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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人把自己要么归为乐观主义者，要么悲观主义者。迈克尔·莫斯利提出的问题是,能否用科学解释为什么我们是这样或那样，我们可以改变吗？ 黛比和楚迪是同卵双胞胎。 他们有很多共同之处，唯一的不同是楚迪开朗乐观，而黛比却常常忧郁。 黛比的抑郁很可能是由生活中发生的某个重大事件而引发，尽管这对双胞胎对这件事到底是什么持不同的看法。 伦敦圣托马斯医院的蒂姆·斯佩克特教授正在通过研究一组像黛比和楚迪这样的同卵双胞胎来试图解答，我们的个性是如何形成的，为什么有些人对生活会比其他人更乐观？ 目前，斯佩克特教授已找出一组基因，这些基因只作用在双胞胎中的一个，在另一个身上却不发生作用。 双胞胎的研究表明，人们个性的差异有一半是出于遗传因素。但斯佩克特教授指出，在我们的生活中，由于环境变化，基因就像被变光开关操纵一样在不断变化。这个过程被称为表观遗传学。 科学家从对像楚迪和黛比这样的双胞胎的研究中发现，大脑海马体中的有五种基因发生了变化，他们相信正是这些变化导致了黛比的抑郁。 斯佩克特将形容自己作为一个乐观主义者。他说他希望他的研究能改进抑郁和焦虑的治疗手段。 斯佩克特告诉我：“过去我们常说我们不能改变我们的基因。但我们现在知道大脑中有些微型机制可以对基因进行调节。如果你愿意，我们可以说我们重新对基因有了控制。” 更令人惊讶的是，研究还表明母爱的缺失与否会导致基因活性的变化。 加拿大麦吉尔大学的迈克尔·米尼教授正在寻求多种方法来衡量有多少糖皮质激素受体在某些人的大脑中被激活。 活跃的糖皮质激素受体的数量是个体承受压力能力的一个指标。它也可能可用于衡量一个人孩提时代受到母亲呵护的程度。它能反映他们母亲的焦急紧张程度，以及在他们幼年时期母亲的这些情绪如何影响到他们得到的母爱。 我是为数不多的做了测试并知道结果的人。我没有告诉我妈妈这件事。 我认为自己是一个比较悲观类型的人，但我想改变自己，于是我去埃塞克斯大学拜访了心理学家和神经学家，伊莱恩福克斯教授。 福克斯教授的研究兴趣在于个体的“情感模式”及其看待世界的方式如何塑造人的性格。她和她的团队还通过调查问卷来探寻大脑活动的具体模式。 开始，他们用脑电图仪来测量我大脑两个半球的脑电波活动水平。结果显示，我右额叶皮层的脑电活动比左边多。福克斯教授解释说，这一结果说明我属于更易焦虑和悲观的类型。 然后，我又做了另一个用于衡量我的“负偏向”的测试。我依然戴着用于记录的仪器，研究人员告诉我，电脑屏幕上会出现一些面孔，当我看到这些面孔后面有闪烁着的某些形状的点时，便按下按钮。他们让我不要把重点放在面孔上，而是闪烁的点上。 福克斯教授后来解释说：“有时候是一张快乐的脸，有时候是一张生气的脸。当这些点出现在生气的脸附近时，你的响应时间更快。 “这是因为你的注意力被生气的面孔所吸引，虽然可能你自己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测试证实了我确实有性格上的负偏向。为了改变这一倾向，伊莱恩建议我尝试一个名为CBM（认知偏差修改）的短期疗程和正念冥想。 对于一个悲观主义者，长期害怕事情会搞砸导致了他们不断增加的压力和焦虑。这种压力和焦虑不仅仅是一种精神状态，它会严重地损害你的健康。 在一项始于1975年的研究中，科学家们让俄亥俄州牛津镇上的一千多居民填写一份关于工作、健康、家庭和对衰老态度的调查问卷。 几十年过去，耶鲁大学的贝卡利维教授跟踪记录下所有数据。当利维教授翻看死亡记录时发现，那些对衰老持乐观态度的人比持悲观态度的人平均多活约7年半。 这是一个惊人的发现，当然还要考虑到其他可能的解释，如悲观的人可能受到之前的疾病或抑郁的影响。 肯塔基大学的德博拉·丹纳和其他研究人员在对以修女为对象的研究中也得出了类似的结果。他们阅读了180名天主教修女写下的自20世纪30年代她们进入修道院以来的日记。 其后，他们对日记内容进行严格的评估，将之分为乐观和悲观两类型。生活在封闭环境中的修女是很好的研究对象，因为她们生命的大部分时间都生活在同一环境中，吃同样的食物，并具有相似经验。 当研究人员实地追踪调查修女们的生活时发现，那些在20岁出头就表现出更多对生活积极情绪的人比较少积极情绪的人要长寿，最高达10年。 就我而言，经过七周的正念冥想和CBM课程后，我感到平静许多，便回到福克斯教授的实验室进行进一步测试。结果非常令人鼓舞。 看来，在今后的生活中，你可以改变你看待事物的角度。即使对于悲观主义者，能这样做是值得庆幸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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