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令娴，南朝梁代女诗人，约公元五二五年前后在世，字不详。刘孝绰妹，徐悱之妻。彭城（今江苏徐州）人，世称刘三娘。《梁书·刘孝绰传》中载有她的事迹。令娴的丈夫徐悱，字敬业，是仆射徐勉的儿子，宦游在外，夫妇二人寄诗赠答，感情真挚。刘令娴的作品，《唐书·经籍志》说有文集六卷（《刘氏集》），而《隋书·经籍志》则作三卷。她的情诗受南朝民歌的影响，写的相当大胆，而且语言清新，风格流丽。
刘令娴的诗多写闺怨，其中最著名的是《答外诗》二首，是回赠丈夫徐悱之作。诗中通过写景来衬托相思之情，颇为真切生动。如“落日更新妆，开帘对春树。鸣鹂叶中舞，戏蝶花间鹜。调琴本要欢，心愁不成趣”（其一）；“夜月方神女，朝霞喻洛妃。还看镜中色，比艳似知非”（其二）；写妇女的心理状态都很能传神。
《听百舌诗》“风吹桃李气，过传春鸟声。净写山阳笛，全作洛滨笙”等句，写她对丈夫的思念之情，也很形象。 刘令娴的《祭夫文》，乃徐悱死后所作，辞意凄惋，颇为人们所称道。文中如“一见无期，百身何赎”，“百年何几，泉穴方同”等句，不加雕饰，出自肺腑。刘令娴的诗，今存8首，全见于《玉台新咏》，今人逯钦立辑入《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文1篇，见《艺文类聚》，严可均辑入《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
悱为晋安郡卒，丧还京师；令娴为祭文，题为《丧夫文》，辞甚凄怆。舅勉本欲为哀文，既见令娴文，遂搁笔，她的这篇文章载于《艺文类聚》。刘令娴的作品，《唐书·经籍志》说有文集六卷（《刘氏集》），（而《隋书·经籍志》则作三卷。此从《两唐书志》）传于世。 ）均已散失。
她的情诗受南朝民歌的影响，写的相当大胆，而且语言清新，风格流丽，如《光宅寺》（除《丧夫文》外，《玉台新咏》中存有她的《答外》诗两首、《答唐娘七夕所穿针》、《听百舌》、《光宅寺》、《题甘焦叶示人》和《摘同心栀子赠谢娘因附此诗》等杂诗）。[1]
刘令娴的作品，《唐书·经籍志》说有文集六卷（《刘氏集》），而《隋书·经籍志》则作三卷。此从《两唐书志》传于世。她的情诗受南朝民歌的影响，写的相当大胆，而且语言清新，风格流丽，如《光宅寺》（除《丧夫文》外，《玉台新咏》中存有她的《答外》诗两首、《答唐娘七夕所穿针》、《听百舌》、《光宅寺》、《题甘焦叶示人》和《摘同心栀子赠谢娘因附此诗》等杂诗。
清代学者王士禛在《池北偶谈》中谈到刘令娴的诗时，竟大惊小怪感叹说：“正如高仲武所云：形质既雌，词意亦荡。勉名臣，悱名士，得此女，抑不幸耶！”这显然是封建注意的偏见。[1]
史载，刘孝绰兄弟及群从子侄，当时有七十人，全都能写文章。刘孝绰有三个妹妹，大妹嫁琅琊人王淑英，世称刘大娘，当时也有文集行世，与刘令娴齐名；二妹嫁吴郡人张嵊。王淑英妻的诗作今仅存三首，张嵊妻的作品已不能考证。刘氏三姊妹都有才学，而令娴文尤清拔。《名媛汇诗》中记有一则逸事：孝绰罢官不出，为诗题于门曰：“闭门罢庆吊，高卧谢公卿。”令娴续云：“落花扫仍合，聚兰摘复生”。
令娴的丈夫徐悱，字敬业，是仆射徐勉的儿子，宦游在外，夫妇二人寄诗赠答，感情真挚。徐悱有一首《赠内》诗是这样写的：日暮想青阳，蹑履出椒房。网虫生锦荐，游尘掩玉床。不见可怜影，空余帐香。彼美情多乐，挟瑟坐高堂。岂忘离忧者?向隅独心伤。聊因一书札,以代回九肠。”令娴《答外》今存两首，其中一首亦题作《春闺怨》。
女诗人刘令娴靠写“粉诗”出名，这符合南朝齐梁年间的文学风尚。那个时代，上至皇帝贵族，下至黎民百姓，都酷爱文艺。谁要深谙附庸风雅之道，就能升官发财。文化人就意味着是朝廷的人，舞文弄墨就意味着具有踏入官场的资本。就连诗歌评论家钟嵘也不得不服，他在《诗品》序中这样描绘当时的文学风气：“至使膏腴子弟，耻文不逮，终朝点缀，分夜呻吟。”这样的社会背景下，作为官太太的刘令娴当然要与时俱进了。她的《光宅寺》应运而生：“长廊欣目送，广殿悦逢迎。何当曲房里，幽隐无人声。”凡是读过此诗的人，脑海中都会出现如下暧昧的画面：黄昏时分，一位容貌娇艳的知识女性来到光宅寺烧香拜佛。长廊深处，一位帅呆了的青年和尚对其挤眉弄眼，女子立刻春心荡漾难以自拔，就尾随和尚来到禅房……
如此充满把玩意味的诗，出自一位已婚妇女之手，难免让好事者浮想联翩。中国的读者（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大都保持这样一个习惯，睹文揣人。看到作品中有“出格”行为，就自然联想到作者的人品。所谓爱屋及乌就是这个道理。在小说里，稍微资深点的读者都知道，里边的情节大都是虚构和夸张的，是经过艺术加工的，与作者自身关联不大。在诗歌里，读者若是发现“放浪形骸”的痕迹，就会不假思索地认定作者作风有问题。唐代的高仲武就是这方面的读者的代表。他读完这首“黄诗”之后大为恼火，就讽刺道：“形质既雌，词意亦荡。”意思是说，诗写得如此低俗，其人也必放荡。而清代的王士祯则显得很有风度，他从侧面评价道：“勉名臣，悱名士，得此才女，抑不幸耶！”意思是说，徐家父子（徐勉是刘令娴的公公，徐悱是刘令娴的丈夫）都是文学名流，怎么会招这样的女人进家门呢？真不知道是应该同情，还是应该悲哀呢？
这首《光宅寺》问世以后，立刻在皇宫之中流行开来。那些深居皇宫大内的贵族们早就看腻了假大空、形而上的文学作品，他们对平民生活的追求到了如饥似渴的地步。他们乍一读到这首发生在民间的，贵妇人勇追帅和尚的“通俗文学”着实倍感新奇，偏爱至极。于是互相传阅，并常常秘密聚于一处展开深入的讨论交流。这种地下的文学交流方式俨然成为一时之风尚。在热心读者口手相传的热潮中，刘令娴凭借着一首“粉诗”出名了。该诗被评为年度最佳诗歌，并收入当时的权威诗歌集《玉台新咏》。刘令娴写的第二首“粉诗”更为惊世骇俗，此诗被好事者称为史上第一首“同性恋诗歌”。在《摘同心栀子赠谢娘因附此诗》中刘令娴这样写道：“两叶虽为赠，交情永未因。同心何处恨，栀子最关人。”这首诗是刘令娴赠予一位叫谢娘的女子的。从字面上理解，诗中“栀子”在南朝民歌中指恋人，往深延伸，就是写给恋人的情诗。但后世诗歌研究者认为，仅凭借“栀子”一物就说刘令娴和这个谢娘有暧昧的同性关系未免有些片面。如文章开头所言，刘令娴所处的南朝齐梁年间社会思想开放、文风自由。文人写什么和怎么写，朝廷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如果诗文中出现同性之间的“亲昵”称呼或者“过激”语气，也许只是作者脑海中出现的幻象，形而上说就叫做“有我之境”，抑或当时就流行这样的写法。作为当时处于风口浪尖的文坛新势力，刘令娴有许多“知音”。同时代诗人谢惠莲、沈约、庾信等人的作品中，就不同程度涉及同性恋题材。由此可以推断，文人之间的互相跟风写作，直接造成南朝一时旷达放诞之风。此类题材并非刘令娴的“独创”，更不能就此说明作者就有“特殊癖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