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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是诗人刻骨铭心的地方。 诗人就是郁达夫。 刘海粟说，“达夫无意作诗人。但讲到他的文学成就，我认为诗词第一，散文第二，小说第三，评论文章第四。” 刘海粟的眼光比一般人尖得多。郁达夫的旧体诗词，在新文学作家中，可说无出其右者，即便与郁达夫同比为“孤竹君二子”的一代大家郭沫若，才高气壮，以《女神》首开新诗一派，但论到旧体诗词的功力，还是稍逊郁达夫一筹。这话是刘海粟当着郭沫若的面说的。 郭沫若自是心气极高的人，但刘海粟评论的是逝世多年的至交挚友，也只能“点头而笑，心悦诚服了”。 １９３３年４月２５日，郁达夫从上海迁居杭州。 这天是星期二，是迷蒙的阴雨天气，诗人一家五点钟便早早地起了床，打包整装，赶赴上海的老火车北站。 诗人在日记里说，“携女人儿子及一仆妇登车，在不断的雨丝中，向西进发。野景正妍，除白桃花，菜花，棋盘花外，田野里只一片嫩绿，浅浅尚带鹅黄，此番因自上海移居杭州，故行李较多，视孟东野稍为富有，沿途上落，被无产同胞的搬运夫，敲刮去了不少。” 中午一点钟到达杭州城站，雨下得很大，诗人费了好大的劲，才把一大堆的行李和和妇雏仆人安顿到了浙江图书馆旁边的“东倒西斜三间旧屋”的新居里。 关于这次搬家，诗人在《移家琐记》中这样说，上海“洋场米贵，狭巷人多，以我这一个穷汉，夹杂在三百六十万上海市民的中间，非但汽车，洋房，跳舞，美酒等文明的洪福享受不到，就连吸一口新鲜空气，也得走十几里路。移家的心愿，早就有了”。 诗人为此作了一首《迁杭有感》： 冷雨埋春四月初，归来饱食故乡鱼。范睢书术成奇辱，王霸妻儿爱索居。伤乱久嫌文字狱，偷安新学武陵渔。商量柴米分排定，缓向湖塍试鹿车。 很多的新文学史学者据“范睢书术成奇辱”和“伤乱久嫌文字狱”两句认为诗人是担心受到当政者的迫害，因而迁居杭州。这话看似有根有据，但分析过于简单化了。躲避政治迫害，最好的上策自然是出国，象诗人挚友郭沫若避难东瀛，其次是避居上海的租界，况且诗人亦深知“朝市而今虽不是秦，但杭州一隅，也绝不是世外的桃源”，诗人亦感慨虽到了杭州，还是“烽火满天殍满地，儒生何处可逃秦”。 诗人的杭州情结是前生注定无可化解的。 １９１１年的春天，是一个风雨飘摇的岁月，十六岁的诗人第一次离开故乡富阳，在一位老秀才亲戚的陪同下，到末代清皇朝的杭州府考中学。在等待考后发榜的闲暇日子里，呆在杭州这样的风雅之地，少年诗人与生俱来的名士脾气大发作。 诗人在自传中说，“杭州自古是佳丽的名区，而西湖又是可以比得西子的消魂之窟，……我从乡下初到杭州，而又同大观园里的香菱似的刚在私私地学做诗词，一见了这一区假山盆景似的湖山，自然快活极了，日日和那位老秀才及第二位哥哥喝喝茶，爬爬山……”。 十六岁的诗人自然想不到自己日后会娶一位杭州美人王映霞为妻，会在杭州过一段诗酒风流的名士生活，但可以推测，诗人的命运，在那时侯就已经显示出未来绚烂而痛苦的轨迹了。 清朝末世的杭州，少年诗人记忆最清晰的是茶馆。“涌金门外临湖的颐园三雅园的几家茶馆，生意兴隆，坐客常常挤满。而三雅园的陈设，实在也精雅绝伦，四时有鲜花的摆设，墙上门上，各有咏西湖的诗词屏幅联语等贴的贴挂的挂在那里，而且还有小吃，象煮空的豆腐干，白莲藕粉等，又是价廉物美的消闲食品。” 等到杭州府中学榜发之后，考中的诗人要交学膳费时，日日在三雅园四景园喝喝茶，在城隍山爬爬山吃吃酥油饼的少年诗人检点囊箧，带来读书的资金却有点不够了。诗人只得到费用比较省的嘉兴府去上中学。 诗人有《自述诗》纪此事： 欲把杭州作汴京，湖山清处遍题名。谁知西子楼台窄，三宿匆匆出凤城。 到了秋天之后，诗人转学到了杭府中学的一年级。“里外湖的荷叶荷花，已经到了凋落的初期，堤边的杨柳，影子也淡起来了。几只残蝉，刚在告人以秋至的七月里的一个下午，我又带了行李，到了杭州。” 杭州是省会，杭州府中学又是最好的学堂，年少才高的诗人在锦衣肉食官宦人家子弟的包围下，显得格格不入。敏感孤独的诗人把大部分时间都用来买书和读书。“那时侯的杭州的旧书铺，都聚集在丰乐桥，梅花碑的两条直角形的街上。每当星期假日的早晨，我仰卧在床上，计算计算在这一礼拜里可以省下来的金钱，和能够买到的最经济最有用的册籍，就先可以得着一种快乐的预感。有时候在书店门前徘徊往复，稽延得久了，赶不上回宿舍来吃午饭，手里夹了书籍上大街羊汤饭店间壁的小面馆去吃一碗清面，心里可以同时感到十分的懊恨与无限的快慰。恨的是一碗清面的几个铜子的浪费，快慰的是一边吃面一边翻阅书本时的那一刹那的恍惚”。 少年诗人在杭州精研了《吴（梅村）诗集览》、《沧浪诗话》和《白香词谱》等书，遍读了《西湖佳话》、《花月痕》等西湖才子佳人故事。我想，青春期骚动着自卑压抑情绪的诗人在即将成为大名士的前夕，一定渴望有一位绝代佳人在冥冥中等着他，而那时侯的王映霞才是个四岁的小女童。 离开杭府中学后，诗人转学到之江大学预科和蕙兰中学，又回到故乡富阳过了一段孤身索居的自学生活，接下来漂泊岛国求学日本，回国后在上海、安庆、北京、武汉、广州等地辗转任教，但不管是在异国还是他乡，诗人心中魂牵梦萦的地方就是杭州，那座山水如画美女如云浪漫雅致的城市。 我每次读到郁达夫关于杭州生活的文章时，总是这样想，杭州这样的精致湖山，怡人风情，孕育了太多才子佳人的往事，到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浪漫岁月，如果没有绝世才子郁达夫和杭州美人王映霞的旖旎故事，杭州还能算是杭州吗？ １９２７年８月１５日，对三十二岁的郁达夫是一个黑暗的日子。在民主革命中心广州深感失望的诗人回到上海后，正直单纯的诗人对创造社同人在革命风暴中的软弱和犹豫非常不满，在上海《申报》和《民国日报》上同时刊登《郁达夫启事》，宣布脱离创造社。 在痛苦迷茫的徘徊中，诗人最大的慰籍就是青春亮丽的王映霞。 诗人自己说，“１９２６年年底，迁回上海，闲居了半年，看了些愈来愈险的军阀的阴谋，尝了些叛我而去的朋友亲信的苦味，本来是应该一沉到底，不去做和尚，也该沉大江的了。可是这前后却得到了一种外来的助力，把我的灵魂，把我的肉体，全部都救度了。” 这“助力”就是十九岁的少女王映霞。 １９２７年１月１４日是个晴暖的冬日。上午，在上海尚贤里留日友人孙百刚的寓所，诗人第一次见到王映霞。多情善感的诗人惊艳了，立即陷入狂热的爱情中。 诗人在当日的日记里写道： “从光华出来，就上法界尚贤里一位同乡孙君那里去。在那里遇见了杭州的王映霞女士，我的心又被她搅乱了，此事当竭力的进行，求得和她做一个永久的朋友。 中午我请客，请她们痛饮了一场，我也醉了，醉了，啊啊，可爱的映霞，我在这里想她，不知她可能也在那里忆我？ …… 晚上在出版部吃晚饭，酒还没有醒。月亮好极了，回来之后，又和华林上野路上去走了一回。南风大，天气却温和，月明风暖，我真想煞了霞君。” 诗人这样子浪漫的恋爱经验想必不会少，但这一次的结果似乎与以往的不同，也许这就是诗人与杭州的前生宿缘所注定的吧。按一般的人所想，中年的有妇之夫的诗人与鲜花一般释放出迷人魅力的十九岁少女，无论如何是不能说般配的，不要说别人的闲话，王映霞的家里人会同意这样一桩婚姻吗？ １９２７年４月１４日，绵绵的春雨天气。诗人在上海实在忍受不住对王映霞的相思之苦。沪杭铁路因战乱停开，诗人只得与“蒸笼里的馒头”般的逃难者一起挤在京杭运河的航船里，到杭州去看令诗人不可一日不见的人儿。 船到杭州拱宸桥，已是傍晚五点半后了。 坐在到金刚寺巷王家去的洋车上，诗人是惴惴不安，紧张不已。“心中只在恐怖，怕她的母亲，她的祖父要对我辱骂。” 结果却大大出乎诗人的预料。“一到她家，一位和蔼的中年妇人教我进去坐候，她就是映霞的母亲，谈了几句话后，使我感到了一种不可名状的快愉，因为我已经可以知道她不是我们的恋爱的阻难者。” 第二天，诗人又到金刚寺巷王家。“等了一忽，她的外祖父，就是她的现在承继过去的祖父王二南先生，也来了。他是一个旧日的名士，年纪很大——七十五——然而童颜鹤发，蔼然可亲，和我谈了半日，就邀我去西湖午膳。” 第三天，诗人和王映霞结伴到九溪十八涧游玩，两人被浓烈甘甜的爱情佳酿所迷醉。“这一天天气又好，人又只有我们两个，走的地方，又是西湖最清净的一块，我们两人真把世事都忘尽了，两人坐在理安寺前的涧桥上，上头看着晴天的碧落，下面听着滴沥的泉声，拥抱着，狂吻着，觉得世界上最快乐，最尊贵的经验，就在这一刻中间得到了，我对她说： ‘我好象在这里做专制皇帝。我好象在这里做天上的玉皇。我觉得世界上比我更快乐，更如意的生物是没有了，你觉得怎么样？’ 她也说：‘我就是皇后，我就是玉皇前殿的掌书仙，我只觉得身体意识，都融化在快乐的中间；我连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诗人和王映霞认识不久，就检查出自己患了致命的慢性传染疾病，那就是肺结核。 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肺结核是浪漫文人们经常感慨咏叹的一种疾病。文人们往往瘦弱单薄，生活没有节制，非常容易罹患肺结核病。得了这种病之后，脸上常带着病态的潮红，精神纤弱萎靡，对事物异常地敏感。还有一种在文人中广泛流传的说法，就是肺结核病者的性欲有着病态的旺盛，对恋爱和女人格外地追求。这可能也是诗人在遇见王映霞之后，难以自制，疯狂地求爱的一个原因吧。 在与王映霞恋爱成功之后，诗人因治疗的需要，在杭州休养了一段时间。抛开了上海创造社出版部俗务的纠缠，诗人每日只与王映霞缠绵相伴，或者去逛逛旧书店，会会老朋友，喝喝茶聊聊天，日子过得逍遥快活。 随后的几年里，诗人虽说居住在上海，却经常到杭州小憩几日，遍游湖山清处，题诗作对，时得佳句。 １９３２年秋天，诗人又到杭州养病，住在湖滨的沧州旅馆。诗人在《沧州日记》中这样记载： “上翁家山，在老龙井旁喝茶三碗，买龙井茶叶，桑芽等两元，只一小包而已。又上南高峰走了一圈，下来出四眼井，坐黄包车回旅馆，人疲乏极了，但余兴尚未衰也。” “在南高峰的深山里一个人徘徊于樵径石垒间时，忽而一阵香气吹来，有点使人兴奋，似乎要触发性欲的样子，桂花香气，亦何尝不暗而艳，顺口得诗一句，叫作‘九月秋迟桂始花’，秋迟或作山深，但没有上一句。‘五更衾薄寒难耐’，或可对对，这是今晨的实事，今晚上当去延益里取一条被来。” “《迟桂花》的内容，写出来怕将与《幸福的摆》有点气味相通，我也想在这篇小说里写出一个病肺者的性格来。”这便是诗人的短篇小说名作《迟桂花》的本事。 过了几日，诗人又搬到段家桥西湖医院的楼上住并作《水明楼日记》。１０月２５日，诗人“晨起，搭杭余路汽车至留下，由石人坞上岭，越过两三峰，更遵九曲岭而下，出西木坞，历访风木庵、伴凤居等别业，沿途灵官庙很多，有第一二三等殿名，因忆杭州有嘲王姓者诗，所以做了一绝寄霞，和她开个玩笑： 一带溪山曲又湾，秦亭回望更清闲。 沿途都是灵官殿，合共君来隐此间。” 此时，诗人已经在杭州的山山水水里完全沉醉了，明白地显露了要携爱侣隐居此间的意思。 诗人移家杭州之后，采取了一种归隐田园的态度，渐渐地从时代的大风圈中淡出。诗人把杭州称做“婿乡”，意思自己是杭州女人的夫婿。诗人有一篇《婿乡年节》，讲的就是在杭州居家过年的杂事。什么做做粽子枣饼，请请客人，搓搓麻将牌，爬爬城隍山，做做酬答的诗词，像足了闲适隐居的名士。 我个人以为，最能体现诗人名士风度的，除了旧诗，就是游记了。诗人是非常喜欢游山玩水的。在定居杭州之前，诗人从一个籍籍无名的学生小子，为生计而四处奔波，直到在中国文坛中独树一帜，成为新文学的著名作家，忙于各种社会活动，很难有闲适优游的心情与余暇。住到杭州以后，诗人压抑了多年的游兴一朝爆发，当年的秋天，便应杭江铁路局之邀，到浙东一带尽兴地旅游了一次，写了《杭江小历纪程》和《浙东景物纪略》两篇游记。 接下来的两年，诗人把浙东浙西的山山水水，差不多都游了个遍，并汇成游记总集《屐痕处处》。诗人在《两浙漫游后记》中说，“浙东西的山水，约略看了下来，回到了家里，仔细加以分析与回思，觉得龚定庵的‘踏破中原窥两戒，无双毕竟是家山’的两句诗，仿佛是为我而做的。因为我的‘家山’，是在富春江上，和杭州的盆景似的湖山，相差还远得很。” 诗人是传统的乡土主义者，杭州的湖山虽然精美，令人留恋忘返，但自觉或不自觉，诗人总是觉得自己真正的家山，富春江山水，才是天下独绝的。这也是诗人的一个可爱之处。 杭州作为诗人避世隐居的地方，诗人自然会优游闲适地把西湖山水细细地赏玩个遍，以了宣统末年“三宿匆匆出凤城”的遗憾。 诗人移家杭州前一年的秋天，便同了昔日的老友一起到九溪的山谷去散步，在山野茶庄里偶遇一乡间老翁，喝了龙井芽茶，又品了西湖藕粉之后，“我昂起了头，正在赏玩着这一幅以青天为背景的夕照的秋山，忽听见耳旁的老翁一富有抑扬的杭州土音计算着帐说：‘一茶，四碟，二粉，五千文！’” 诗人逸兴大发，即兴对了一联： 三竺六桥，九溪十八涧。 一茶四碟，二粉五千文。 随手拈来即成文章，显示了一代才子的风度，令友人与村翁赞叹不已。 １９３５年的秋天，诗人两次和友人游览了晴雨中的西溪。 微雨中的西溪，“这中间不见水，不见山，当然也不见人，只是渺渺茫茫，青青绿绿，远无岸，近亦无田园村落的一个大斜坡，过秦亭山后，一直到留下为止的那一条沿山大道上的景色，好处就在这里，尤其是当微雨朦胧，江南草长的春或秋的半中间。” 又一日，风和日暖，报载西溪芦花怒放，午后日斜，诗人与友人相约又去西溪，在秋雪庵的弹指楼上，消磨了小半天。“一片斜阳，反照在芦花浅渚的高头，花也并未怒放，树叶也不曾凋落，原不见秋，更不见雪，只是一味的晴明浩荡，飘飘然，浑浑然，洞贯了我们的肠腑，老僧无相，烧了面，泡了茶，更送来了酒，末后还拿出了纸和墨，我们看看日影下的北高峰，看看庵旁边的芦花荡，就问无相，花要几时才能全白？老僧操着缓慢的楚国口音，微笑着说：‘总要到阴历十月的中间；若有月亮，更为出色。’” 诗人在秋雪庵即兴泼墨留下一幅手书的联语： 春梦有时来枕畔，夕阳依旧照帘钩。 诗人很清瘦，墨迹却雍容大方，只是现在这秋雪庵弹指楼旧踪只怕难觅，无相和尚和诗人手迹早已劫数在天，徒留雪泥鸿爪之慨了。 诗人和友人在弹指楼“喝得酒醉醺醺，走下楼来，小河里起了晚烟，船中间满载了黑暗，龙妇又逸兴遄飞，不知上那里去摸出了一枝洞箫来吹着。‘其声呜呜然，如怨如慕，如泣如诉，余音袅袅，不绝如缕’。倒真有点象是七月既望，和东坡在赤壁的夜游。” 苏东坡是古代的大名士大诗人，诗人是现代的大名士，两人都和杭州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这倒是个有趣的巧合了。 诗人在杭州优游闲适日子的最大不足就是“赁屋而居”，上无片瓦，下无寸土，在这个湖山精美的城市，尤其是在习惯了“在家吃点精致的菜，喝点芳醇的酒，睡睡午觉，看看闲书”这样的生活之后。 诗人是“自以为青山到处可埋骨的漂泊惯的流人，一到了中年，也颇以没有一个归宿为可虑；近来常常有求田问舍之心，在看书倦了之后，或夜半醒来，第二次再睡不着的枕上。尤其是春雨萧条的暮春，或风吹枯木的秋晚，看看天空，每会作赏雨茅屋及江南黄叶村舍的梦想”。 １９３５年的秋天，诗人在移家杭州两年半之后，开始动工起造自己的房子。 １１月１９日，诗人日记载：“场官弄，大约要变成我的永住之地了，因为一所避风雨的茅庐，刚在盖屋栋；不出两月，是要搬进去定住的。住屋三间，书室两间，地虽则小，房屋虽则简陋到了万分，但一经自己所占有，就也觉得分外的可爱；实在东挪西借，在这一年之中，为买地买砖，买石买木，而费去的心血，真正可观。” １９３６年初，风雨茅庐造好了。虽则诗人籍以望远的“夕阳楼”没能盖起，但马君武题的“风雨茅庐”横额已经挂到了正屋的客厅里，在来访的友人孙百刚看来，这风雨茅庐还是相当的气派： 门口两扇气象豪华的铁门敞开着，水泥铺道通往南向三间正屋。当中是客厅，两边是两间卧室。开间宽阔，每间有后轩，陈设的家具大部分是新的。壁上挂着字画镜屏。东面月洞门内有个小院子，点缀着假山石，摆着几盆荷花缸，一间朝南的大花厅，就是郁达夫的书房，三面沿壁都排列着落地的高大书架，密密层层摆放着六七千册的中外图籍。 诗人煞费心血建造的风雨茅庐由于国难家愁，终于未能成为诗人的“永住之地”。这或许是应了天妒英才的老话。 当初，也许有一种不祥的预感，诗人挚友鲁迅极力反对诗人移家杭州。 １９３３年冬天的１２月３０日下午，鲁迅在上海的寓所，用沉郁的笔墨写下一首《阻郁达夫移家杭州》，书赠诗人之妻王映霞： 钱王登遐仍如在，伍相随波不可寻。平楚日和憎健翮，小山香满蔽高岑。坟坛冷落将军岳，梅鹤凄凉处士林。何似举家游旷远，风波浩荡足行吟。 鲁迅为文尖锐辛刻，但与诗人的关系却非常好。鲁迅是真心地劝阻诗人，国运不济，倭难将临，在惯于苟安的温柔杭乡，妩媚的山水，销金的窟宅，以诗人简单纯和的天性，耽于浮靡的生活日久，怕是要生出不可收拾的是非来。 建造风雨茅庐使天性潇洒不善营蓄的诗人欠了不少债务。为了挣钱养家，１９３６年２月还是旧历正月的初头，风雨茅庐刚刚落成还未正式入住，在王映霞的催促下，诗人极不情愿地离开杭州，跑到海道漫漫的福州谋职。然而这就是诗人的毁家之始。 破坏诗人家庭的人叫许绍棣，国民党浙江省政府的教育厅长。 著名的《毁家诗纪》是诗人的沉痛之语。 离家三日是元宵，灯火高楼夜寂寥。转眼榕城春欲暮，杜鹃声里过花朝。 诗人在附记中说，“风雨南天，我一个人羁留闽地，而私心恻恻，常在想念杭州。在杭州，当然友人也很多，而平时来往，亦不避男女，友人教育厅长许绍棣君，就系平时交往中的良友之一。” 中元后夜醉江城，行过严关未解酲。寂寞渡头人独立，满天明月看潮生。 １９３７年秋，诗人因友人郭沫若自日本归国，特意赶到上海迎接郭沫若。“八一三战事，继七七而起，我因阻于海道，便自陆路入闽，于中元后一夜到严州。一路晓风残月，行旅之苦，为从所未历。到闽后，欲令映霞避居富阳，于富春江南岸亲戚家赁得一屋。然住不满两月，映霞即告以生活太苦，便随许君绍棣上金华丽水去同居了。其间曲折，我实不知。只时闻自浙江来人言，谓许厅长新借得一夫人，倒很快乐，我亦只以一笑付之。盖我亦深知许厅长为我的好友，又为浙省教育界领袖，料他趁人之危，占人之妻等事，决不会做。况且，日寇在各地奸淫掳掠，日日见诸报上，断定在我们自己的抗敌阵营里，当然不会发生这种事情。但是人之情感，终非理智所能制服，利令智昏，欲自然亦能掩智。所以，我于接到映霞和许君同居信后，虽屡次电促伊来闽，伊终不应。” 寒风阵阵雨潇潇，千里行人去路遥。不是有家归未得，鸣鸠已占凤凰巢。 “这是我在福州天王君殿里求得的一张签诗。正当年终接政治部电促，将动身返浙去武汉之前夜。诗句奇突，我一路上的心境，当然可以不言而喻。１９３８年１月初，果然大雨连朝；我自福州而延平，而龙泉丽水。到了寓居的头一夜，映霞就拒绝我同房，因许君这几日不去办公，仍在丽水留宿的缘故。第二天，许君去金华开会，我亦去方岩，会见了许多友人。入晚回来，映霞仍拒绝和我同宿，谓月事方来，分宿为佳，我亦含糊应之。但到了第三天，许君自金华回来，将于下午六时去碧湖，映霞突附车同去，与许君在碧湖过了一晚，次日午后，始返丽水。我这才想到了人言之啧啧，想到了我自己的糊涂，于是就请她自决，或随我去武汉，或跟许君永久同居下去。” １９３８年的年初，对于诗人是痛彻心肺的日子。１９３７年底，富阳沦陷于日寇之手。诗人七十多岁的老母，坚决不离开自己的家园，躲在住屋与鹳山的夹弄中，冻饿致死。闻知噩耗，诗人星夜驰归赶往丽水，本意是为了收拾老母残骸，然而因战事所阻，终于未能做到。 １９３７年秋天，诗人从上海会晤郭沫若之后，从陆路返闽途中曾顺路经过杭州，但这一次竟是诗人与杭州的永诀之行。诗人的风雨茅庐建成才一年多，竟还没有好好地居住过。而诗人的爱侣王映霞，竟成了别人的情人。 １９３８年冬，诗人泛舟入海，远赴南洋蛮荒之地，永远离开了令他魂牵梦萦的祖国，和刻骨铭心的伤心之地——杭州。自此到七年后诗人在印度尼西亚被日寇杀害，诗人的任何文章中都未提到过杭州，我想，这无语之中，蕴籍了一代才子的悲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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