啊，刘太格

啊，刘太格

我在这里提及我和刘太格是中学时期的同学，并无向诸位表示“我的朋友胡适之”之类，图意高攀这位国际知名城市规划师，纯然是为了写这篇文章，表达我对他教育孩子坚持不放弃母语的执著精神的敬佩，以及他对华文文化高瞻远瞩的见解。 　　认识刘太格的人都知道，他娶的是洋夫人，他本人也是精通英语。在这样一个环境之下，他们家的语境是使用英语，这是顺理成章的事。但潘星华在“四方八面”专栏上写的一篇题为《刘太格》的文章里却提到，刘太格谈及他两个现在在美国的孩子时，是这样说：“‘儿子已经工作，女儿还在读大学。他们跟我联系，无论是讲电话、写电邮，都只用华语、华文，这是让我最高兴的。’”他也说“他对现在新加坡学校教中文，只落在作为‘工具’的层面，感到忧心。他说：‘语言和文化分不开，一个华语好的人必须要有深厚的文化作基石，才能言之有物。语言表达能力不好，无法表达内心深沉细腻的感受，是痛苦的，也是一种损失。”正因为他站得高，看得远，所以他有此坚持不放弃母语的执著，也有具体的措施：“为了让孩子掌握好双语，他决定与美国籍的妻子分工，从孩子出生那天开始，妻子只和孩子说英语，他只和孩子说华语，而且绝不两语参杂。”（引号内文引自潘星华《刘太格》一文，笔者特此声明，以示尊重。） 　　我想，刘太格对于学习掌握母语、华文的见解，足以回答社会上某些人抵制母语、华文，借口华文难学，学而无用的肤浅与短见。难怪，潘星华在文章的结尾发出：“壮哉斯言！不是吗？”掷地有声的七个字，七个华文字！ 　　刘太格对使用母语、华文的执著，不仅仅体现在自己的家庭中如此锲而不舍。对社会，他也是不遗余力，身体力行，认真贯彻他的理念。他出任新加坡艺术理事会主席职，就积极扶持华文文化的发展，鼎力支持华文作家申请出版文集的资助。 　　在他任职新加坡艺术理事会主席期间，我曾两次向新加坡艺术理事会申请出版赞助，都获得新加坡艺术理事会的批准。样稿虽是送去新加坡艺术理事会审批，他身居高层，日理万机，不可能亲自审阅。书出版之后，我以申请者的身分，同时也以同学的身分，寄了一册请他雅正。他在百忙之中竟然抽出时间给我复函，前后给我写了两封回信。二零零零年五月十七日他给我的回信说道：“谢谢你赠送的近作《变脸的男人》。此短篇小说集，汇集了你早年与近年的作品，反映了新、港、中三地的生活面貌。是你所谓坎坷而又丰富的生活的反映，我很高兴艺理会能给予帮助。”显然，他是浏览过习作的。我当时是不敢相信他会有时间翻阅我的习作，还写了回信。二零零三年六月二十九日，他亲笔写给我另一封信上写道：“谢谢你赠送的跨越半世纪的散文集，看海去。文集中的时代，地方与人物，有许多是我经历中的一部分。比如，刘瑜、林惠瀛也是我最敬爱的老师之一、二。能通过你的文笔，回忆往事往境，是件快事。”如果他不是对母语、华文有这般炽热与深厚的感情，他怎会给我亲笔回信？前一封是亲自签名，后一封是亲笔书写及签名，这对我是极大的鼓舞。 　　母语、华文是否会持续在这个社会上滑坡，关键不在于华文是否难学，不在于教学方法，而是在于执政者是否认识到母语、华文是华族的根，华族的魂，而给予鼎力支持与发扬光大的空间。而作为一个华人，他是否能像刘太格那样为华文“只落在作为‘工具’的层面，感到忧心”，从而自觉地重新拾起光大华文的信心；是否能有这样一种醒悟，“语言和文化分不开，一个华语好的人必须要有深厚的文化作基石，才能言之有物。语言表达能力不好，无法表达内心深沉细腻的感受，是痛苦的，也是一种损失。” 　　没有认识，或是认识不足，一切免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