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无条件的“孝道”到有条件的回报传统家庭伦理的核心是“孝道”,这时的孝道是绝对的、无条件的。即父母给了儿子生命,并抚养其长大,就已经尽到了做父母的责任,年老后儿子就要无条件回报父母的养育之恩。传统孝道实际上是一种子女对父母的单向义务。 “孝” 作为传统家庭伦理的核心依然被农村村民认同,村落舆论依然也会对子辈的不孝行为构成压力,但是村民尤其是年轻一代对“孝”的理解发生了很大的 变化。这一状况集中体现在发生赡养矛盾或纠纷的时候,父母通常会按照老传统指责儿子“不孝”、“没良心”,儿子一方则通常会为自己辩护,认为自己并非不愿 意遵守“孝道”,而是父母的行为有“不正确”之处。这些“不正确”之处主要集中在三方面: 其一,父母对各个子女没有公平对待,如在分家的时候分配田亩、房产、义务等方面不公平,平时多给某个儿子钱、物或劳务帮助等。其二,父母没有切实履行其职责,如没有帮助照看孙子女,没有替儿子娶亲,没有为儿子盖新房子,儿子建房子时没有给予应有的帮忙等。 其 三,父母对媳妇不好,如出言不逊或辱骂等。在一些地方是否履行对父母的赡养义务取决于父母对他们的付出,即“付出-回报”原 则,这一原则在父母和儿子(媳妇)那里则有着不同的内涵。传统社会中那种要求儿子无条件回报的“孝道”已经让位于当今有条件的回报原则了,而且这一条件的标准掌握在儿子(媳妇)的手中,可以指责父母行为的“不正确”。这就不禁使人产生疑问,为什么儿子能改变这些,做到这些呢?调查发现,原因就在于当代我国农村家庭代际权力关系发生了极大的变迁。 | |
父辈的权威全面失落 不少年轻人有看不起父辈的倾向在传统农业社会中,家庭既是生活单位,也是生产单位,家庭几乎承担了包括生育、教育、宗教、生产、消费、娱乐等在内的一切社会功能,家庭的稳定关系到社会的存续,因此,这是一个“家”本位的社会。该社会中的家庭伦理、国家法律以及家族法规从维系家庭的稳定出发,均赋予传统家庭中的家长以无上的权威。家长的权威集中体现在其对子孙拥有绝对的惩戒权、财产权和主婚权这三大权 力,其中财产权或经济权是家长权威的基础。 但是,随着时代的推移,尤其是建国以来我国经济、政治制度的巨大变革,家庭代际权力关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父辈的权威全面失落。法律不再赋予父辈对子辈的惩戒权和主婚权,而是实行家庭成员平等、子女婚姻自由的原则。更重要的是,原先父辈对家庭财产的控制权一步步丧失。
表现之一为家产主体的消解导致无财产可控制。在传统社会,家产的主体是是田产和房产,法律赋予家长对家产的占有、使用、支配和处分的权利,家长对家产的控制 是其权威的基础。但是建国后的一系列社会变迁消解了这一基础,首先是田产的消解。从土地改革运动到人民公社化运动,公有制正式确立,原先由个体家庭所有的 土地逐渐收归集体所有,家长因此丧失了对田产的控制。表现之二为代际职业分化导致子辈取代父辈成为家庭财富的主要创造者以及子辈个人财产权利意识的增强。随着代际职业分化的加剧,子辈创造财富的能力不断提高,个人财产权利意识急剧增强,导致家长对家庭财富的支配权被大大削弱。据一些村民反映,不少年轻人都有看不起父辈的倾向。 | |
媳妇转变为强势的女主人 农村老人晚年生活十分悲惨家庭代际权力关系的变化还体现在媳妇地位的急剧上升,即从原来完全听命于公婆丈夫的“小媳妇”转变为强势的女主人。在子辈家庭内部,妻子对家庭经济的贡献越来越明显,其家庭地位也有显著提高,传统时代的婆媳关系被彻底颠倒。这些变化必然对赡养关系产生直接的影响。 在私有制经济条件下,富裕家庭妇女不参加农业生产,中等经济条件以下的家庭一般也实行男外女内的劳动分工,女性通常只在农忙季节参加田间劳动。土地改革后, 家庭占有土地财产的相对均等化使雇佣劳动失去了基础。集体经济时期,土地和大型生产工具都收归集体所有,农户家庭只能依赖劳动力换取工分获得收入。为了提高家庭收入,青壮年妇女普遍参加劳动,中青年妻子与其丈夫一样也成为家庭收入的创造者,男女平等观念有了坚实的经济基础。 当代我国农村社区的老人和在传统社会中一样,都是在家庭中养老。调查发现,与传统时代相比较,当今农村家庭的养老功能急剧弱化,老人的晚年生活十分悲惨。具体而言,首先,经济供养内容萎缩,丧葬费和口粮基本上能有所保障,但生活费和医疗费则难以保证,老人劳动自养的情况很普遍,生病后不去治疗等死的 状况也很常见。其次,在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方面甚至出项反向趋势,老人不仅得不到子辈的照顾,反而要帮儿子做家务、干农活、照看孙子女,子辈不仅不能带给老人精神上的安慰反而经常让老人受气。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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