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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经》是我国古代一部乐歌总集，它是由于配歌的需要而出现，并渐渐因乐师的选用而编在一起的。由传说中的三千余篇，到目前所见的三百零五篇。这些诗的来源，昔人曾有采诗和献诗的说法。说有采诗之官主持其事，或诸侯献诗规过。但此种完备制度，恐系后人臆度：一、记采诗献诗之说为汉人所记，其言采诗制度颇为完整，实为儒家理想之夸张；二、现存诗中前后年代及地区分布之数量不平衡，如有完备的采诗制度，何以前少后多或偏于某些诸侯国；三、现存其他书中，尚有未采入之逸诗。观其内容，实可采入。故采诗之说不可信。 三百篇纯为乐歌，那么乐歌为何能如此大量地聚集起来？ 周以礼、乐为教化之本，故伴随音乐发展之诗亦为人所重。这些诗伴着乐曲，经乐工之手，并在民间流行。既有民间歌谣入乐，亦有因乐而作词者。这些诗为人们口传心诵，逐渐许多佳篇固定下来，大致形成三百篇。这三百篇，一说定于孔子，一说孔子之际已为三百。 言孔子定诗三百者，见《史记?孔子世家》，有影响，但亦有否认者。其理由是：一、其说仅见于《史记》，无佐证；二、三千与三百之比，较悬殊，未免删诗太多，不近情理；三、孔子讲礼教，不能留郑、卫之音；四、先秦诸子称诗，均言三百，未论三千。故孔子删诗之说不可信。 孔子自述，一再言三百之数，诸子亦然。孔子书中亦未提删诗，且在孔子前之人言国风情况，已为三百篇，然则又因何而有逸诗？三百篇为有谱可歌之篇，逸诗则否。三百篇为人所重，则因孔子之推重。 《诗经》既在孔子推重下而成经典，于是便有人来为它归纳体例，如《周礼》和伪毛诗序中便提出六诗、六义之说，即风雅颂、赋比兴。前者为体，是乐章之名。后者为言，是修辞技巧。《诗经》之体，应为“南、风、雅、颂”（有称四诗的，有的将“南”并入“风”中）。“南”为南方音乐之名，“风”是乡土乐歌，“雅”是和南对立者，是西周之声，“颂”是兼舞之乐。 赋比兴是《诗经》的写作技巧，试释如下： 先说赋。刘勰《文心雕龙》云：“赋者，铺也，铺采摛文，体物写志也。”朱熹《诗集传》云：“赋者，敷陈其事而直言之也。”所谓赋者，不过是用素朴的文字表现内心感怀。 再说比。刘勰云：“比者，附也。附理者切类以指事。”朱熹云：“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比是以一物比一物，而所指之事常在言外，把本事同比喻作平行的比。如“伐柯如何？匪斧不克。取妇如何？匪媒不得”即是一例。 兴的歧义最多。刘勰：“兴者，起也。起情者依微以拟议。”朱熹：“兴者，先言他物，以引其所咏之辞也。”兴是一种象征，触景生情，触物起兴，对一种物象，有了感情，因而引起别的情绪。二者可能有关联，但也有无关联而诗人由此引起诗思的。例如“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 这是诗经的六义。如按今日看来，《诗经》内容大体可分为民间歌谣诗人创作及贵族歌曲。民谣为最主要部分，它的两大题材是农歌和恋歌。其农歌部分尤具史料价值，主要写农民们的劳动生产，所受的压迫与剥削、苦难的生活等。例如：《魏风?七月》描写农民全年农业生产过程、贡物剥削及徭役的沉重，反映农民遭受的人格侮辱及其苦难生活。《魏风?伐檀》反映劳役、实物地租的剥削及农民的不满和反抗情绪。 总之，《诗经》是古代遗留典籍中窜乱较少的一种，因易于上口背诵，故存留较全。其涉及问题较广，故为研究古史的重要史料之一。历代研究诗经者亦多，清学者陈奂的《诗毛氏传疏》和马瑞辰的《毛诗传笺通释》，可供初修《诗经》参读。（《今晚报》2013-10-0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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