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鲁迅的新诗《我的失恋》是写自己，还是在嘲讽徐志摩和林徽因？

撤稿风波

1924年10月3日，一向严肃的鲁迅写了一篇“游戏之作”新诗《我的失恋》，署名“某生者”，投稿给了好友孙伏园担任主编的《晨报副刊》。没想到最终不仅诗歌没有发表，还引出了一场“风波”。

鲁迅虽署名“某生者”，但孙伏园知道是谁所作。一是孙伏园认识鲁迅的笔迹；二是此前鲁迅署名“某生者”在《晨报副刊》上发表过5篇文章。孙伏园立即安排人发表作品。但见报的头天晚上,孙伏园到报馆去看大样,竟发现这篇作品已被代理总编辑刘勉己抽下来了。两人争执起来，孙伏园气不过，顺手给了刘勉己一耳光。第二天，孙伏园刊登启事辞职。

孙伏园辞职后，刘勉己、汤鹤逸、丘景尼先后担任《晨报副刊》的主编。1925年10月1日,徐志摩开始担任《晨报副刊》主编。

11月17日，在鲁迅和周作人的支持下，孙伏园创办了周刊《语丝》。鲁迅把原作《我的失恋》又加了一段，发表在《语丝》第四期上，后收录在散文诗集《野草》里。

《我的失恋》讽刺了谁？

《我的失恋》是散文诗集《野草》唯一分行写的诗篇，也是受到众多批评的一首诗，多数人视为“无聊”和“平庸”之作。估计现在发表在《诗刊》上，也会像贾浅浅一样受到群嘲。

我们先一起欣赏一下鲁迅的这篇大作：

我的所爱在山腰；　　想去寻她山太高， 　　低头无法泪沾袍。　　
爱人赠我百蝶巾；　　回她什么：猫头鹰。　从此翻脸不理我， 不知何故兮使我心惊。　
我的所爱在闹市；　　想去寻她人拥挤， 　　仰头无法泪沾耳。　　
爱人赠我双燕图；　　回她什么：冰糖葫芦。从此翻脸不理我， 不知何故兮使我糊涂。
我的所爱在河滨；　　想去寻她河水深， 　　歪头无法泪沾襟。　　
爱人赠我金表索；　　回她什么：发汗药。　从此翻脸不理我， 不知何故兮使我神经衰弱。
我的所爱在豪家；　　想去寻她兮没有汽车， 摇头无法泪如麻。　　
爱人赠我玫瑰花；　　回她什么：赤练蛇。　从此翻脸不理我。不知何故兮——由她去罢。

这篇形式怪异的作品，鲁迅称是“拟古的新打油诗”，乃是戏仿了东汉张衡的《四愁诗》。

鲁迅为什么要写这么一首诗呢？鲁迅自己说：“题作《我的失恋》，是看见当时‘阿呀阿唷，我要死了’之类的失恋诗盛行，故意做一首用‘由她去罢’收场的东西，开开玩笑的。”

果真如此吗？其实明眼人都能看出这首诗是别有所指的。当时担任副刊校对的孙席珍（诗孩）后来一语道破：“这首诗是用游戏的笔法写出来的严肃的讽刺诗，讽刺对象是《现代评论》派的干将徐志摩，讽刺他追求林徽因失败。”

当时代理总编辑刘勉己正是看出了这一点，作为徐志摩的同乡和好友，所以才抽掉了这首诗。

当然也有人为鲁迅打掩护，鲁迅的好友孙伏园和许寿裳都说四件东西都是鲁迅自己喜爱的，暗指并非针对徐志摩。“殊不知猫头鹰本是他自己钟爱的，冰糖葫芦是爱吃的，发汗药是常用的，赤练蛇也是爱看的。”（许寿裳《鲁迅的游戏文章》）

（前排左起：周建人、许广平、鲁迅；后排左起：孙福熙、林语堂、孙伏园）

孙伏园和许寿裳说鲁迅自己喜爱这几件东西，但从鲁迅的资料当中很难找到更多的证据，孙伏园自己也承认“虽然他（指鲁迅）自己没有明说，我从他平日的言行中，不妨穿凿附会一下”。

但后来孙伏园私底下道出了实情。文学史料专家林辰先生曾讲，孙伏园告诉他，《我的失恋》写作导因就是徐志摩与林徽因的爱情纠葛。

为何讽刺徐志摩

徐志摩多年留学欧美，曾先后获得克拉克大学历史学学士、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硕士，后来又到英国的伦敦大学和剑桥大学学习政治经济学，期间受湖畔诗人的影响，开始写作诗歌。

徐志摩在人前总是风度翩翩，温文尔雅，处事不温不火，很有绅士风度。他在国内文坛从不主动树敌，也甚少做出过激行为。

起初徐志摩是把鲁迅当做“朋友”的。1924年2月21日，他在给英国朋友魏雷的信中极力推荐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我们的一个朋友新出一本小说史略颇好，我也买一本寄给你。”

《语丝》创刊后，徐志摩还大大咧咧地把自己的译作（波德莱尔诗集《恶之花》中的《死尸》）投稿给《语丝》，在前言部分，徐志摩阐述了音乐观：人生的底质，一切有形的事物与无形的思想底质无一不是音乐做的，无一不是音乐。

但鲁迅从来没有把徐志摩当做朋友。看到徐志摩的文章后，鲁迅立马写了篇《“音乐”？》，当然是发表在自家阵地《语丝》上，对徐的观点反唇相讥。他在文中说，能在生活中到处听到“绝妙的音乐”的人应该是神经出现了问题，产生了幻觉，将其“送进疯人院”也不足为奇。

鲁迅后来在《集外集.序言》中说：“我更不喜欢徐志摩那样的诗，而他偏爱到处投稿，《语丝》一出版，他也就来了，有人赞成他，登了出来，我就做了一篇杂感，和他开一通玩笑，使他不能来，他也果然不来了。”

鲁迅岂止是不喜欢徐志摩的诗，鲁迅对这个小自己16岁的文坛新秀看上眼的地方实在不多。徐的英美范，率真热情，大胆追求个人幸福，这些都是鲁迅缺乏的，也是他的价值观不能认同的。从内心深处，鲁迅是讨厌徐志摩的。

1924年4月，泰戈尔访华，徐志摩担任翻译。泰戈尔在演讲中“提倡东方固有文化的复活”，鲁迅不认同他的观点，同时更看不惯旁边出尽风头的徐志摩。

　人近而事古的，我记起了泰戈尔。他到中国来了，开坛讲演，人给他摆出一张琴，烧上一炉香，左有林长民，右有徐志摩，各各头戴印度帽。徐诗人开始绍介了：“纛！叽哩咕噜，白云清风，银磬……当！”说得他好像活神仙一样，于是我们的地上的青年们失望，离开了。——《骂杀与捧杀》

徐志摩虽然友善，但不是好好先生，“我自信我的天性，不是爱衅寻仇的，我最厌恶笼统的对人的攻击。但为维持文艺的正谊的尊严起见，——如其我可以妄想有万一的这样资格与能力——我老实说我非但不怕得罪 人，而且决不踌躇称扬，甚至于崇拜真好的作品。”

鲁迅先生的作品，说来大不敬得很，我拜读过很少，就只《呐喊》集里三两篇小说，以及《热风》集里的几页。他平常零星的东西，我即使看也等于白看，没有看进去或是没有看懂。 

这是徐志摩第一次对鲁迅回击，言辞虽不犀利，但摆明了立场：我和鲁迅不是一路人。

后来自己的好友陈西滢和鲁迅论争，作为同一阵营的人，徐志摩不免插了一脚，替陈西滢开脱，但归根结底不愿卷入在他看来有失体面的无聊论争。

1931年徐志摩因飞机失事罹难，我看有文章提及“就连鲁迅一改往日的讽刺口吻，并从报上剪下徐志摩罹难的报道，留作纪念。”我不知这一情节是真是假，其透露的意思是两人恩怨已结，已泯恩仇。

但果真如此吗？我前文所引《骂杀与捧杀》可是写于1934年啊。

但无缘无故地恨一个不恨自己的人，而且厌恶至死不变，估计不会仅仅是性格差异造成的。周作人的一句话道出了个中原因：“我相信这所以招致如此怨恨者也只是志摩的阶级之故，而决不是他的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