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普通读者来说，钱钟书先生(字槐聚)无疑是一个陌生的名字。因为即使看过电视连续剧《围城》，他们关心的也是饰演方鸿渐的陈道明、饰演苏文纨的李媛媛，而对于《围城》原著的作者，则正像钱先生自己所说的：“只要鸡蛋好吃就行了，何必认识下蛋的母鸡呢?”但对于文化界，如果不知道钱钟书，则如‘法国人不知道拿破仑’一样可笑了。因为钱钟书先生是享誉中外的文学大师、文化泰斗，其博古通今、学贯中西的学识在文化界有口皆碑，其等身著作被出版社一版再版。他的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谈艺录》、《管锥编》，旁征博引、字字珠玑，被誉为中国比较文学的鼻祖；他的表现中国近代知识分子心路历程的小说《围城》，不仅塑造了方鸿渐、孙柔嘉、赵辛楣等一批活灵活现的人物形象，更因为其大量采用幽默辛辣、入骨三分的博喻手法所表现出的睿智，而被称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儒林外史》；此外，研究宋代诗歌的《宋诗选注》，散文集《写在人生边上》，短篇小说集《人、兽、鬼》、旧体诗集《槐聚诗存》等，无一不是脍炙人口的佳作名篇。
才高八斗、学富五车的钱钟书先生与娄底有一段不可割断的渊源。
1939年秋天，蛰居于国立师范学院的钱基博，老病交攻，心情抑郁，加上身处荒山穷谷，生活很不习惯，对涟源土话“南蛮婚舌”，一句也听不懂；辣味腊味，一餐也吃不香，真有点孤苦伶仃的滋味，因而一再给当时从西南联大回上海探亲的钱钟书发去电报和信函，希望这位身上“有股兀傲独特气质”的长子也能来蓝田任教，顺便照顾自己。恰好师院院长廖世承到上海公干，也反复登门诚邀钱钟书这位当年“清华第一才子”来师院当英文系主任，一边伺候父亲，一边教书。钱钟书当时内心非常矛盾，在上海十里洋场，娇妻稚子，自是难舍难分；但父亲又老又病，身边无人照顾，身为长子，岂可不管不顾。最终，他还是决定抛妻别女，远赴蓝田。
1939年11月，钱钟书从上海起程，开始了他的蓝田之行。
时值抗战初期，交通十分不便；再加上日寇封锁上海出海口，从沪来湘便须几经辗转。先是坐轮船到宁波，从宁波先坐汽车再坐黄包车赶到溪口，以后便全部乘长途汽车，因为买不到车票，或者要在车站等行李，或者因为车辆故障，每到一站都要等好几天，没有一站是顺利的。刚开始，钱先生一行还利用等车的时间寻幽探险，访古问典。然而，“旅行是最劳顿，最麻烦，叫人本相毕现的时候”(《围城》语)。因而大家越来越心境恶劣，越来越脾气大，遇到稍有不满的事情，一碰就产生火花。钱钟书先生却手捧英文字典，怡然自得，手不释卷，把旅途劳顿抛诸脑后。同年12月初，经过1个多月的艰辛跋涉，他们终于抵达蓝田，其时，疲累交加的谦谦君子们，已“形容无人状”了。
当时的蓝田小镇，街不成街，市不成市，虽然国师周围的山水田园也有可看之处，但每天面对就不足为奇了。钱先生在蓝田的生活是极为单调、刻板、枯燥的，除了教学任务外，就是整天埋头苦读。当时国师虽然是初创，但图书馆藏书却极丰富，曾经接收了山东大学和安徽大学的图书，又用巨款典借自长沙迁运到蓝田镇上躲避战火的湖南南镇图书馆全部藏书，《四部丛刊》、《四库珍本》、《图书集成》以及明清名家诸集刻本等当时治学的必备书籍，尽可满足师生需求。钱先生的读书治学生活极具规律，上午，阅读他从国外带来的外文书籍，并挤出时间练习书法；下午和晚上，除了到钱基博先生的房内交谈治学心得之外，便是伏案阅读中国古籍，或埋头写作。
国师条件非常艰苦，虽然房舍井然，建筑品格很高，但
师生照明全都是用桐油灯(不久改用电灯)；冬天教师取暖不能烧煤，只能用木炭取暖。到了午夜，读书读得又饿又累，则用废旧纸张，包几个鸡蛋，用水浸湿，埋在木炭火中，既能煨熟鸡蛋，又不会把鸡蛋烤爆烧焦，而且味道特别香浓。钱先生和他的同仁们分而食之，自然甘之如饴。
钱先生会多门外语，风度儒雅，上课旁征博引，引人入胜，成为莘莘学子的偶像，每到下课，总有一大群人跟着，想从他那里多学点东西。但在书本以外的日常生活中，他却往往不能圆通。据国师学生、后来任上海教育学院教授的陈思卓先生回忆，当年国师曾聘请两位美国籍的博士来教授英文，钱先生认为这事当时没征得他这个系主任同意，因此不予接纳。校长说：他们都是博士啊!钱先生说：博士又怎样?博士究竟算得了什么!于是便把他们两人都请来谈话，大考了他们一阵，弄得这两位洋教授瞠目结舌，哑口无言。于是钱公就说：“只有这么一点水平，配做教授吗?只能做学生呢!”这两位洋人只好卷起行李怏怏离去，结果廖世承院长也弄得十分尴尬。此事当时在国师盛传，真正体现了钱先生的书生意气。还有，他有时上街，走着走着就会迷失了方向，找不到回家的路；买东西常常被刁民“戴笼子”、“杀黑”，还自以为得了便宜。因此，钱先生除了和极少数极熟悉的同事有交往之外，并无其他烦心事，晚饭以后，往往是约三五好友，谈天说地、谈古论今，至于《围城》中描写的打“无声麻将”之类的事，他是从不沾边的。
钱先生才思敏捷、博古通今，又具非凡的记忆力和幽默感，聊天时往往容光焕发，口若悬河，滔滔不绝。当他评论某一古今人物时，不但谈论他的主要思想、历史贡献，还往往涉及到他们的种种荒唐事，譬如袁枚、龚自珍、魏源、曾国藩等等，他都能够通过他们的遗闻轶事，表现出他们更加真实可信的一面，“如老吏断狱，证据出入无方”。每当谈得兴起，更是进入一种旁若无物的超然境界。一次晚饭后，他与吴忠匡等人到徐燕谋先生在校外租的金盆园寓处闲聊，钱先生上下古今，娓娓而谈，到忘情处，他挥着手杖，“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曲终人散时，徐燕谋先生才发现他挂的蚊帐已被钱先生戳得百孔千疮。
据原国师学生、现娄底师专教授刘绍东先生回忆．1940年，钱先生的小妹钱钟霞因老家无锡沦陷，避难来国师侍奉父亲，钱钟书则准备回上海度假探亲，当时国民党军队一溃千里。湖南正位于日本人“打通大陆交通线”的战略范围内，钱先生行至半路，眼见烽火连天，交通阻隔，无奈之下只得返回。到1941年暑假，钱钟书与徐燕谋同行，取道广西走海路回上海探亲，1个月后到上海，至此，一代学术泰斗与涟源的直接关连告一段落。
钱钟书先生在涟水河畔虽然只生活了不到两年时间，但国立师院的执教生涯对钱先生的影响却不可忽视，不论是生活方面还是著述方面。
首先是生活方面。一是加深了父子感情。钱先生虽然是钱基博先生长子，但自小便过继给伯父钱基成，少年时期在伯父、伯母的溺爱中长大，虽生活艰难，却其乐融融；至于生父钱基博，只是令人敬畏的严父，虽于学业上有诸多鞭策与促成，但膝下承欢、侍奉双亲却在求学历程中始终无法达成心愿。而到国师执教，无疑拉近了父子之间距离，可朝夕相处，促膝谈心，讨论学术，尽人子之道，补幼时缺憾。二是国师也促成了钱家一段美好姻缘。1940年，钱钟书的小妹妹钱钟霞来国师避难。青春年少的钱家小妹容貌端丽，秀外慧中，机灵能干，又是从大地方来的大家闺秀，在小小的蓝田镇，便真是“天上掉下个林妹妹”，慕名求婚者络绎不绝，如俗话说的“踏破了门槛”，钱基博一概婉言拒绝。当时，国文系学生石声淮追随钱基博先生亦步亦趋，几可成为入室弟子，文章风格到了乱真地步。钱老先生深喜自己学问后继有人，心中默认石声淮就是东床快婿。1940年冬，国师突然流行一册《金玉缘谱》，其中写道：“‘钱’从‘金’旁，‘石’为玉根。钱钟霞与石声淮既有金玉良缘，理当结为眷属。惟当前国难深重，一切从俭。即时订亲及他日合卺，均不举行任何仪式云云!”可是，石声淮虽才华横溢但其貌不扬，所以钱钟霞曾表示不愿意，钱钟书也是只信“木石姻缘”，对这门亲事极不赞同。但是，老父亲主意已定，认为才子配佳人，自古是佳话，坚持己见，苦口婆心说服女儿。钱钟霞恐伤老父之心，终于服从父命，与石声淮结为连理。石声淮毕业后，即携如花美眷，到武汉华中师范学院任教，把恩师与岳父的学术衣钵发扬光大。解放后，钱基博老先生也调任华中师范学院中文系当教授，在爱女、贤婿的细心呵护下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直到1957年10月仙逝。
其次是著述方面。钱钟书先生著作等身，诗歌、散文、小说、评论、诗话、书话、译著等，涉猎广泛。而其中影响最广泛的小说《围城》、最精辟的文言诗话《谈艺录》以及旧体诗集《槐聚诗存》，均与蓝田国师短暂的教学生涯无法分割。可以这么说，没有蓝田国师执教生涯，便没有文化泰斗钱钟书的辉煌成就。
钱先生的长篇小说《围城》，全篇九章，其中第五章写来蓝田国师途中的故事，第六至八章直接写“三闾大学’，教授众生相，虽然小说写的是“三闾大学”，但明眼人一看便知是以蓝田国师为原型的。还有小说中方鸿渐、赵辛楣、李梅亭、顾尔谦等人物，钱夫人杨绛先生在《记钱钟书与<围城〉》中说：都可以在钱钟书去湖南执教同行的人中找到些影子。至于“三闾大学”的衮衮诸公，如高松年、汪处厚、刘东方、韩学愈、范小姐等，也不可能不打上国立师院的烙印。对当时离学校不到半里的蓝田镇，在钱先生笔下的记述是“一天繁荣似一天，照相铺、饭店、浴室、地方戏院、警察局、中小学校，一应俱全”。
来蓝田国师执教，不仅给钱先生提供了生活阅历、创作素材(其小说《围城》直到1944年才动笔，1947年出版)，他的笔记体诗话《谈艺录》更是在蓝田起草的，当时他用的是小镇上所能买到的极为粗糙的直行本毛边纸，每晚写一章，两三天以后再修补，夹缝中，天地上，写得密密麻麻。关于写《围城》时的钱钟书 陶渊明、李长吉、梅圣俞、杨万里等的诗话均是那时写成，写完就交给朋友吴忠匡阅读。1941年，在临离开蓝田时，钱先生尽心尽力把稿子清理并誊录了一本，在原来的草稿本上，大笔一挥写上“付忠匡藏之”五个大字，把它赠给了吴忠匡。据钱先生《<谈艺录>序》中所述：“《谈艺录》一卷，虽赏析之作，而实忧患之书也。始属稿湘西，甫就其半。养疴返沪，行筴以随。”钱先生把蓝田镇的毛边纸写的初稿带到上海，几经增删，直到1948年才由上海开明书店出版，一种崭新的诗话文体、一部被寓为“中国比较文学”开山之作的宏篇巨制由此诞生。古人云：“诗家之景，如蓝田日暖，良玉生烟。”涟源蓝田，孕育了《谈艺录》这部里程碑式的诗话巨著，成为钱先生这位“文化昆仑”光辉的学术起点。这也许是历史的机缘吧!
“诗言志，歌咏言”。钱先生一直喜欢用旧体诗与朋友唱和，抒发思古幽情。而其创作高峰则是来蓝田途中和在国师的日子。他把旅途中所写诗稿赠给吴忠匡先生，吴忠匡在小镇上仅有的一家小印刷所用折子本印行了200份，他自己题名为《中书君近诗》，40余首诗歌录入1995年出版的诗集《槐聚诗存》。但钱先生在蓝田的日子，入了诗，也不见得有诗情画意，如《窗外丛竹》：
上窗写影几竿竹，
叶叶风前作态殊。
萧瑟为秋增气势，
翩翻类客转江湖。
不堪相对三朝格，
漫说何能一日无。
便当此君亭畔物，
高材直节伴羁孤。
诗中写竹写得如此清冷不堪，但确实是好诗，因为毕竟是战火纷飞有家难归的时代。在那样的时代，蓝田可能没给钱先生留下什么良好印象；但蓝田的山山水水，因为有了钱先生流连的足迹，便也多了几分书卷气。
(谢复心)
源自：《历代名人与娄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