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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子兵法》，兵书中的圣经，历来是兵家研究的对象。然而，“战争是政治的特殊手段的继续”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447页), “战争--从有私有财产和有阶级以来就开始了的、用以解决阶级和阶级、民族和民族、国家和国家、政治集团和政治集团之间、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矛盾的一种最高形式”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155页)，战争从来就与政治不可分。而作为人类社会的一种公共权威，政治表现在政治实体、政治文化、政治关系、政治活动等各个方面。从这个角度来看，《孙子兵法》与政治紧密相联，其表现形式也是多方面的。
一 、安国保民的政治价值取向 任何思想都不可能脱离一定的社会历史背景。《孙子兵法》成书于春秋末年，是当时社会政治历史文化的产物。 春秋时，随着周王朝的式微，诸侯、卿大夫势力的崛起，出现了“礼崩乐坏”，诸侯林立的大变动社会格局。在经济上，随着土地的争夺，战争日益激烈，土地占有方式和使用关系日趋多元化。正是这种诸侯相争的多政治中心以及分封贵族奴隶制向官僚封建制的逐步转化，给官学向私学下移创造了条件，从而涌现出了以老子、孔子和孙子为代表的一大批杰出人才，逐渐形成了相对开放的舆论。而在这些多样化的舆论背后，却受到共同的历史文化传统及社会现实要求的制约。老子、孔子、孙子其研究各有侧重，但出发点却是一致的，乱世的思想家都有各自的抱负与政治理想国蓝图，一言以蔽之，即追求稳定而有秩序的社会。为此，孔子构想出礼制的王国，老子梦想着道法自然的小国寡民。孙子作为军事思想家，虽未勾画出理想国蓝图，但他与老子、孔子一样，研究问题的落脚点是政治。《孙子兵法》的军事思想的背后是安国保民的政治价值取向。 这一时期政治思想的主要特征是以神为中心的神权政治思想向以人为中心世俗政治思想的转换。在日益激烈的诸侯攻伐兼并中，国家的生存或称霸之道成为首要的问题。在此过程中，人的地位逐步上升。政治的兴亡不再取决于神，而取决于民之向背及君、臣的政策与品质。在政治实践设计中，国君日益获得至高无上的权威，被寄以越来越大的希望，君主专制制度也日益强化与发展。同时，民作为神意和治乱的显示器，也受到了思想家与统治者更大的重视。本来，“唯命不于常，唯德是授”在西周已成为一种社会意识。德，在周人的认识中是一个融信仰、道德、行政、政策为一体的概念，周人将德视为政治思想的中轴，鉴于殷人失德导致的灭亡命运，周朝明确提出了“修德配命”、“敬德保民”的思想。在此基础上，春秋时期，随着社会的发展，神在政治生活中的中轴地位进一步下降，“得民者昌，失民者亡”成为普遍的意识，即民之向背是成败之本。“无民而能逞其志者，未之有也” (《左传》昭公二十五年)。民成为国内公子争位中必须首先争取的对象，“求宠于诸侯以和其民” (《左传》隐公四年)。而在诸侯相争中，民与土地一样是不可缺少的。总之，君主、民众、土地构成政治斗争中最主要的决定性因素，一切治国方案都不能不从这三者出发。 上升到价值层面来说，以君主为主体、以民心为标准的“仁政”政治哲学逐步形成，这自然以孔子为标志。孔子的仁学以礼为核心，以仁为辅，提倡君主专制与强君富民，以有道制约无道。但富民、爱民的出发点却并非将民视为政治主体，而是着眼于民心向背的政治作用。这一价值着眼点也正是孙子军事思想的基点。 在汉简本《吴问》中，在答复吴王阖闾关于晋国六卿“孰先亡，孰固成”的问题时，孙子即以苛政失民国衰，仁政得民国强进行分析说明，使阖闾感慨道：“王者之道，厚爱其民也。" (银雀山汉墓竹简《孙子兵法·吴问》)所以他在孙子兵法中将“令民与上同意”之“道”置于“五事”“七计”之首，将“令素信著”、“与众相得”视为取得军事胜利最基本的因素。所谓的“令民与上同意”、“与众相得”，不过是强调“民心”的作用，战争必须首先取得人民的认同，而要取得人民的认同，战争的出发点就只能是国家与广大人民的利益，“合于利则动，不合于利而止” (《火攻篇》) 。许多研究者将“利”解释为国家利益，这固然不错，但此“利”同时也指人民的利益，因为“民利”与“国利”都是决定一国生死存亡的关键，而“兵”的利害正由于它关乎到人民与国家利益，从而对国家与人民造成生死攸关的影响。因此，兵，“非利不动，非得不用，非危不战” (《火攻篇》) ；将，“进不求名，退不避罪，惟民是保” (《地形篇》) ；主，“不可以怒而兴师” (《火攻篇》) 。战争的目的是“安国保民”、“安国全军”，是“修道而保法”、“自保而全胜”。可以说，安国全军之道是其最高战略指导原则，而安国保民则是其军事战略的政治价值基础。战争从属于政治，其目的不是为战而战，而是为实现安国保民的最终目的。正是因为孙子具有如此高明的政治价值取向，《孙子兵法》才超越了一般的战法兵书。他的慎战思想、他提出的“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战略思想都是这一“安国保民”政治价值取向的反映与必然结果，体现了“大战略的目的是长治久安而不是征服胜利”. 二 、修道保法的政治行为准则 列国兼并、互相掠夺的多变春秋，孙子侧重于思考军事问题，目睹破军亡国、民众流离失所的惨状，多由于“驰备无戒”，因此他提出要注重国防。《孙子兵法》开篇即说：“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究其实是主张“无恃其不来，恃吾有以待也；无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也”的自保全胜战略方针。但他的高明之处在于他不是单纯就军事而言军事，不是就国防而言国防。他将兵置于国之大事的地位加以通盘考虑，军事只是安国保民的手段，而军事的胜利必须与政治等其他方面联系。因此，孙子提出了“修道保法”的政治行为准则，只有在政治生活中遵行这种行为准则，方能为军事行动的胜利打下坚实的基础。 孙子将道置于“五事”“七计”之首，“一曰道”、“主孰有道”。道是春秋时普遍使用的一个概念。老子以“道”作为宇宙的本体，“道”是他最高的哲学范畴，融哲学与政治内容于一体；孔子则将“道”视为一种政治思想原则。以“有道”与否作为衡量统治者政治行为的标杆，其道大致同于道义。孙子则将“道”直接定义为“令民与上同意”，如此，则“可与之死，可与之生而不畏危”。即将人民与君主的和谐作为战争胜利的首要因素。这一道的定义显然更具有“功利性”。李筌注曰：“以道理众，人自化之，得其同用，何亡之有！”即通过“上下同一”的道而达到安国保民的目的。但这一“功利”性并不妨碍它所具有的更深一层的内涵。此“道”其实也接近于孔子之说，曹操即将其解释为“道之以教令”，杜牧注“道者，仁义也”，含有教化、爱民之意。“谓道之以政令，齐之以礼教，故能化服士民，上下同心也。" (以上见《十一家注孙子》)上下同心，即得民之心，使人民信任政府及国君。将取得人民的同意作为军事胜利的最首要的条件。为此，必须修道。“善用兵者，修道而保法，故能为胜败之政。" (《形篇》)也即是说孙子将“修道”作为决定战争胜负的又一主要条件。所谓的修道保法，杜牧注得极好：“道者，仁义也；法者，法制也。善用兵者，先修理仁义，保守法制，自为不可胜之政，伺敌有可败之隙，则攻能胜之。" (《十一家注孙子》)刘邦骥则在论《形篇》时说：“无形之军政，即道与法是也。而道与法皆内政之主体。故曰此篇为军政与内政之关系也。" (《浅说》)因此，修道，也就是整顿内政，修明政治的意思。“政治修明，庶绩咸熙，自然国泰民安，人人得所。这样一来，一旦国家遇有外侮，人民就会自觉地团结起来，围绕在政府的周围，恭候驱策。纵使遭遇挫折，牺牲生命，亦在所不惜。" (《孙子解故》，张文穆著，国防大学出版社，1987年，第53页)这一思想在战国政治思想中亦有反映。如商君书曰：“凡战法，必本于政胜，则其民不争，不争则无以私意，以上为意。" “若民服而听上，则国富而兵胜，行是，必久王。" (《商君书·战法》)荀子则说：“兵要在乎善附民而已。" "下可用则强，下不可用则弱。" “爱民者强，不爱民者弱；政令信者强，政令不信者弱；民齐者强，民不齐者弱。" (《荀子·议兵》)所言都是政治对于军事的基础性作用，是军事的“胜败之政”，是孙子“修道”思想的继承与发挥。 除“修道”外，孙子尚有“保法”的政治主张。在孙子看来，相对于政治，军事是手段，而且是不得已而为之的手段，当迫不得已从事军事行动时，孙子强调要建立制度，对军队实行规范性的管理，即“保法”. “保法”，即“保法度”、“保守法制”、“保守法令”。杨善群在《孙子评传》中认为，孙子“保法”的主张主要有三层含义：第一，在军事、政治、经济等各个方面有完善的制度。孙子曰：“法者，曲制、官道、主用也。" (《计篇》)即指军队中的各种军事制度、官吏制度、财务制度等。“保法”即是要在政府与军队的各个部门建立健全的制度。第二，用严明的赏罚去保证法令的施行。即有功者赏，有过者罚，而不拘泥于成文法律。“施无法之赏，悬无政之令，犯三军之众，若使一人。" (《九地篇》)第三，废止贵族特权，施行赏罚时一视同仁。“赏善始贱，罚恶始贵。”孙子的“保法”主张反映了他改革政治制度和推进军队建设的思想(《孙子评传》，杨善群著，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229-230页). 孙子的“保法”主张，显然与当时兴起的变法改革的政治思潮有关。早在管仲、子产的变法实践中，法就受到高度的重视。这一重视法律作用的思想，在春秋时的各国都有程度不同的表现，反映当时社会现实的历史文献常能见到诸如“赏善罚奸，国之宪法也”、“不僻亲贵，法行所爱”等的记载。到战国时，法家更是强调“以法治国”。杨善群认为孙子的“保法”的政治思想，对于法家思想的发展具有开先河的作用，在春秋战国间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反映了当时以法治军治国的普遍要求。 “修道”、“保法”是从当时吴国国内政治着眼的，孙子同时还从“国际政治”角度提出“伐谋”、“伐交”主张。春秋之际，诸侯林立，外交对战争胜负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伐谋”、“伐交”被孙子视为赢得战争胜利的重要政治手段。“故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下伐兵，其下攻城。" (《谋攻篇》)他将属于政治斗争范围的“谋”、“交”置于谋攻之先，而将军事斗争手段的“伐兵”作为不得已而采用的下策。在《九地篇》中，他再次强调了外交：“衢地则合交。”孟氏注曰：“得交则安，失交则危也。”正因为外交很重要，“是故不知诸侯之谋者，不能预交”. “威加于敌，则其交不得合。”一面说外交需要谨慎，一面说要以“威”使诸侯惧而不敢与其他国家结盟，从而断绝其外援。以刘邦骥语总括之则为：“谋攻的要旨，全系乎外交。所以说，‘外交为军政之眼目，而军政为外交之后盾’，诚千古不刊之论也。”刘氏进一步指出：“所谓知彼知己，百战不殆者，外交详慎，军政修明，自然百战不殆也。”所谓外交详慎，即破坏敌人的外交策略，尽可能争取同盟，孤立敌人，所谓“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共同打击敌人。孙子的“伐交”策略也可以说是战国时“合纵”“连横”外交策略的先导，外交政策的正确与否，往往是决定性的，秦始皇对六国的统一就建立在对六国外交政策的正确实施上。 如此，内政清明，外交详慎，则军事行动便获得“先胜”之机也。孙子云：“主孰有道？将孰有能？天地孰得？法令孰行？兵众孰强？士卒孰练？赏罚孰明？吾以此知胜负矣。" (《计篇》)战争的胜负因素很多，只有通盘考虑，详细筹划，方能“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 (《形篇》) 。仅有优势兵力，没有健全的政治、经济、文化力量，绝不可能获胜。所谓“兵久而国利者，未之有也”。或者可以套用之曰：政弛国弱而兵强者，未之有也。 孙子不仅强调了战争之前所需的政治基础，而且认为政治是战争取得最终胜利的保障。在《火攻篇》中孙子说：“夫战胜攻取，而不修其功者，凶，命曰费留。”十一家注多把“功”释为奖功赏善，郭化若的解释是“不能达到战略目的”，张文穆则将其引申到“修道”。因此可以说，此句大致指，打了胜仗，攻取了土地城邑，必须及时论功行赏，修明政治。否则，则会遭殃。吴王阖闾九年时，孙子率吴国部队大败楚国，攻占了楚都郢。这是一场孙子应用其兵法的成功战例，但吴军入城后，其行为却大不得人心。据史书记载，吴军入城后，大肆烧杀掠夺，“侵掠如火”、“掠乡分众，廓地分利”，阖闾率将进入楚昭王宫，“尽妻其后宫”。吴军所到之处，“伏尸”无数。吴军暴行激起了楚国军民极大的反抗怒潮，“父兄子弟怨吴人于骨髓，争起而逐之”。加之，越国趁吴国内空虚的机会，攻入吴国；楚申包胥请得秦救兵，与楚人联合败吴军，而夫概又自立为王，致使阖闾不得不于次年返吴，但吴损失亦不亚于楚。这一后果是由政治、外交、战略的失误共同造成的，显与孙子兵法上的许多论述相背。虽后人为其辩解说：“吴，泽国文身封豕之蛮耳，一朝来郢，气溢于项，主骜臣骄，据宫而寝，子胥之智不能争，季扎之亲且贤不能禁，(孙武)一羁旅臣能已之乎？" (《古微堂外集·孙子集注序》，并参见《孙子评传》，杨善群著，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100-101页)似乎孙子是明智却无奈的。但不论孙子本人的行为如何，此例足可说明战场的胜利尚需政治的保障，仅仅靠武力的攻取绝不能达到“安国保民”的目的。 三、 兼容并包的政治文化底蕴 政治文化是一个引自西方的政治学概念，是政治群体以及政治人在政治生活中，基于一定的政治认知而形成或接受的政治态度、感情、思想观念、行为准则和信仰等的总和。它包括政治思想、政治心理。 政治文化虽然是当代政治学的新名词，但它本身却早就随着政治的产生而产生。它与其他类型文化一起构成社会文化。在社会生活中，文化的力量是巨大的，它深入到认同者的心灵和血液中，政治生活中的文化尤其如此。就广义上说，军事活动可以归入政治活动，因此，它就不可能不受到政治文化的影响，同时又反过来影响政治文化。《孙子兵法》虽然是一部兵书，但它的产生以及它所以形成目前我们所看到的这样，都深受当时政治文化的影响，成为我国传统政治文化中的一部分。 首先，《孙子兵法》的概念范畴是由当时的政治文化所决定的。孙子使用了道、法、势、形、仁、利、君、民等，虽然在具体的指称上这些概念并不相同，但概念框架的本身却是当时社会现实的反映。 其次，《孙子兵法》中所论述的军事思想的背后，实际上是春秋末年的多重政治和文化。《孙子兵法》是一本争强图霸的书，甚得吴王称赞。这正是当时激烈的兼并战争在政治文化上的反映。当此激烈的兼并战争的春秋之际，国之强弱、战之胜负关乎到生死存亡，所谓“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不可不察”，孙子研究兵法不可能脱离这一现实。战争的目的是在激烈的诸侯战争中“全胜自保”或“安国保民”。在当时的情况下，每一思想家都不可能不考虑如何对待兼并战争。如老子对待战争就持相当谨慎之态度，他说：“用兵有言，吾不敢为主而为客，不敢进寸而退尺。" (《老子·六十九》)孔子同样对待战争极为谨慎：“子之所慎：齐(斋)、战、疾。" (《论语·述而》)但老子与孔子对待战争的具体态度仍有差异。老子实际上是反对一切战争：“夫唯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恶之，故有道者不处。" “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强天下。" (《老子·三十一、三十章》)而孔子则强调“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 (《论语·季氏》) 。显然，他反对的是诸侯间的攻伐兼并，他要维护的则是天下共主的宗法封建社会。而孙子也不可能不在这种政治文化背景下思考兼并战争，只是对待兼并战争，他取现实主义态度。他对不可避免的兼并战争，主张“合于利则动”。在当时的条件下，对于战争所要考虑的不是反对它，而是如何掌握其规律，利用它，这就是孙子研究战争规律的直接目的。因此，孙子并不是一般地反对兼并战争，只是反对轻启战争。他甚至支持君主利用兼并战争争当霸主；战争一旦爆发，甚至主张“侵掠如火”, “掠乡分众，廓地分利” (《军争篇》) 。他说：“夫王霸之兵，伐大国，则其众不得聚；威加于敌，则其交不得合。……故其城可拔，其国可隳。" (《九地篇》)他在实践中协助吴王具体实施了这种王霸之策。战国时法家耕战思想的提出，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即是这种兼并战争、霸主之策的继续与深化。 第三，由于战争是在兼并战争背景下展开的，由于战争的胜败关乎国与民的生死，故必须慎战，这是春秋时代普遍的认识，也是贯穿《孙子兵法》的一条主线。孙子强调“非利不动，非得不用，非危不战” (《火攻篇》) 。即战争是不得不为之的手段，不可轻启战端。他谆谆告诫说：“主不可以怒而兴军，将不可以愠而致战；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怒可复喜，愠可复悦，亡国不可以复存，死者不可以复生。故明君慎之，良将警之，此安国全军之道也。" (《火攻篇》)这里显现了国与民的重要性，这同样是春秋时政治文化的一种反映。 第四，孙子强调在军队中将对兵要有“仁爱”之心，这种思想的基础显然是当时以孔子为代表的仁爱政治文化。孔子倡仁政，表现在政治关系上，即是上对下的父爱般的仁心和下对上的子孝式的服从。孙子由此仁爱之心出发，要求将要以父爱之心带兵：“视卒如婴儿，故可与之赴深溪；视卒如爱子，故可与之俱死。厚而不能使，爱而不能令，乱而不能治，譬若骄子，不可用也。" (《地形篇》)要爱而如子，却不溺爱，溺爱非仁爱。孙子不仅要求将帅要施“仁爱”于部下，还要求他们施仁爱于战俘，要“卒善而养之” (《作战篇》) ，其目的是“攻心为上”，即老子所言“报怨以德”是也，也是《孟子》中所说的“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 第五，“合之以文，齐之以武”的提出是西周以降，德治与法治政治文化的产物。 王联斌在《中华武德通史》中对此有极为清楚的阐释。他认为，“德”与“法”在治军中的地位和作用则在西周时就已被战争指导者所认识，如《尚书》中的誓主要由两部分构成：一是揭露征讨对象的失道失德罪行，宣告战争的正义性，以道德的力量激励士卒作战；二是申明法令，宣布军纪，以奖罚之信告诫士卒遵纪守法，令行禁止。西周后，“军礼”逐渐成了较普遍的治军原则。“军礼”的主导倾向是“德治”。与此同时，“法治”思想作为“德治”的对立面而又以辅助德治的手段形式逐渐发展起来。他认为，孙子提出的“合之以文，齐之以武”的文武相济的治军方略，可以视为在“德治”与“法治”的结合上走向成熟的一个很重要的标志。“文”者，导之以德，“武”者，严之以法。诚如是，从政治文化的角度视之，我们还可以发现孙子这一思想与孔子的“礼制”学说、“德主刑辅”以及早期变法改制中法治观念的关系。正因为有了这样的政治文化土壤才产生出了孙子文武相济的治军方略。 第六，《孙子兵法》中重君主、重将帅而轻士卒思想是春秋末年日益强化的君主专制思想的反映。随着社会的发展，西周以来的宗法封建制到了春秋末年已日益削弱，在此过程中，君主的权威却越来越得到加强。老子、孔子都是坚定的尊君者，他们倡器、名独操论，推崇君主专制，他们那些对于要爱民、要富民的说教只不过是从维护封建宗法制的长治久安利益出发对统治者的劝导，权利的主体仅仅是君主。他们在主张爱民富民的同时却又主张愚民，老子倡绝圣弃智，他说：“古之善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民之难治，以其智多。" (《老子·六十五章》)而孔子则说得更明白：“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这种政治文化反映到孙子的军事思想中，便是“夫将者，国之辅也，辅周则国必强，辅隙则国必弱”、“将能而君不御者胜”、“知兵之将，民之司命，国家安危之主也” (《谋攻篇》) ; "将军之事，静以幽，正以治。能愚士卒之耳目，使之无知；易其事，革其谋，使民无识；易其居，迂其途，使人不得虑”、“若驱群羊，驱而往，驱而来，莫知所之” (《九地篇》) 。即是说将乃战争胜败以至于国之强盛衰败的关键，而士卒只不过是受将帅驱使的羊群，只要他们能乖乖地为战争效力就行。 四、 唯物辩证的政治思维方法 《孙子兵法》十三篇随处可见朴素唯物辩证法的思想光辉，这种朴素唯物辩证法思想既是孙子的世界观，也是他的一种政治思维方式。 从唯物的观点出发，一些思想家将历史看成是不断发展变化的过程，从而产生了先王因时而变制，无固定之法的看法。周景王之庶子子朝争位失败后，在写给诸侯的信中指责周敬王及其辅臣单旗、刘狄败坏王室礼制、不承认先王有固定之法，说明当时已存在随时而变的思想。这种思想为政治上的改革提供了理论依据。政治改革实际上是对旧的政治关系的变革，是对政治利益的重新分配。春秋末年是一个历史大变动时代，为生存、为图霸的政治改革在许多诸侯国中都已进行，管仲在齐国，子产在郑国都已进行了这样的改革。管仲主张“修旧法，择其善者而业用之；遂滋民，与无财，而敬百姓” (《国语·齐语》) ，他们通过变法顺应历史之变，为法家的出现和法家思想的创立作了前期准备。 这种政治改革思潮与实践也为孙子军事思想提供了依据。首先，孙子在由面向神转向面向人的过程中坚持朴素的唯物主义哲学观。他从客观情况分析战争的成败，摈弃鬼神思想，关注人对各种客观因素的把握和应用。在《用间篇》中他强调指出：“明君贤将，所以动而胜人，成功出于众者，先知也。”而“先知者，不可取于鬼神，不可象于事，不可验于度，必取于人，知敌之情者也”。也就是说，军事胜利取决于人对事物的了解与周密把握，而不取决于神。其次，孙子不拘泥旧法，不迷信先王贤人的成例教训，而反复申明运动发展的战争观，强调因敌制胜的策略。他在《计篇》中即说“势者，因利而制权也”，随后又反复强调“故其战胜不复，而应形于无穷”、“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悬权而动”，说明用兵不主常法，因敌变化方为神妙之计。最后，孙子主张认识依靠客观物质条件，同时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孙子天才地发现“胜可知”、“胜可为”，认为战争的胜负是有规律可循的，是可以认识的。他坚持客观物质力量是战争取胜的基础，在《计篇》中将其概括为“五事”--道、天、地、将、法。在《形篇》中又进一步指出：“兵法：一曰度，二曰量，三曰数，四曰称，五曰胜。”即将土地的大小、物产的多少、人口的众寡、军事实力的强弱视为战争胜负的基本条件，或可以说，他把军事行动的胜负根本地归结于综合国力。在此基础上，他强调认识规律、掌握利用规律，从而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故经之以五事，校之以计而索其情。" “凡此五者，将莫不闻，知之者胜，不知者不胜。" “计利以听，乃为之势，以佐其外。" “善战者，致人而不致于人。" “知彼知已，胜乃不殆。”等等，都是强调对客观情况的分析把握以及如何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将可能转换为现实。 辩证的思维方法也是首先体现在政治思想中，这在老子的哲学思辩中表现得的最为充分。老子的一个基本思想是“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 (《老子·四十章》) 。即“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 (《老子·二章》)的矛盾对立双方的转化。但老子的辩证法未说明矛盾双方转化的条件，将其绝对化。他认为祸福相依，“孰知其极？其无正。正复为奇，善复为妖”。即认为祸、福、正、奇、善、妖都是一体的。而且他强调的转换是从“有”向“无”的消极转化。他提出：“将欲歙之，必固张之；将欲弱之，必固强之；将欲废之，必固兴之；将欲夺之，必固与之，是谓微明。柔弱胜刚强。" (《老子·三十六章》)因此，他得出消极无为的结论，即“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锐之，不可长保”(《老子·九章》)。从表面上看，老子的辩证思维探讨的是玄而又玄的抽象问题，是出世的，但他的目的仍然是政治的，他的学说是为统治者维持其政治统治出谋划策的。他所津津乐道的“小国寡民”是其政治理想国，而“无为而治”则不过是他为统治当局所贡献的政治治国方略，他的哲学思辩最终是为了落实在政治上。而孔子的辩证思想就更直接地体现为政治的逻辑。他是当然的入世派，积极地为统治者出谋划策，提供政治治国术。
孙子的军事辩证法显然受到老子的这种思维方式的影响，《孙子兵法》中处处闪耀着辩证思维的光辉，他提出了一系列的相反相成的概念，如强弱、胜败、虚实、利害、得失、治乱、生死、劳佚、动静、迂直、攻守、进退、行止、速久、巧拙、远近、险易、内外、安危等等。同时，他将矛盾的双方联系起来考虑，强调他们的相互依存及对立转化的条件。如“智者之虑，必杂于利害。杂于利，而务可信也；杂于害，而患可解也” (《九变》) 、“不尽知用兵之害者，则不能尽知用兵之利” (《作战篇》) 、“乱生于治，怯生于勇，弱生于强。治乱，数也，强弱，形也” (《势篇》) 、“投之亡地而后存，陷之死生而后生” (《九地篇》) 、“辅周则国必强，辅隙则国必弱” (《谋攻篇》) 、“凡先处战地而待敌者佚，后处战地而趋战者劳” (《虚实篇》) 。不同于老子，孙子的辩证法不是消极的，而是主动的、积极的。他教人要“致人而不致于人”，他说：“敌佚能劳之，饱能饥之，安能动之。" (《虚实篇》)其方法是“能使敌人自至者，利之也；能使敌人不得至者，害之也。" (同上)用“利”诱之，以“害”逼之，调动敌人，从而将不利因素转化为有利因素。
就辩证法思想本身来说，张文穆认为，老子是看到矛盾而逃避矛盾，孔子是看到矛盾而调和矛盾，孙子则是看到矛盾而动手解决矛盾。三个人从同一前提出发，得到完全不同的结论，成为消极、折中、积极三派的开山(《孙子解故》，张文穆著，国防大学出版社，1987年，第172页)。不同的辩证思想运用于处理政治关系上就呈现出不同的政治方法，孔子“调和矛盾”的态度使其推崇“中庸之道”，而老子对矛盾的逃避使其选择了“无为而治”. 孙子虽偏重于论述军事，但他同样将政治置于首位。他研究军事的出发点是维持社会的长治久安，是实现“安国保民”的政治价值。所以，《孙子兵法》虽然是一部兵书，贯穿通篇的却是“慎战”的主线。他说：“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 (《谋攻篇》)战争是“死生大事”，战争对人民带来的影响往往是生死攸关的，所以能以政治手段解决的，孙子主张用政治手段，而战争仅仅是不得已而为之的，“非危不动”。但孙子看到当时战争的必然性与合理性，他对待矛盾的态度使他不主张战争，但也不逃避战争，而是正视它，探讨它的规律，研究取胜之道。贯穿他的研究的则是这一唯物辩证的政治思维逻辑。 五、 全胜与政治艺术 就政治层面来说，宋襄公的仁义是政治规范，所以《公羊传》赞其有宁愿亡国不愿失其“仁义”大礼的文王之风。其实“仁”也是《孙子兵法》的一个内在核心，只不过宋襄公是将政治与军事混同起来，而孙子抛弃了宋襄公食谷不化的“仁义”战法，将“仁”作为一种战略指导思想而不是战术原则。所谓“不战而屈人之兵”就是这种“仁战”思想的体现，表现为“全胜”战略。孙子认为战争仅仅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上兵伐谋，其次伐交”，下策才是“伐兵”、“攻城”。而用兵并不以追求“百战百胜”为最高目标，“凡用兵之法，全国为上，破国次之；全军为上，破军次之；全旅为上，破旅次之；全卒为上，破卒次之；全伍为上，破伍次之。是故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 《谋攻篇》强调以“全”为上，以破为下，以“不战”为善之善者。“不战而胜”，既能使己方以最小的代价取得胜利，又能尽可能地保全对方，使胜利果实更为牢固，使战争带来的灾难降为最小，达到“兵不顿，而利可全”。这是一种“全胜”，是以“仁爱”为指导的战争观的体现。 这种以“仁”为核心的“全胜”战略用于中国古代政治有异曲同工之妙。在法家眼中，仁义道德都是骗人的，君臣民之间的关系是利害，而不是仁义。他们给君主提供了一大套驭臣之术，反过来也就不可避免地为臣弄君提供了手段。术，当然属于政治技巧，但法家将术从仁爱的脉脉温纱中剥离出来，呈现为赤裸裸的相互间的阴谋诡计，用于政治统治显然不如儒家的政治统治艺术高明。儒家倡导“仁政”, “仁”本身并非目的，而首先是对“礼”的认同。“仁义”是对统治者的要求，也是一种统治方法，在“礼”的规范下施行“仁政”是一种高明的政治统治艺术，它使人们自觉地认同“礼”，认同统治秩序，给严酷的阶级统治增添了一定的和谐气氛。这就是儒家能获得官方正统学说地位的关键。在封建制下的政治实践中，仁义道德往往成为统治者欺骗人民的工具，但这种工具对封建君主来说是有效的，达到了低成本的“全胜”。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古往今来，没有一个高明的政治家不懂得施仁政以求国泰民安的政治统治艺术。中国封建统治时期，少有的几个“明君盛世”其实就是帝王较好地实行了“仁政”的全胜统治术，这种“盛世”在给予人民较多的实际利益的同时，也就更好地维持了封建统治秩序。反之，如桀纣、隋炀帝等的残暴最终都带来了自身的灭亡。 这种“全胜”思想用于现代政治同样是有效的。20世纪60年代发生的古巴导弹危机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当美国获得苏联在古巴布署了导弹的确凿证据后，大为恼火的美国采取了一个强硬但又不太过激的措施--封锁古巴。在正式实行封锁政策之前，美国总统肯尼迪派人向46个盟国使节、拉美国家驻美大使通报了情况。国务卿则会晤苏联驻美大使，同时通报北约领导人，要求召开安理会处理“由于在古巴秘密设置了能够向北美和南美大部分地区发射热核弹头”的导弹，“给世界和平与安全带来的严重威胁问题”。在采取了这一系列措施之后，美国才开始正式实行封锁政策，当然美国当时把这一封锁政策称之为“隔离”。美国在加勒比海部署了180艘舰艇，封锁进入古巴的船只，同时派B-52轰炸机满载原子武器在空中飞行，装甲师整装待命，并向全世界公开宣称：企图闯越封锁线的任何船只，都将被美国海军击沉。最后，苏联迫于压力退让了，撤除了在古巴的导弹，一场可能发生的核战争被避免了。美国虽然冒着发生核战的风险，但正确的策略方法使其成为当然的“全胜”赢家。从军事方面来说，美国利用了自己的军事优势，取得了“不战而屈人之兵”的胜利；从政治方面来说，美国采取了“伐谋”、“伐交”等一系列措施，首先在道义上尽可能取得最大的国际支持，同时配合强势的军事行动，以最小的代价赢得了胜利。 六、 “诡道”与政治艺术 孙子说：“兵者，诡道也。故明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利而诱之，乱而取之，实而备之，强而避之，怒而挠之，卑而骄之，佚而劳之，亲而离之。" (计篇)这种诡道运用于战争，虚虚实实、真真假假，给敌人造成错觉和失误，使其不知就里，从而“出其不意，攻其不备”，一举战胜敌人。1704年，俄国的彼得大帝就利用了这种虚虚实实的诡道之术赢得了胜利。当时，彼得大帝与军事强国瑞典争霸。瑞典凭借自身的强大实力，一度取得压倒性的战场优势，俄国臣民一片混乱，而彼得大帝却十分冷静。他深入分析敌人的心理特点，认为瑞典人一向做事小心谨慎，优柔寡断，缺乏果敢精神、顽强的毅力和坚定的意志。彼得决心利用瑞典人的这一弱点，他不动声色地派遣出大批紧急信使奔赴各地，这些信使携带着他的亲笔命令，命令要求各地的指挥官立刻派大批援军前来增援。当然这些援军根本就是子虚乌有，有的也远在天涯，远水救不了近火，许多送命令的信使故意糊里糊涂地乱走，有意暴露身份，自然有的就被瑞典人俘虏了。瑞典人得到了信件，经过分析研究认为，俄国人隐瞒了真实的军事实力，他们的实际兵力比瑞典人预计的大得多，俄国人之所以不加顽强抵抗而让瑞典人占领沿海地带，是因为他们有着更深远的阴谋。瑞典司令官吓出了一身冷汗，十分庆幸自己及时地识破了敌人的诡计，于是立刻下令撤退。 这种“诡道”应用于政治就是高明的政治艺术。如北齐开国皇帝高洋即采取了“示人以伪”的方法取得了皇位。高洋是东魏大丞相的次子，其兄高澄继任父位时，极为嚣张，十分看不起“愚钝憨直”的高洋，常对弟弟恣意嘲弄，而高洋都佯作不知。众人也都认为高洋难成大器，就连高澄暴亡时，高洋也不动声色，不示声张，只是修明政治，暗作准备。东魏孝静帝元善见等十分心喜，认为高澄死了，高洋不足为虑。而高洋待时机成熟时，突然领军兵临城下，逼孝静帝退位，就此作了北京的开国皇帝。在这次成功的“政变”之中，高洋就是运用了“能而示之不能”的“诡道”之术，伪装自己，麻痹对方，等待时机，一举夺得皇位。 七、 立威与政治艺术 《孙子兵法》强调将帅管理部队要树立威信，这也是与政治权威艺术相通的。孙子在《九地篇》中说：“善用兵者，携手若使一人，不得已也。”即因形势所迫，善于用兵的人，能使全军携手如一人。在《行军篇》中则说：“卒未亲附而罚之则不服，不服则难用也；卒已亲附而罚不行，则不可用也。故令之以文，齐之以武，是谓必取。令素行以教其民，则民服；令不素行以教其民，则民不服。令素行者，与众相得也。”战士未亲近依附就惩罚他们，他们就会不服从，反之，已亲附却不执行惩罚，就不能使用。所以要用政治教导战士，就必然能取得(战士的信赖)。平素严格法纪、教育战士，他们就服从，反之，他们就不服从。命令能一贯得到严格执行，是由于将与兵互相信任、关系融洽的缘故。这里强调了对士兵既不可用威过早，又不可过于“溺爱”，必须“令之以文，齐之以武”，即要教育与实施军纪相结合，以达到以威领军的目的。 这种对树立威信的强调以及树立威信的方法，也是政治权威艺术中的基本方法。从某种角度来说，政治艺术就是运用权威的艺术，权威的运用当然首先必须要树立权威。政治权威的确立来源于权力的强制，更来自于自觉的服从。所谓“自觉服从”必须有赖于政治权威的合法性基础。政治权威包括公共权威和个人权威，即国家、政府、组织的权威和政治人物的个人权威。依韦伯的划分，政治权威的合法性基础可以分为传统型、领袖魅力型及法理型。但不论哪一种类型，政治领袖进行有效的领导都必须与将军一样获得高度的权威，不同的只在于权威获取的方法及政治系统运转依赖政治领袖权威的程度。在君权神授时代，君主是国家机构的代表，君主个人与国家机构没有分离，君主即国家，国家是君主的国家，公共权威与个人权威成为一体。神化君主也就同时神化了公共权威，这种神化通过“教”与“罚”相结合而得以实施。通过“教”使民相信君权来自神授，通过“罚”使民畏惧。当然，公共权威还有赖于制度的合理性，有赖于机构利于人民获取利益。而个人权威则更与其他各种因素如个人品质、能力等等相关，但“令素行以教其民”显然是政治人物树立权威的一个基本要求。希罗多德记录了台奥塞斯如何通过树立权威而成为米底人国王的。米底人当时散居在基本没有法律制度的村庄中，台奥塞斯首先设法使自己在本村中成为一个有名望的人，他主要是通过在村民的争端中主持正义而做到了这一点。随着他名声的传播，台奥塞斯成为米底人惟一的仲裁人。然而，此时他宣布不干了，因为仲裁事务影响了他自己的事情。于是，人们就把国王的称号给了他，让他可以专事“主持正义”。而他一旦成为国王，他就开始要求有宫殿，规定了一大套繁琐礼仪，建立了制度，以使自己与过去的同伴分开，并对一切违反规定的人进行惩罚，如此，他获得了“神圣国王”所需要的权威，这一权威使他能够以专制的方式统治米底人。台奥塞斯平时的仲裁其实是一个教育民众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他把自己的“正义”观宣扬出去，使人们相信他是惟一真正懂得正义的人。在获得国王称号之后，他又通过一套礼仪神化自己，然后对所有人实行同样的制度规范，惩罚一切不服从的人，从而建立了国王的权威，也建立了与国王相联的公共权威。 八、 庙算与政治艺术 所谓庙算，就是一种运筹决策。孙子特别强调了军事决策之前对信息的掌握，对全局的把握。“夫未战而庙算胜者，得算多也；未战而庙算不胜者，得算少也。多算胜，少算不胜，而况于无算乎！吾以此观之，胜负见矣。" (《计篇》) “不知诸侯之谋者，不能豫交，不知山林、险阻、沮泽之形者，不能行军，不用乡导者，不能得地利。" (《军争篇》)所有这些都是强调“知”的重要，所谓“知彼知己，胜乃不殆；知天知地，胜乃可全” (《地形篇》) 。这一对信息的掌握了解，对全局的把握分析能力，决策之前的“知彼知己”显然既是政治决策科学也是政治决策艺术中一个基本要求。张良所具有的“运筹帷幄之中，而决胜于千里之外”的神机妙算的本领，就来源于对敌我双方情况的充分掌握，而不是依靠一部兵书或神秘的天启。由于政治的全局性，事前的调查研究对于做出正确的政治决策十分重要。穆罕默德·哈塔米，是伊朗自1979年革命推翻美国支持的巴列维国王以来的第五任总统。1997年8月，哈塔米正式接替前总统拉夫桑贾尼任伊朗总统。哈塔米执政伊始，面临的首要任务就是要使伊朗的经济恢复活力，从而解决伊朗高通货膨胀、失业率高以及出口不景气的问题。哈塔米经过多方调查了解，并根据多年的工作经验，认为经济问题的主要症结在于工业投资不足以及非石油产品出口不景气。本来，伊朗的地毯和开心果是伊朗出口的主要产品，为伊朗提供过大量的外汇，但自从政府对货币兑换规定了更严格的限制措施之后，非石油部门的这两大支柱产品的出口都受到很大影响。因此，哈塔米决定采取措施，增加工业出口，放宽对出口商品的限制条件。尽管企业界许多人士仍然鼓吹对石油出口的依赖，说是伊朗的石油蕴藏量至少还可以使用70年。但哈塔米不为所动，建议修改法律，鼓励非石油产品的出口，以便把大量的游资吸引到本国工业中来，并保证要采取步骤加强货币的稳定。由于哈塔米决策之前进行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因而做出了正确的决策，有力地改善了伊朗的经济状况。抗美援朝板门店谈判，中国方面也是在事前对“联合国军”各国的心态、“联合国军”内部的矛盾做了充分的调查研究，从而制定出了每一阶段的可行的谈判方案，同时配合政治宣传和军事手段，逼敌就范，最终获得了谈判的成功。 九、 用人与政治艺术 孙子对将领予以高度的重视，以至有人批评他过于强调了将的重要，其实这是对孙子的误解。“兵者，国之大事也，死生之地，存亡之道。”在当时的现实条件下，军事对于国家生死存亡的意义更加突出，而将对于军事行为的作用毫无疑问是至关重要的，因此，孙子从这个意义上强调“将者，国之辅也，辅周则国必强，辅隙则国必弱”(《谋攻篇》); “故知兵之将，生民之司命，国家安危之主也。" (《作战篇》)因此，孙子特别重视对将的任用。首先，他提出了将的标准，即“智、信、仁、勇、严”五德，只有符合“五德”才能成为一个能干的将领。政治上用人同样有一个标准问题，只是更加复杂而已，比如用人是“德”为先还是“才”为先就是长期以来争论不休的一个问题。三国时以曹操为代表的名法家就公开倡导“才”第一，这与当时三国的竞争局势有关，在三国相争中，人才是至为重要的，所以曹操才“周公吐哺，天下归心”，极力地网罗人才。但更多时候，统治者更强调“德”、“忠”，只是这种德、忠的辨别往往会因人而异。所谓忠奸难辨，但忠往往是封建君主用人的第一标准；其次，根据军事的规律，孙子对君主使用将提出了要求。他说“将受命于君”但却“君命有所不受”, “将能而君不御者胜”。这就要求君主在用将时，必须充分地相信将领，给他们充分的军事权，不要任意干预。其实政治的用人艺术也是同一道理。如慎到就提出君无事臣有事的用人艺术：“臣事事而君无事，君逸乐而臣任劳。”他认为君主的职责是用臣而不是代臣行事。这一思想在后世法家和在许多政治家的政治实践中得到了发挥。没有一个政治家能做到事事亲为，应当充分地信任部属，给予部属充分的职权，发挥他们每一个人的才能，这才是高明的用人之道。美国前总统罗斯福曾说：“一位最佳领导者，是一位知善任者，而在下属甘心从事于其职守时，领导者要有自我约束力量，而不可插手干涉他们。”刘邦总结其成功时即认为自己得益于张良、萧何、韩信。张、萧、韩三人固然有着超常的才能，但关键的是刘邦能用他们的所长。能用人所长不仅要识人用长，更需要胸襟和魄力，即需要掌握“用人不疑，疑人不用”的政治用人艺术。 战国时，齐桓公问管仲如何才能避免影响霸业的行为。管仲说：“不知人，害霸也；知而不能任，害霸也；任而不能信，害霸也；既信而又使小人参之，害霸也。" (《贞观政要》，卷五)战国初，魏文侯命令乐羊出兵讨伐中山，因乐羊采用了围而不攻、寻找战机的战略，有人便对魏文侯说，乐羊之子乐舒在为中山国君做事，乐羊不攻城，意在保护其子。而中山国君也确以食其子逼乐羊退兵。乐羊不为所动，魏文侯则拒听谗言，反而一面派人安慰乐羊，一面为他新建住宅。乐舒终于死于中山国君之手，而乐羊也攻取了中山。当庆功宴上魏文侯赏给乐羊一个箱子时，乐羊以为不过是金银财宝，打开一看，方发现里面全是大臣告状的奏章。乐羊大为震动，说：“如果没有大王的明察和气度，不但破不了中山国，而且我乐羊也早就成了刀下鬼了。”后世名相张居正对此总结道：“欲用一人，必慎于始，务求相应；既得其人，既信而任之，如魏文侯用乐羊，虽谤书容箧，不为所动。”从中国历史看，能用人不疑，成就大业者，其例甚多，如齐桓公用管仲，燕昭王用乐毅，刘备用孔明等。周恩来也曾经指出：“对任何一个同志，必须有一个基本估计，就是基本是可信任的还是不可信任的。如果有充分材料说明他是不可信任的，那党就应该对他采取排斥或怀疑的态度。如果是可信任的，那就不管他有多少条错误，思想作风有怎样的毛病，党对他还应给以信任，在信任中来批评他的错误，纠正他的作风。" (《周恩来选集》，上卷，第287页) 十、 赏罚与政治艺术 孙子十分重视赏罚。他说：“故杀敌者，怒也；取敌之利者，货也。故车战得车十乘已上，赏其先得者。" (《作战篇》)指出要使士兵勇敢作战，就要激励部队的士气；要使军队夺取敌人的物资，就要用财物作奖励。他还具体明确规定，凡缴获战车十辆以上的，就要奖励首先夺得战车的人。为了表示重视间谍的作用，还主张“赏莫厚于间”。在《火攻篇》中孙子又强调要及时赏功：“夫战胜攻取，而不修其功者，凶。”指出如果不尽快地实行奖罚，就会带来灾害。这一道理在《司马法·天子之义》中也得到阐述：“赏不逾时，欲民速得为善之利也。罚不迁列，欲用速睹为不善之害也。”及时进行奖赏，是为了使人很快得到做事的益处；就地执行惩罚，是为了使人很快看到做坏事的害处。孙子还在《行军篇》中说明如何应用赏罚：“卒未亲附而罚之则不服，不服则难用也；卒已亲附而罚不行，则不可用也。”在军中强调赏罚的作用是很好理解的，难得的是孙子同时还提出了在非常情况下的特殊赏罚艺术：“施无法之赏，悬无政之令。" (《九地篇》)这对于政治家来说，尤其重要。刘邦在与项羽争霸中之所以能取胜，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在于他很好地运用了赏罚用人的艺术。他超越常规提拔韩信为大将就显示了他的眼光与魄力。而项羽虽然力勇无比，似乎也体恤下属，但却既不能用人所长，又不舍得赏赐功臣。所以韩信说他只有匹夫之勇，妇人之仁，不足以成霸业。电视剧《康熙王朝》也展示了康熙在统治中对赏罚艺术的精彩使用。他启用姚启圣于马厩中，先对其不理不睬以惩其骄，后又当着群臣之面将先皇永不启用姚启圣的圣喻烧毁，擢升其为福建总督，彻底收伏了这个才华横溢却又桀骜不顺的汉臣，使其成为日后攻取台湾的关键人物。而康熙对于明珠的奖惩也同样巧妙，既惩罚他因骄傲导致的失败，又以其在最后时刻显示出对大清的忠诚及机智给他以相应的奖励而安抚之。这种对赏罚艺术的详熟掌握，使一大批才俊之士对其忠心不二。 十一、 虚实与政治艺术 从大的方面来讲，孙子的虚实其实也属于军事诡道，他所列的诡道十二法其实就是强调虚虚实实，使敌人不知所以。但孙子同时还强调了另一层含义的虚实，即“避实而就虚”，在行军作战中，强调对己对彼虚实的了解和应用，以自己的实，攻敌人的虚，而不暴露自己的虚。“攻而必取者，攻其所不守也；守而必固者，守其所不攻也。故善攻者，敌不知其所守；善守者，敌不知其所攻。" “进而不可御者，冲其虚也。" (《虚实篇》)这种虚实是如此的高妙，以至于孙子嗟叹：“微乎微乎，至于无形，神乎神乎，至于无声。" (《虚实篇》)一旦达此境地，就能实现“致人而不致于人”。在《虚实篇》最后，孙子以兵形象水作比说：“夫兵形象水，水之形，避高而趋下；兵之形，避实而击虚。水因地而制流，兵因敌而制胜。故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其实，掌握了这种虚实运用之妙的“神”不仅能在军事中取胜，同样可以在政治、经济等多方面取胜，取胜之道没有一定的规矩，关键的在于对己对人虚实的了解，对这种虚实的分析运用，能够“因地制宜”达到自己的目的。新加坡的成功的发展道路对此可以作一说明。新加坡独立之初是一个既无矿产资源又无技术优势、劳动力素质一时又很低下的岛国。他们详细地分析了自己的特点以及国际形势，没有人云亦云地盲目追求工业化的发展，而是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选择了一条避实就虚的发展道路。根据国家的现实条件，他们避开大工业，重点放在树立国家、城市形象，吸引外资上。他们努力树立高效、廉洁的政府形象，改造城市建设，建立花园城市，吸引了外资的大量涌入，走出了一条独特的低成本高速发展的国家现代化建设之路。 十二、 迂直与政治艺术 迂直是孙子提出的一个独特的以迂为直的军事战术思想。孙子说：“军争之难者，以迂为直，以患为利。故迂其途而诱之以利，后人发，先人至，此知迂直之计者也。" (《军争篇》)在特殊的情况下，表面上看来绕圈子的做法其实往往是更为有效的。如战国时西门豹治邺就利用了这种迂直艺术。西门豹至邺时发现当地官吏与巫婆神汉勾结，利用邺城漳河每年河水的泛滥，欺骗百姓说是只有每年给河神送去美女方能免除水患。他们每年大搞“河神娶亲”活动，选美女，派粮款。西门豹不是直接地揭穿他们，而是装出信服的样子，说是到时要亲自参加河神的娶亲仪式，以示郑重。到了河神娶亲那天，西门豹带着武士来到河边，他先看过河神的“新娘”说是不好看，配不上河神，然后，他一本正经地对巫婆说：“麻烦你去告诉一下河神，等选个好看的姑娘，过两天再送去。”武士将巫婆投入水中后，西门豹盯着河水看了好一会不见动静，他就又将巫婆的三个大徒弟“派”下去催促一下。又等了一会，还不见动静，西门豹就又对旁边的几个官吏说：“巫婆、巫女都不会办事，劳驾你们几位辛苦一下吧。”几个官吏又被投入波涛汹涌的河中。过了一会，西门豹看看没有反映，转头向其他的官吏问道：“为什么这么久还不见回来，你们谁再去催问一下？”那些官吏吓得叩头如捣蒜，西门豹却仍然一本正经地说：“可能河神太热情，留他们住下了，我们先回去吧。”自此之后，再也没有河神要娶亲的鬼话了。西门豹再发动老百姓修河开渠，消除了水患，邺城由此大治。同样，现代著名的“乒乓外交”也是以迂为直的政治艺术运用的佳话。 除以上所列举的之外，《孙子兵法》中尚有“以利动之”的利诱之术、“三军可夺气，将军可夺心”的心理战术、“以正合，以奇胜”的奇兵方略以及“战胜不复，而应形于无穷”的用兵法则等都同样可以在政治斗争中，尤其在对敌斗争的政治艺术中发现相应的形式。另一方面，政治艺术也给孙子提供了军事谋略思想，如我国古代的以德治国艺术、依法治国艺术、无为而治艺术等等都在孙子兵法的军事谋略中有所体现，因篇幅所限，兹不赘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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