多少受用，又干得几多事，这便是讨债的。[47]

 

 

撇开其中的迷信因素，智暕的确把握住了朝廷对士人态度的重大变化。在这种宽松的政治环境中，轶出常轨的言行较能受到容忍，至少不会带来杀身之祸，士人不必为保全首领而约束自己，可以率性而为，充分展现自己的个性，这为狂士的生长提供了适宜土壤。

2．经济生活的繁荣使社会能供养一个有闲阶层，狂士较易得到生活费用

元末群雄割据时期，苏州为张士诚所据，相对说来是比较平静安宁的。迨朱元璋围攻苏州，张士诚不肯降，城下，苏州残破，“历代繁华，可怜焦士，遂使燕巢再毁，麛鹿重游”[48]。朱元璋对苏人缺乏好感，在经济上推行重赋政策，并把许多富民迁徙到临濠等处，更加重了苏州的凋敝。但是，由于苏州土地肥沃，土地利用率和粮食亩产量较高，工商业基础较厚，社会经济恢复很快，到成、弘之时，蕴涵的活力终于爆发出来，社会经济达到十分繁华的程度。王锜《寓圃杂记》卷五“吴中近年之盛”条对此有过细致描绘：

吴中素号繁华，自张氏之据，天兵所临，虽不被屠戮，人民迁徙实三都、戍远方者相继，至营籍亦属教坊。邑里萧然，生计鲜薄，过者增感。正统、天顺间，余尝入城，咸谓稍复其旧，然犹未盛也。迨成化间，余恒三、四年一入，则见其迥若异境，以至于今，愈益繁盛，闾檐辐辏，万瓦甃鳞，城隅濠股，亭馆布列，略无隙地。舆马从盖，壶觞罍盒，交驰于通衢。水巷中，光彩耀目，游山之舫，载妓之舟，鱼贯于绿波朱阁之间，丝竹讴舞与市声相杂。……此固气运使然，实由朝廷休养生息之恩也。

 

如此繁荣的经济，为文化发展奠定了基础。苏州文风本盛，到明代中叶，在科举制度的刺激和文化风尚的浸染下，只要经济条件允许，无不以读书为业，故归有光谓“吴为人材渊薮，文字之盛，甲于天下，其人耻为他业，自髫龀以上，皆能诵习举子应主司之试”[49]，能诗文者比比皆是，“髫龄童子即能言词赋，村农学究解律咏”[50]。因而，在苏州形成了一个文化程度很高的有闲阶层，他们“喜裒集文章杂事”，“喜为清谈”，“相聚觞酒为闲语终日，然多浮虚艳辞，不敦实干务”[51]，文学、艺术、戏曲以及各种“奇技淫巧”因之发展起来并形成文化市场。这样一个有闲阶层，只有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才足以供养，而这正是狂士滋生和存在的丰土沃壤，诚如赵翼所说：“世运升平，物力丰裕，故文人学士得以跌荡于词场酒海间，亦一时盛事也。”[52]

 

可以说，只有在苏州这样物力丰裕的地方，狂士们的文学、绘画才能，甚至他们的狂诞之习，才能找到足够多的欣赏者，而众多欣赏者的存在为他们提供了衣食之源。综观苏州的狂士，固有出身仕宦富裕之家者，但大多数却是以为人作文、作诗、作画而谋生。祝允明的祖父祝显登正统四年进士，官至山西参政，外祖父为徐有贞，官至内阁辅臣，曾封武功伯爵位，门庭可谓显赫，但祝允明居家不问生产，主要依靠官俸及四方求书画文章者之饷遗生活[53]。唐寅卖画为生活一大来源，他“家住吴趋坊，常坐临街一小楼，惟求画者携酒造之，则酣畅竟日，虽任适放诞，而一毫无所苟，其诗有‘闲来写幅青山卖，不使人间作业钱’之句”[54]。看来唐寅虽言行怪诞，卖画时却颇有敬业精神和廉贾风范。李诩《戒庵老人漫笔》卷一“文士润笔”条云：

嘉定沈练塘龄闲论文人无不重财者，常熟桑思玄曾有人求文，托以亲昵，无润笔。思玄谓曰：“平生未尝白作文字，最败兴，你可暂将银一锭四五两置吾前，发兴后待作完，仍还汝可也。”唐子畏曾在孙思和家有一巨本，录记所作，簿面题二字曰“利市”。都南濠至不苟取。尝有疾，以帕裹头强起，人请其休息者，答曰：“若不如此，则无人来求文字矣。”马怀德言，曾为人求文字于祝枝山，问曰：“果见精神否?”（自注：俗以取人钱为精神。）曰：“然。”又曰：“吾不与他计较，清物也好。”问何青物，则曰：“青羊绒罢。”

 

这些狂士如此爱钱，或不免有故作怪僻放诞、游戏人生之态度，但主要还是因为书画文章的润笔是他们的衣食之源，所以才如此看重，以致像祝允明这样以“不问生产”著称的人，在这方面也斤斤计较，不肯通融。

 

3．苏州具有欣赏风流之风的特定文化氛围，为狂士提供了深厚的社会文化基础
上述两条是狂士群体能够存在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必要条件。政治环境的宽松举国皆然，经济生活的繁荣也是当时东南的普遍状况，但在苏州以外的地区，尽管也出现过狂士，但都是个别的，未形成群体，因而，苏州狂士群体出现的极其重要的原因，恐怕应归于其特有的文化传统，这就是风流之风。明代著名文学家汤显祖认为诗歌是各地民风特质的反映，并将苏州的特质归纳为“风流”：

诗者，风而已矣。国之风，采而为诗，舒促、鄙秀、澹绮、夷隘，各以所从。江以西有诗，而吴人厌其理致；吴有诗，江以西厌其风流。予谓此两者好而不可厌，亦各其风然，不可强而轻重也。[55]

汤显祖的概括符合苏州人的自我认识，阅读一下钱谦益的《列朝诗集小传》，就可看出，他对诗人优劣评断的重要标准即是其作品风格是否符合“江左风流”。“风流”二字的含义较多，这里的意蕴与魏晋时期所谓的“名士风流”比较接近，大体上可以解释为富有才情、率性而为、不拘守法度的气质风度。
苏人之风流轶事，常见于笔记小说中。“苏州月舟和尚犯奸，长洲知县闻其能诗，以鹤为题，诗曰：‘素身洁白顶圆朱，曾伴仙人入太虚。昨夜藕花池畔过，鹭鸶冤却我偷鱼。’释之。”[56]和尚犯奸，并非光耀之事，但因犯奸和尚善诗，于是苏人便不以此僧行径为无耻，不以知县开释为枉法，反载于笔记，视为风流趣事。下面一件事更足以反映苏人对风流的欣赏甚或沉迷态度。《四友斋丛说》卷二六记载：

朱野航乃葑门一老儒也，颇攻诗，在蓧匾王氏教书，王亦吴中旧族。野航与主人晚酌罢，主人入内，适月上，野航得句云：“万事不如杯在手，一年几见月当头。”喜极，发狂大叫，扣扉呼主人起，咏此二句，主人亦大加击节，取酒更酌，至兴尽而罢。明日遍请吴中善诗者赏之，大为张具征戏乐，留连数日，此亦一时盛事也。

 

 

这件轶事见诸多处，是在苏州广为流传的佳话。从其为苏州文人津津乐道本身来看，它所体现的风流境界具有象征苏州风尚的深刻意义。就是与文士交往较多的J女，也颇染风流之习，如有一妓刻章曰“平章风月事”，虽事属滑稽，亦可见习尚浸染之深。流风所及，一般市井小民，也颇以风流为尚。

苏州狂士们正是在这种土壤中培育出来的，在他们自己或别人眼里，他们都是绝顶风流的人物。唐伯虎自号“江南第一风流才子”，苏人并未以为浮夸，在他们看来这正是风流的一种表现。进一步说，狂似乎是风流题中应有之义，风流主要就是才气加狂气，不多多少少带上点狂以体现个人的性格特征，便显得平庸，是不能算作真正的风流之士的。在别的地方，偶尔出现个狂士，或许得不到欣赏，甚或被视为有悖礼法受到轻视压抑。但在苏州，尽管狂士们的生活颇为落拓，或许不值得像追求科举那样受到一般人仿效，但他们绝不缺少欣赏者或捧场者。才华横溢的读书人，在追求科第功名的道路上，都希望获得成功，功成名就，自然可喜，但倘若时蹇命乖，遭到挫折，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中，就很容易滑入狂途了。苏州狂士群起，固不足怪。

正德、嘉靖以来，苏州有些人不满于本地习气，开始崇尚北学。钱谦益将此归罪于黄省曾兄弟：“余观国初以来，中吴文学，历有源流，自黄勉之（省曾）兄弟心折于北地，降志以从之，而吴中始有北学。”[57]钱氏将风气之变归于个别人是不恰当的，久则生变，其势必然。自此风流之风虽在苏州传承不绝，但对风流狂士的欣赏已不似成、弘间那样热烈，故唐寅、祝允明辈颇乏够格的后继者，隆、万时的张献翼只能算是末流，纯粹为“狂怪”而“狂怪”，虽惊世骇俗，但却颇不为时人欣赏。



三

明朝中叶苏州狂士群体的出现是一种值得注意的现象，它显露出来的士人心态有助于我们全面理解传统文化中的知识分子。有的学者提出，狂士的言行形成了一股追求独立人格的风潮，是代表市民阶层的人文主义思潮的开端。笔者认为，这种看法是在所谓的“资本主义萌芽”的背景上，把中国历史与西方历史强行比附的结果。中国有着独特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国的知识阶层与西方的知识阶层形成的背景不同，需要适应的环境和力图解决的问题迥然有异，不能简单比附，《三言》、《二拍》和《金瓶梅》不是《十日谈》，李贽不是布鲁诺，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不是文艺复兴式的启蒙思想家，桑悦、唐寅、祝允明的行为也不是雅各布·布克哈特所描述的意大利那样的“人格的觉醒”[58]。

 

前已指出，当时的狂士都是非常有才华的人，同时也都经历过仕途的挫折。这就使我们认识到，对这些狂士的分析应当考虑心理方面的因素，也就是说，狂士生活是他们被动的选择，生活中的重大挫折使他们做出了一些反常行为，成为“越轨者”。在中国知识群体的发展过程中，出与处、仕与隐是一对看似矛盾实则相互支撑的范畴，正是由于存在着这样两种生活方式，才使士大夫有了广阔的活动空间，使他们的独立的价值观念和品格有了寄托之处。但是，也应看到，在发展演化过程中，出处仕隐越来越密切地融合在一起，而其代价就是士人越来越依附于专制皇权，他们选择生活方式的可能性和活动空间越来越小。到明代，专制主义集权制度臻于极致，士人阶层对皇权的依附也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隐者的活动舞台已然丧失，士大夫的命运紧紧和科举制度、和仕途官场连在一起。或许有人把此归因于专制皇权的驱迫，但这只是外部原因，明显的证据就是在朱元璋的高压政策下，仍然有人坚持隐逸生活，而到明中叶，没有人逼着士人做官了，真正的隐逸者却十分罕见了。因此，彻底地依附于皇权应该说是士人自觉的选择，而这种现象的出现，有着极为深刻的历史背景，这就是自孔子时代开始，在君权对士人的制约与士人的相对独立性这对矛盾的运行过程中，不论在力量对比还是在思想观念上，砝码不断移向君权一方，这是士人文化发展的必然归宿。《明史》卷二九八《隐逸传》云：

明太祖兴礼儒士，聘文学，搜求岩穴，侧席幽人，后置不为君用之罚，然韬迹自远者亦不乏
人。迨中叶承平，声教沦浃，巍科显爵，顿天网以罗英俊，民之秀者无不观国光而宾王廷矣。其抱瓌材，蕴积学，槁形泉石，绝意当世者，靡得而称焉。由是观之，世道升降之端，系所遭遇，岂非其时为之哉。

 

 

《明史》的作者当然不可能从皇权与士人矛盾运动的长期趋势来看待隐逸问题，但所观察到的明中叶士人尽入“天网”的事实却是深刻的。
明代中叶苏州的狂士们，正是生活在这样一个不需要隐士、士人也不愿意做隐士的时代，他们都有着过人的才华，自命不凡，以为凭着自己的盖世才华可以平步青云，施展自己的远大抱负。但在现实面前，他们却碰得头破血流，最终都成了政治的疏离者。当然，这一切都是被迫的，因而他们的内心充满愤懑和痛苦，产生了深刻的挫折感。正像心理学研究表明的那样，包括挫折在内的压力反应可能使人变得悲痛而产生退缩，或者使人感到愤怒并做出一连串不正当的行为。对于从小就具有一些狂气、又生活在不排斥狂气的文化氛围中的才子们，滑入后一行为模式是很自然的。狂士绝不是儒教文化的叛逆者。查继佐曾经指出：“使六如（唐寅）不处挫辱，亦或能雍容揖古升堂。及才无所见，乃自放，以度礼玩物为高。”[59]查氏的看法是很深刻的，唐寅曾写过一首名为《检斋》的诗：“检束斯身益最深，检身还要检诸心。鞠躬暗室如神在，恭己虚斋俨帝临，视听动吾皆有法，杯盘几席尽书箴。遥知危坐焚香处，默把精微义理寻。”袁中郎评此诗说：“绝类朱文公作。”[60]唐寅的行为尽管与此诗所论大不相侔，但此诗之作至少体现了潜藏于他的心灵深处的礼教影响。传统中国这种因挫折而导致的出格行为与西方中世纪末期因人格觉醒而导致的出格行为表面上或许有相似之处，但其意义是不同的。

 

总括言之，明代中叶苏州狂士群体似不能与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人的发展和觉醒相比附。他们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礼法”的樊笼，但这只是落魄士人为保持心理平衡采取的自我调节手段，他们本身也并不以为这种张扬个性的做法具有终极性的价值和意义。

 

相对于正统的儒家价值系统来说，他们是一些“越轨者”，而不是“转型者”，而他们的“越轨”行为正是与ZZ领域的疏离而带来的失落感和苦恼情绪在适宜环境里的发作。

 

可以说，仕途上的挫折促使他们产生出一种偏J情绪，这使他们与正统的儒家价值观产生了某种疏离，并进行了一些有意的反抗。

 

 

这样做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正统价值观束缚人性的弊端，但也不免狭隘做作，为一己的生活经验所限，从中难以演绎出一个更为阔大的精神境界。这些狂士与魏晋时期狂放的士人也大不相同。尽管前者慕魏晋风流，有意模仿了后者。魏晋狂士是追求自然而不入俗务，多哲学家味，对自然人生的思辨十分深入；明代狂士则是才子之情，多抒发而少深思，从他们的吟咏中，我们可以领略到人生的感伤，却体味不出对真实人生的正视和解剖，当然更看不到对自我的正视和解剖，而自我反省意识的缺乏使这些狂士只能生活在迷惘与沉醉的状态中，而开拓不出一条新的精神道路。这是他们个人的悲剧，更是时代的悲剧。

 

相对于正统的儒家价值系统来说，他们是一些“越轨者”，而不是“转型者”，而他们的“越轨”行为正是与ZZ领域的疏离而带来的失落感和苦恼情绪在适宜环境里的发作。可以说，仕途上的挫折促使他们产生出一种偏激情绪，这使他们与正统的儒家价值观产生了某种疏离，并进行了一些有意的反抗。这样做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正统价值观束缚人性的弊端，但也不免狭隘做作，为一己的生活经验所限，从中难以演绎出一个更为阔大的精神境界。

 

 

[1] 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三四《明中叶才士傲诞之习》。
[2] 暴鸿昌：《论明中期才士的傲诞之习》，《求是学刊》1993年2期。
[3] 《明史》卷二八六《文苑二·徐祯卿附桑悦传》。
[4] 李乐：《见闻杂记》卷七三四条云：“吴俗坐定辄问新闻。”
[5] 纪昀：《四库全书总目》卷六二评张累《吴中人物志》云：“吴中人物，自王宾、杨循吉、祝允明、朱存理等递有撰述，此本因而广之，较诸家稍备，然事皆不著出典，未免无征不信也。”
[6] 柴萼《梵天庐丛录》卷一O《唐伯虎佣书娶秋香》，辨之甚详。
[7] 查继佐：《罪惟录》列传卷一八《唐寅张灵》。
[8] 《明史》卷二八五《文苑一·陶宗仪附张宪等传》。
[9] 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丙集《蔡孔目羽》。
[10] 陆粲；《陆子余集》卷一《仙华集后序》。
[11] 沈德符：《万历野获编补遗》卷四《著述·祝唐二赋》。
[12] 《列朝诗集小传》丁集上《张太学献翼》。
[13] 《列朝诗集小传》丙集《杨仪部循吉》。
[14] 《明史》卷二八六《文苑·徐祯卿附杨循吉传》。
[15] 《列朝诗集小传》丙集《杨仪部循吉》。
[16] 《明史》卷二八六《文苑二·徐祯卿附桑悦传》。
[17] 《罪惟录》列传卷一八《桑悦》。
[18] 《列朝诗集小传》丙集《唐解元寅》。
[19] 《列朝诗集小传》丙集《唐解元寅附张秀才灵》。
[20] 查继佐：《罪惟录》列传卷一八《唐寅张灵》。
[21] 《列朝诗集小传》丙集《祝京兆允明》。
[22] 《明史》卷二八六《文苑二·徐祯卿附祝允明传》。
[23] 《列朝诗集小传》丁集上《张太学献翼》。
[24] 《明史》卷二八六《文苑二·徐祯卿附杨循吉传》。
[25] 何良俊：《四友斋丛说》卷一五。
[26] 《列朝诗集小传》丙集《桑柳州悦》。
[27] 《明史》卷二八六《文苑二·徐祯卿附唐寅传》。
[28] 《列朝诗集小传》丙集《唐解元寅附张秀才灵》。
[29] 《列朝诗集小传》丙集《祝京兆允明》。
[30] 《万历野获编》卷二三《士人·张幼予》。
[31] 《明史》卷二八六《文苑二·徐祯卿附杨循吉传》。
[32] 《罪惟录》列传卷一八《杨循吉》。
[33] 《明史》卷二八六《文苑二·徐祯卿附杨循吉传》。
[34] 《明史》卷二八六《文苑二·徐祯卿附桑悦传》。
[35] 《列朝诗集小传》丙集《桑柳州悦》。
[36] 《列朝诗集小传》丙集《唐解元寅附张秀才灵》。
[37] 《明史》卷二八六《文苑二·徐祯卿附祝允明传》。
[38] 《万历野获编》卷二三《士人·张幼予》。
[39] 《列朝诗集小传》丁集上《张太学献翼》。
[40] 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三四《明中叶才士傲诞之习》。
[41] 《明史》卷二八五《文苑一·陶宗仪附顾德辉传》。
[42] 王鏊：《吴子城赋》，载《吴都文粹续集》卷一。
[43] 《明史》卷二八五《文苑一·高启传》及附杨基等传。
[44]王鏊：《王文恪公笔记》，载邓士龙辑《国朝典故》卷六一。
[45]载《吴都文粹续集》卷二。
[46] 《列朝诗集小传》乙集《王宾客璲》。
[47] 《四友斋丛说》卷九。
[48]王鏊：《吴子城赋》，载《吴都文粹续集》卷一。
[49]归有光：《震川先生文集》卷九《送王汝康会试序》。
[50] 黄省曾：《吴风录》（不分卷）。
[51] 黄省曾：《吴风录》（不分卷）。
[52] 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三四《明中叶才士傲诞之习》。
[53] 《明史》卷二八六《文苑二·徐祯卿附祝允明传》。
[54] 何良俊：《四友斋丛说》卷一五。
[55] 汤显祖：《玉茗堂集》卷五。
[56] 李诩：《戒庵老人漫笔》卷一八《奸盗皆以诗免》。
[57] 《列朝诗集小传》丁集《皇甫佥事涍》。
[58] 布克哈特认为个人的发展、人的发现、人文主义是意大利文艺复兴的重要特征，见所著《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特别是第二篇和第四篇。
[59] 查继佐：《罪惟录》列传卷一八《唐寅张灵》。
[60] 见《明代小品文六名家全集》本《唐伯虎全集》（大道书局，1935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