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哀丧辅导 ——直面心理学方法探索之“直面潜意识”—— 王学富
案例 阿平是一个公司的总经理，他的公司一直发展得很好，但最近开始萧条起来，并且每况愈下。二十年在商场争战，阿平经历了许多坎坎坷坷，每次都能凭着自己的能力让公司“起死回生”。但这次不同，看到自己苦心经营的公司濒临崩溃，他竟然无动于衷，不想做任何事情去挽回这种局面。阿平之所以前来寻求辅导，是因为他想弄明白，到底是公司出了问题，还是自己出了什么问题。 面谈的过程中，一个隐藏的事件慢慢浮现出来：我了解到，就在一年以前，阿平十八岁的女儿自杀身亡。她是大学二年级学生，因为被男朋友抛弃，在一个夜晚从宿舍楼跳了下来。在第二天早晨的阳光里，她残损的躯体像一棵被砍伐的树，倒伏在人行道边。 接到噩耗，阿平无法相信自己的耳朵。接着，他就被悲伤、愤怒、羞耻、自责的情绪淹没了。他匆匆赶到学校处理了此事，又匆匆赶回家，草草为女儿办了丧葬。这一切都是悄悄进行的，没有丧葬的仪式，也没有通知任何亲友，甚至，阿平都没有把这件事情告诉自己的父母。然后，阿平就赶回了自己的公司，重新投身到工作中去。 丧失女儿之后，阿平和妻子平日里总是避免谈及他们的女儿，怕引起对方的伤心。但在他们的内心深处却留着一个位缺，即使后来他们领养了一个孩子，那个位缺也没有真正得到填补。在面谈过程中，阿平总对我说，“不提了，过去的就让它过去”。但是，他和妻子都意识到，女儿似乎从来都没有离去。他们在生活中小心翼翼地回避谈及女儿，但梦中却对女儿意绕魂牵。家中所有与女儿有关的物品都被搬走了，但女儿的言谈身影还萦绕在他们的记忆里，弥漫在空气里。为了忘却，阿平拚命工作。一度，他以为自己已经忘掉了。但又过了一段时间，阿平开始有了一些变化：他发现自己时而会对温柔体贴的妻子发火，在办公室当着员工的面摔东西，事后，他又为自己的这些行为后悔和自责。这样的事多了，夫妻关系受到了影响，公司也开始有些人心惶惶，生意开始走下坡路。特别是，阿平看到一切都变得越来越糟，却发现自己不想做任何努力去改变点什么。为什么会这样？对此阿平自己也感到莫名其妙。
被搁置的哀丧 九八年，我在一个心理辅导中心接待了困扰的阿平， 跟他经历了几次面谈辅导。一年以后，我到美国修读心理
学与教牧辅导。在Earl Thompson教授主持的“哀丧辅导”的课堂上，我回想跟阿平经历的辅导过程，深切地意识到，阿平内心里未经处理的哀丧，才是导致他个人危机的深层根源。 约翰．鲍比曾经指出，处于哀丧的人往往会“不顾一切地投身于一场社会的、政治的运动中去，从而把自己从亲人丧逝的事件里抽离出来，试图以此来忘掉所发生的事件，好让伤痛痊愈”[1]。但是，这样做的时候，内心的哀伤并没有得到适当的表达，反而被忽略了，被搁置起来了，而这种未经处理的哀伤会一直潜伏于心，给当事人造成更深的且隐而不察的损害。阿平的情形正是如此，他内心“没有完成的哀丧”从内到外给他造成了破坏，使他的一切努力都变得事与愿违。这正如鲍比所观察到的那样：“那些把表达哀丧搁置起来以至于延误掉的成年人通常有这样一些个性特征：他们有一个强烈的观念：一切都靠自己。在生活中，他们独立自强，有良好的自我控制力，这是他们引以自傲的。他们不喜欢多愁善感，对他们来说，流泪是脆弱的表现。因此，当遭遇丧亲的事件，出于内心过强的自尊，他们会独自把一切都默默扛起来，会表现出一副什么都没有发生的样子。他们一如既往地忙碌着，有效率地做事，在人们眼中，他们似乎能把一切都处理得体体面面。但是，敏感的观察者会注意到，他们内心里紧张不安，常常会出现情绪失控。他们不允许周围的人提及丧逝的亲人，会回避任何会让他们想到那个不幸事件的事物，哪怕是出于良好的意愿，人们都不该提及那件事情或表达同情。随着这种状态的持续，他们的身体开始出现某些症状：头痛、心悸、浑身疼痛、失眠、恶梦不断”[2]。 阿平正是这种自足型的强人性格，他把情感隐藏在心里，绝不暴露自己的弱点，用理性、刚强控制自己的生活，让一切都在他的掌控之中。女儿的自杀却是他掌控不了的事件，对此感到既悲伤又羞耻又自责，他无法接受，也不愿面对，更没有用适当的方式表达失掉女儿的哀伤。就这样，他带着“没有完成的哀丧”应付着一切，内部受到的损害反映为各样情绪和身体的症状。
探索背后隐情 大约是从七、八十年代开始，许多人离开自己的家乡去经济发达的地区做生意，把幼小的孩子交给夫妻一方的父母照顾。一些年后，他们赚了钱，购了房，再把孩子接来团聚。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阿平的女儿在很幼小的时候就跟父母离开了，她跟爷爷奶奶一起生活了十几年。其间，阿平夫妻也偶尔回去看一看女儿，发现女儿跟他们一次比一次变得陌生起来。当阿平的女儿还处于最依恋父母的时期，这种亲子间的依恋关系就过早中断了。按鲍比的依恋理论，过早中断的依恋关系可能在孩子的早年生命里播下焦虑和抑郁的种子，这些情绪如果没有在日后的成长中得到正面的补偿性处理，反而受到某些负面因素的刺激，就可能导致某种严重的危机。我个人的辅导经验的发现，在相当比例的求助者中，我探索到幼年时期的依恋关系中断是导致心理障碍的重要根源。据阿平讲述，女儿自杀之前，对其男朋友有极强的占有性的行为，而这可能与其早年被迫与父母（特别是母亲）分离有联系，只是这种联系往往不大被人意识到，也无法通过科学的数据进行证实。父母的长期离开，最可能给孩子造成不安全感，使孩子体验到被父母抛弃，并由此导致他的自卑或自我形象低落。当然，父母总是有自己的道理，如“为了孩子将来过更好的生活”等，但是，对于一个孩子来说，她的体验很可能是，“因为我不够可爱，父母不要我了”，或者，“我要是一个男孩，父母就不会离开我了”，等。长期失掉父母的陪伴，使她无法跟父母建立适当的、满足其安全需求的依恋关系，这会在她的内心造成一种情感关系的空缺，而这种空缺使一个人在以后的生活中，用非常激烈的方式寻求补偿性的满足，可能表现为一种极其强烈的控制与占有行为。阿平的女儿带着她的情感空缺长大成人，在大学遭遇了她的男朋友，并要求从男朋友那里得到完全的补偿，这种倾向我们一般称为“过度依赖”，用鲍比的词汇来说，叫“焦虑性关系渴求”，而对她男朋友来说，这是一种过强的控制或占有行为。当她的男朋友决定摆脱这种控制或占有的时候，这种被男朋友“抛弃”的现实经验跟她被父母“抛弃”的幼年经验联系起来了，使她内心的“被抛弃体验”受到了双重的强化，从而把她投入到绝望的情绪里，并导致她在绝望中自杀。 事实上，在女儿自杀之前，阿平曾经觉察到女儿存在焦虑不安的情绪，也曾想到过带女儿接受心理辅导，但这个念头一闪即逝。女儿死后，阿平后悔莫及，一度出现一个控制不住的想法：如果带女儿去接受辅导，使她的情绪早一点得到处理，女儿可能不会自杀。为此，阿平深深懊悔，为那一瞬间改变主意或者犹豫不决自责不已。女儿活着的时候，阿平像生活中许多人一样想，现在很忙，将来有的是时间去爱这个女儿；女儿离开之后，他突然意识到，这些年来，他把所有的时间都给了公司，给孩子的爱却是那样少。据哀丧辅导的理论，丧亲者内心里会有愤怒，他们或者用这种愤怒来惩罚自己，或者把这种愤怒倾泻到周围的人身上。阿平发泄愤怒的对象是他自己和他一手经营的公司——他恨自己太自私，又怪罪公司拖累了他，使他没有时间去关心自己的女儿，从而导致了女儿的惨死。在他的潜意识里有一种补偿的愿望，作为对女儿的补偿，或者出于为自己赎罪，他对公司不管不顾，似乎有意要让公司（连同自己的生活）成为女儿的殉葬品，而这种行为有一种潜意识的意图，就是以此来减轻他内心里剧烈的罪疚感的折磨。 内疚感是从良心发出的“悄声细语”，它让人辨别善恶是非，它激励人的德行。但是，并非所有的内疚感都会产生良好的作用。还存在一种神经质的内疚感，它常常激发人去毁坏自己，以赎清他们内心里被夸大的罪过。按弗洛伊德的说法，它会用同样的“悄声细语”对人的潜意识说话：“我需要得病”或“我需要受苦”。 在女儿死后的一个时期，阿平陷入内心的激烈冲突：他不顾一切地投身于工作，不给自己片刻去想到女儿的死；但是，他越是把时间和精力投诸于生意，良心的折磨就越发剧烈。女儿死了，他依然活着，公司依然活着。他的公司，并没有像他曾经说服自己的那样给女儿带来任何幸福，相反，它剥夺了女儿本来可以享有的从父亲而来的爱和幸福。后来，公司开始出现问题，正是在这种潜意识的作用下，他听凭问题堆积在那里，失掉了处理问题的内在动机，似乎是说，女儿已经死掉了，公司的意义也已随女儿而去，何必再让它“起死回生”？女儿死了，让公司随之垮掉，从现实角度来看是一种损失，但在潜意识层面上看，它的目的是为了缓解阿平那剧烈的内疚感。这种反应是一种心理防御机制的作用，即，一个人试图通过这种转移方式，让自己远离某种可怕事件给自己造成的心理冲击。这种心理反应“可能暂时使人感到安全和正常一点，但它不是真实的，它来自于一种奇幻思维”[3]，阿平没能借助这种潜意识的防御机制真正度过自己的危机。
经历哀丧过程 分析发现，未经处理的哀丧影响了阿平的生活。据哀丧辅导理论，哀伤不是可以回避的，它需要表达出来。玛丽娅．特萝翠说：“切记，要想使哀伤减轻，最好的方式不是隐藏哀伤，而是把哀伤表达出来”[4]。丧失是人生难免的事情，哀丧是生命自然的情绪。阿平需要意识到，他是一个人，会在生活中有所丧失；他具有人的情感，当遭遇丧失的时候，他可以表达哀丧之情，这是一件自然的事情，不是一种羞耻的行为。 哀丧辅导是一个过程，直面分析会在辅导中探索出一条走出哀伤的路。直面分析的辅导立足于一个事实：人们常常被一些不明原由的丧失事件所困扰，并且总试图用某种心理防御的方式来回避它。通过直面分析，让人们真正弄明白“为什么”（“这件事情会发生在我身上”），接下来就更容易走到“怎么办”（“我该怎么处理它”）。在辅导的初期阶段，阿平的生活陷入危机，他的心理也处于模糊状态，这是遭受重大丧亲事件的打击，以及长期用心理防御回避丧失而导致的结果。通过直面分析，阿平意识到，在失掉女儿之后，他和妻子都没有用健康的方式表达哀伤，反而把失亲之痛压抑下去，掩藏起来，这是造成他心理困扰与生活危机的深层原因。至此，辅导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协助阿平表达丧失女儿的哀伤，去完成一个被搁置起来的哀丧过程。 通过一个健康的哀丧过程，阿平才得以放手让逝者离去，并着手与生者建立新的关系，把关爱的目标投向妻子和孩子，重整他的婚姻和家庭。阿平可以跟妻子一同经历哀丧，接纳彼此的哀伤情绪，承认它的存在，确认它的合理性，并且在这个过程中彼此支持。阿平可以跟妻子一起谈论他们的女儿，而不是一味回避这个话题。哀丧辅导鼓励生者谈论死者。当丧亲者谈到失掉的亲人，亲人就会在记忆里浮现了，许多往事也都回忆起来了，并且被重新理解，从中发现了新的启示。这是一条生命领悟的路，过去的生活在谈论中得到了确认，未来的生活也在谈论中被赋予新的意义。任何一种可以被称作哀伤的情绪，都不可能被完全抹去，也不会一下子得到医治。我们在生活中损失一件东西，哪怕是一件小小的纪念品，都会在内心里引起哀丧的情绪。关键不是纪念品本身，而是人们赋予它怎样的意义。遭遇丧失之痛，人有一个强烈的愿望：忘掉它。但不管这种愿望多么强烈，人依然不会忘记；或者，他以为忘掉了，其实，那件让他痛苦的事不过沉潜到他的潜意识里去了，并且可能造成他意识不到的伤害。荣格曾说，每一个人都扛着他自己的整个历史，甚至人类的历史，而历史每时每刻都会对他说话。[5] 我们感知到的每一件事情，不论好的、坏的、快乐的、悲伤的，都以某种形式聚集和贮存在我们生命内部的某个地方。“适当表达哀伤并不是要让我们完全忘掉丧失的对象，而是让丧失的对象被充分地激活，从而在生活中建立新的关联，创造新的价值。其实，我们并没有真正失掉所爱的人，他们活在我们的记忆里，这记忆会一直丰富我们的生活，但不必要也不应该占据我们生活的每一个空间。适当的哀丧表明我们既能带着过去的记忆生活，又能建立新的关系”。[6] 从事哀丧辅导，需要有足够的谦卑承认，对生活中发生的有些事情，我们并不真正明白。然而，承认这一点并不意味着我们什么都不要做了；相反，我们在任何情况下都可以选择有所作为。“我们并不真正懂得死亡，但我们可以用诚实和开放的态度来分享对它的理解”[7]。受苦也是这样一件很难理解的事情。“丧失以及与其相伴的哀丧都是生活不可分割的部分，人类无法跨越受苦与死亡的界限，悲伤也是人类无法逃脱的疆域。大体来说，要对‘为什么我们要受苦？’这个人们总提的问题作出回答，答案其实是简单的：‘我们受苦，是因为我们是人。’”[8] 苦难总会临到我们，这一点我们无法改变，但我们可以选择对它持有怎样的态度，以及作出怎样的回应。人并不被发生的事情所注定，生活是我们对事件持有怎样的态度以及作出怎样的反应的结果。弗兰克尔曾说，当一个人一切的生存条件都被剥夺了，“还有一样东西保留下来了，那是人类最后的自由——‘在不管何种境况中选择自己的态度’的能力”[9]。甚至，弗兰克尔表示，人可以在受苦中找到意义，从而“把一场个人悲剧转化成一场胜利，把自我的困境转换成人类的成就”[10]。对于阿平来说，对于任何人来说都可以如此，一个挫折可以激发一场突破，一场危机同时含有危险与机会，他可以选择机会。人生充满了得与失，我们正是通过对得与失作出好的回应创造着生活的意义。生活本身是一个意义采择的过程，生活事件有“好”有“坏”，并非只有“好”才让人生有意义，“坏”里同样含有意义，甚至含有更深的意义，这意义需要我们进行深度采择。涉及哀丧辅导，正是从这样一个角度来看，我们相信哀伤里有新生，丧失里有福报，伤害里有医治。问题不是我们“为什么”受苦，而是受苦的时候我们该“怎么办”。“为什么”会把我们捆绑在发生的事件上面，而“怎么办”把我们解放出来，引导我们走向新的可能。信心把我们有限的生命跟终极的可能联结起来，使我们不管经历什么，都能坦然无惧。赫伯特．安德森曾说，苦难会造成两种黑暗，一种是被剥夺的黑暗，一种是没有信心的黑暗，它们构成了“灵魂的黑夜”。“‘灵魂的黑夜’是一种心理上的疾苦，也是人走向上帝的精神旅程”[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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