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鹖冠子，战国后期楚国人，应劭《风俗通义》佚文说:“鹖冠氏，楚贤人，以鹖为冠，因氏焉。鹖冠子著书。”《汉书·艺文志》称作者是“楚人”，“居深山，以鹖为冠”。唐代柳宗元作《辩鹖冠子》一文，认为此书“尽鄙浅言也，吾意好事者伪为其书。”后世多认同此为伪书。吕思勉指出：“此书义精文古，决非后世所能伪为，全书多道、法二家论，与《管子》最相似。”1973年，马王堆汉墓出土大量帛书，有学者研究发现，《鹖冠子》与帛书相合，证明此书并非伪书。 本书作者，虽题为“鹖冠子”，然鹖冠子并非作者的姓名，而是人们根据他的行迹对他的称号。此人到底姓甚名谁，已难稽考。他在楚地隐居，是位隐居不仕的读书人，有一定的才学，为时人尊重，庞煖曾拜他为师。及庞煖出仕赵国，有名位，鹖冠子不愿出仕又怕弟子举荐，遂隐匿不出。 陆佃说鹖冠子“其道驳，著书初本黄老，而末流迪于刑名”。《鹖冠子·学问篇》以道德﹑阴阳﹑法令﹑天官﹑神徵﹑伎艺﹑人情﹑械器﹑处兵为“九道”，可知作者以黄老刑名为本，兼及阴阳数术﹑兵家等学，这正是黄老一派道家的特点。研究这一时期的黄老之学，《鹖冠子》有重要价值。《鹖冠子》又是兵书，《汉书·艺文志·兵书略》云该书可入兵权谋一类，赵悼襄王三年(前242)，庞煖率军击败燕军，杀其将剧辛。《鹖冠子·世兵篇》记载了战国末年这次著名的战役，因此该书在军事史上也有一定地位。唐韩愈虽崇儒而辟释道，但对《鹖冠子》却很重视，他在专文《读鹖冠子》中指出：“《鹖冠子》十有九篇，其词杂黄老刑名，其《博选》篇四稽五至之说当矣。使其人遇其时，援其道而施于国家，功德岂少哉！” 那么，《鹖冠子》到底是一本什么书呢？让我们分析一下： 《博选》，即广博地选择，只有广博地选择与人相处，才能是一个贤能圣明的人。所谓的王斧，即是指法制，意谓帝王的法制有如刀斧一样锋利有威势。那么谁来掌握王斧呢？鹖冠子认为，要以人为本的人，以贤能圣明为本的人，以广博选择为本的人。也就是说，治国安邦，要广泛地遴选人才，才是最重要的。因此，我们与什么样的人相处，也就很重要了。所以帝者与老师相处，王者与朋友相处，灭亡的君主与侍奉自己的人相处。而我们普通人，大部分与小人相处，以至于最后我们也就成为了小人。这也就说明，早在春秋战国时期，人们己经知道社会人文环境的重要性。 《着希》谈希望、冀求，所谓的“着”，即是着眼于、着力于、着为于，“希”，即是希望、冀求。不论君子、小人，人们都会着眼于、着力于、着为于希望、冀求，也就是说，人们都有希望和冀求。君子希望和冀求于平淡、平安和富裕的生活方式，他们心里虽然有欲望，而不敢舒展开，容易亲近而难以轻慢，畏惧祸患而难以退却，喜好利益而不为非作歹，随时行动而不随便作为，身体虽然安于境况，而不敢泰然处之。所以君子处世不是径直按人情而行为，而是按照自己的人生道路而行为。小人们则希望和冀求于利益、享受、名誉地位财富，为了利益、享受、名誉地位财富，可以不择手段，可以不顾及自己的人生道路，可以不顾及社会行为规范和法律法规，所以他们经常能达到目的，经常能耀武扬威，傲视一切。 在《夜行》篇中，所谓“夜行”这个比喻，形容万物的、我们的人生道路犹如处在黑暗中一样，这个比喻非常恰当。所以，知识就是我们心中的明灯，天地、日月、五行、五音、五味，也是一盏盏路灯，我们需要路灯的光亮，也需要心中的明灯，照亮我们前行的道路，我们才能在人生旅途上走得更好，才能寻求到属于自己的幸福和快乐！所以圣人最重视的就是道路，重视犹如黑暗中前行的人生道路。 所谓《天则》，即是天的法则。天地有法则，人类和万物就能和谐共同生存在这个世间。所以一个人只要能效法天的法则，就能够成为圣人。与管子一样，鹖冠子也认识到天地的道路，人的道路是什么？就是侍奉。所谓“侍奉”，就是服务，一个人无论处在什么位置，作为社会人，都要服务于其他人。一个人之所以能成为圣人、统治者，就是因为他能裂土分封、任贤使能，使人们寒者得衣，饥者得食，冤者得理，劳者得息。然后鹖冠子论述了知人识人观察人的办法，面临利益而后可以见到诚信，面临财物而后可以见到仁爱，面临困难而后可以见到勇气，面临事情而后可以见到有办法的人。然后鹖冠子提出之所以教化的原因，尚未下令就知晓于作为，尚未役使就知晓于前往，上级不增加事务而民众自己能够尽力，这就是教化所期待的。然后鹖冠子又提出，上下级之间有间隙，就会互相防范，智慧与蒙蔽就会同时发生。所以政事在大夫之家而不能取回，权重之人玩弄权术而不能禁止，奖赏加给无功之人而不能剥夺，法则被废弃不奉行而不能树立，刑罚施行于不该受罚的人而不能禁绝，就是政事不给与民众的缘故。最后，鹖冠子指出，爱惜身体，但是却不能胡乱增加营养。其言下之意就是说，要根据身体的需要来增加营养，才能使身体健康；如果凭心意、凭口味来增加营养，那么就会使健康受到影响。为政同样如此，要根据人民的需求作为于政事，才能够使民众安居乐业。如果凭自己的心意来为政，那么就会使民众产生陋俗，产生混乱。 《环流》是两千多年前鹖冠子对世界的认识的一篇论文，也可以说是他的世界观。鹖冠子认为，是阴阳二气的生发与消减约束了气候，使四季产生，而万物又根据四季的温度而决定了自己的生长衰亡。因此对流层就成为万物赖以生存的空间，对流层也就成了寒气与热气相互争夺的空间。正因为有地热上升的缘故，万物才得以生长繁殖，这一切都是温度变化的作用。寒气一旦增强，地球就进入冰河时期，寒气一旦减弱，地球就进入温暖时期。这就是大自然的规律与本能，这也是大自然的真诚之处。所以真诚的人是顺从规律而不选择规律，顺从道路而不选择道路。因此，鹖冠子说，“物极则反，命曰环流。”这是指热空气向上运动，到十几公里高度时，遭遇强大的冷空气，不得已随从冷空气向下运动，接近地面时，又遭遇顽强向上的热空气，因此又随从向上运动，如此环流不已。我们就生存在这样一个对流层运动的世界里，这便是我们生存的这个世界的真相。 《道端》，即是指端正道路，或是指道路的端正。治国的道路是什么？就是“急于求人，弗独为也。”就是选拔推举贤能的人。也就是说，治国的道路关键是选拔人材的道路。鹖冠子在本篇反复论述了人材的重要性，并一一列出君子与小人的区别，也指出任用君子与小人所可能导致的后果。我们现代人也知道要任用贤能的人，而不任用小人，可是我们无法判断谁是君子谁是小人，我们只是凭着各种证书来判断一个人是否有才能。由于现代人品教育的缺失，人们大都缺乏明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由于没有明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人们的道路，人们的言行往往就是混乱的，而混乱的人生道路就有可能导致治国道路的混乱。本篇关于观察人的方法，确实值得我们现代人细细揣摩。 在《近迭》篇中，所谓“近”，即是浅显、浅近、容易理解、容易明白的意思，所谓“迭”，即是交替轮流的意思。“近迭”，即是容易明白的交替的道理。所谓治国，鹖冠子认为，并不是把国家放在首位，而是把人民放在首位，这是很浅显的道理。而为了保证人民的安居乐业，就需要有一定的军队。军队不是每天都使用，然而不可以一天没有。治国的道路，不能完全照搬天的道路，也不能完全照搬地的道路，更不能完全照搬四时与阴阳的道路。天的道路是覆盖万物而无所作为，地的道路是承载万物而无所作为，四时与阴阳的道路是随时变化，而作为于人的道路，却要根据人民的需要与发展来有所作为。所以圣人效法的只是天地对万物的覆盖与承载，效法的只是四时与阴阳对万物的约束。所以社会行为规范与法度是对所有人的覆盖与承载，是对所有人的约束。然而人世间的法度却不能以想象来摸索，不能以个人意志为法度，因此所有人都要勉力于社会行为规范与法度。因此勉力于社会行为规范与法度的人才是真正的英雄豪杰。这就是容易明白的天人交替的道理。 《度万》，是指以一来衡量万物，“一”是什么？就是人们共同行走的这一条道路。全篇通过庞煖与鹖冠子的问答，反复论述了道路的产生、形成和作用。庞煖询问道路随从人而成就的问题，鹖冠子回答于天地的变化，世界的形成，说明精神具备于心，道路具备于形，人们以此成为法则，读书人以此为准绳；陈列时势次序之气，授予恰当的名称，所以法规举措而阴阳就会调和。从而说明人的道路必须是由认识世界开始，当形成一定的世界观后，人们才能寻求到自己的人生道路。所以善于度量变化的人观察根本，根本充足那么就能穷尽，根本不充足那么规律必然薄弱。教化万物的，是政令；坚守一个道路制约万物的，是法规。所谓的法规，是坚守内心的；所谓的政令，是出外制约的。所以君子得到道路就会尊贵，小人得到道路就会谨慎。然后鹖冠子又论述了治国道路上的五种政事，鹖冠子认为，教化是最重要的一件事，其次是百官的治理，再其次是对百官的教诲，第四是凭借民间的习俗的治理，意思是不改变民间的习俗而达到治理的效果。最后一个则是侍奉的治理，所谓的侍奉，就是服务，这与管子的思想是一致的，只有诚心诚意服务于人民，让人民安居乐业，才能达到治理国家的目的。全篇的中心就是道路，只有遵循了道路和规律，才有可能是一个成功的人生。 《王鈇》篇，“王鈇”，是指王者之斧，即是说王者之法制犹如斧一样有威势，能够置人于死地。那么王者的法制是什么呢？鹖冠子称说成鸠氏的法制就象天一样，首先，天有诚信，太阳月亮的升起落下，星辰的排列都不会混乱。所以大大小小的万物无不以此为条理，万物无不以为这就是必然。然后鹖冠子描述了成鸠氏的社会制度，指出要象天地一样爱惜万物，要施行教化树立风俗，建立共同的社会行为规范。没有规矩，不成方圆；没有约束，不成社会。因此没有任何一个社会会放纵人们的所作所为，总会制定某些对人有约束力的规则。规则本来只是要人们放弃那些可能危害社会的冲动和行为，其理由还是基于个人的；只有这样，个人才活得更好。因此，规则的制定就有了两个彼此矛盾的目标，一是尽量满足人们的自由天性，因为规则是人们制订出来为自己服务的；二是通过束缚人的某种天性来满足社会秩序的需要，因为实行范围宽泛的自由需要以牺牲部分个人自由为代价。因此，一种合理的文化的基本标志就是：以最低限度的规则来保证上述双重目标的实现。然而，西周以后的奴隶主贵族统治阶层，为了自己统治的需要，就制定了颇为详细和繁杂的“周礼”，以保证自己的既得利益，从而使“礼”——社会行为规范具有了很重的阶级倾向，成为压迫普通人民百姓的规则。因此，所谓的王斧，并不是要取人性命，而是以死亡为威胁保证更多人的生存权利，使人们无不以为这就是自然、必然。鹖冠子对成鸠氏的社会制度的描述，与管子有相似之处，其目的就是希望建立起完善的居民管理组织，统一人们的思想观念，然后达到治理的目的。其实，所谓的治理并不是哪里混乱就去弹压哪里，而是利用完善的居民管理组织，进行教化，移风易俗，统一人们的思想观念。 《泰鸿》篇，所谓“泰鸿”，是指通达于更换替代，而所谓通达于更换替代，即是随着时势而变化，这与孔子的“习”——调节，与关尹子、文子、庄子的“与时俱化”思想是相通的。鹖冠子首先借通达统一(虚拟之人)的口，说明了天的变化，而大地则是继承了天的演变，因此人也要臣服于天的行为方式，即：散布要以八方风向，大致估量要以四方六合，做事要以四季，放置要以八种准则；照耀要以三种光亮，统治要以典范榜样的规律，调和要以五音，校正要以六律，划分要以度数，表现要以五色，改变要以阴阳二气，到达要以南北方向，承受要以明白的历法。然后他又说，要尊重万物，万物的开始是互相依靠，其出现也是依照次第，到了成形，逐渐端正而兴旺。不损别物不益它物，幼小随从重视，以服从所效法的习俗，不改变天生的本性，不散乱天生的质朴，自然顺从那么就清静，有所行动那么就会混浊。然后他又说，依附依靠准绳，内心把持以维护，外在把握关键以纲要，行为以道理以把握；治理以终始。鹖冠子认为，我们要以天地为准绳，否则就会首尾改变其面，地理失去经纬，夺爱造成混乱，对上就会毁灭天文，使道理不可知晓，神明失去随从。所以圣人立天为父，建地为母。遵守规范之人并不是使每块云必然相同，而是知晓统一希望役使众人犹如一人。综观全篇，鹖冠子立足于天地的变化而指出，人们不能固执己见，不能以自己的意愿生存于这个变化多端的天地之间，更不能以自己的意愿去改变大自然，改变社会，统治社会，管理社会。和谐是什么？万物依照次第诞生于天地间，就是各司其职，各尽所能，所以这个世界才和谐。也就是说，尊重万物的道路和规律，就是和谐，就是仁爱，就是快乐。这就是天地的最终意义，也是人生的最终意义。 《泰录》，即是通达次序。而所谓次序，即是指四季阴阳的变化，所以他说：神明圣哲之人，后天地生而先于天地尊贵。虽然后于天地而生，然而却知晓天地的开始；先于天地而亡，然而却知晓天地的结局。然后他说，所谓的天，是阴阳二气的集中表现；所谓的地，是伦理的必然。然后他说，在天地间象阴阳二气，杜绝燥湿以效法最佳行为方式，与时迁徙变化。所谓的杜绝燥湿，即是指依照春、夏、秋、冬四季，有温、热、凉、寒的不同，这就是天地的最佳行为方式。地球表面若是只有阴气，那么就是冰川；若是只有阳气，那么就是高温。无论是冰川还是高温，万物都不能生长。所以人世间的一切事物，都要有一定的道路，都要有一定的次序。有了这样的世界观，才能立足于天地间。 《世兵》，是指世俗的战争，鹖冠子首先回顾了历史上的战争，并着重指出，天没有因为战争而改变常规，地也没有因为战争而改变法则，阴阳也没有因为战争而搞乱其气，生与死也没有因为战争而勉强换位，三光也没有因为战争而改变其功用，神明也没有因为战争而迁徙其法度。也就是说：战争只是人类自己的事，天地阴阳太阳月亮星辰照样正常运转。然后他说：郊野发生战争那么国家就会枯竭民众就会疲惫，固守城邑那么就会吃人肉烧人骨。计谋失误，那么国家就会削弱君主就会贫困，成为天下的笑柄。然后他以曹沫的故事说明：不需要战争也能解决问题。然后他又以剧辛的故事反证说明：战败自杀，并没有解决问题，反而增加了问题。然后他说，人们就是因为欲望太多而使心里混浊，心里混浊那么就会没有智慧，有许多欲望那么就会不广博，不广博那么就会多忧愁，多忧愁那么就会混浊，混浊那么就会没有智慧。欲望邪恶的人，就是智慧之所以昏暗造成的。然后他论述了进行战争的道路，并且指出，灾祸依靠着福祉而生，福祉内隐伏着灾祸，灾祸与福祉互相纠缠。忧愁与喜悦聚于家门，吉与凶同处一室，损失反而得到，成功反为失败。然后他说：有能力的人能渡过河流，没有能力的人就会倾覆于水中。然后他说：千言万语，除了最终获得奖赏还为了什么呢？也就是说，人们都是为了私心私利而进行世俗的战争，如果能够少一点私心私利，委曲求全，那么战争也就不会发生了。战争一旦发生，那么国家就会枯竭民众就会疲惫，固守城邑那么就会吃人肉烧人骨。因此，知晓统一之道并不烦琐，千种方法万种周遍，人们互相掺杂平等和同，克制之道都不一样。 《备知》，就是具备两方面的知识，即知人与知事。知人即是要知晓所接触的人，这些人是什么样的人，必须清楚了解他们，才能与之同处共事。可是人心是最善变的，其变化之大，让人无所适从。鹖冠子没有讲出怎么样去识别人，怎么样去知人，但他提出这个问题，却是千百年来人们为之头痛的根本问题。知事即是要知晓所接触到的事，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如果我们不知晓事情的来龙去脉，不知晓事情的发展趋势，那么我们就很难解决、处理事情。 其实，我们的一生，也就是这两件事，只要能够知人、知事，我们的一生也就能够从容应对，游刃有余了。所以我们的学习，也就要围绕着知人与知事这两件事来展开。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发展规律，也就是说，每个人都是按照自己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而有自己的发展规律，有明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人，其发展规律很好掌握，因此我们可以选择结交或躲开，躲不开的，我们也可以选择其它办法。而那些没有明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人，也就是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混乱的人，是最难应对的人。这种人忽冷忽热，忽左忽右，一会儿这样一会儿那样，想到什么做什么，我们就很难知晓了，对付这种人，我们采取的唯一措施，就是不要相信他。所以，知晓人，就是要弄清楚一个人的人生道路，弄清楚其思想观念，看他走一条什么样的人生道路，有什么样的方向、目标，再来对照他的行为，这样就可以是“知人”了。 每一件事情，也有各自独特的发展规律，所以，对任何一件事，我们都必须要掌握根本，弄清楚事情的来龙去脉，以及发展趋势，掌握其发展规律，我们才能够解决和处理。所有的事情，都是按时势而发展变化的，不是以我们的意志而变化的，所以我们必须先要了解时势的变化、环境的变化，才能掌握事情的变化。这样就可以是“知事”了。 《兵政》，即是讲对战争的匡正。对待战争，人们有很多不正确的观念，在中国古代，从黄帝直到夏、商、周，大部分进行的是讨伐、征伐的战争。蚩尤残暴人民，所以黄帝征伐他，夏桀王残暴人民，所以商汤王讨伐他，商纣王残暴人民，所以周武王讨伐他。当然这期间有一些小的战争，是以掠夺财物为主的战争，至春秋战国时期，战争的性质就改变了，主要是以兼并土地为主的战争。至近代，战争的性质又变了，一种是宗教战争，我的宗教是天下最好的真理，为了维护我的宗教，就要消灭那些“邪教”。另一种是资本扩张的战争，我发达了，资本就要扩张。再一种是资源战争，我缺少某一种资源，因此我要想方设法控制其他国家的资源，以最少的资本换取最大的利润。鹖冠子虽然没有说这些，但在他的思想观念中，他认为春秋战国时期的战争都是不正常的。所以他最后强调道路问题，每一个人，每一个国家，都有自己的道路，走在自己的道路上，就不会横冲直撞、横行无忌，所以道路就会产生法则，依照道路上的法则而前进，就不会有不正常的战争。 《学问》，是指学习与询问，中国古人学习不是填鸭式的灌水，而是老师讲一段话后，由学生自己向老师询问，以解除自己心中的疑惑，不询问，老师就认为你已经弄懂了，就会开始另一节课。所以中国古人提倡“不耻下问”。就如庞煖，是赵国的一位将军，他就是“不耻下问”于平民的鹖冠子，向鹖冠子虚心学习。在本篇中，他的主要问题是，一个人是要跟老师学一辈子，还是只学一段时间？鹖冠子回答他，只要听闻了九种道路就可以了，在《备知》篇中，鹖冠子说，一个人只要具备两方面的知识，即知人与知事。本篇中的所谓九种道路，就是知人与知事的综合，即，懂得道路和规律，懂得阴阳，懂得法令，懂得天官，懂得神奇之证，懂得技艺，懂得人情，懂得器械，懂得安排战争之事等。一个人只要能够懂得这些，也就可以独立去担任将军了。所以鹖冠子最后说，实际上，一个人就是自己救自己！知晓老师，跟着老师学习九种道路，时时知晓修治美善，就能成为有用之器，有用之材。 《世贤》，即世俗之贤人，世俗之贤人犹如医生，能够治理社会之疾病。圣人之治理社会，犹如良医；使社会疾病自然转化，从而不再施以药石。贤人之治理社会，犹如中兄之医，发现问题苗头即刻挫败，从而使社会保持健康发展。一般人治理社会，犹如扁鹊，问题出现伸展到全身网络后，才施以药石，即使病情有所好转，身体也受到创伤，社会组织也受到影响。所以，这世上需要良医，需要圣人，移风易俗，让社会自然转化，才能保持健康发展。如果统治者都是扁鹊似的庸医，那么社会就是千疮百孔了。 《天权》，即是天有权衡，既然天有权衡，为什么我们还要惑乱于名声呢？就算是不惑乱于名声的人，也不能昭示出自己的明白。所以我们要知晓空间、知晓时间、知晓规律、知晓道路、知晓万物，我们才能够知晓天的权衡。然后鹖冠子又说，人们无不蔽塞于其所不能见到的事，阻隔于其所没有听闻的事，闭塞于其所不能打开的事，屈服于其所不能做到的事，制约于其所不能胜任的事。然后鹖冠子又说，所谓的蔽塞，难道必然是帷幔衣物所屏障，隐藏于帷幔草帘后面吗？周遍平整而不看见就叫做蔽塞。然后鹖冠子又说，迷惑于过去以观察如今，因此就能知晓其不能做到。有人树立标记而看见的人就不会迷惑，按照法则而分割的人不会疑惑，这是因为本来说的就是所希望的。然后鹖冠子又说，春天用苍龙七宿观测，夏天用朱雀七宿观测，秋天用白虎七宿观测，冬天用玄武七宿观测。天地已经得到，还有什么事物不能主宰？然后鹖冠子又说，耳朵可以听声调音，而不能去调音律。眼睛可以看见不同的形状，而不能去作为于不同的形状。嘴可以叙说神明，而不能去成为神明。然后鹖冠子又说，善于用兵的人谨慎，以天时来克制，以地理来维度，以人来成就。这三样弄明白，什么设置不可以图谋？然后鹖冠子又说，沉溺于和睦就会使人沉溺，所以人员往来就会形成空隙孔窍而溃决。鹖冠子的这个思想如同老子、关尹子、文子一样，走在自己的道路上，按照治国、治军的道路，为什么还要去仁爱呢？仁爱只会破坏既定的道路。所以，仁爱、和睦也是一种迷惑。天仁爱万物，所以覆盖万物，给万物以阳光、雨露，这就是天的权衡。我们效法天，也就是效法天的这种权衡，仁爱万民、和睦万民。 《能天》，即是亲善和睦于天，按照天的规律行为于自己的人生。鹖冠子首先指出，只有象天一样广阔、空虚，才能穷尽于没有束缚的思想，才能论述于高远深沉的言辞，才能饱满而不杂乱纷纷，所以能够远离尘埃而立足于很大的清明之上。然后鹖冠子说，自然，是外部形体，是不可改变的；奇偶，是数目，是不可增减的；成败，有兆头，是不能够增长的。然后鹖冠子说，所谓的统一，是规律的贤能，所谓的圣明，是贤能的所爱，所谓的道路，是圣明的治理，诚挚于此就能得到。然后鹖冠子说，到达这一条道路很容易，所以确定审定在于人，观察变化在于物。然后鹖冠子论述了各种言辞，指出，只有端正的、真诚的言辞，才是言论的纲要，才能走上自己的人生道路。春秋战国时期，很多言辞出现于世间，这就是所谓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可是这些偏颇、过度、欺诈、躲闪之辞，都是不正确的，都是别有用心、别有所图的，按照这些言辞、理论，鹖冠子认为，都不能让人走上自己的人生道路，所以他提倡圣明的言论，希望人们都能够与天亲善和睦，走自己的人生道路。 《武灵王》，是以首句人名而命名，全篇主旨在于“故大上用计谋，其次因人事，其下战克。”与孙子《谋攻》篇：“故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之意有异曲同工之处，庞煖直承鹖冠子思想，提倡兵不血刃而取胜，提倡的计谋在于搅乱敌国君臣的思想，使其国自乱，便可一举而胜利，其中心思想还是保护爱惜人民。在这严密的论证，雄辩的说理面前，赵武灵王不得不承认“存亡在于自身。”通过本篇之事，我们后人也可以认识到，祸福的来临，关键在于自身的“心动”。 通观全书，我们发现，鹖冠子以道路为纲，而道路的确立，是以认识世界为基础的，也就是说，没有对世界的正确认识，我们就找不到正确的人生道路，也走不好我们的人生道路。 武 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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