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邱振中先生书法作品
春秋以后，章法构成上工整化的趋势有增无已。人们已经能够熟练地做到轴线端正、行列整齐，轴线的承接越来越准确、严密，如侯马盟书、曾侯乙墓竹简、秦律简、马王堆汉墓帛书、武威医简等等，轴线吻合良好，很少出现断点，至于中山王嚳鼎、鄂君启节、泰山刻石、新嘉莽量、熹平石经等装饰意味较浓的文字，更是排列整伤，近于精确。这些，都是章法构成工整化的典型作品。
工整化技巧的成熟，当然为书法艺术的发展准备了一些必不可少的条件。它使.单字的结构、位置成为可准确控制的因素，使轴线联缀系统的发展有了可凭借的基础。但是，由工整这一主导意向导致的章法构成严格的序列化，限制了作品的表现力，也容易把创作引上装饰化、图案化的道路。当工整作为一种顽强争取而又并非轻松的目标时，是那样诚挚而动人，但是当工整能被轻松地把握并趋于精确时，创作心理便自然发生了改变:矫饰遏制了表现。
然而，这一时期的某些作品，似乎继承了散氏盘的传统，表现出自由放任的一面。已经成熟的工整化技巧不能不影响到它们，但它们总不安于那条规规矩矩的轴线，不时生出一些出人意料的变化。
草书暗示着章法构成的灿烂前景，但是它的重要影响要在晚些时候才表现出来。
这是一个技巧逐渐累积的过程。这二百年中所有的作品，大体上都能归入我们_[面谈到的两条线索:工整化促进了人们对线结构的熟练把握，但阻碍了表现力的发展;自山书写带有草率的痕迹，但充满生机，为个性、情感的表现开辟了无限广阔的前景。反工整化的书风来源于散氏盘，或者是我们还不知道的一个更为久远的源头，它经常是粗糙的，无拘无束的，然而也随着整个时代对线结构的熟悉过程而不断进步，即是说，既保证自由，又逐渐提高轴线吻合的严密性。这里，已经可以看出两条线索的合流。此中最杰出的代表无疑应推王羲之。
《孔侍中帖》表现出出色的控制行轴线的技巧。，粗略看来，行轴线趋向平稳，与《姨母帖》相似，但各段轴线吻合严密，“孔—侍”、“忧—悬”两处错位较大的断点成为流畅、填密的节奏中有力的顿挫，使稳重中平添生动之致。
《频有哀祸帖》、《丧乱帖》章法变化极为丰富:摆动幅度较大的折线轴线、奇异联结的重新出现、行轴线之间的微妙配合......一这一一切，使它们的轴线图表现出从来没有过的动人变化。
以前的作品中，单字轴线倾斜一般不超过6度，而以接近垂线者为多，《姨母帖》、《孔侍中帖)同此;汉简中出现过一些倾斜6度以上的轴线.但同上下字吻接不好，散氏盘铭文当然尤为典型，这些作品中一单字动感强烈，但影响轴线的流畅性。王羲之这两帖中超过6度的轴线占73%，但是它们与其他字轴线吻接良好，行轴线因此呈连续的折线，这样，既造成了感觉上的强烈波动，又保持了作品的连贯性，如《频有哀祸帖》一、三行，《丧乱帖》二、七、八诸行。
偏旁承接上字、部分代替整体，这两种源于甲骨文的构成方式在这两帖中重新出现，心理背景当然已绝不相同，甲骨文中是单字独立观念不强时对工整的顽强追求，而这里是对轴线有良好把握能力时对丰富变化的向往，因此，这里的奇异联结形式上也有所变化。如《频有哀祸帖》第二行，“能”字左右两部分分别连接上、下两段行轴线，但这两部分又用一条有力的线段联结在一起，使行轴线产生强烈的节奏变化，而上、下两段行轴线意外的平静、连续，更强化了这一效果。
行轴线之间的呼应，是王羲之作品极重要的一个特点。《孔侍中帖)一、二、三行之间，四、五行之间，都表现出一种明显的配合。后面一行轴线的波形，与前一行轴线的波形相似，但细节又很不相同，造成了章法构成上动人的效果。《频有哀祸帖》，《丧乱帖》轴线之间的呼应更复杂，也更微妙。(频有哀祸帖》三行轴线趋势约略相似，其中第三行与第一行更为相近，但顿挫比第一行更有力，行首三字互为反向倾斜的轴线把情绪的波动推向高潮。第三行轴线可以视作第一行轴线的重现和激化。第二行轴线则作为两者的过渡，大趋向的近似，暗示了第一轴线的主题，但中部的奇异联结既同上、下段轴线平稳的节奏成为强烈的对比，向右倾斜的轴线又同相邻两行轴线相应部分的左倾轴线形成强大的张力。统一中的无穷变化令人心折。此帖虽只短短三行，却成为章法构成技巧的渊薮。再如《丧乱帖》，大部分行轴线都略向左侧倾斜，形成此帖构成的特殊面貌，首行第一字轴线脱离这一趋势，略向右平移，正好维持了整行轴线的稳定，但又无碍于轴线向右下方流动的基调;二、四、五、一七行轴线成为第一行主题的变奏;三、六两行轴线趋于垂直方向，平衡了作品重心左移的不稳定感，这两行轴线与两侧轴线线型微妙的呼应、下部极为细心的吻接，使它们在作品中成为无形的支柱;第八行轴线也有类似作用，它第一字右倾的轴线与第六行首字右倾轴线一起，同其他各行轴线起端的左倾趋向对峙，也成为维系作品平衡的重要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