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失恋这码事，大抵是不分名人凡夫的。一般人的失恋是常有的，而且失恋也便失恋了。但是当失恋码到名人头上时，便不再是一般意义上的失恋了。它可能被历史记住，更可能带出许多失恋之外的逸事。爱情，对于诗人徐志摩来说，大约是重于生命的了，至少是等量齐观的。不然，诗人也不会毕生在爱情上纠缠得那么深刻。纵然如此，爱情却怎么也不待见徐志摩，让诗人在相思之余，深深地玩味了一把失恋的心碎。别介，我们已经说了，名人的失恋可能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失恋。然也！徐志摩的失恋便缠绕着不少值得乐道的津津往事。 徐志摩的失恋，不是瞬间之事，前后貌似纠缠了很久。诗人的失恋对象不是别人，正是众所周知的才女林徽因。再怎么纠缠也罢，倘不纠缠到圈子外面来，那也便只是徐志摩与林徽因两人之间的事，但是一旦牵扯到第三方，可就不便解脱了。这里的第三方，不是指情感纠葛中的那个梁思成，而是指新文学运动的旗手鲁迅。 假如说一九二四年秋天之前，徐志摩的失恋还失得不彻底的话，那么进入这个秋天之后，诗人的失恋便失到骨头里去了。此时，他与林徽因之间的感情随着对方与梁思成的双双赴美留学而彻底破裂，所以说，这个秋天可能是诗人一生中最冷的一个秋天。诗人的心灵是敏感的，在四五个月之前，徐志摩就曾写下了《去吧》这首诗来宽慰自己，痛悼自己与林徽因之间那种剥落的爱情。 既然是写两个人之间的感情，那么《去吧》这首诗就不应为徐志摩独自占有，于是诗人将其在《晨报副刊》上发表了出来。于是，更多的人分享到了诗人这一失恋的痛苦。按照常理，别人分享了你的痛苦，你的痛苦就应该减少或者没有了才是！但是未必——在这首《去吧》发表后，不久，徐志摩更大的痛苦便来了，因为在这首诗的读者当中，不单夹杂着普通市民，更夹杂着鲁迅先生。 熟知新文学运动的人，都知道鲁迅是不怎么待见徐志摩的，笔仗没少打，日记中也没少挖苦。当鲁迅在《晨报副刊》上读到诗人的诗歌后，竟也被诗人传染得“失恋”了。失恋可以把一个文盲变成诗人，何况是文豪鲁迅，于是旗手同志一边“失恋”一边打油，调侃性地写出了《我的失恋》一诗。 徐志摩失恋后的痛苦不愿独享，鲁迅的当然也不愿了。于是旗手同志也大方地把自己的“痛苦”拿了出来，准备在《晨报副刊》上也与读者分享一下。结果，鲁迅的“痛苦”还没来得及与读者分享，在半路就被人摆了一刀。这个人是谁呢？肯定不是副刊的编辑孙伏园，鲁迅是他绍兴中学堂与北大时的双重老师啊，朋友徐志摩的诗歌都能发，那老师的诗歌自然当无大碍了。那是谁毙掉了旗手同志的诗歌呢？此君不是别人，正是孙伏园的顶头上司，时任《晨报》代理总编辑的刘勉己。 照理说，往常鲁迅那些锋芒如匕首的杂文都能在《晨报副刊》上刊发，刘勉己又为何要毙掉他的这首《我的失恋》呢？原来这位代理老总在签发报纸的样刊时，觉得这首署名“某生者”的诗歌似乎在讽刺徐志摩与林徽因之间的分手，所以就信手抽了下来。这一抽竟抽出了现代文学史上著名刊物《语丝》以及鲁迅的名篇《我和〈语丝〉的始终》来。 当然，要是副刊的编辑孙伏园是个老好人的话，也就不会有《语丝》的创刊与鲁迅的《我和〈语丝〉的始终》一文了。好在他是个有点脾气的人，有的脾气的人看到自己编好的稿子被老总毙了，便问及原因。结果，刘勉己只是一股劲地说，要不得，要不得，除此之外再也找不到合适的理由。于是，孙伏园大为光火，冲上去就扇刘勉己的耳光，至于这记耳光扇到没有就不得而知了。因为孙伏园在事后一两年的文章中说没扇着，但是到解放后随着鲁迅地位的提高，又说扇着了。 在大庭广众之下别说打老总了，就是骂也不行，光火后的孙伏园当时唯一的选择就是乖乖辞职。鲁迅一看孙伏园因为自己的一首打油诗而落得如此下场，心里很不是滋味，加之自己的大作被别人毙了连血都不见，于是一狠心与自己的弟弟周作人以及林语堂、钱玄同等一干人创办起了《语丝》周刊。这样一来，有了自己的园地，你能奈我文章何！谁来做主编呢？前不久孙伏园为自己很受伤，主编就由他来做吧。于是，孙伏园便从《晨报副刊》的编辑挪到了《语丝》主编的位置上来了。 你不是不让我发表吗？我现在到自己的周刊上来发。于是鲁迅将自己的那首《我的失恋》在末尾又加上一段，发表在了《语丝》的创刊号上。 由于鲁迅的这首《我的失恋》尚有个副标题叫“拟古的新打油诗”，于是后人在注释《鲁迅全集》时，索引出鲁迅拟的是东汉文学家张衡的《四愁诗》。字面上来看，张衡的《四愁诗》以“我所思兮在什么”起句，以“何为怀忧心什么”煞尾，与鲁迅的这首《我的失恋》差可相似。假如仅仅如此，刘勉己便不会将其抽下来而遭至孙伏园的一记耳光。明了背景的人，一看就知道鲁迅这首诗中的“由她去罢”其实还拟了徐志摩《去吧》中的“去吧，人间，去吧！我独立在高山的峰上”。两首诗歌在创作时间上那么接近，专门负责《晨报副刊》的刘勉己会看不出来其中的是非？ 事后，鲁迅在他那篇《我和〈语丝〉的始终》中也痛快地承认了这首《我的失恋》有着一股讽刺的况味——“是看见当时‘阿呀阿唷，我要死了’之类的失恋诗盛行，故意做一首用‘由她去罢’收场的东西，开开玩笑的”。甚至旗手同志在为北京大学的学生讲课时，对于诗歌被毙一事还耿耿于怀，不无幽默地说：“像我们这样有胡子的老头子，连失恋都不许我失了！” 从事件的前后经过看，鲁迅的这首《我的失恋》讽刺的是徐志摩，大抵是不会错的。那么，讽刺一个徐志摩就值得《晨报副刊》的总编辑刘勉己亲自过问吗？韩石山等前辈学人认为，刘勉已当时是看在梁启超的面子上而对梁氏弟子徐志摩特别关照的，毕竟《晨报副刊》是梁启超、林长民诸研究系成员掌控的机关报，在自己的报纸上出现伤害自己门生的文字，影响实在不好。实质上，刘勉己可能并未考虑到徐志摩多少，可能考虑更多的是徐志摩的失恋对象林徽因。 这事，刘勉己可以以替下一耳光而了结，孙伏园可以以辞职来了结，但是对于两首诗歌的作者之间，瓜葛还未理清。事后，鲁迅多多少少地将仇记在了无辜的徐志摩身上。所以当徐志摩事后不识好歹地向鲁迅把持的《语丝》周刊投稿时，对方便不高兴了，毫不留情地写下了《“音乐”？》一文，讥讽徐志摩是在发出“怪鸱的真的恶声”。 在徐志摩飞机遇难十三年后的1934年12月20日，鲁迅在《集外集·序》中依然对这笔旧账耿耿于怀地写到：“我更不喜欢徐志摩那样的诗，而他偏爱到处投稿，《语丝》一出版，他也就来了，有人赞成他，登了出来，我就做了一篇杂感，和他开一通玩笑，使他不能来，他也果然不来了。这是我和后来的‘新月派’积仇的第一步；语丝社同人中有几位也因此很不高兴我。” 鲁迅在序言中所说的“一篇杂感”，就是写于1924年12月15日的《“音乐”？》一文。他之所以要对徐志摩进行嬉笑怒骂式的笔伐，一方面是因为鲁迅对徐志摩寄来的波德莱尔《死尸》一诗的译序中鼓吹这名法国诗人的诗是“不朽的花”，深不以为然；另一方面是因为徐志摩侵入了被鲁迅视为自己领地的《语丝》周刊，遇谁都不宽恕的鲁迅便有义务想当然地“使他不能来”了。 在《“音乐”？》一文中，鲁迅不仅对徐志摩极尽讥讽之能事，而且采取了迂回式的挖苦，模仿徐志摩的文风杜撰出了一篇“神秘主义”的作品：“……咄！吁，我将死矣！婀娜涟漪的天狼的香而秽恶的光明的利镞，射中了塌鼻阿牛的妖艳光滑蓬松而冰冷的秃头，一匹黯黮欢愉的瘦螳螂飞去了。哈，我不死矣！无终……” 一头雾水的徐志摩一看这架势，赶紧离鲁迅远远的。论起笔仗，他在对手面前连小巫都算不上。以至事后一年多，周作人约请他为《语丝》撰稿时，徐志摩还心有余悸，以“我不敢自信，我如其投稿不致再遭《语丝》同人的嫌（上回的耳朵）”等三条理由搪塞了过去。 在这件事上，闹出别扭的不唯徐志摩与鲁迅双方，鲁迅自己也坦言“语丝社同人中有几位也因此很不高兴我”。从徐志摩当时的人脉以及《语丝》周刊的成员猜测，“不高兴”鲁迅的大抵包括周作人、林语堂在内了，没准还包括他的学生孙伏园。因为在孙伏园编《晨报副刊》的时候，他跟徐志摩关系非常不错。当初，徐志摩从英国回来，一九二三年初到北京，就曾在孙伏园的版面上发过不少文章。一九二四年泰戈尔来华时，他也配合徐志摩做了很多宣传报道。徐志摩最初选择向《语丝》投稿，当与之有很大关联。 在鲁迅看来，自己认了同党，就容不得他人与自己所认定的同党有瓜葛。结果这种想当然却又引起了同党的不满，因此语丝社同人与鲁迅之间就有了“很不高兴”一说。 文起，笔者就曾说过——当失恋码到名人头上时，便不再是一般意义上的失恋了。试看，徐志摩的一场失恋，竟失出一段文坛纷争与好几篇文学名篇来。理清了来龙去脉，整件事情也便透彻了。苦就苦在当时的《晨报》代理总编辑刘勉己，白白为徐志摩的失恋与鲁迅的“失恋”挨了一巴掌。不知道这位刘先生后来在私立福建学院与林徽因的叔叔林天民成为同事时，可曾向对方大倒过这段纷扰的文字苦水？ ——节录自拙著《一般人我不告诉他——徐志东揭秘徐志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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