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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观察员/文 灵桥，初为浮桥，始建于唐长庆三年（823）。彼时，明州府治迁至三江口（821）方三年。 现代考古发掘成果表明，宁波罗城出现于晚唐乾宁五年（898）年，当年或许已有十个城门[1]（此与方志记载合），其中正对着浮桥的城门，因桥得名而为灵桥门。 南宋乾道《四明图经》（1169）起的历代郡邑志书中，灵桥又被命为东津浮桥；清康熙二十四年（1685）朝廷设立浙海关后，浮桥又曾名关桥；同治元年（1862），外人建连接城厢与江北之浮桥，是为新浮桥、新江桥，灵桥因此而被俗称作老浮桥、老江桥。尽管桥名数易，但灵桥门之名号则赓续千年，是所有城门（晚唐北宋有十，南宋后至民国有六）中唯一始终不变者。1936年，当浮桥改建为钢构固定桥即将完成之际，鄞县国民政府曾转请改建宁波老江桥筹备委员会将“（本埠）劳动服务团体呈请以老江桥改名为中山桥”作为议案，是年4月29日沪甬筹委联席会议及5月13日甬筹委第7次临时会议，均坚持“定名仍为灵桥，以保古迹”[2]。 可见，这座桥梁早已成为这座城市最为深刻的历史烙印。 灵桥整个1190年（823-2013）的历史，可分为浮桥史1113年（823-1936）和钢桥史77年（1936-2013）两段。 据《中国古桥技术史》[3]，在按始建年代排列的全国浮桥中，灵桥排名第六，但其前之五，均已不存或早改建为固定桥。故灵桥作为浮桥，系中国浮桥中最为长寿者。 方志碑文记载的这座浮桥之身世，可说是中国浮桥技术演变史最为完备的标本，也代表着中国潮汐江浮桥、通航型浮桥和城市型浮桥所达到的最高技术水平：1862年外人建造的新江桥，就直接抄袭了灵桥的形制，以至今人对着老照片，一时难辨其究为老江桥还是新江桥；浮桥最终退出宁波桥梁行列，直至1990年（那一年，江厦桥由浮桥改建为固定桥），其间（1949-1990），除桥排、浮体制作材料由木材而改为水泥外，总体形式结构与康熙年间的大同小异；老浮桥之“?船”（高帮浮体，《中国古桥技术史》中语）及桥梁形式，对近代宁波外滩轮船码头的建设也有着强烈的示范意义，1862年美商旗昌洋行始建之趸船式浮码头即近乎“?船”，而1874年招商局所建最早的栈桥式铁木结构趸船码头[4]，实际上与老浮桥的桥首一节桥排并无太大差别。 至于1936年建成的钢结构灵桥，是如今中国现存唯一三铰拱城市桥梁，1939年、1949年分别遭受过日军与败退国民党军的狂轰滥炸，虽曾疮痍满目、伤筋动骨，但终究屹立不倒；1994年经拓宽改建，荷载标准提高一倍（由汽-10升至汽-20），20年来完全承担起了这个交通节点的流量负担；更且桥下奉化江航道通航标准提高（由6级提高到4级）、而1994年改建后灵桥桥下净空降低了0.4米，大船撞桥的概率由此而大大增加，仅2008年到2011三年间，见诸报端的大船撞桥事故就发生了4起。另外，日常养护也远未做到认真细致，底铰浸渍于垃圾污水中，至少一支拱脚箱体内长期积水，导致内壁锈蚀损失截面1mm。任是如此，灵桥的基础、拱肋、吊杆及桥面系纵横梁等1936年的原主体结构，仍然相当健康，出问题的，反而是1994年改建拓宽时加载上去的焊接桥面板与人行道托架[5]。灵桥的坚强，事实上提示我们，尽管三铰拱、斜木桩和铆接工艺这种结构形式已然退出现代桥梁建设领域，但如果秉持严谨谦虚的学术态度，我们对灵桥的技术奥秘与施工质量，仍应保持起码的好奇与敬畏。 宁波有句老话，说是“田要买东乡，儿子要亲生”。这说的是鄞东七乡素为府城仰食之米仓菜圃的史实，而灵桥正是沟通城厢与那膏腴之地的人流物流之要津孔道，这意味着宁波的城市区域最早是向江东扩展的。迨至元明清，随着浮桥贯通的时间愈益拉长，江东也就日渐深化地纳入了城市经济圈范畴。而且纵观灵桥千年史，它没有一次是出于军事目的而兴建修葺的，故而灵桥为民用桥梁，又是城市桥梁。 城市桥梁，要求的是桥梁的全天候持续贯通，但浮桥，本质上却是一种临时性的、过渡性的交通设施。灵桥所以在漫长的千年里无法成功地嬗变为永久固定桥，个中原因当为技术层面的，亦即以传统手段欲在潮汐江上架设固定桥，是项不可能完成的巨大工程，故顺治里人闻性道在“东津浮桥议”一文的劈头第一句就说：“桥曰浮，不得已之制也”，清康熙知府李煦亦说“若欲垒石为桥，智能莫径”。为使过渡性的浮桥承担起城市永久性的交通功能，先民们在农业时代的政治、社会、经济、技术诸般条件下，锲而不舍、坚持不懈，穷尽了当时所有的办法，既推动了浮桥技术的进步，亦完善着桥政制度，也因此，浮桥比一般固定桥更深地卷入了这个城市的政治经济过程，更深地融入了先民衣食住行、喜怒哀乐的生活，千载缠绵、百世纠葛的结果，便是桥与城难分彼此，城与桥水乳交融，这座城孕育了这座桥，这座桥拓展了这座城，桥为这座城的地标[6]，城是这座桥的灵魂。 浮桥的最大问题是没法“毕其功于一役”，人们抱怨：“联舻系笮，取便一时；补罅葺敝，讫无虚岁”[7]。这说明浮桥初始投资虽小，但桥成之后的维持、养护及修理之所费远比同规模的石桥大得多。我们从历代兴修浮桥所记录的造价看，最大费银约二千余两，时在道光四年。至于维修养护费用，“每岁修葺需费或二三百金不等”（乾隆《鄞县志》），即占造价一成强，与《中国古桥技术史》的估算差不多[8]。 对宁波这么一个物阜民丰的城市来说，浮桥岁葺之需两三百两银子，并非是一个天文数字，但问题在于它是一种周而复始、永无止镜的支出，这就不像动辄费银数万两的固定桥那样是一次性投资项目那么干脆，只要解决了筹资—建造两件事儿就成了。浮桥，需要解决如何落实日常养护经费的供给问题，而这，其实就是史书所谓的“桥政”问题，它牵涉到当时的政治、经济、社会等各方面的因素与关系。 自晚唐至清初，为浮桥的官营时代，兴修桥梁的责任主要在州府，间有州府上一级的廉访司、分巡道等官署插手桥务，资金来源多以上司下拨、征派徭役和“取办属邑”[9]解决（唐宋）。据宁波历代地方志书，浮桥的整个官营时代，以明朝的“佥富顶修”制最为史家所诟病，而以元末方国珍“设局置田”制最受赞誉；迨至清季，由于逐步建立了岁葺经费的拨充制度，浮桥之经营才降而为纯粹的技术、财务问题，再无如明朝那样遭“厉政”之斥。 传统中国虽有发达的中央集权式财政体制，但反哺地方民生与建设的基层公共财政体系却付之阙如，郡邑公帑其实只是朝廷岁支的转付储备，一般来说，府县衙门也无权以征徭科役来兴修非中央级的公共工程；但“除道成梁，有司者之责也”。可见在传统的政治经济制度下，财权与事权是分立的，它天然地导致地方官“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懒政，反过来也可以说，那些修桥的刺史、制守、道台、知府和县令们，大多有法外施仁之担当、老谋深算的机智，都是值得尊敬的。无怪乎后来有人感慨道：“桥出官办，事难持久。数百年间，贤官无几，贤至则桥复，贤去则桥辍”[10]。 宁波百姓深知贤官之难得，故于明万历十八年（1590）前后在灵桥西畔始建平政祠，初祀修灵桥有劳绩之知府蔡贵易、张文奇，到了晚清，平政祠的历代祀主自唐朝应彪以下共有43人，其中官吏39人，平民4人（光绪《鄞县志》）。顾炎武曾说“今代无官不建生祠，然有去任未几，而毁其像易其主者”。平政祠之为离任地方官之生祠，本亦不免沾染明季时尚之俗，但后来演变成祭祀历朝有功于灵桥者之专庙，倒可见它绝非是地方黎庶的敷衍，而真是对贤官良吏的感恩念德，以及对继任州牧的厚望企盼；到了1936年钢构灵桥落成，以平民为主的数百位捐款人与劳绩者大规模入祀平政祠，致使该祠成为专庙与生祠合一的地方公祭祀典场所。这种在中国桥梁文化中最为独特的奇观，既说明了灵桥在宁波人民心目中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同时也显示至少在灵桥兴修事务上官民之间曾有着长期融洽的合作关系和协同传统。 灵桥的民营，当肇始于元末方国珍修桥时的至正廿三年（1363），他为浮桥置田设局，“命僧守之，岁收田粟，专理桥务”（康熙《鄞县志》语），一举解决了养护维修资金稳定财源的设立（置田）和浮桥管理组织制度的建设（设局）之两大问题，是浮桥永续独立经营的首次探索。可惜时当朝代更迭之际，方氏之制甫行数年即告夭折。清顺治八年（1651），因前述闻性道作“东津浮桥议”而掀起的大讨论，将知府、道台以至督抚、巡按大人都卷入其中，标志着平民开始深入参与桥政的改革。闻议在痛陈前朝“佥富顶修”之弊后，建议向鄞县“四百四十八里中，每里募银三两，量可计一千三百四十两有奇”（约与灵桥的复建所需相当），筹集方法实为“义劝”（募）。道台、督抚、巡按大人都觉得甚好，亦曾批示同意，但最后的实行的却是反对闻议的知府意见：“国朝顺治间，知府杨之枘详明，派于里甲，每里科银二两，五年一征，官为修造”（雍正《宁波府志》）。此中之“科”、“征”两字，显示集资之法乃为官府抽税，与“劝”、“募”之意大相径庭，又申明“官为修造”。这表明清初的浮桥民营化尝试无功而返。 灵桥真正推行民营化过程，起于康熙二十三年（1685）的知府李煦，其个人“捐己赀千有余金，独造浮桥”，“监督之事即委王海粟任之”，而王“果能领略指画，悉心料理”（李煦修桥碑记）。这是一场了不起的试验与实验，它的结果，让官民双方对民营浮桥的未来，充满了信心。这之后，官府不断开辟着浮桥养护经费的来源，到了道光初年，“岁修经费无虑短绌矣”（周道遵《甬上水利志》语）。经如此百多年的苦心经营，人们终于悟到，浮桥营缮之费的筹措，“要皆官输不足，取资于民，而后集事”（李可琼修桥碑记）。这是说，首先得要有“官输”，像明时的官家一毛不拔，“佥富顶修”，完全委资委责于民，是不行的。而在地方公共财政体系未能建立的时代，浮桥的兴修费用都由官出，也不靠谱。唯有官民协作，才能使浮桥及时得到修复。 道光四年（1824）那次修桥，官员只是作了捐款姿态，经费的大半“取资于民”，余为浙海关（常关）拨款与拨付官产之生利收入（涂租），修桥之后又随即设立了桥厂。桥厂有董事6位，协同办理13位，董事并公推司事1名[11]。自此，浮桥事业的组织与财源均有了着落，公信力大增，捐款人自然放心且情愿，故，志乘上所记最后两次修桥经费，都是市民捐输的[12]。 晚清时的灵桥，可说是官有民营，但钢构灵桥却是地道的民有民营，即所谓“用币七十万有奇[13]，不费公帑，悉输于民”（陈宝麟《重修灵桥碑记》语）。 由浮桥到铁桥的整个改建过程，完全由民资民办完成，令灵桥设计师英国人茄姆生（A.F.Gimson）大为惊奇，他说：“在英美各国，知地方之伟大建筑，必向他方借款，或由国家征捐抽税集资，以竟其事。未睹有如中国人民之为地方事业，由人民出钱捐助成就，此举实为难得”[14]。的确，放眼古今中外，以民资民力兴办现代大型市政工程，灵桥实为空前绝后之孤例，它在政治、经济、社会乃至思想史上的价值与地位迄今仍难以估量。 灵桥改建筹备耗时长达14年（1922-1936），第二次筹备（1926.8-1927.2）后沉寂了整整四年，直到1931年3月第三次筹备复起方成正果。所可注意者，是这段沉寂期内却夹了一个宁波市政府兴勃衰忽的43个月。并非当年的市政府没有抱负，但训政初期的市长罗惠侨所执着的桥政理念，庶几近乎清顺治年间的知府杨之枘，罗亦十分需要民间的资金，但也同样十分地不愿意建桥的权利由民间操持。在罗执掌宁波市政府期间，实行民营百年的浮桥亦收归于官，这实际上断开了官民合作的桥梁，清末民初如火如荼的地方自治实践所燃起的灵桥改建热情也将因此而熄灭。值得庆幸的是，撤市并县（1931.1）后的鄞县县长陈宝麟，立即鼓起勇气，重新点燃了这最后的余烬，陈一边放手让沪甬两地乡人群策群力、输财输智、尽心尽责，一边则带领麾下各部门同仁甘为配角，诚恳而认真地做好服务、襄助与协调工作。经官民双方五年里胼手胝足、肝胆相照的共同努力，终于谱就了现代公共工程建设史上的一出绝唱！ 甬沪两地的乡贤们似乎也知道这将是他们登台亮相的谢幕之作，他们或父子相继、或夫妻连袂，或兄弟同心、或友情客串，或阖族出动、或同业砥砺，或字号争雄、或隐名相助，输资将财、出谋划策，求同存异、精诚合作，合纵连横、驰骋六合，为我们今人留下这一惊天动地、波澜壮阔的史诗！ 还必须指出的是，灵桥是一座国际合作建设的桥梁（英国人设计、德国人总承包、丹麦人打桩、中国人监理），整个营建过程完全按照当年最先进的程序展开。尤其难能可贵的是，改建宁波老江桥筹备委员会里有不少营造大家（如张继光、何绍庭、王皋荪、竺泉通等），但他们都没有染指此项业务，从而确保筹委会的工作不受人情掣肘。筹委会的大小决策均在事前听取各相关利益方和专家的意见建议，未动辄以公益名义而压私利、而求速度，在征收业捐、房屋土地拆让、浮桥迁建、捐款褒扬制度乃至为船户落实临时泊所、财务公开等等事宜上，看似议而不决、效率不高，但各项事务的处理最终都求得了各方利益的最大交集，绝少有后遗症。抚今追昔，我们不禁为前人的胸怀、智慧与公义，感佩不已。 灵桥，还是一个公益慈善的平台，诸如施水茶亭、桥上夜灯、雨雪草垫、落水救捞等善堂义士都曾驻守其畔；灵桥，还是一张流金溢彩的笺纸，无数文人墨客在其上留下壮丽的诗篇、恢宏的画图；灵桥，还是一道解集庞大的方程，前赴后继的工匠官吏们殚精竭虑、呕心沥血而给出了当年最佳的答案；灵桥，还是一座永不落幕的剧场，千百年来上演的人间悲喜交加、爱恨情仇，刀光剑影、生离死别，豪情柔意、青春晚秋，廉明贪黩、睿智愚鲁，直教人回肠荡气、栏杆拍断；灵桥，还是一位讷言敏思的史家，见证着我们这座城市的光荣与梦想、过去和当下，乃至愿景与未来。 千年灵桥，桥政制度由官有官营，而官有民营，到民有民营，结构形态从传统浮桥而至现代铁桥，能完成这种升华羽化、凤凰涅槃的桥梁，即使放诸四海、环顾宇内，她也不免英雄寂寞！ 2005年3月16日，浙江省文物管理部门公布灵桥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这恐怕也是同期类似铁桥获此殊荣的唯一。 桥梁千年，有灵在焉，她是鲜活的家国记忆、她是古老的文化图腾，对于这座城市来说，她更是祖先给予的护身灵符，内有千般叮咛、万番嘱托，既不可丢弃，也无可替代…… 2013年11月27日于灵桥面临拆解式大修危险中 [1]林士民著：《三江变迁——宁波城市发展史话》，宁波出版社2002年10月版。 [2]改建宁波老江桥筹备委员会编《重建灵桥纪念册》，1936年6月印行。 [3]茅以升主编《中国古桥技术史》，北京出版社1986年5月版。 [4]宁波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宁波市志》，中华书局1995年版。 [5]同济大学桥梁工程系桥梁评定与加固研究室《2011年宁波灵桥特殊检测报告》。 [6]传为日本画僧雪舟所作的《唐土胜景图卷·宁波府图》（1467-1469年间）中，画有灵桥；西人1840年代的两部介绍中国的著作中各有一张关于宁波的手绘插图，图中景象均为灵桥。 [7]转引自茅以升主编《中国古桥技术史》p221。 [8]上引书同页：“浮桥改建重修的费用常和建桥时费用相差不多，而平时每年的维护费也常需造价的10%以上”。 [9]“取办属邑”制一般用于两县界桥的修建责任的认定上，如唐《开元水部式》规定：“桥在两州两县间者，亦于两州两县准户均差”[9]。但东津浮桥一向位于鄞县境内，并非界桥，故“取办属邑”或许又可以理解为桥座落于哪个县，就该由该县负责修葺。由于年代久远，我们现在已经无法确知唐宋时的“取办属邑”之“属”，究竟是指行政级别之属还是地理位置之属，因为除了明初有说“鄞奉定”曾“备材建修”外，我们根本无从知道唐宋时明州、庆元下属的哪些个县曾参预过浮桥的营缮。另外，“取办属邑”，可能指的是浮桥的兴建，而浮桥的日常养护经费，或许未必会摊派到各县的头上。 [10]参见《宁波文史资料（十五）》，1994年印行。 [11]“老江桥厂内勒石碑语”中未有司事人名。现今所知老江桥最后的司事，为张赉祥，但迄今对其身份信息一无所知。 [12]道光二十三年（1843）遭飓风桥圯，绅士王允中等募资重造；二十八年（1848），徐桂林之子徐时栋协同宋绍周、陈鉴等募捐大修。（光绪《鄞县志》） [13]灵桥总造价约70万银元，对比一下宁波市政府存在的43个月中，总的财政收入（包括借款）才140余万元，我们就知道这项工程有多么庞大了。 [14]见1936年6月28日《时事公报》。或许茄氏钦佩至深，乃将所得5000元报酬，向灵桥捐了4000元。而以外籍人士入祀中国生祠（平政祠），茄姆生或为千古一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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