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哲学家、观念史学家和政治理论家：以赛亚·伯林）
初读伯林的《自由论》，一脸茫然，因为伯林的书不是与别人论战而成，也不是通过清晰的概念构建自由的逻辑体系。它的书如同一个人在寂静的小树林中，或者在空旷的田野上，或者在潺潺流水的小河边，一个人在自言自语，话语时而清楚时而混沌，时而喊叫时而低吟，时而中断时而狂泄千里，时而奔放写意时而驻足徘徊。再读伯林的《自由论》，如同被领进了高山之巅，听山林咆哮，看江河瀑布，振聋发聩。
不一样的年龄，读同样的书，不一样的感觉。初读年轻，再读已到中年，岁月的痕迹并没有使书的价值归于小资的平静，也没有使书的价值归于大大珠小珠落玉盘的清脆，反而使书的价值在平静心态的外表下涌出巨大的波澜。
自由并不必然受制于知识。如果以为知识的增进会使统治者增进了智慧，因智慧就有了主宰自由的合法性，这只会提升完美的暴政而使自由遭受毁灭性打击。退一步说，自由与知识并没有必然的联系，知识的增长并不必然意味着自由的进步，那种认为知识的增长会增进自由无疑是致命的自负。“知识的增加有可能增加我的理性，无限的知识可能使我变得无限理性，它有可能增加我的力量与自由，但它不可能使我变得无限地自由”。那种认为：“你将晓得真理，真理也将使你自由”或者“知识就是力量”等无限夸大知识的作用，并不必然有利于自由，甚至会毁灭自由。专制统治者总是以增进知识为名而侵入自由的领地的。
自由并不必然受制虚拟的规律。如果说思想家发现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统治者依规律而行，使所有的人都按着历史所决定的命运而行，告诉人们历史的规律不可抗拒，历史本身具有目的性，每一个个体的人都是历史规律、历史目的性的“小碎片”，这些“小碎片”不得不承受着被“历史长征”裹挟的历史命运，那么自由也就寿终正寝了。好在伯林发现，并通过波普进一步论证而得出了结论：所谓的历史规律仅是思想家知识的构建，是在无限的知识中的有限知识的构建。知识的构建可以称为历史规律，实际则是历史的预设或假设，以这种预设来破坏自由，是思想家与政治家的耻辱。
自由源于柔软的人性。伯林对人性总是持有一种忧虑，他不断地引述康德的观点，认为“从扭曲的人性之材中，造不出直的东西来”。因此，对人性的改变是徒劳的、无益和无效的，任何想改变人性的努力都将归于失败，都是源于统治者的自大与邪恶。人性是恶的，人性是易碎的，人性也是柔软的，动不得碰不得的。对于人性，只有呵护有加，关爱有加，才会释放人性的光辉与美好，才能释放人的价值与尊严。柔软的人性需要柔软的土壤的培育，如果柔软的人性愚弄了干硬的土壤，人性就会受伤，人性就会枯萎。
伯林以约翰·穆勒为例谈到了生活的目的，指出穆勒少年时期受过其父严格的教育训练，这种教育训练因其人性的缺失使穆勒失去了生活的目的，穆勒有一天突然发现他周围的一切事情都显得“干瘪与荒凉”，穆勒在回归柔软的人性之后才知道个人自由的美好。也正因为强调个人自由，才有了他的《自由论》，才有了属于他自己的声音。人之为人在于不完美的人性，在于个人的自由选择，完善的人性不是人性而是神性，没有选择的自由是强制。
自由与责任共生。有自由才有责任，责任必须以自由为前提，没有自由的责任是奴隶的责任，没有责任的自由是对自由的误读和曲解。那些历史规律的思想发明者们、那些启用历史规律的政治家们，忽略的一个基本的问题是对个人责任观念的消除和对个人责任行为的消除。如果没有个人责任，没有了个人能力，没有了个人的自由选择，人性就是在自然弯曲之中增加了社会扭曲。“自由令人讨厌地包含着责任，卸下自由与责任双重负担，在许多人的心灵中，是最受欢迎的快慰之源”。
在这一点上，伯林的观点与弗洛姆的《逃避自由》具有异曲同工之妙，人们通过逃避自由而逃避责任，逃避自由而甘愿匍匐在专制者脚下。思想的彻底性往往取决于逻辑的彻底性，逃避自由本来只为卸载负担，不想让生命承受之重，也不想让生命承受之轻。如果每一个个体都被施加了决定论的魔法，思想与肉体就再也不能获得那飘逝的自由。
伯林把自由看成他终身捍卫的信念。他把贡斯当的古代人自由与现代人自由又推进了一步，进而把自由分为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这是他对对自由的独特贡献，也因此被载入自由的史册。
无论是积极自由还是消极自由，其本质是不变的，都是“阻止某事或某人——随止闯我的领地或宣称对我拥有权威的他人，或者阻止妄想、恐惧、神经症、非理性力量的入侵者与暴君。”消极自由是积极自由的前提，没有消极自由，积极自由就会背离自由的本意，离开消极自由约束的自由是伪积极自由。积极自由只有被消极自由设定，只有在消极自由的范围内行使积极自由，积极自由才会对自由具有助益性，否则积极自由就成了自由的障碍。
消极自由是没有人或群体干涉自我的活动，是一个人不被别人阻碍行动的领域，它意味着不被别人干涉。自由是人类的最终目的，任何人都不能将其剥夺。自由意味着希望别人怎样对待自己，就应该怎样对待别人。如果“用迫害威胁一个人，让他服从一种他再也无法选择自己的目标的生活；关闭他面前的所有大门而只留下一扇门，不管所开启的那种景象多么高尚，或者不管那些作此安排的人的动机多么仁慈，都是对这条真理的犯罪。他是一个人，一个有他自己生活的存在者。”也正是有了消极自由，人类才有了在自由面前的平等，才有了在自由面前的互相尊重，才有了在自由面前的道德生活，才有了驱逐仁慈的专制、赤裸裸的专制、大炮加黄油的专制、民族主义的专制的合法性的坚实理由。
然而，积极自由也有其特定的含义。“‘自由’这个词的‘积极’含义源于个体成为他自己的主人的愿望”。在历史过程中，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并不是自由的两面，而是走向了两个不同的方向，这种积极自由会产生“魔术般变化或变戏法”，这种戏法超越了个人经验，膨胀为成某种“超人”的实体。这些实体诸如国家、阶级、民族，并通过这些“超人”的实体施之并侵占消极自由。人以集体的方式变成了“超人”，人以集体主义的方式形成核裂变，其对人性、人之自由的摧残程度决不会亚于投放日本广岛、长崎的原子弹。
自由的最大敌人是家长制。在伯林看来，无论自由退居与世无争的内在城堡还是追求自由的自我实现，无论是进入萨拉斯特罗圣殿还是对社会地位的追求，无论是捍卫主权还是强制一元论，都会使自由本身受损，但是对自由影响最大、破坏性最大的是家长制，家长制在伯林和康德看来是“可以想像到的最大的专制主义”。家长制“玩弄人类、诱惑人类”，它是“对人之为人的否定”、“终极价值的否定”，是对“作为人的观念的一种侮辱”。家长制也讲自由，那是狼对羊的自由。家长制也讲仁爱，那是大人对小孩子的仁爱。作为家长制的统治者，总是把他统治下的人民当成永远也长不大的孩子，永远都是长不大的弱智的孩子。
伯林的自由论是多元的，是对多元的宽容，是宽容的多元。正如罗尔斯评价伯林所说：“平等的公民各有其不同的因而也是不可公度、不可调和的善的观念，伯林的这个毕生信念，对自由主义来说是核心性的。”人类不可公度的善观念，只有在自由主义中才能开花结果，也只有在自由主义中才会形成多元共荣的局面，这是人类的悲剧，也是人类的喜剧。认识其悲而能毫不妥协地坚持，认识其喜而能奋力前行，文明人与野蛮人自见分晓。
伯林是絮絮叨叨的人，但读懂了也就不烦了，不但不烦，反而喜欢他这种口味。如果他活着，一定还在那絮叨。什么事不停地说，说清楚了，心里就开了好几扇门，这也是伯林最愿意看到的。门开多了，空气自然新鲜，心灵的门多了，思想自然清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