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人物，千古风流，各领风骚。
东汉末年的三国，是一个天下分崩、群雄并起的时期。在那个时候，凡有志之士，不论文武，或待价而沽，或毛遂自荐，无不欲攀龙附凤，一显身手，建功立业，名垂青史。“良禽择木而栖，贤臣择主而事”，是那时现实的写照，而以曹操、刘备、孙权为代表的魏、蜀、吴三家，为争夺天下，展开了一场生死大搏斗。
“盖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三国的创立者们都知道人才对他们建功立业至关重要，是其一展大志，成就伟业的基石。亦如欧阳修所言：“盛衰之理，虽曰天命，岂非人事哉！”曹操曾以“周公吐哺，天下归心”的气魄，任天下之人才，成就了自己的霸业；刘备对待人才懂得推心置腹，在得人心中得到了自己的天下；孙权更是懂得披肝沥胆，大胆起用年轻新秀，发展自己的事业。
大时代有大时代的气候，用人也自有其格局，其间留下了许多令我们回味无穷的用人智慧。我们品“三国”，不能仅仅陶醉于刀光剑影，还要领悟他们攻城略池背后对人才的识别、选用、管理及培养的艺术，借鉴三国的用人智慧，为现代企业管理服务。现代企业的竞争，归根结底也是人才的竞争。人才是企业的生命所在，是企业生存与发展之根本。如何识别人才、用好人才、管好人才和培养人才，已成为企业在激烈的竞争中成长发展的关键。
识人
识人是任人唯贤的前提，也是现代管理者必备的素质。一个管理者是否能慧眼识才，直接关系到事业的成败。亦如唐宋八大家之一韩愈所言：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世上不是没有人才，而是缺少发现人才的伯乐，识拔鉴别人才是需要有眼力的。
开明的管理者，要有慧眼识才的本领。不能辨识人才的领导者，即使送上门来的人才都无法辨识，使用人才当然更无从谈起。三国时代的政治家刘劭说过：“一流之人，能识一流之善；二流之人，能识二流之善。”即是说，能不能发现人才，发现什么样的人才，与发现者本身所具备的素质、能力有着直接的关系。
唯德是举 唯才是用
德，在人才学的范畴内，称为政治品质。高尚的政治品质，既是一个人才必不可少的重要标志，又是一个人才成长的基本保证。司马光言道：“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时代在呼唤道德、企业在呼唤道德，唯德是举、唯才是用的原则已成为企业识人、用人的一个基本原则。
曹操“唯才是举”的用人方针颇为世人称道，他注重从能力方面去考察和提拔有才能的人。他的“求才二令”似乎给我们只重才、不重德之印象，其实不然。曹操提出的“勿拘品行”是有条件的，即当个人品行方面的“偏短”并不影响个人品德的时候，是可以适当忽视的。而在根本品质上，曹操提出了“质忠性一，守执节义”的基本要求，认为“忠诚”与“大义”等方面，要禀性专一，性守节操。曹操建国后，拜崔琰为尚书、毛玠为尚书仆射，二人共典选举。崔、毛二人都是清廉之士，他们本身的高尚德行甚为表率。
可见，曹操用人非常看重德行，其重德主要表现在他对待度德用人之建议的态度上，对主管人事之官吏的遴选上，对美好德行的倡导和褒扬上。
吕蒙是吴国将才，在没有当大将时，与成当、宋定、徐顾这三人均为下级军官，是一个战壕里的战友。这三人先于吕蒙死去，抛下了孤儿寡母。按照那时的规矩，父亲死了，军队应由儿子接管，可是他们的儿子尚未成年。孙权决定，把他们的队伍并到吕蒙营中。吕蒙认为，这三人虽死了，但为国家做的贡献很大，孩子虽小，不能不遵从礼数。吕蒙连续三次上书，终被孙权采纳了。此外，吕蒙还伸出热情之手，为他们的孩子聘请了教师，辅导他们。在繁忙的军务中，时时关照已故战友，这在古代极为罕见。
“无情未必真豪杰。”吕蒙在由衷地忠于孙氏政权的同时，对下级和同级，充满了宽容和爱护之情。但他的感情绝不是滥用，对于违反纪律者，吕蒙又表现得铁面无私。吕蒙攻下荆州后，在对关羽的家属及荆州的民众千方百计地存恤和安抚的同时，还下了一道命令：任何人不准到民家干扰取物。吕蒙的一个同乡、身边的下级军官，可能是因为下雨，到民家索要了一个斗笠，盖在兵器上。吕蒙发觉以后，含着眼泪将其处以极刑。“于是，军中震慄，道不拾遗。”因荆州多年不能夺回，吴兵对荆州的将士十分仇视，如没有严明的纪律，攻下之后大烧大杀势不能免。吕蒙铁面无私，杀了一人，保证了荆州官民的生命安全。这充分说明了，吕蒙袭荆州是奇迹，用自己的德行争取了民心，更是奇迹。
德才兼备是一个管理者必须具备的基本素质。任何企业，总会同时存在四种人——有德有才、无才有德、有才无德、无才无德。企业在用人和评价人员优劣时要从德和才两个方面综合考虑，并坚持以德为首，按下列标准来评价：有才有德是正品，无才有德是次品，无才无德是废品，有才无德是毒品。正品与次品按需选用；废品要慎重考虑，分析能否通过培训开发变废为宝；毒品是害群之马，万万不能用。才有大小，德分先后，如果连最基本的道德品质都不具备，则必须毫不犹豫地予以清理，以保持团队的健康。
选拔管理者，过分看重学历、办事能力这些所谓体现“才”的东西，对德强调得不够，就可能导致一些错误；有些人为了鼓励青年成才，推出了许多举措，但对德的要求和培养有所忽视，使有些人走了弯路。有德有才是贤才，人才既要量才使用也要量德使用，好的领导应该善于发现贤才，知人善用。
适时“清君侧” 及时“除盲点”
有一种人，论官职，并不高，论作用，却不小。这种人就是在管理者身边工作的辅助型人才。这种人的作用：一是能够以自己的言行，影响管理者的决策；二是能借管理者的言行，左右下级的工作。
如果管理者对身边工作人员选得准、察得清、用得当，对其做好各项工作确有帮助；反之，那些害处也不能轻看。《公羊传》有“逐君侧之恶人”说，李商隐《有感》诗有“清君侧”之吟，讲的都是要清除那些不宜在皇帝身边工作的人。历史上，因身边之人作祟，坏了大事甚至丢了江山的事不在少数。
刘备之子刘禅，自幼娇生惯养，不是一个当皇帝的材料。但其变昏学坏，也是有一个过程的。刘禅十六岁登基时，用诸葛亮的话说，还是“朱紫难别”。为了培养造就他，刘备活着的时候，与诸葛亮一起给他挑选了一个很合适的人放在身边，这个人就是董允。董允深知责任重大，处处尽心尽力。刘禅想多纳美女充实后宫，董允拒绝办理；刘禅想宠爱宦官黄皓，董允既批评刘禅，又吓唬黄皓，搞得他们见了董允就害怕。这样，在刘禅当皇帝的前十年，其工作还是有可称道的地方的。
诸葛亮死后，董允也死了，陈祗取代了董允的位置。此人“多技艺，多数术”，他一上任，便与黄皓勾结起来，千方百计地投刘禅所好，哄得刘禅无心国事，天天玩乐，蜀国的皇帝就这样一步步地变昏变坏。同时，陈祗、黄皓、阎宇、费祎等人，在刘禅身边结成了一个非常厉害的“关系网”，狐假虎威，横行霸道，蜀国的政权力也一点点地落到了这些人手中，最后，他们完全控制了蜀国朝政。可见，刘禅前期和后期大不相同，他身边的人对他起的作用不可小觑。
在管理者特别是高级管理者身边，往往存在众多有才干之人，历来为管理者所看重。但往往也存在这样一种现实：由于管理者与身边之人的特殊关系，时间一长，管理者对身边的人过分倚重，这样在管理者的视野里，就会形成一个识人的盲点。管理者身边的这些人，因摸透了管理者的思路与作风，处处按管理者的意图去观察问题和处理问题，时间久了，也容易形成进言与参谋上的盲点。对于这个盲点，别人一般难以点拨，主要靠管理者和在管理者身边工作的人共同注意。
知人善任 点石成金
公元215年，吴、魏两方军队在合肥有场激战。合肥为魏之领土，守军将领是张辽、乐进和李典，守兵七千余人。而进攻合肥的吴军有十万之众，由孙权亲自率领。让人惊讶的是，吴军竟让魏军打了一个落花流水，孙权更是险些被俘，此战役“杀得江南人人害怕，闻张辽大名，小儿也不敢夜啼”。
魏军以微弱之兵大胜强敌，实在是曹操知人善任的结果。张辽、乐进、李典三人，都是曹操手下的大将，已立赫赫战功。论资历和能力，三人相差无几；论地位和职务，三人不相上下，这大概也是“进、典、辽皆素不睦”的主因。安排这样三人守城，有很大的风险性。但是，曹操自有高见，他在西征张鲁之前，就写好了一封密信交予合肥护军薛悌，并注明：“太祖征张鲁，教与护军薛悌，署函边曰：‘贼至乃发’。”曹操的葫芦里装的什么药，大家都不得而知。等曹操远去，孙权果率大兵逼近。危机之时，薛悌拆开密信，仅见寥寥数语：“‘若孙权至者，张、李将军出战；乐将军守护军，勿得与战。’诸将皆疑。”张辽随之明了，道：曹公是让我们抓住战机，在敌人站稳脚跟之前，各有分工，有进攻、有守城，打个敌人措手不及，才能以守为攻。听张辽之言，李典也有同感。
张辽此人，“少为郡吏，武力过人”，早期跟随并州刺史做过“从事”，后跟何进、董卓等人征战，也在吕布手下做过“领鲁相”，吕布后败，张辽率部归降了曹操，被曹操“拜中郎将，赐爵关内侯”，并在众多战役中屡建殊功。在别人看来办不成、不敢办的事，张辽屡有独见，敢于一搏，所以多次得到曹操的赞赏。经历和业绩表明，这是个文武职务都任过、有胆识的人物。曹操把其放在合肥，其目的是清楚的，就是要他起组织和协调守军的核心作用。张辽不负曹操所望，首先领会并坚决贯彻曹操的作战方针，是不难理解的。
令人费解的是，曹操为什么不让乐进出战而让他守护，不让李典守护而让他出战呢？
原来乐进“容貌短小，以胆烈从太祖，为帐下吏”，曹操称他“每临攻战，常为督率，奋强突固，无坚不陷，自援枹鼓，手不知倦”，为此封他个雅号叫“折冲将军”。不难看出，乐进是个性烈胆壮的猛将。李典的气质与乐进有很大不同。“典好学问，贵儒雅，不与诸将争功，敬贤士大夫，恂恂若不及，军中称其长者。”不难看出，李典是个爱学习、有修养、善与人同、顾全大局的人才。
按照用人常规，让李典守城较适宜，而让乐进与张辽一块出战更加合适。曹操偏偏将二人倒用，何故？细分析发现，这正是曹操在用人上的超常表现。三驾马车，绝无战斗力可言，如把互不和睦的三人拧在一起，必先有两人携手。在曹操看来，大敌当前，张辽置个人得失于度外是没有问题的，李典素有“不与诸将争功”的品格，如见张辽以大局为重，配合张辽行事也没有问题。令他二人出战，自然容易统一思想，相互支持，完成任务。有了这二人的团结和统一，就不愁把乐进带起来了。如让乐进出战，很难保证乐进不与张辽争功斗气，如二人发生争吵，乐进很难协调，那样三人就无法形成统一的整体。
果如曹操所料，张辽见信，率先表态，慷慨激昂地表示决一死战，紧接着附和的便是李典，“辽恐其不从，典慨然曰：‘此国家大事，顾君计何如耳，吾何以私憾而忘公义乎!’乃率众与辽破走权。”乐进守城，李典相助， 张辽挂帅，三人的核心形成了。张辽连夜挑选了八百精兵，天刚亮就冲入敌阵，“杀数十人，斩二将，大呼自名，冲垒入，至权麾下，权大惊，众不知所为??自旦战至日中，吴人夺气，还修守备，众心乃安，诸将成服。”
张辽、乐进和李典，都是身经百战的将才，他们既有共同之点，也有相异之处。曹操知人善任，点石成金，遂以七千败十万，留下了用人史上这一佳话，张辽威镇逍遥津的故事也流传至今。
在人才聚集的地方，人才之间的矛盾是普遍存在的，如用某一个人必须充分考虑其个性特点，用其所长，避其所短。如果将不同个性的人才结成一个整体，就要在人才的共性上动脑子、做文章，做到因人制宜、因时制宜，不能拘泥一种模式。否则，就难以组成一个结构合理、战斗力强的管理核心。
用人
人才管理是一个相当复杂的综合性问题，敢于起用、重用人才，说明管理者有胆识；善于培养人才，说明管理者具有战略眼光；而能用感情留住人才，使人才愿意为其鞠躬尽瘁，说明管理者已经领悟到了用人的真谛??从一定意义上说，三国的纵横捭阖，军事较量，是一场争夺人才、合理使用人才的大战。“得人者昌，失人者亡”，这个亘古不变的定律，在三国之争中表现地淋漓尽致。无论曹操、刘备，或孙权等，在争取、使用人才这点，都是殚精竭虑、不遗余力，他们在争夺人才中争夺天下，在争夺天下中争夺人才。
大度能容 容天下难容之士
古往今来的事实证明，凡事业上建功立业、取得成就的，绝非是那些心襟狭窄、谨小慎微之人，而是那些豁达大度者。只有“大度能容，容天下难容之士”，才能成就大业，成常人难成之举。
胸襟博大 气度宽宏
一代枭雄曹操，政治抱负宏大，在用人上，气度非凡。这在其涉政伊始，与袁绍的对话中便一览无遗。
“初，绍与公共起兵，绍问公曰：‘若事不辑，则方面何所可据？’公曰：‘足下意以何如？’绍曰：‘吾南据河，北阻燕、代，兼戎狄之众，南向以争天下，庶可以济乎？’公曰：‘吾任天下之智力，以道御之，无所不可’。”
任天下之智力，争天下之归心，曹操最想任用的就是刘备与孙权，让世人讶然！刘备是蜀国统治者，羽翼未丰之时，曾与曹操合作。当是时，操认为，备是一个可以与已打天下，也能与之争天下之人，“是时，曹公从容谓先主曰：‘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因此，操对备十分敬重，“出则同舆，坐则同席”，总想把他纳入自己的营垒，共创伟业。后来，二人反目，多次交锋，备兵败。操之谋士程昱、郭嘉等多次进谏，让其杀之以绝后患。曹操却说：“方今收英雄时也，杀一人而失天下心，不可。”只要有一丝希望，曹操仍竭力争取刘备，这是何等的度量。
孙权是吴国的统治者，晚操27年有余，是操之后辈，赤壁之战，曹操兵力损失惨重，也让其见识到新生代的卓越领导力。“生子当如孙仲谋”，操在后期多次感叹道，并采取多种措施，积极争取与拉拢孙权。
三国之主虽都能用人，但只有曹操想任用另外二主——刘备与孙权。孙权作为后生，对曹操的用人甚是敬佩，“至于御将，古之少有，比之于操，万不及也。”
一般来说，在同样的客观条件下，用人的气度与取得的业绩是成正比的。天下三分，曹操雄踞中原，刘备和孙权各偏安一隅，绝非偶然。
正确对待反对自己的人
任天下之智力，争天下之归心，最值得称道的还是曹操能够正确对待反对自己的人，善于将对自己不利的人心，凝聚成对已有利的力量。曹操起兵时，仅有自家几个亲戚做骨干，七拼八凑，不足四千人马。他想任用刘备未果，但在任用其他人才上效果显著，短短的几年，造就了“谋士如云，战将如林”的庞大队伍。
荀彧和郭嘉，是三国时大名鼎鼎的智慧型人才，曾是袁绍的幕僚。荀彧“或度绍终不能成大业”，率先弃袁投曹，曹操得之，兴奋地称他是“吾子房也”。郭嘉看透了袁绍“未知用人之机”，也奔向曹营，操喜而赞之“真吾主也”。官渡大战时，沮授、田丰、许攸都是袁绍的重要谋士，张郃、高览都是袁绍的大将，除田丰被袁绍忌杀外，他们都临阵归降了曹操。
曹操对待投降过来的人，一是不计前嫌，二是不试用，与自己原班人一视同仁，量才放手而用，得益甚大。
用人如器 取长避短
古人云：用人如用器。器有所长，器有所短，扬长抑短，长尽其用。
每个人都有缺点与优点，用其所长，避其所短，则是人才；用其所短，弃其所长，则是庸才。我们选用一个人，即使这个人有很多毛病，首先要看到其长处，才能把他的才干充分利用起来，做到人尽其用，这才是高明的管理者。
用非所长 惜哉马谡
诸葛亮身为蜀国的“相父”，军政大权，一手在握，上晓天文，下知地理，其战略、战术运用可谓出神入化，敌人闻而生畏，用人更是如神，能测会算，观相知人。但他也有用人失误的时候，那就是错用马谡痛失街亭，留下了三国用人史上的一大遗憾。
马谡“才器过人，好论军计”，是一个非常好的参谋、幕佐。公元225年，诸葛亮率兵南征，七擒孟获、安定西南，取得辉煌的战绩，其采取的“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的策略，正是出自马谡。
俗话说“金无足赤，人无完人”。马谡也存在明显的不足，即缺少独当一面的实践经验，这致使刘备临终前谆谆告诫诸葛亮“马谡言过其实，不可大用，君其察之”。若诸葛亮认真分析并采纳备之意见，以谡为“参军”，勿将其推到打仗第一线，相信其参谋作用将会大方光彩。遗憾的是，诸葛亮却弃其所长，用其所短，“违众拔谡”，让马谡做了北伐的先锋官，派他带兵镇守街亭，与魏兵对阵，最后招致惨败。
马谡之死，无人不为之惋惜，诸葛亮更是泪洒三军，“十万之众为之垂涕”。马谡兵败，应负军责，但罪不致死。当时，很多官员都不赞成将其处死，蒋琬便是其一：“昔楚杀得臣，然后文公喜可知也。天下未定而戮智计之士，岂不惜乎？”蒋琬提出让马谡戴罪立功，这是惩罚犯错误将士的常用手段，也是稳定军心、激励士气的重要措施。这样的处置利大于弊，但诸葛亮却再次违背众人意愿，终将马谡处死，全军悲涕。
马谡被诸葛亮误用误杀的教训给现今管理者很好的借鉴：
第一，重用一个管理者，除了对管理者的弱点和不足有全面、公正的评价外，对其长处和才干，也要有一个科学、具体的分析，即使是优秀人才，也不可能是“通才”。
第二，选拔重用管理者也要看民意。因为出现重大失误的原因往往是多样而复杂的，处罚犯错误的领导者一定要慎之又慎。如不严惩不足以平民愤就一定要严惩；如果给予一定处罚又能让他们有机会改正错误，这更能起到教育众人的作用，还可以更好地激励员工，这时就要恩威并施，惩罚与奖励并用。
此外，若因为决策失误而导致下属犯了错误，决策人要承担责任，不宜过分追究下属。
量才适用 各得其所
管理者在选用人才时，要用人所长，避其所智短，量才适用，各得其所，使各类人才的才能与智慧真正用在刀刃上，充分发挥其应有效能。
三国时期曹营内战将云集，有的性如烈火，视死如归（如典韦、庞德等），每有大战恶斗，曹操总是派他们披坚执锐，冲锋陷阵；有的智勇双全，文武兼备（如曹仁、张郃等），曹操平时把他们放在重要岗位，遇有战事，放手让他们统帅诸军，独当一面；有的胆识不足，优柔寡断，曹操就因人制宜，将他们搭配在合适的主帅营中，当好配角。曹操量才任用，既善用人，又善用言，只要有一技之长，他就抓住不放。
官渡之战，是曹操平定北方的决定性战役，曹兵与袁兵以一比十处于明显劣势，曾几度陷入困境，但每到关键时刻，曹操总能虚心采纳谋士们的意见，避免决策失误，转危为安。
战斗伊始，袁绍派大将郭图、颜良等东攻白马，自率兵将渡河。曹操想径直去救白马，此时，谋士荀攸进谏：咱们兵少不敌，到延津后如渡兵去抄袁后路，袁必西应，然后出其不备，轻兵袭白马，颜良可擒。“公从之。”袁绍果然上当，曹操初战告捷。稍后，两军在官渡拉锯，曹兵几战不利，曹操想退兵，写信与荀彧商量，荀彧说：现在双方主力都在这里，咱们是以弱战强，若这样退兵，必为绍兵所乘，那咱们就完了。袁绍不会用人，相持必败。操又“从之”。
袁绍还有军粮不足问题，第一次运粮千车，曹操“用荀攸计”，派徐晃等将截击大破之。第二次袁绍派兵万人运粮，恰巧这时袁绍的谋臣许攸来降，建议曹操截击，“左右疑之”，荀攸、贾诩认为可行。曹操当即采纳，亲自领兵奇袭，大获全胜。从此袁绍军心大乱，惨败而逃。
官渡之战，曹操对参谋人员的意见是听而从之，非常重视参谋的作用，让他们在适当的位置发挥最大的价值，最终取得决定性的胜利。
衡量一个管理者是否高明，不仅看他旗下招揽、聚集了多少人，更要看他如何用人。聚才是为了用才，用好才能更好地聚才。管理者在选用人才时，就要“人事相宜，人岗匹配”，坚持“让合适的人做合适的事”这一原则，不断挖掘人的优点和长处，而且使人最大优势与相关岗位相匹配，让人的优势能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创造出高价值。
广纳贤才 团结任用
今可谓得人才者占先机，得天下。员工是企业的第一资源，是公司最宝贵的财富，人力资源的能量决定了企业的边界。善待员工，就是善待企业自己。
刘备，早期靠编草席为生，却通过自己独特的经营，白手起家，最终建立了西蜀，与北魏、东吴形成三足鼎力之势。刘备与曹操及孙权相比，既无天时，也无地利，其能力、谋略及学识都在曹孙之下，但备为人忠厚、侠义、善于交友，更善于“人力资本”的运营及投资，用心笼络人才，组建自己的团队，这正是其成功的关键所在，其可称得上是一位“聚才高手”。
打破门户之见 广泛团结任用
建安19到24年，刘备打败刘璋，占领成都，取得汉中，奠定后来三足鼎力的基础。但他要巩固政权，除制定规章制度外，关键是要建立一支拥护他的庞大干部队伍。组建这样一支干部队伍，就必须有一些正确的用人措施。
打开门户之见，广泛团结任用，是刘备定蜀用人政策的突出特点。刘备占据成都后，以“诸葛亮为股肱，法正为谋主，关羽、张飞、马超为爪牙，许靖、糜竺、简雍为宾友。及董和、黄权、李严等，本璋之所授用也，吴懿、费观等，璋之婚亲也，彭羕又璋之所排摈也，刘巴者宿昔之所忌恨也，皆处之显任，尽其器能。有志之士，无不竞劝。”此段话所提及之人有一半以上，是刘璋的幕僚、将官，他们与刘备的旧部下一样，有这样或那样的才华，但也有不少缺点。刘备将他们一视同仁、公平任用、不求全责备，使用时尽力做到因事设职，扬其所长，让其在适宜岗位上，发挥自己的长处。
“豫州入蜀，荆楚人贵”，指的是刘备入蜀以后，大力提拔重用他从荆州等地带过来的人。这部分人，跟随刘备多年，东拼西杀，历尽磨难，刘备重用他们，是情理之事。而对刘璋的旧部，成分复杂，既有庸庸无能之辈，又有真知灼见之才；少部分人对刘备有好感，多数人对刘备有敌意。如何合理任用这部分人，对刘备政权的建立及巩固至关重要。
刘璋之旧部，军议校尉法正适时提醒刘备：“今主公始创大业，天下之人不可户说，靖之浮称，播流四海。若其不礼，天下之人以是谓主公贱贤也。”其以许靖为例，劝告备破除门户之见，把刘璋的旧部团结利用起来。刘备于是“宜加敬重，以眩远近”。法正的提醒劝告，起了很大的作用，使刘备避免了一次大失误。许靖做了刘备长史，以后又被提拔为司徒。由于其故旧多、资历深、名声大，被起用后，不仅在蜀国有影响，连曹操政权中的一些名人，如华歆、王朗等人，都对刘备政权刮目相看。
拓宽渠道 挖掘人才
刘备在从实际出发用人的同时，没有忽略蜀国的另一个实际，即蜀国是小国，人才资源相对短缺。鉴于此，刘备更注重拓宽渠道，挖掘人才。
秦宓，四川人也，“少有才学”，自命清高，过去州郡几次辟他为官，被他拒绝。刘备听人推荐他后，便派广汉太守夏纂及部下，抬着酒菜，到秦宓炕头与之“宴谈”，终于将秦宓拉出来“从事祭酒”。一次，东吴的使者张温来蜀，问秦宓“天有头乎”，宓说：“有，这个头就在西方，《诗经》有云，‘乃眷西顾’。以此推之，头不在西方吗?”张温问：“天有姓乎?”秦宓说：“有，姓刘。”张温反问说：“何以知之?”秦宓说：“因为天子姓刘，所以知道天姓刘。”张温穷追不舍，说：“日生于东乎？”秦宓妙语迅出：“虽生于东而没于西。”秦宓这近乎滑稽的答辞，在当时充分起到巩固刘备政权“理论根据”的作用。如果不是刘备眼光向下，广纳贤才，这样一个能言善辩的人才，也许会终生埋没在民屋草舍里。
彭羕，“姿性骄傲，多所轻忽”，虽有才干，过去只是一个州的书佐，有人告他谤毁刘璋，“璋髡钳莱为徒隶”。刘备入蜀，彭羕主动找到庞统，表示愿为刘备出力。刘备与他交流，“以为奇，数令羕宣传军事，指授诸将，奉使称意，识遇日加”，于是“拔羕为治中从事”。虽然彭羕后因出言不逊，得罪了刘备，被诸葛亮杀了，但刘备拓宽渠道，破格起用未显人才的做法，比起西川的旧主刘璋来，确实是高明得多。
管人
三国创立者对人才的竞争和使用，既具有共同的鲜明的时代特征，又有许多不同之点。曹操在革新吏制中选贤任能；刘备在彬彬有礼中拉拢利用；而孙权，则在休戚与共中推心厚待。他们都崛起在动乱的“天时”，占据了一方的“地利”，施展了“人和”的绝招。三个政治集团的角逐，促进了那个时代的人才大流动、作用大发挥。现实和历史的社会形态虽然不同，但领导者的管理及用人应有相同之处。
事不必躬亲 有效管理自己
很多管理者习惯了大包大揽的管理方式，不能说这样的领导无才，只是其才能太多，以至事必躬亲却得不到实质性的收获。这种管理者还认为只有自己对所有的事情很清楚，只有自己才有可能高效地处理问题，但实际上往往事与愿违。
作为管理者特别是高级管理者，主要责任是做重大决策、授权、掌控大方向，并指导全局战略。领导者用干部，一级抓一级，层层去负责，必要时干预甚至包办一下下级的工作是应当的。但若事必躬亲，亲力亲为，这也不放心，那也看不惯，把本属于下级干的大量繁杂具体的工作包起来，不管动机如何，效果是不好的，这就等于是本末倒置，放弃了自己的责任。
在世人的眼中，三国时的诸葛亮是智慧的化身，并且非常勤政，连他自己都说：“鞠躬尽瘁，死而后矣。”诸葛亮事必躬亲，首先应该肯定，这是其志向远大、事业心极强的表现。“他（诸葛亮）在这方面的努力达到了无以复加的高度，凡是封建统治阶级可能做到的较好的措施，他几乎都做。” 范文澜在中国通史中给予了诸葛亮很高的评价。
诸葛亮之所以事必躬亲，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用人不得法，对下属要求太高，求全责备。其突出表现为用人多疑，疑不尽用。再有本事的管理者，如果不善于用人，事事自己督办，往往会心有余力不足，终将精疲力竭。
李严在刘备眼里，是仅次于诸葛亮的人物。刘备死时，“严与诸葛亮并受遗诏辅少主，以严为中督护，统内外军事，留镇永安”。刘备的用心是清楚的，让诸葛亮任丞相，在成都辅刘禅主持政务，让李严屯永安，防吴并主管军事。诸葛亮秉政“事无巨细”，惹得李严不高兴。他给孟达写信道：“吾与孔明俱受寄托，忧深责重，思得良伴。”言外之意便是，我虽然负有重大责任，但事情全让诸葛亮这个好伙伴办了。诸葛亮本应细心考虑一下如何发挥李严等人的作用，但是他对李严统帅军事有怀疑。后来，诸葛亮以举行第五次北伐为借口，削了李严的兵权，调到汉中“以中护署府事”，负责后勤工作。“秋夏之际，值天霖雨，运粮不继”，李严以粮食运输不上去为理，把诸葛亮从前线召回。诸葛亮回来后，因其说谎，“乃废严为民，徙梓潼郡”。以后，运粮这事，找不到合适的人去办，诸葛亮就自己抓起来。可见，诸葛亮宁可自己去办，也不用有这样或那样缺点的人，这无形中使诸葛亮陷入了大量的具体事务之中。他冥思苦想，创造了木牛流马，又手把手地教士兵制作，这耗费诸葛亮的精力之大是可想而知的。
在企业的实际工作中，许多管理者整天忙得焦头烂额，希望每件事情经过他的努力都能圆满完成，这种事事求全的愿望虽然是好的，但常常收不到好的效果。事必躬亲，最后积劳成疾。不幸早死的诸葛亮，给我们很大的借鉴。
作为一管理者，要懂得有效管理自己，适时进行授权，面对众多有才华的下属，量才适用，把事情分给他们去做。这样，既有利于自己集中精力办大事，又有利于增强下属的责任感，充分发挥他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一个真正懂得授权的管理者才是一个成功管理自己的人。
选好管官之官 用好管官之人
从隋唐始，到清末止，我国的中央机构中，建有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吏部掌管人权，可以说是管官的机构，其机构领导也是管官之官，在选拔之时，对其要求也甚是严格，无论素质还是品德，都远高于别的部门的官员。正因为吏部如此重要，历代有作为的君主，都注意发挥吏部的作用，精心挑选吏部官员，三国时尚没有吏部，尚书分曹治事，但吏部已有雏形。曹操能够推开“唯才是举”的干部路线，在很大重度上靠的就是管官的官。
曹操作为丞相，选用的第一个主管干部的官员是崔琰。其任尚书，“甚有威重，朝士瞻望，而太祖亦敬惮焉”。也就是说，从上到下，各级官员，甚至曹操自己都敬畏此人。任职期间，崔琰秉工办事，不徇私情选拔了很多人，后来大名鼎鼎的司马懿，就是其发现并举荐的。毛玠是曹操选用的另一个主管干部的官员。毛玠，“少为县吏，以清公称”。曹操奉行的“挟天子以令不臣，修耕植以畜军资”两大方针便是此人进谏的。他“与崔琰并典选举，其所举用，虽于时有盛名而行不由本者，终莫得进。务以俭率人，由是天下之士无不以廉节自励，虽贵宠之臣，舆服不敢过度。太祖叹曰：‘用人如此，使天下人自治，吾复何为焉。’”曹操的意思是用人用到这个程度，人人自觉地管理自己，我还能做什么呢！
除崔琰、毛玠外，曹操在世时，还任徐奕、何夔、邢颙、鲍勋等人，分管过宫内宫外的人事工作。他们也均尽职尽责，恪守公正，为曹操革除管理队伍中的腐败做了很大贡献。
管官的人，确实有别于其他的官。这由其重要性与工作的性质决定，他应是伯乐，否则不能发现人才；他应是人梯，否则不能提挈人才；他应是榜样，否则不能让人才诚服。无数事实论证，只有首先选好了管官的官，才能把好整个管理队伍的关。此外，人们评价一个管理者在工作中是否公道正派，也往往先看他选用的官如何。所以，严格挑选管官的官，是管理者应时时注意的一件大事。
选好一个管官的官不容易，用好则更难。纵观封建专制史，吏官多数没有好下场。其根本原因，虽然封建专制制度有一定影响，但也不能忽视管官的官自身的弱点。管官的官自恃清高，容易被人“敬而远之”；管官的官自恃秉公，容易形成固执已见；其自恃器重，容易接受恭维之言。一旦被人不敬，被人不恭，被人不从，往往迁怒于别人，很难冷静地反省自我。在此，我们还以崔琰、毛玠为例加以说明。
有一个叫杨训的人，“虽才好不足，而清贞守道”，如是别人推荐，曹操肯定不会点头，因是崔琰提名，曹操“即礼辟之”。曹操当了魏王后，杨训随众写文阿臾称颂，因用词不当，被讥笑，并影射崔琰举荐有误。崔琰听闻此事，取文阅之，看后对杨训说道：“写得不错，可能不合时宜。”此话传至操耳，为其招来杀身之祸。崔琰此话，本是反讥一些爱吹毛求疵之人，可经告密者添油加醋，便有了傲世怨谤之意。曹操认为崔琰侮辱了他，便先罚其为徒隶，后见其无悔意，终处死，造成“琰最为世所痛惜，至今冤之”。
合理授权 掌控全局
管理之道，就是明责与授权。一个管理者即使再有本事，也不可能独揽一切。因此，越是高明的管理者，越愿意授权与下级。特别是对于远离指挥中心、独当一面的负责人，更应通过授权这一手段，来充分发挥他的独立负责作用。然而，授权不是交权，更不是大权旁落。什么时候授，授到什么程度，什么时候收回等，都有许多学问。让我们一起来看看三国时期曹操如何授权名将张郃的。
张郃，原是袁绍手下的战将，在官渡之战中，为逃避谗言迫害，临阵投奔了曹操，被曹操拜为偏将军，封都亭侯，随曹操攻邺州，击袁谭，征东莱，破马超，围安定，屡建奇功，深得曹操器重。建安20年，随曹操入汉中征张鲁，张鲁投降后，与夏侯渊一起守汉中。张鲁降曹，对刘备十分不利，率精兵争汉中，激战中夏侯渊丧命。“当是时，新失元帅，恐为备所乘，三军皆失色。”危急中，夏侯渊的司马郭淮站出来说：“张将军，国家名将，刘备所惮，今日事急，非张将军不能安也，遂推郃为军主。”此时，曹操远在长安，听到这个消息，大吃一惊，但其很快镇静下来，采取了两条紧急措施：一是马上派人去前线，给张郃以“假节”（授予杀违犯军令人的全权），庄重地承认批准了诸将对张郃的推戴。张郃“勒兵安阵，诸将皆受郃节度，众心乃定”。二是“遂自至汉中”，亲自去安排下一步的军事行动。既授权予张郃，前线已安定，曹操再亲去汉中不是多余吗？不，这正是曹操善于授权的表现。因为第一，从当时的情况和张郃的才干看，只有授权张郃，才能稳定局势；第二，夏侯渊丧命，曹兵败绩，虽然军心已稳，但在是攻是退这样大的决策上，张郃是难以做主的，如果迟迟不去，前线军队必处进退维谷之境地，将引起新的混乱。果如以上分析，正在张郃进退两难之际，曹操到了前线，审时度势，下了退兵命令，全军顺利撤回。
这里曹操授权有三点可称道：
一是授的果断；
二是授的适度（只限于斩杀违令士兵，稳定局势）；
三是收回及时（曹操亲去前线指挥，授予张邻的假节权自然无效了）。
这三点，曹操掌握得从容不迫，井然有序，一场大乱的危险转眼之间被排除了。
授权必须是可控的，不可控的授权就弃权。善于授权的管理者，同时也必须是善于控权的管理者，两者相辅相成，才能确保对全局的有效控制，确保权力的有序运行，最后达成授的功效。
控制情绪 修炼情操
管理者，特别是高级管理者，几乎每天都要决策拍板，如意的事和不如意的事经常会碰到。善于控制自己的情绪，使自己的心理保持平和、稳定状态，是保证决策正确的重要条件。一个高层管理者情绪的好坏，甚至可以影响到整个公司的气氛。如果他经常由于一些事情控制不了自己的情绪，有可能影响到公司的整个效率。
激而不怒
司马懿与诸葛亮进行过多次交锋，初遇劲敌时，曾犯了“瞎指挥”的失误，白白断送了名将张郃的命。这让其认识到与诸葛亮作战，只有以逸待劳、以守为攻才是上策。
公元234年，诸葛亮亲自率蜀国大军北伐曹魏，魏国大将司马懿采取了闭城休战、不予理睬的态度对付诸葛亮。不管蜀军如何挑衅，司马懿硬是岿然不动，即使采用“致巾帼妇人之饰，以怒宣王”加以侮辱，“司马懿看毕，心中大怒，乃佯笑曰：‘孔明视我为妇人耶！’即受之，令重待来使。”
《十一家注孙子》道：“彼将刚忿，则辱之令怒，志气挠惑，则不谋而轻进。”即是指敌方将帅性格暴躁，就故意挑逗激怒他，扰乱他的情绪，使其丧失理智而盲目行事。显然，诸葛亮正是想达到此功效，司马懿却以坐下来与使者闲谈的方式将满腔怒火转移并消融，这颇有些“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的英雄本色。
此战，诸葛亮激侮术失败，司马懿情绪控制如此之好出人意料。这终使诸葛亮心烦意乱，久病不愈，很快就病逝了。诸葛亮去世后，不几年，司马懿便成功地发动了军事政变，夺取了整个魏国的大权，为统一全国建立晋朝打下了基础。
马懿激而不怒，表现了良好的管理心理素质。作为管理者，在现今竞争如此激烈的社会环境中，如果没有一个良好的心理素质，不能保持健康的情绪，让喜怒忧哀左右了决断，是注定要失败的。
广纳谏言
一般来说，人头脑冷静时，听取不同意见比较容易，在头脑发热时，听到不对口味的话，往往很难采纳。
公元219年，大概是刘备最惬意的一年，他征战到59岁，终于平定了大西南，当上了汉中王。但在此时，传来义弟关羽被东吴杀死，荆州重地丢失之噩耗。当时，刘备并不吸取关羽头脑发胀、骄失荆州的教训，而是急于称帝，举起光复汉室大旗，先伐吴，后伐魏，这就是彝陵之战。虽说当时的形势对刘备是有利的，但其自估甚高。秦宓从出兵时机不佳这个角度，一再提醒备，“天时必无其利”，希望刘备慎思，刘备难以接受，盛怒之下，将其关进了监狱，让其“坐下狱幽闭”。刘备一意孤行，果然吃了大亏，他败回永安，羞惭难当。
管理者都是活生生的人，想问题、办事情不可能没有发热时，当热则热，但热要有一个限度，热过头，再好的不同意见，也会变成耳旁风。所以，管理者遇事需冷静自持，控制自己的不良情绪，多听逆耳之言。
育人
领导与用人包括选才、育才在内，是一个永恒的政治大题。纵观古今中外，一部领导人的用人史，实际上是一个国家、一个社会兴亡盛衰的历史。任何阶级或政治、军事集团要想取得成功，必须解决人才问题，进而才能按自己的政治目标，去造就支撑自己政权大厦的干部队伍。
建立良好的用人环境
人才的成长和发展，自身的主观能动作用固然重要，但客观环境的影响是绝对不能忽视的。人毕竟是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下成长起来的，客观环境犹如大地，主观能动犹如种子。客观环境除社会这个大环境之外，还有许多具体的周围环境，如师长的教诲、上级的指导、家庭的熏陶等。三国大将吕蒙能够成才成器，自身的勤学与努力是一方面，还有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就是他遇到了一个明主、一位贤母，明主和贤母对他教诲有方。
吕蒙遇到的明主，自然是孙权。“拔吕蒙于行陈，是其明也。”今天看来，说“拔吕蒙”为明倒不如说教育、培养吕蒙更确切些。纵观历史，虽说帝王鼓励人读书学习的例子颇多，但像孙权那样苦口婆心、循循善诱的却少之又少。孙权为了其霸业早成，盼才心切。他针对吕蒙缺少文化素养的先天不足进行开导。当吕蒙以公务繁忙推托，权肯定这一事实，并以已为例，让其无辞可托。当吕蒙意识到学习的重要性时，孙权又授之以法。像孙权这样由浅入深、高屋建瓴、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的教育劝勉，应该说是非常高明的培养方法。
吕蒙的母亲对吕蒙的成才也起了重要作用，如让十五岁的吕蒙到战火中锻炼；教育吕蒙要顾全大局，不要义气用事等。
“致天下主治者在人才，成天下之才者在教化。”一个好的教化环境，对人才的成长起着极大的促进作用。塑造这个环境，是整个社会的责任，上下左右都有义务。有的管理者，只知道用，不重视育，一听说投点资或抽调员工培训，就很不耐烦；有的倒是“恨铁不成钢”，一说话便把人批得灰溜溜；更有甚者，望子成龙，棒打致死。
选人用人固然重要，但若忽视了培养教育，干部队伍就如同“竭泽而渔”，断了后劲。刘备学识有限，对如何培养教育下级知之不多；诸葛亮在这点上弥补备之不足，为蜀国后备人才的培养做出了重要贡献。可以说正是诸葛亮苦心育军，蜀国才出现一时的鼎盛，积蓄了能够进攻曹魏的力量。
同时，曹操也十分重视广开学路，从根本上培育人才，解决人才匮乏的问题。在他下达《论吏士能行令》的同年，还下达了修学令，“其令郡国各修文学，县满五百户置校官，选其乡之俊而教之”。像曹操这样重视用教育方法造就人才的人，在战乱颇多的三国时期是很少见的。
当今世界，新技术日新月异，这对人的素质要求越来越高，对人才的培养也变得越来越迫切。有远见的领导者，不仅会使用现有的人才，而且还会适时地培养人才，尤其是具有潜在能力的人才，以此来保证企业的可持续发展。
考察与选派接班人
考察干部是组织人事部门一项经常性的重要工作。考察的结论是否真实，对能否正确任用干部关系极大。用人失误往往源于考察的失真。“人上一百，形形色色”，古往今来，考察失真的例子实不少见。曹氏三代对司马懿的考察，可称失真的一个典型。
曹操身边主管人事之官崔琰，与司马朗交往中，发现其弟司马懿才能卓越，便向操举荐。操求才心切，下令辟用。司马懿以有病为辞拒之。曹操“使人夜往密刺之，帝（司马懿）坚卧不动”，操信之。曹操当上丞相之后，发现被司马懿骗了，再一次去召唤。“及魏武为丞相，又辟为文学掾，敕行者曰：‘若复盘桓，便收之。’帝惧而就职。”
因司马懿行骗在先，虽入曹营谋事，但操对其并不信任，日常工作，格外注意。经过观察，曹操发现其确实有才，但同时感到他“内忌而外宽，猜忌多权变”，又听到众议司马懿有“狼顾之相”，对他更加有疑虑。于是提醒其儿子曹丕要严加提防。曹操的疑心，司马懿明确于心，因有性命之忧，其愈加勤奋，深得曹丕嘉赞，终让曹操打消了疑虑。
曹操死后，曹丕撑魏之大权，司马懿备受青睐，扶摇直上，但其自立野心亦日益显露，可曹丕终未发觉，至死还赐予他一顶顾命桂冠。至曹丕之子曹睿执政时，司马懿已掌握大部分军政大权。待曹睿察觉，为时已晚。
曹氏三代对司马懿的考察是失真的一个典型，这一教训也异常深刻，司马懿所以瞒过曹操，因利用了操之子丕；瞒过了曹爽是因其选用的考察人素质不高。虽没有瞒过曹睿，但曹睿又发觉得太晚，已无力采取措施。
看来，要防止考察的失真，起码应做到三点：
一是广泛听取群众意见，千万不要为身边人进言所左右；
二要切实选好具有胜任力的考察人；
三是构建科学的考察制度，现在时代不同，考察人的制度也是与时俱进，更加规范化、科学化。
在三国时期，刘备考察干部，往往是直接接触，其深入的作风至今可以称道。曹操和诸葛亮都注意从制度上抓起，各有一套办法。诸葛亮的《阴察》、《考黜》、《察疑》诸篇都体现了他的建制意图，有些论述，至今仍不失光辉。曹操在这方面，用的精力很大，抽调专门力量，制定了许多带有规范意义的条款。其营下舍人刘劭，所著的《人物志》对如何鉴别人才提出了“八观”、“五视”之说。此外，该人还受诏专门作《都官考课》七十二条。考察人素质的高低，知识面宽窄，作风深入不深入，尤其是公道正派做得如何直接关系到考察结论的真实与否。
因此，在现实的干部考核中，决策者应千万注意选派确能胜任考察工作的人，必要时应亲自出马，深入到群众中，并与考察对象直接接触。高高在上，仅听汇报，判断结论总是心中无底的，更无法选用到所需之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