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诺贝尔文学奖的得主是加拿大短篇小说家爱丽丝门罗，82岁，在中国被翻译的完整作品只有一部《逃离》，够冷僻的作家了。用非常媒体化的说法（也是比较头脑简单的说法），这是“爆冷门”。而在2013年10月第二个周四下午七点（北京时间）之前，被博彩公司以及网络力挺的门罗竞争者们，特别是前几位如村上春树，白俄罗斯的阿列克谢耶维奇，阿拉伯的阿多尼斯，以色列的奥兹，美国的菲利普罗斯，好听点叫陪跑，有的就用上“大热倒灶”了。首当其冲用来做新晋得主陪衬的，也非排名第一的村上君莫属。
记得在我参与的一个文学奖评审中，因为某位评委的文章在论及某个入围作品时称之为“搅局”，让作家非常不快：“我并没有主动参加，何来搅局？”文学奖除了文学，也是一场游戏，必然掺杂不少非文学的因素，诺贝尔文学奖同样如此。唯其如此，也才有那么多非文学的关注，才会有“爆冷门”与“大热倒灶”。
近十年来对诺贝尔文学奖的报道，也是一个逐渐了解这个奖以及世界作家的过程，了解它的游戏规则，它的某一类的作家人群，而这几乎是与最好的最优秀的划等号的。尤其是在客观上诺奖对文学的推动与普及，它让更多的人关心文学（哪怕是暂时的），特别是西方世界的作家进入到中国读者的视野（十年前我在旧书店买到一本Dance of the Happy Shades，而现在你轻点鼠标就可以在网上订购到新版的《逃离》）。当然，对获奖者、获奖标准的争议从未停止过。不过，即使在这样不文学的环节，我以为一样有所收获，读者、报道者何尝不也是一种“陪跑”？
村上在某篇访谈里谈到诺贝尔文学奖时说，诺奖太政治化，不适合他。对于进入竞争名单（赔率名单）起码六年的村上而言，我怀疑这样武断的说法是否出自作家本人，或者太多上下文需要联系。我想，大概每个作家都不能拒绝这个奖，作家可以拒绝领取，但参与却跟“我没有主动参加”是一样道理。我们的习惯在于，希望读到“这些年当他陪跑的时候，他在想些什么”，却忘了与其读一篇作家就此事的访谈，远远不如去读他的作品，去把握一个“哈姆雷特”就够了。对爱丽丝门罗，我也这样认为。
就我心目中的村上而言，他是严肃作家，也是有政治倾向与政治关怀的人，他的作品中透露出的对写作的坚韧尤其让我赞佩。
无庸讳言，村上的小说在我的青春期深刻地起到了作用。虽然由他而旁及的菲茨杰拉德、托马斯曼和卡佛，虽然由他的小说而旁及其各种类型的随笔，我都一直认为他用力最深的是在其长篇小说。
读了《海边的卡夫卡》之后，我觉得以前我喜爱的村上小说发生了变化，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一边继续收集他的随笔作品，一边阅读《海边的卡夫卡》、《天黑以后》、《1Q84》，但保持审慎的态度。从村上早期作品开始读的人，应该不难明白这种感受；我保留了村上早期的作品，特别是短篇，它们就像是为20岁左右的城市年轻人所定做的。只是现在回头来看，这些令人愉悦的阅读与其说是对经典作品的敬重，不如说是某个读者的纪念品罢了。
我还记得当年读《发条鸟年代记》和《寻羊冒险记》的不适感。这种感觉与后来读村上的长篇非常类似。而这样的感觉，村上也有所解答：
“我认为，自己作为一个小说家，这部作品乃是实质上的出发点。如若一边经营店铺，一边继续写作类似《且听风吟》和《1973年的弹子球》那样诉求于感觉的文字，早晚有一天会山穷水尽，才思枯竭。”（《当我谈跑步时，我谈些什么》）
按，村上所说的“这部作品”，即是《寻羊冒险记》。不可否认，最初的畅销模式裹挟了一大批读者，但这不是可以漠视村上小说形态、将之归于畅销青春这样简单标志的借口，虽然事实上不少人仍旧是这样看待他，即使在诺贝尔文学奖面前。如果说要真正理解一个小说家的世界，他的建构方法，那么必须要看他的创造性作品。对村上而言，是《1Q84》这样的作品，而不是《挪威的森林》，更不是其他早期小说。
在村上的随笔作品中，关于音乐、生活这样的文章不少，但也有关于东京地下铁毒气事件的调查文章（《地下铁事件》、《约定的场所》）。这是他作家多面性的一面。在对村上所有的认识与标签中，这并不是最大的反差。
2009年，村上在获得耶路撒冷文学奖时发表了瞩目的演说《高墙与鸡蛋》，“在墙和鸡蛋之间，我选择站在鸡蛋的一边。”在村上之前，一贯对主流、官方保持怀疑、批判态度的苏珊桑塔格在接受这个奖时（2000年，《文字的良心》），同样发表了批评以色列的演讲，这似乎很桑塔格，而村上这样的态度，则不免让人侧目了。
大概就是在那一年，我觉得无论是作为作家和作品，村上都有值得仔细阅读的地方，因为：隐逸、离群索居、对主流保持距离，并不就是谨慎、保守，并不就是不关心世界、与世界妥协，更不是称为洁身自好的优等阶级。从某种意义上，批判性和介入性是作家的必然性格，只是浓淡程度不同而已，只有在极不正常的地方，才会有要求作家发声这种事，才会有作家一言不发这种事。而最为可怕的，对作家而言是——文字里毫无真相可言。
试想一下，10月10日前后的村上，他会有这样热烈的期待吗？这是我们的臆想，很可能他照旧在跑步，照旧写作。对这位世界知名、在中国尤其知名的作家而言，他的一位译者说，他任何时候得诺贝尔文学奖都很正常，作为读者，我赞同这个说法，甚至这一次给了村上也是“实至名归”。
（责任编辑：杨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