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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的器官医学的发展证明了死亡不再是一个结果，而是一个过程。即便如此，出于实际操作的目的，必须给死亡划定一个硬性的界限。这个界限最初是以心脏停止跳动为死亡标准后来便是脑死亡的概念。从表面上看，这种客观性的引入本应使判断死亡成为一件更简单的事情，其实不然。 死亡界定：成为标准并不容易 60年代，脑死亡观点似乎将成为一种定论。人造呼吸器能使人的心脏和肺大幅度收缩扩张但医生必须清楚，他们是给病人最后生还的机会，还是在给一具尸体充氧。脑死亡的概念似乎是傻子都懂的理念：一旦大脑与脑干的活动停止，就再也不能恢复知觉。如果不受干扰，人体将迅速死亡。 近几十年来，医学技术的另一项进步――器官移植增加了接受脑死亡原则的压力。脑死亡患者是理想的捐献者，因为他们的心脏仍在跳动。一旦心脏停止跳动，死亡过程就发展到最后阶段，能够用于移植的唯一器官就是肾。如今，大部分拥有先进技术的国家在法律上都承认脑死亡。但是，在某些国家中对此产生了强烈的文化对抗。 比如，丹麦人认为活人必须是大脑和身体都活着。直到1990年，丹麦的法律才承认脑死亡标准和心脏死亡标准同样可以被接受。 脑死亡：我们了解多少？ 即便在对脑死亡不存偏见的地区，人们对它的态度也很矛盾。一个原因是人们对此认识不足。佛罗里达救生器官获取中心主任查尔斯·麦克拉斯基发现，美国和日本医生对这个问题的无知到了令人担心的程度。他说：“大脑在死亡时就破裂了，再也没有什么活动。然而，他们仍然认为患者会感到疼痛，而且还认为他们能使脑死亡的人起死回生。” 脑死亡的人没有活过来的。如果患者“起死回生”，那往往是因为对脑死亡的诊断有误。在美国许多人将脑死亡与昏迷混为一谈――昏迷者没有知觉，但能复苏。 脑死亡也许并不意味着患者失去全部知觉。去年，剑桥阿登布鲁克医院的麻醉师巴兹尔·玛塔和彼得·扬致信《麻醉学》杂志，呼吁在器官摘除前对脑死亡患者实施麻醉。在英国，传统法律对脑死亡的定义只是指脑干丧失功能。从医学观点看，到了这一步，人就不能复苏了。但是，巴兹尔·玛塔和彼得·扬称，在这个阶段，你不能保证一个人丧失了知觉，意味知觉存在于更高层次的大脑，至少从理论这讲，它可能仍在活动。 即便脑干死亡的患者感觉不到疼痛，他们仍能对由脊髓传导的动作有反应。他们能在手术台上移动，开刀会使其心脏剧烈跳动并使其血压升高，所有这些都会严重干扰实行手术的医生。 道德与利益：现行标准受置疑 有一些人认为脑死亡标准目的是保证器官仅从死亡的捐献者体内摘除，是让医生过早干预患者的做法合法化。根据凯斯－西保留的大学生物医学道德中心的主任斯图尔特·扬格的观点，脑死亡标准是“微妙而间接地停止外界对人体作用的形式”，使器官能在患者真正死亡之前被摘除。他说，从前你对患者的治疗会持续到他死去，如今医生往往决定对奄奄一息的病人停止治疗，于是使患者突然死亡。在美国、欧洲和日本的一些医疗中心，医生做出这种决定可能也是为了便于在心脏停止跳动时立即摘除器官。 扬格预言，随着器官短缺问题的加重，死亡的界限还将进一步放宽。在美国，等候器官移植的患者人数从1990年的2.2万增至1999年的7.2万。但移植器官捐献者的人数增长却慢得多。最短缺的是儿童器官。在需要器官的儿童中有三分之一到一半的人在等待中死去，这种情况迫使美国政府考虑另一种存在争议的器官来源， 无脑婴儿生来具有功能完好的脑干，却没有脑皮层。所以，根据美国脑死亡的标准，他们活着，尽管他们很难活过几小时或几天。然而，美国医学学会的道德和司法事务委员会在1994年规定从无脑婴儿体内摘除器官从道德上讲是允许的。一年后，该委员会又改变了此项决定，原因是不能排除无脑婴儿有意识，而且也有误诊的可能。 器官移植：观念和技术共创未来 哪个国家会允许植物人状态的患者成为器官捐献者，人们拭目以待。在日本，从前到外国接受器官移植的患者可能会收到攻击性文件，而从脑死亡患者体内摘除器官的医生经常被称作杀人犯。然而，在过去几年里，越来越多的人愿意接受脑死亡的概念。 但是，如果说公众观点在不断变化，那么，医学技术就变化得更快。今年5月，加州索尔克研究所的弗雷德·盖奇与同事宣布，他们从尸体中培养出了脑细胞。研究人员希望移植手术的神经细胞将来能从死去的捐献者体内提取。这种移植可以帮助数百万患有类似帕金森氏病和杭廷顿斯病的人，但是，这种方法一旦成为现实，对器官捐献者的需求只会上升。 然而，说服人们接受长远的观点不容易。人们对医生的不信任和担心被活埋的心理是有历史原因的。例如，爱尔兰式守灵就是为了防止将可能复苏的尸体下葬。在17世纪的英国，人们往往要求医生切除死去亲人的脊髓――只是为了确认死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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