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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部分
到公元前3000年代初，成群的原始农民已在中国大部分地区安家落户。例如，在华南长江入海口附近的湿地上，村民们居住在结构坚固的木房里，这些木房被建造在木桩上——很像东南亚的那种木房。他们制造骨器和木器，纺织布匹，雕刻象牙饰物，制作粗糙的黑陶器皿。他们原先是猎人，曾追捕过那些最具有挑战性的猎物——象、犀牛、熊和虎；也捕猎野绵羊、鹿、猴和海龟。狗和猪很早就被他们驯化了。很快，他们又利用水牛来运输和犁地。水稻是他们的主食。他们可能是在同东南亚人的早期接触中学会种植水稻的。
在中国北部大草原般的高地上，一种不同类型的农业也兴旺发达起来。沿着中国最伟大的河流——黄河的中段，伸展着一片广阔的高原，高原上覆盖着深厚致密的黄土层。这些黄土是被西北风吹来的。几千年来，西北风从950公里远处的戈壁沙漠上卷起表土，将其吹至黄河两岸，黄土便在这里沉积下来，厚度达135米。风和突如其来的洪水又不断重塑着地貌，将黄土切割出了满眼金黄的万千景象——丘、壑、峭壁、梯地和塔楼。空气中长期弥漫黄褐色的烟雾。年降雨量不足50厘米；不过对于农民来讲，幸运的是这些雨水大部分降在夏季。7、8月份的天气非常炎热。冬天，烈风和严寒将这里变成干旱的苔原。
然而，对中国早期的农业生产者来讲，黄土高原有着某些优越条件。这里没有森林需要砍伐，也没有厚重的草皮需要芟除。居民们只须把地表覆盖的一层薄草烧掉，用建议的挖掘棒松动粉状的土壤就可以。另外，黄土中的矿物质含量异常高，这为农业提供了用之不竭的肥料。
尽管诸种条件相互抵牾，该地区还是生产出了中国北方的第一批重要的剩余产品，促成了这支中将统摄东亚大部分地区的文化的兴起。到公元前3000年代，农民们住进了紧凑密集的村落，这些村落开辟在临黄河及其支流的黄土台地上。那里的气候过于恶劣而不适合种植水稻；粟是主要的农作物，这种鼓舞的野生祖先最初也生长在这个地区。
在陕西省的半坡，形成了一个重要的村落。半坡村位于黄河的主要支流之一——渭河的沿岸。该村覆盖面积约5公顷，建在河边的一个台地上。村中的房屋均集中在一个中央大院里。村民们在大院的周围挖了一圈巨大的壕沟。壕沟可能是用来排水或防御的，抑或两种功能兼具。每所住宅都由一个单间构成，形成为圆形、正方形或长方形，直径或长度通常为3～5米。很多房屋被建成半地穴式，室内陆面下陷，低于室外的地面。木柱支撑着一部的泥巴墙。房顶用细树枝或芦苇铺成，上抹灰泥。房顶伸出在屋墙之外，以减少雨水冲淋。每所房屋的门都为斜坡式。村民在房屋之间挖坑储物，许多财务，尤其是谷物，都藏在坑里。村中还有很多饲养家畜的棚圈。
过了一段时间，该村便发展为一个可能拥有600人的繁荣公社。为了给村庄沟界内的每个人提供住所，村民们在中央广场建造了一个公共大房，并把房子分隔成若干房间，以供各个家庭居住，每个房间都有自己的壁炉。
村民们的食物多种多样。除了粟，他们还种植和采集本地的蔬菜、水果和坚果；这些蔬菜有白菜、黑刺莓和松子。他们一般都饲养猪和狗来获取肉食，少数情况下也饲养牛、绵羊和山羊。
他们已经种麻织布，先将麻纤维纺成线，再将麻线织成布匹。另有证据表明，这里的村民还纺织丝绸。在这个地区发现了粘土做成的蚕模型，这说明他们已开始饲养蚕。蚕做成的茧可以提供闪光晶亮的丝纤维。
半坡里的手工匠人能够制造新石器时代各地农民都爱使用的那种工具和饰品——石刀、石斧、石镰、挖掘棒的尖头和各种各样的陶器。甚至还在早期阶段，他们就已展示了卓越的技艺和少有的想象力。村庄的陶器作坊建在居住区的东边，至少拥有6座陶窑。在这里，半坡陶工烧制出了异常多样的陶器，陶器的形状、尺寸、图案、釉彩各不相同：从日常使用的最简单的灰陶碗、陶瓮，到用漩涡形、三角形等抽象图案，或鸟、鱼、蛙和任免的逼真图案装饰的精美礼器，应有尽有。
这样的农村公社，在黄土高原及其南部、东部的临近地区涌现出了几百个；它们被统称为“仰韶文化”，这是以其中一个村落的名字命名的。除了其共性之外，这些公社还各具特色。陶器风格，可能还有乡风民俗，各地之间殊异。最东面的山东半岛（在黄河入海口附近伸入黄海）上的大汶口人将陶罐烧成猪或其他动物的形状，造型十分美观。他们还用玉、象牙和嵌有绿松石的骨头制作精美的装饰品。不过，支撑各地村落存在的基本框架却是相同的：以种粟和养猪为基础的农业，和在黄河及其支流岸边的高原台地上的定居生活。
大约公元前3000年代中期，这些人的传统习俗开始发生变化。这些变化首先发生在黄河下游沿岸地区，并逐渐向外扩展，超出仰韶文化区及其以北、以东的其他地区。迅速发展的农业经济开始创造文明的各种表征。村落在发展壮大，变得更加繁荣，更加富有社会组织性。人们开始在更大的范围内进行接触，并有可能开始了贸易往来。这个阶段的文化被称作“龙山文化”。龙山文化时期，人们的物质财富有了较为迅速的增长，贫富差别变得越来越明显。此时在公社的牲口圈里，除了猪外，还有山羊、绵羊和鸡，这些动物为以猪肉和小米为猪的食谱增添了新花样。
龙山陶器呈现出一种新的略为质朴的雅致风格。仰韶陶工以粘土圈儿手制陶器，而龙山匠人则使用陶轮。他们重新设计了陶窑，以便更好地控制烧制过程，创造出更高的温度：这样，他们就能生产出器壁比蛋壳还薄的精美陶器了。
伴随着这些技术成就，龙山人似乎摆出了一副比他们的祖先更厉害的防御姿态。他们的工匠除了将石头切成片状磨光，做成工具外，还制造了更大数量的矛头、箭镞之类的物品。在每个居住区的周围，龙山人都建立起巨大的坌上路障，这可能是防御进攻的防线。武装冲突看来已经成为龙山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了。
仰韶村民把死者埋在居住区外的墓场，他们的后代则把尸体葬在城镇的壁垒之内。龙山人的墓葬常常挖在房地之下；死者如果是儿童，则被放置在葬瓮中，而后再将葬瓮砌入地基墙内。龙山人的埋葬方式表明，他们所奉行的另一种习俗是祖先崇拜。每个家族都把他们的祖先葬在近旁，他们认为祖先的肉体虽被掩埋，但灵魂在一定时候却会显现。
在龙山文化当中，发生了更广泛的变革。氏族首领出现了，他们是在战争中发迹和在村社事务中居于主导地位的男子。权势和财富的不均开始将龙山人划分为不同的社会阶级，贵族统治着公社的其他成员。一些男人出去作战和抢劫，另一些则饲养牲畜和种粟。
贵族统治者自然要招揽助手和谋士，其中包括萨满巫师，他们的主要职责是卜测未来，这些圣人通过观测星相来预告四季和播种、收获的最佳时间。他们还发明了其他的占卜方法，并将其用于各种场合。其中有一种占卜术需要烧烤动物骨头，特别是绵羊、猪或牛的肩胛骨；祭司根据骨头受热后产生的裂纹来占卜集体狩猎和军事行动的结果，语言生死，解释梦和其他征兆。
龙山文化的首领可能频繁发生战争，而他们所进行的最伟大的战斗却是反抗大自然的斗争。黄河是世界上最危险的河流，它挟带的黄土不断地抬高河床，致使其河水定期泛滥，溢出河岸的洪水会用上冲积平原，淹没几千平方公里的土地。对居住在它附近的人来说，还存在着更大的威胁，那就是它的彻底改造，历史记载的黄河改道至少有26次。中国人把黄河称为“悲伤河”，它夺去的生命数不胜数。
虽然中部大平原是由黄河从黄土区带来的泥土淤积而成的沃野，但因黄河的泛滥之险，早期居民都避免居住在那里。然而，人们耕作平原的愿望始终是强烈的。到平原上定居的首次尝试可能是在龙山文化时期。那时，巨大的堤堰、泄洪渠和水库都在黄河流域修建起来。
中国的神话传说把治理黄河的功劳归于中华文明早期的一个国王——大禹，据说他生活在公元前23世纪。像世界上其他文明的英雄一样，禹是一位具有神力之人。其一系列祖先都拥有超自然的品性，禹的第一位祖先即是以龙身之象降临于世的，这位奇伟非凡的生灵是中国传说中的“三皇”的第一位，他因发明占卜术和设计渔猎用网而受到人们的尊敬。
公元前2205年，禹建立了他自己一生中最大的功业。据传说中讲，他制服了席卷中国中部平原、连续13年泛滥成灾的洪水。他集中了中国北方的全部人口，建立了一套巨大的堤坝和排水系统，将河水限制在它自己的河道里。后来中国有句谚语：“要不是禹，我们就会变成鱼”。
大禹也许是传说中的人物，但是像他一样有权威、有远见的某位领袖或领袖群可能在龙山文化时期已经出现。治理黄河的斗争、大规模控制洪水的最初的著名尝试、在富饶的中部平原开始的定居生活——所有这一切都表明，组织日益精良的社会权威业已出现。中国的古书对此讲得很多，据书中所写，大禹是中国第一个有历史记载的王朝——夏朝的开创者。
关于夏人的历史，人们知道得不多，最早的夏王世系表出现于夏以后近两千年的古典文献当中。显然，地处河南二里头的夏王国首都属于龙山文化晚期，并具备龙山文化的大多数不利和有利条件。像龙山人一样，夏朝推动着中国向前走出了关键性的几步。它的国王组织军队和大量劳动力修建城墙和坌土地基的宫殿。夏朝的工匠将玉雕琢成精美的工具和饰品。青铜武器赋予了战士们获得胜利的武艺，青铜冶铸的器皿为王宫的礼仪增添了优雅的格调。王国的学者可能已经使用原始的图画文字，这种图画文字源于更早的氏族标志，后来发展成为全民的文字。以后的诸文化都相信夏朝创造了中国最早的历法。
王朝的各项进步都是在残酷的统治下取得的。夏朝国王通过强大的军队和恐怖的礼仪的结合，来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其礼仪部分地建立在人牲宗教的基础上。从在首都二里头发现的人牲尸骨可以看到：他们被捆着双手，头颅却不知下落。
夏的全部疆域及其对横贯中国北部1600公里的地区所施加的影响，并不完全清楚。夏人无疑是同王国周边的其他民族进行着贸易，同中国南方从事稻作的居民肯定也有联系。对于夏的统治者来说，这些外国人或外地人都不过是未开化的蛮族，而天定的宇宙中心是夏朝国王的御座。
根据传说，大禹之后相继有16位国王，凡439年。随后，该王朝亡于当地另一支更为强大的民族——商人之手，商人于公元前18世纪夺取政权。商朝集成了夏的遗产，恰恰在世界上其他文明的基础都被动摇之际，将中国文化发展成为了亚洲诸文化中的翘楚。在美索不达米亚，巴比伦人继承了苏美尔丰富的文学和立法遗产，却被迫臣服于从东北席卷而来的部落民。克里特岛上，繁荣昌盛的米诺斯文化也被消灭了，尽管它的某些光辉在以后希腊城邦的商业和艺术风气中还偶有反射。尼罗河两岸，法老们的自豪精神只苟延了几个世纪，随后内忧外患就将王国搞得民穷财尽。在最初的几大文明当中，唯有中国在混乱骚动之中，携着她无可怀疑的主权和完好无损的传统脱颖而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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