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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710年，日本定都平城（今日的奈良）。此前，日本没有固定的都城，几乎每一代都要迁徙。“平城仿唐朝首都长安建造，……但平城面积为20平方公里，大约仅及长安城的1/4。”（《日本小史》第33页）历史学家通常把定都奈良这段时期（710-794年）称为奈良时代，“这个时代的文化，最引人注目的特点就是唐风的盛行。无论是儒教、佛教、律令政治，还是学问艺术各方面，都是照搬唐朝的样式。”（《日本史》第97页） 在奈良时代，官僚制度和法律体系的完备并没有改变日本的政治生态，如果我们注意到，这些所谓革新都是在权臣掌控朝政的情况下实施的，那就不会感到奇怪了。那些不能与日本政治生态相适应的革新措施逐渐失去活力，譬如圣德太子推行的冠位制强调以才干而非家世晋升官职的宗旨就没有得到贯彻。《日本小史》作者指出：“特别在奈良时代，日本官僚的阶级与职位很快便由世袭的家族地位而不再由能力决定。”（引自该书第33页）但是该书作者认为，这是日本没有盲目模仿中国事物而是加以修饰的例证。关于这一点，《日本史作者》坂本太郎是这样说的：“在形式上否定了旧日氏族世袭的政治方式，采用了选录人才的新方式，但实际上新旧交替实行得并不彻底，在刚刚实行的新方式中却不知不觉掺杂了旧方式。”（引自该书第90页）其实不然，政治文化是不能输入的，因为它牵扯到政治利益。在国家政体和法律体系都在刻意保护原有贵族的既得利益时，我们怎能指望它脱离原有的政治习惯呢？所以，日本只是模仿了唐朝政体的形式，而没有也不可能接受它的本质——皇帝集权政体。 再譬如，大化革新的核心内容之一的土地国有制度，在设计之初就没有所有土地完全国有化的思想。亲王和三位以上诸王、大臣的封地就是世袭的，而且大功田也准许世袭；还有山林薮泽也没有纳入国有化制度中，为其后这些土地成为私地埋下伏笔。养老七年（723年）发布了三世一身法，即新挖沟池开垦的田地（可能主要指稻田）准其拥有三世（子、孙、曾孙），依靠旧沟池开垦的田地准其终身拥有；天平十五年（743年）更进一步扩大为垦田永世私有。虽说这种举措有利于农业的发展，但它已经否定了当初立法的初衷。显然，新政策的受益者更多的是那些豪族，所以才会推翻此前的律令。如果不是权臣当政而是天皇独裁的话，这样的政策就未必能得以实施。天平胜宝元年（749年）发布寺庙垦田的最高额度，例如东大寺为4000町。这说明，由于可开垦的田地很多，而寺庙拥有的巨大财力，导致与地方豪族产生利益纷争，于是出台了限制令。由此也证明了，垦田私有政策壮大了地方豪族的势力。 729年，左大臣长屋王以谋反罪被诛。坂本太郎没有介绍详情，只说以天武天皇诸皇子为核心的皇族势力因此衰微了，这件事似乎出于藤原氏的计谋（参见《日本史》第90页）。藤原镰足当初是与中大兄皇子一起扳倒了苏我氏后才成为权臣的。如今在扳倒长屋王之后，还有从唐朝回国的僧玄昉和吉备真备所代表的佛教政治势力，以及以敏达天皇后裔橘诸兄为首的旧贵族势力与藤原氏抗衡。天平十年（740年），藤原氏的广嗣在九州起兵，声称要清君侧，被官军诛杀。圣武天皇没有儿子，他死后由女儿继位是为孝谦女皇。起初，藤原仲麻吕受宠专权，后来女皇转而宠幸主持宫中佛教仪式的和尚道镜。天平宝字八年（764年），仲麻吕发难被诛，于是佛教政治得势。女皇无嗣，藤原氏说服女皇让天智天皇之孙充当皇嗣，成为光仁天皇，于是藤原氏又可专权了，重新实行律令政治。坂本太郎说：“奈良时代政权更迭的历史，不仅仅是令人眼花缭乱的权势者的兴盛衰亡，在这些表面现象之外，还有随之而发生的，不容忽视的内部政治思想的变化和文化价值观的演变。”（《日本史》第91页）不过，即使在研读之后，我也看不出作者所说的佛教政治和律令政治影响日本政治文化的重要差异。 《日本小史》作者说：“由于愈来愈多宗教机构与贵族家庭不必纳土地税，纳税负担便愈来愈多地转移到农民身上。在收成不佳与重税压力下，许多农民干脆离开其土地，到免税的寺院与贵族私人庄园工作，并接受这些豪族保护。”奈良“时代的最大受害者可能是中央政府，它的总税收额逐步减少。豪族庄园愈来愈独立，……到了本时代末期，中央政府权威已衰微，这无疑因宫廷派系之间的侵轧而加剧。这是出人意料的，因为这一时期是律令制全盛期，律令制原本旨在将皇室权威传播至全国各地。”（引自该书第36、37页） 奈良时代，大和朝廷的版图有所扩大。东部方向的扩张是在本州岛，朝廷控制的地区继续向被延伸，土著虾夷人或者被同化，或者被赶走；东南方向是在九州岛南部及其附近岛屿。总之，此时的大和朝廷的势力范围还只限于本州、九州和四国三个岛屿，北海道还未归服。至757年时，大和朝廷下设65国3岛（壹岐、对马和多祢）。 781年，天智天皇的三世孙桓武天皇（781-806年在位）继位，784年桓武天皇决定迁都。“794年，新首都终于在平安建立起来了，位于平城以北不远处，即今日的京都。和平城京一样，平安京也是仿造中国式格子长方形模式建造的。和平城不一样的是，平安京做首都超过一千年。”（《日本小史》第37-38页）历史上，把迁都平安至1185年镰仓武家政权建立这段近四百年时间称作平安时代。迁都虽然是国家政治的大事，但以迁都作为划分历史的一个标志实在没有多少内在意义。总的来看，平安时代的政治经济继续沿着奈良时代的趋势发展。 首先是班田制的演变，桓武天皇把此前的法定六年一次改为十二年一次。“到延历年间为止，班田大体上是按照规定执行的。后来，畿内陆区只是在弘仁元年（810）实行了一次班田，从此以后19年间没有执行，直到天长五年（828），才又勉强班授一次，接着停了50年，到元庆五年（881）又班授一次，然后又中断了20年，至延喜二年（902）才又颁发了班田令。地方各诸侯国的情况也基本相同，延喜二年的官符中，就有各诸侯国已五六十年未实行班田的记载。”（《日本史》第120-121页）班田制度无法实施的原因就在于垦田法，新开垦的田地都已变成私地，公地没有增加班田制当然就难以为继。与普通平民无地可班相对应的是，皇族、贵族和寺院的私地以及官府的自用土地却在大量增加。本来“律令制不准皇室占有私地，皇室的开支由国家财政负担。”（《日本史》第121页） 官府也是同样，其人事办公费用均由国家承担。但是在平安时代，“官府和皇室占有的土地，有了急遽的增加”。（同上）皇室开垦的私有地叫作“敕旨田”，不需缴税，大宗田地有天长八年开垦的摄津国908町，下总国的700余町敕旨田。官府所有的土地叫作“诸司田”，最早出现的诸司田是奈良时代的“大学寮”，延历十三年（794年）分给大学寮水田120余町，大同三年（808年）分给左右司马寮水田各240余町，旱田各17余町，类似的例子还有不少。“早在奈良时代奖励垦荒的时候，贵族和各大寺院所占的垦田，就已有了显著的增加。到这一时代，皇子、皇女占有垦田的增加，尤为显著。”（《日本史》第121页）这些皇子皇女得到的荒地山林不再垦田法范畴，而是朝廷直接赐予。在大和朝廷从上到下都在占有私地的情况下，以公地为基础的班田法被废止就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了。由此可见，大化革新的公地主张并不符合当时人们的普遍愿望，可能只是作为一个打压异己的工具。 以上是经济层面的变化。从政治层面来看，出现了律令与现实彼此乖离的现象，即频繁发布的修改律令“格”或“式”（所谓“格”是修改律令的诏敕官符的总称；所谓“式”是指实施律令的细则）都未得到切实执行。“统治者们虽也意识到它不过是一纸空文，却反而认为完善法制有意义，从而对颁发格式自我陶醉起来。因此，律令政治虽在形式上取得显著发展，实际上却几乎没有收效，这种情况愈演愈甚。”（《日本史》第117页）在政府对社会政治经济失去应有的管制权力的同时，天皇的政治影响力似乎也在变弱。有一点必须要说明，历史学家从未说明大和朝廷建立以来日本天皇的权力到底有多大。此前，坂本太郎虽然详细介绍了大化革新和《大宝律令》，但是没有说明天皇权力的具体内容。苏我氏、藤原氏掌控朝政的事实说明天皇可能从来就没有手握实权。嵯峨天皇时，开始在朝廷之外设置内廷即天皇的私人机关，称之为“令外官”。嵯峨天皇与太上皇争斗时，为了与朝廷官员进行秘密联系，任命心腹藤原冬嗣和巨势野足两人为“藏人头”。其后，临时设置变成常设机构，并与朝廷各部门对接。 但是天皇的权力并不能因为有了内廷就得到加强，还要看权臣势力的强弱。二百多年以来，藤原家族就一直谋划着控制朝廷控，通过把女儿纳入后宫取得外戚地位和扳倒取其对抗的其他氏族是他们惯常使用的两种方法，不过其间也屡遭挫折。858年，年仅九岁的惟仁亲王即位，是为清和天皇，天皇的外祖父藤原良房总揽政务。早在去年藤原良房就已经被清河天皇的父亲文德天皇晋升为太正大臣、一位（即最高位阶）。文德天皇的母亲是藤原良房的妹妹，藤原良房又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了自己的外甥文德天皇。866年，清河天皇又在律令官制外授予其外祖父藤原良房摄政——“重敕摄行天下之政者”。这个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职位确保了藤原良房名正言顺地代行皇权的政治地位。藤原良房的养子藤原基经在摄政之后，又给自己增设了一个新的职位——关白（这个名称源于万事关白于太正大臣），也就是说，天皇成年后，朝政仍由权臣掌控。如果说以前权臣掌管朝政是基于实力或姻亲关系“窃取”来的，那么现在权臣就可以名正言顺地把天皇撂在一边了。因此，坂本太郎说，这是对律令官制精神的粗暴破坏。宇多天皇和醍醐天皇时期，没有摄政和关白，到了8岁的朱雀天皇继位时，“基经之子忠平又当上摄政，到天皇长大后，又改任关白。隔了一代，到冷泉天皇即位后，忠平之子实赖又当上了关白，由此开始，每代天皇就都设摄政或关白了。而且，担任这两种职务的，也只限于良房的后代即藤原氏北家出身者。摄政和关白形式上是辅佐天皇，但实际上是夺走了天皇的权力。”（《日本史》第136-137页）从安和二年（969年）击败醍醐天皇之子源高明的安和之变时起，朝廷上所有的公卿职位，几乎全部为藤原氏所占有。由于藤原氏独霸政权，所以称这段时期为藤原时代，根据其政治特点又称之为摄关政治。藤原氏不只是取代了皇权，其家务机关“政所”也成为政治中枢。从“政所”发出的“下文”、“御教书”取代了天皇的“宣旨” 。 从承平末年到天庆初年（936-941年）关东地区发生的叛乱，叛乱者是高望王的孙子平将门，显示出地方政治势力开始挑战中央朝廷的权威。桓武天皇三世孙高望王降入臣籍后，赐姓为平，担任上总介而来到东国。其子国香担任常陆大掾、镇守府将军，良将也当上了镇守府将军，良兼也当上下总介。坂本太郎说，这正是国司土著化和皇族贵族移居地方的典型代表。因为按照律令规定，国司要按一定年限调任；国司不能携带亲属、宾客一起赴任，五位以上的官吏不得随便走出畿外。这些规定是为了防止国司在地方培植势力，然而事实却是，桓武平氏已在常陆地方占据了统治地位，这说明朝廷律令已经形同虚设。“一般认为，土著化的国司，从在职期间起，就兼营公私田地；到任期届满后，又利用其地位、名望扩大私地，从而成为当地一大领主。”（《日本史》第140页）平将门是平良将之子，他凭借权势和财力招兵买马雄霸一方，不但与叔叔们进行争斗，还与同属天皇后裔也是地方土著的源护等交战，并出头调解武藏国的“权守”与“郡司”之间的抗争。天庆二年（939年）十一月，平将门因搭救一个因违抗国守命令而遭到追捕的朋友活捉了常陆国守，还放火烧毁了国守府。在占据常陆国后，又顺势攻掠坂东各地，袭击上野、下野等国府，赶走国守。天庆三年（940年）二月，平将门在与国香之子平贞盛和下野押领史藤原秀乡的军队交战时阵亡。与平将门对阵的也是地方势力，他们要剿灭平将门并非只是因为他的反叛，而是因为平将门的称霸损害了他们的利益。平将门灭亡后，这些地方势力就发展壮大起来。“在这次动乱中立了功的贞盛，其子孙们便成了后来的平家，秀乡的子孙们则在关东发展起来，成为奥州的藤原氏、大友氏、少弍氏、结城氏和小山氏等”。（《日本史》第140页） 虽然像平将门这样公然藐视朝廷律令的地方豪强只是个例，但贵族势力增强却是这一时期的普遍趋势，大化革新确立的公地公民制度被彻底抛弃。不但班田制早已废止，口分田变成私地，位田、职田和功田也都成为私有土地，就连国衙领地也具有了国司私有的性质。“随着土地的私有化，人民也开始私民化了。……不仅在地方农民中有这种私有化倾向，就是在中央政府的官吏中，下层官吏也在急于同上层官吏结成私人间的隶属关系。他们认为，与其担任朝廷的正式官吏，还不如到豪族家去作‘家司’或‘家人’更合算，也就是说，实际上去当私民。”（《日本史》第141页）平安时代的这些发展趋势，应该说是摄关政治的必然结果。 贵族势力的增强主要表现在大庄园的增加。起初，私地是与垦田联系在一起的。但中央贵族和寺院的庄园却是朝廷赐予的，这些庄园都附带有大片的土地，包括水田、旱地和未开垦的原野等。“贵族和寺院为了获得这样的庄园，从奈良时代起就拼命进行活动”。（《日本史》第142页）这些庄园起初给国家带来更多的租税。然而到平安初期，大量设置的敕旨田成为免租田后，有能力的庄园主也都设法从官府那里获得免租（不输租）的特权，从而使国家税收减少。当朝廷要清理这些免租的庄园时，有能力的庄园主又从官府那里获得免入（有权拒绝国司丈量土地的人员进入，原文是不入）的特权。“不输不入的特权是使庄园所以成为庄园的重要条件，正是在这一时代里，建立起得到了这种特权的庄园，因而将此时代称为庄园制的成熟时代。”（《日本史》第142页）当然，只有中央贵族和寺社以及部分地方豪族容易弄到免租免入的特权，那些弄不到这种特权的地方豪族就与中央贵族拉关系，签订转让合同，把所有权转到他们名下，每年缴纳一定供奉（当然要比租税少），自己依然是土地的实际控制人。贡献土地的人被称作“领家职”、“本家职”，保护他们的人就是“本家”。“权门豪族的豪华奢侈生活，正是由于这些本家职、领家职的贡纳、捐献才得以维持，……由于有这种本家职、领家职的贡纳、捐献，使权门豪族热衷于庄园的扩张，从而是庄园急遽膨胀起来。”（《日本史》第142页）当时的权臣藤原道长拥有的庄园最多，被人称为是“天下土地悉归一家”。“天喜元年（1053），伊贺国所辖的四郡十七乡中，有三分之二是寺、社、权门的庄园。嘉承元年（1106），在纪伊国所辖七郡里，有六郡，每郡十之八九都变成了庄园。”（《日本史》第142页）延喜二年（902）、永观二年（984）、宽德二年（1045）、天喜三年（1055）和延久元年（1069）朝廷一再下令整顿庄园，但是这些整顿令总是以禁止设立新庄园为目的，因此变成每一次都是追认已有庄园的合法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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