孝治天下

孝治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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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洋新闻 时间: 2013-02-04 来源: 信息时报

　　王文剑（学者）

　　汉天下是刘邦用血与火的方式，从别人手里硬生生抢夺过来，这种方式对后来那些打天下的人来说，是常态，是正途，是正规渠道。可是，在汉初，大家刚从春秋战国时代走出来的，比较认可，坐拥天下的神器和财富的那伙人是贵胄的后裔，而靠阴谋诡诈、强力豪劲和能够服众的品性而占天下、享天下，说实在的，还真让人在心理上一下子不好接受，即使接受了，但当皇帝的也总是觉得不踏实。既然自己可以靠武力成为九五之尊，别人自然也可以，所谓“山外有山、人外有人”，在斗智斗勇上，无论一个人多么自信，哪怕真的相信自己是当世最高水准的无敌之人，可他总是要死的，自己总不能为下一辈或者下几辈的人，拍胸脯，打包票，也和自己一样牛气冲天。对于当了高祖、太祖级别的皇帝，一般最让他临死前吃不香、睡不好的事儿，就是如何让自己的后世子孙（特别是那些不肖子孙）也能像自己那样，掌着权杖，吃喝不愁，还能作威作福。

　　白马之盟之后，刘邦依靠自己的威望，为后面的刘氏皇帝定下国家统治的基本格局。在临驾崩之前，他还跑到孔庙，搞了一次祭祀活动，一反以前对儒者不待见的姿态，表达出以后要尊儒、敬儒的意思，刘邦的意思当然很清晰，“以后大家，都要按照‘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那一套来行事做人，别动不动就喊打喊杀，‘提三尺宝剑定天下’时代结束了”。大家自然是心领神会。儒学最讲究孝道、人伦观，作为中国早期的社会学理论，如果大家真的一丝不苟地信奉、遵循儒学，每个人能否因此而生活富足，这个不敢说，但每个人感到幸福，这倒是比较靠谱的。从实践上看，儒家的孝道是家庭的粘合剂、幸福源，更可以成为维系社会秩序的精神支柱，成为最好的政治和社会生活的思想滋养剂。

　　经济史和思想史研究者发现，古代的生产生活建立在小农经济的基础上，所谓小农经济，无非是说，农民们耕种的土地比较分散，居住得也比较分散，政府靠着这些分散居住、分散工作的农民，纳粮食，服劳役，制衣衫，上层建筑得以存活的物质基础，均来源于这些农民。由于生产力不发达，特别是交通设施和工具落后，想依靠工商业获取钱财，还不是件容易的事儿。但从这些农民身上把该收的税都收缴上来，政府要付出的成本那就太大了，为收价值几毛钱的粮食，可能会付出价值几块钱的成本，这可是只赔不赚的买卖，长此以往，谁也受不了。

　　这时候，国家祭出儒学的这块招牌，宣传忠孝节悌的观念，好处是很明显的。按照这个观念，在家庭里，大家孝顺父母和兄长，爱护小弟、小妹，以此类推，在村子里，就要遵从族长的权威。这个观念的立足之处，也不是虚无的，完全来源于血缘这个纽带。父母生养自己，和自己有血缘关系，平时好生伺候自不必说，精神上也有义务让他们保持愉悦。而和自己的血缘关系相对较远的亲族，自然也要按照这样的思路，既要尊敬那些长者，也要听从长者的指派。说起来，这种说法很符合人的天然性情，尊重父母，对自己的亲属好，如果不是受过什么很大的刺激，一般人做起来都是发自内心、自觉自愿的。儒学基于此开始探讨人的本质和人的社会活动，然后把这样的人伦观念上升到道德层面，鼓励大家大张旗鼓地对父母好、对兄弟姐妹和对族长的权威服膺，并对那些不这么做的人则嗤之以鼻，大加鞭挞，并进而宣布这种忤逆的行为是禽兽之行，枉为做人。

　　血缘宗法同构是咱们国家源远流长的传统，可以说，各个宗族可以被看成靠着血缘维系出小国家，在这个基础上，历代封建国家才被支撑起来。从刘邦后期，汉朝就开始鼓励大家高调地爱父母、爱宗族，如果上下都这么做，国家以后再实行什么政策，每个人从心理上也不再那么抵触。实践上看，政府也是得到了很多的好处的，官吏们只需要把政令传达到各个族群，族群自动自发地遵照执行，国家省事儿，大家还没太多不满的情绪（即使有这种不满情绪，相信族群里的族长也能化解于无形）。对于个别不听话、还想闹事的宗族，国家还有连坐制等吓人的法律，以及刀枪在手、冷酷无情的军队，相信广大的爱好生命、爱好生活的百姓们，是不敢随便表达反对意见的。

　　皇帝把治国的理念放在孝道之上，就是设想着那些孝行卓越的人自然是均被成为忠君楷模的潜在素质，由孝及忠，希望通过“家国同构”这样的社会政治体系，并围绕巩固这样的体系，建立了很多配套的制度，以此把大家纳入当皇帝顺民、良民的行列。汉朝继承了秦朝很多的做法，但在推崇孝道上，还真算是一种创举，和秦朝相比，汉朝推行各类法律，再配上孝道观念对人们的约束，执行效率确实好多了，特别是百姓们听话得多，顶着不干的少多了。

　　从以后皇帝们的统治实践看，因为有了大家逐渐把孝道看成安身立命的基本道德理念，做起事儿来，就不那么肆意妄为，考虑问题，也都很容易形成大局观，比如，某人受到官吏或者其他什么人的欺诈和欺负，想挺身反抗（比如拿把刀把对方宰了），但想到自己的父母、亲属可能会受牵连，“舍得一身剐”的豪气顿时灭去一半，毕竟想反抗的人，很少因为自己反抗就连人都不当了，他们中大多数人把反抗本身看作当更好、更舒服的人的途径，也有很多是为了让自己家人过上好日子，而一旦让自己父母、亲族为此不能活或者活不好，自己当人的资格就很成疑问，想到这儿，那还闹个什么劲呢？

　　面对满世界的孝子贤孙，皇帝们也不能闲着，自然也要身体力行，比如，汉代经常会因为为母亲祝寿而大赦天下，即使皇帝死了，身后的谥号，也要加上个“孝”字，比如，汉孝文帝、汉孝景帝，汉孝武帝，诸如此类，不管是“文”还是“武”，都离不开“孝”，“孝”字当头，皇帝当得才理直气壮。大家在“孝道”指引和约束下，当人做事，天下和谐，万物生长。

　　只是皇帝们不知道是没看完儒家经典，还是看完了又忘了。从孔子、曾子和孟子以降，儒家这些人虽然很遵从孝道，也同意“移孝作忠”的说法和做法。但在孔子眼里，落实“忠、孝”观念，也是有条件的，可不是能用“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父叫子亡、子不得不亡”这么简单一句话概括的。他其实主张的是“亲亲”这个观念，既然父母生养儿女，从根上看，儿女这辈子算是一直欠着父母。皇帝当了天下之主，也就是所有老百姓的父母（不管皇帝是不是吃着奶、玩尿泥的小孩），皇帝和皇帝的父亲、爷爷们不造孽，给大家安居乐业的太平盛世，算是百姓们欠他们的，儿女有义务爱护父母，百姓们有责任听从皇帝。但孔子认为，孝父母自然是绝对的，这种绝对性来源于自然界规律，但皇帝要是也腆着脸，说效忠于自己，也是绝对的，这就有点太自以为是了。

　　所谓“良臣择主而侍”，也就是说，父母不管长得丑还是美，有钱还是没钱，这是不可改变的，儿女必须也理应至始至终奉养尊敬，但对那些皇帝们则不必如此，皇帝们想当全天下人的爹，那是他的事儿，大家不必太认真。更何况，孔子还说，“父慈子孝”，虽然儿子遵从孝道，这是一定的，但当爹的也不能因此就不把儿子当人看，想怎么着就怎么着，还是要慈爱一些，潜台词是，当爹的慈爱了，儿子孝顺起来，也就很带劲了。他说的“君仁臣忠”，也是这个理儿。有个叫定公的人问孔子，“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子说，“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很清晰地说，当臣子产生“忠”的心理冲动，是因为当君的对臣子以礼相待，让人家感动了，不效忠君主，臣子自己都很难过，甚至比死都难过——这就是一些死忠之士的由来。

　　汉朝重视孝道，搞了举孝廉之类的官员选拔制度，把那些既孝顺又清廉的高洁之士从人堆里举拔出来，放到皇帝身边和各个地方政府做事情。平时经常动用国家的宣传机器，到处“孝”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并把孝作为衡量一个人基本德性的标准，甚至拿法律和监狱来惩戒不孝之行，把整个国家浸泡到浓厚的孝文化中，时间长了，皇帝们也不自觉地完全相信孝子们是国家可以依靠的坚强柱石。可是，大孝子王莽和举孝廉出来的曹操把这个美好的图景撕成碎片，让人很丧气。不过，我依然认为，孔孟的孝道之说是没错的，只是皇帝们和他身边那些大儒们把孝道拔擢到国家政治工具的高度，他们没用好，搬着石头砸自己的脚丫，怨不得别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