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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近代国画发展史（三）
（三）清代的花鸟画 八大、石涛并不是主流  花鸟画发展到明代的陈淳和徐渭，以水墨写意的画法开辟了花鸟画发展的又一条途径。 在这一条道路上，清初又有了八大、石涛，继续把这一路写意的风格推向了一个历史的高峰。 在题材上，八大以花鸟为主而兼长山水，石涛以山水为主而兼擅花鸟。八大以不落俗套的奇特造型，表现了和寻常所见花鸟的种种不同，而独有的笔墨形式又强化了造型，更加突出了个人风格。石涛的花卉和四君子题材，完全表现了写的特色，遗貌取神，淋漓酣畅。 虽然八大和石涛在花鸟画上有很高的造诣，后人为他们找回了应有的历史地位，但是他们在当时并不是花鸟画的主流。 恽氏有起衰之功  清代画坛上的主流和在野的风格是画史中的一个重要特色。 作为画史的主流，清初的恽寿平，一改明代作风，以祖述徐崇嗣一派的没骨画法，兼工带写，表现出一种明丽秀润、清新雅淡的风格。被认为在写生一派中，“有起衰之功”。 恽寿平的影响不仅是完善了一种画法、创造了一种风格，而且具有深远的影响。他画花卉，笔法多样，工细中多变化；点花粉笔带脂，复以染笔足之，被认为是前人未传的独造之法。 恽氏一派的传人甚多，主要有缪椿、章坤、马元驭、张子畏、恽标、恽冰等。 王武 蒋廷锡 邹一桂  至嘉庆年间重要的花鸟画画家还有王武、蒋廷锡、邹一桂、沈铨。 王武所画略存院体风格，位置经营和设色赋彩都表现出深厚的功力。 蒋廷锡和邹一桂是清代宫廷风格的代表，他们的画工整平稳，得写生意趣。论者以为“南田之后，惟有小山（邹一桂）可媲美”，他著有《小山画谱》，专论花卉画法是同类书中最详尽者。 沈铨在题材上比较多样，绘画翎毛、走兽，无一不能，因客居日本，在日本产生较大的影响。 这一时期的其他画家还有邵弥、金俊明、诸升、沈树玉、张问陶、蒋溥、张赐宁、方薰等。 扬州八怪  这一时期的扬州，出现了一批和主流风格完全不同的被认为是画法怪异的画家，他们来自不同的地方而流寓扬州，也有着不同的经历，但是他们的艺术中都有着相似的倾向，因此人们称他们为“扬州八怪”。 金农为布衣出身，工诗而长于书法，所画梅花，乃是江路野外之所见，枝干欹斜穿插，花朵疏落杂陈，为画史中绝无。 黄慎以草书写花卉，“画到精神飘没处，更无真相有真魂”。 郑板桥曾为潍县知事，后掷官而去，擅写兰竹，笔情纵逸，随意挥洒，有萧爽之趣。 李既供奉过内廷，又任过知县，但弃官为民后以卖画为生，所画直写胸臆，水墨设色相映成趣。 李方膺被弹劾去官，傲岸不羁，写四君子纵横迭宕，驰骋不拘。 汪士慎“爱梅兼爱茶，嗓茶日日写梅花”。 高翔所画得石涛笔意，雅淡高洁。罗聘师法金农，画花卉、蔬果、梅竹，构想奇特，怪异中有雅致。 华岩承恽氏风格，在“八怪”中以秀丽出众，而所画得写生之生趣，妙极自然。 高凤翰不拘成法，用笔奔放。陈撰闲逸疏朗，曼妙多姿。闵贞淋漓挥洒，墨色清新。 边寿民以芦雁而名，写生入神。 岭南画派之祖和四任之风  道光、同治年间，花鸟画出现了衰退，虽然画家不少，但是有所创造并有所成就的画家却寥若晨星。 这一时期的代表画家有赵之琛、张熊和岭南的居巢、居廉。 赵之琛所画风格清淡，萧疏雅逸。张熊功力深厚，雅俗共赏。二居则以“撞粉”和“撞水”法获得特殊效果，表现出独特的个人风格，影响广及广东地区，成为“岭南画派”之祖。 晚清，花鸟画再度兴起，赵之谦以书法入画，在花鸟画中以笔力劲健为长，墨色饱满，赋彩浓艳，对后来的吴昌硕影响极大。 这一时期的“四任”风格清新，以任颐成就最高，影响最大。 任颐从能品中透露出逸品的风彩。虚谷以其完全个人化的风格，用枯笔偏锋和顿挫笔法，写花鸟奇峭隽雅，拙中见秀。蒲华率真洒脱，文气焕发。至吴昌硕出，海上画坛声誉日隆。 吴昌硕以“草书作葡萄，篆笔写紫藤”，使文人画回光返照。 （四）近现代的花鸟画 很强的地域性  清的许多画家都跨越了两个世纪，同时也经历了两个不同的社会。 近现代花鸟画的发展有着很强的地域性，“海派”因为有吴昌硕的坐镇而发出余威，“京派”得齐白石的崛起而惹人注目，“浙派”靠潘天寿的表现而生机勃勃，“岭南派”有高剑父的努力而影响方，至于以新法而进入传统花鸟画的陈之佛等，更是异军突起。这一时期画坛上所呈现的变化，扭转了清末以来花鸟画的颓势。 “海派”的重要人物  吴昌硕是近现代花鸟画中最有影响的大家。除画之外，他工诗文，擅书法，而尤以石鼓文见长。 吴昌硕的画最直接的是受到赵之谦的影响，而由此上述青藤、白阳、石涛、八大等，成为“海派”后期支撑“海派”的重要人物。 他的画写花卉种类甚多，深具笔力，气势雄浑。又善于用色，与墨形成对比，往往灿烂无比。他结合诗书画印，相得益彰，表现了文人画最有代表性的特质。 吴昌硕之后的王震虽然以经商为主业，但是他的画作为吴昌硕一派的继承者也为时人称赏。 此后发展到王个簃、朱屺瞻、吴湖帆、江寒汀、张大壮、来楚生、唐云等，花鸟画中的“海派”不仅声势夺人，而且有了一些新的变化，虽然雄浑的风格减弱，但仍然保留了讲究笔墨的特色。 “京派”范畴 齐白石是吴昌硕之后花鸟画方面的又一位大师。他长期寓居京城，以丰富的民间美术的经验，结合文人画的传统；以早年乡间生活的经历，发掘花鸟画的新内容，在水族、草虫、蔬果等方面的作品，给世人以丰富的生活感受。而他在这些题材方面的笔墨成就，又表现了他深厚的功力。 齐白石的画显现了他全面的艺术修养和极具个性化的风格特色，在民国时期的画坛上从不为人知到声名遍天下，为花鸟画在近现代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京派”画家中的名流还有陈师曾、溥儒、王梦白、陈半丁、王雪涛、李苦禅、黄胄等，其中陈师曾的画“才华蓬勃，笔简意饶”，深得鲁迅的赞扬。同时他与齐白石有着特殊的关系，影响了齐白石艺术的发展。 “京派”的其他画家虽然在花鸟画的某些方面也有所成就，但最终没有形成深远的影响。 属于“京派”范畴的津门画家刘奎龄、刘继卣父子，以画动物为主，造型严谨，刻画精细，其画法又吸收西洋技巧，反映了这一题材的时代风格。 “岭南派”的地方特色  “岭南派”中以高剑父的影响为最大，这一派中的高奇峰、陈树人、何香凝等在花鸟画上都有独特的建树，他们的画结合了一些水彩的画法和用色的方法，和传统的花鸟画拉开了距离，以一种整体的风格显示了地方特色。 “浙派”画家 潘天寿在花鸟画方面的贡献一方面是发掘了雁荡山花，使传统花鸟摆脱了画谱的因袭而走向新的生活；另一方面他在鹰、鹫等题材上的成就，为花鸟画创造了一种现代形式，既是传统的又是现代的。 总体来说，“浙派”中画家的数量不多，因为它与“海派”有着密切的关系，但是吴之却不能不引起重视。 现代阵营  在现代花鸟画的阵营中，还有一支重要的力量，他们都接受过西画的教育，不仅在西画方面有所成就，而且在中国画的许多领域亦成就不凡，其中的徐悲鸿、刘海粟、林风眠等在花鸟画方面都有杰出的表现。 以这三人为例，徐悲鸿结合西法，创造了自己的笔墨形式和个人风格；林风眠则完全在西画的基础上，用中国的笔墨以西画的方法表现对花鸟的感受，自成一体；刘海粟更多地结合传统的笔墨，以发展传统的方式而表现出一些新的面貌。 如此不同的三种倾向，几乎可以涵盖了这一阵营中的所有画家和风格。惟一例外的是陈之佛，他从日本画风中汲取营养，结合传统的工笔重彩画法，创造了一种发展传统的新风格。 在现代花鸟画的发展中，因为时代的不同，花鸟画在发展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曲折的变化，这也是需要特别提及的。 第三部分——人物画 （一）上古至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人物画 人物画的始初  中国人物画的始初，是在一个并不具有独立的绘画题材意义上展开的。 那些散见于原始时代绘制于彩陶上的纹饰和雕刻于崖壁上的岩画，严格来说还不是绘画，更不是后世所表述的人物画，而是表现人物的一件美术作品。 美术史的著述一般都把那件手拉手的彩陶纹饰作为中国最早的人物画，确实它表现了人的活动，也反映了美术作品中对人的关注。 原始的岩画，基本上都以表现人的宗教观念和宗教活动为主，也有一些表现人的生产生活，如西藏阿里的岩画。 绘像于明堂之墉  史书记载，商朝初年的宰相伊尹画了九主的形象来劝戒商王成汤，而中兴之主武丁令人画梦中宰相，并以此像求人，说明早在夏商时期人物画就已经开始承担了一定的社会责任。 商周时期，宫殿壁画的盛行，帝王功臣之像则是最为流行的题材，相传孔子曾经参观周代的明堂，看到墙壁上绘有善恶之状的“尧舜之容，桀纣之像”。 而周代褒赏功德的大勋则是“绘像于明堂之墉”，可见早期的人物画有着明确的教化功用，因此后来的史书中有这样的论述：“观画者，见三皇五帝，莫不仰戴；见三季暴主，莫不悲惋；见篡臣贼嗣，莫不切齿；见高节妙士，莫不忘食；见忠节死难，莫不抗首；见放臣逐子，莫不叹息；见淫夫妒妇，莫不侧目；见令妃顺后，莫不嘉贵。 “成教化，助人伦”的功用 由于“存形莫善于画”的特质，人物画“成教化，助人伦”的功用被社会广泛地接受，而人物画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 楚国的先王之庙及公卿祠堂，也有图画圣贤的记载，而现存的楚国帛画不仅证明了当时的风俗，同时还反映了这一风俗的文化传统，更说明了当时人物画的杰出成就。 “敬君画妻”、“毛延寿画王嫱”等故事，都是汉代比较流行的故事，它说明了人物画在汉代社会中的意义。 汉代，在一定的绘画组织基础上，一个具有系统化的绘画活动被广泛地用于社会统治之中，为了表彰抗击匈奴有功的大臣，“图画其人于麒麟阁，法其形貌，署其官爵姓名。” 永平年中，明帝为追思前世功臣，乃图二十八将于南宫云台。而以画像表行者在当时的各州郡也很盛行，“胡粉涂壁，紫青界之，画古烈士，重行书赞。” 尽管这些画于宫殿上的壁画不复存在，但是现存于墓室中的壁画不仅证实了汉代人物画方面的成就，同时还表明人物画在汉代的表现已扩展到记录社会生活方面。 进入历史的转型期  经历了汉代之后，山水画开始成形，它反映了社会对艺术审美的关注，因此人物画也伴随着社会风尚而进入历史的转型期。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人物画开始讲究绘画的技法，脱离了前期的稚拙风格，出现了许多为后世称道的大师。 曹不兴作巨幅画像，心敏手运，须臾即成，“亡遗尺度”；戴逵图圣贤人物，情韵连绵，风趣巧拔，百工所范；顾恺之写女史洛神，传神写照，迁想妙得，神妙无方；陆探微画消像，穷理尽性，秀骨清象，骨法用笔；张僧繇作风俗画，师模宏远，骨气奇伟，凹凸立体。 这一时期现存的作品主要有顾恺之的《女史箴图》和《洛神赋图》，但《竹林七贤与荣启期》模印砖画以及各石窟壁画等，都表明了转型期的人物画在绘画技法方面的成就。 千古不移的审美准则  魏晋南北朝时期在绘画理论上提出了人物画千古不移的审美准则――顾恺之的“以形写神”和谢赫的“六法”，为中国人物画的发展作出了理论上的卓越贡献。 顾恺之的《论画》、谢赫的《古画品录》、宗炳的《画山水序》、王微的《叙画》都是这一时期的重要著作。 而这之中提出的“形神”、“气韵”、“骨法”等审美概念，也可以说是这一时期人物画成就的概括。 （二）隋唐五代的人物画 进入大唐盛世  隋代虽然结束了魏晋南北朝三百余年的混战，然立国短暂，在绘画上没有突出的成就，但出现了像展子虔、董伯仁、郑法士等一些著名的画家。过了三十余年，进入大唐盛世，人物画在进一步完善的基础上，得到了更大的发展。 由于唐代经济的高度发达，文学艺术也得到了超越前代的发展，文学艺术各部门之间的朴素沟通，又促进了各自的完善和进步，其中的“画中有诗”和“诗中有画”最具有代表性。 而吴道子观斐旻将军舞剑后作画“有若神助”，张旭看公孙大娘舞剑器，“草书长进，豪荡感情”，都是通过一个更为广阔的途径提升了艺术水平，为后世的文人画强调艺术的全面素养之滥觞，这是唐代的文学艺术能够获得历史盛世的原因之一。 作为初唐画家  阎立本作为初唐画家，为太宗李世民所重，曾据旨令作《秦府十八学士图》、《凌烟阁功臣二十四人图》和《职贡图》，就画的题材论，唐朝还保持了前朝的传统，仍然发挥人物画的社会功用，一方面借鉴贤愚，另一方面记录具有历史意义的重要事件。 现存阎立本的《步辇图》则描绘了唐太宗坐步辇接见来使的场景，所画“变古象今，天下取则”。 笔才一二 象已应焉  唐代中期，有“画圣”之称的吴道子出世，则把唐代的人物画带入一个更为成熟的境地。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中评其所画人物，“须云髯，数尺飞动。毛根出肉，力健有余。” 吴道子的绘画之妙在于“笔才一二，象已应焉”，而这是因为他具有成熟和高超的绘画技巧。他画人物“或从臂起，或从足先”、“守其神，专其一”。所画“如以灯取影，逆来顺往，傍见侧出，横斜平直，各相乘除，得自然之数，不差毫末”。而以“朱粉厚薄，皆见骨高下而肉起陷处”，“旁见周视，盖四面可以意会”。 吴道子的人物画继承了六朝人物画的传统，“早年行笔差细，中年行笔似莼菜条”，“其势圆转，而衣服飘举”，有“吴带当风”之誉。而其敷彩于墨痕之中，略施微染，又有“吴装”之称。 吴道子独特的绘画风格，在于“众皆密于盻际，我则离披其点画”，“众皆谨于象似，我则脱落其凡俗”。 正因为吴道子在人物画方面的突出成就，后世常将他和六朝的顾恺之、陆探微、张僧繇并称为“顾陆张吴”。 今天虽然不见盛名之吴道子的作品，只有一件传为吴道子所作的《送子天王图》，但张萱的《虢国夫人游春图》、《捣练图》和周的《簪花仕女图》、《调琴啜茗图》、《挥扇仕女图》以及李真的《不空像》等，都可以看出唐代人物画的杰出成就。 肖像画比较流行  据宋·郭若虚的《图画见闻志》的记载，唐代郭汾阳（子仪）的女婿赵纵侍郎曾令韩干写真，后来又请周画，汾阳难定其优劣，将二画张于坐侧。一日，赵夫人归，汾阳问此画谁？赵夫人一眼看出为赵郎。汾阳继续问哪一张最像？赵夫人说：“二者皆似，后画者为佳，盖前画者空得赵郎状貌，后画者兼得赵郎情性笑言之姿尔。”此说明了周在肖像画方面的优人之处，同时也表明了唐代的肖像画比较流行。 当时的写真名手有阎立本、曹霸、吴道子、卢棱迦、陈闳、钱国养、左文通、朱抱一、孟仲晖、张萱、李放、赵博文等。 唐代的人物画“多见贵而美者”，有许多像张萱、周那样的画家善画“贵族人物”，他们笔下的仕女丰姿绰约，肌理细腻，反映了当时的社会风尚。 五代周文矩和顾闳中的人物画基本上延续了晚唐的风格，其中韩熙载的《夜宴图》代表了这一时期人物画水平，也是历史上的著名作品。 （三）宋、辽、西夏、金代时期的人物画 画院画家  宋代帝王对绘事的喜好和画院的高度发展，是宋代绘画之所以取得高度成就的重要原因。宋代的“翰林图画院”集中了各地的画家，而应募画家之多，录用标准之严，都是后世不断谈论的话题之一。 其中人物画方面的重要画院画家有张择端、李唐、苏汉臣、梁楷等，而徽宗赵佶虽是皇帝，但“所事者，独笔砚丹青”，因此他也是宋代的一位著名画家，传有人物画作品《听琴图》以及临摹唐·张萱的《虢国夫人游春图》、《捣练图》。 当时的宫廷画家还代表宫廷四处访求前代名迹，到徽宗朝已有自曹不兴以来的历代名画一千五百件，其中有顾恺之的《女史箴图》、陆探微的《王献之像》、吴道子的《维摩像》、周昉的《纨扇仕女图》等。这些收藏对于画院画家的学习和创作具有重要的作用，也是宋代画家能够继承传统的重要保证。 画院体制 画院画家完成宫廷的创作任务是宫廷画家的基本职责，其中能够服务于政治的需要而创作的人物画更是受到普遍关注的重要事件。 仁宗庆历元年（一○四一年），赵祯承先世传统，命画院画家画《观文鉴古图》十二卷，此画一百二十事的一百二十图，绘“前代帝王美恶之迹”，赵祯亲自为记，并悬挂于崇政殿西阁的四壁，命侍臣观赏。 而徽宗时期，这位著名的画家皇帝更是多次命画院画家画功臣像，以彰显其功德，鼓励后人。正因为画院体制积蓄了大批的人物画人才，保证了帝王利用绘画来实现政治目的，同时人物画也获得了很大的发展。 新的绘画题材  宋代的绘画以山水画的成就为最高，这反映了绘画观念和功用的变化，这是一个历史的转变。人物画面对变化的社会风尚，虽然在有些方面保持了前代的绘画传统，而在许多方面都有适应时代变化的调整。 题材方面的田家婴戏、山樵村牧、行旅渔夫，都是山水点景人物的放大，而形式方面的水墨画法，也是山水表现的基本方法。显然题材的扩大、形式的增多，为人物画的发展开阔了前景。 北宋时期发达的社会经济，为宋代绘画提供了许多前无古人的新的绘画题材，一批画家以身边熟悉的人和事为描绘对象，表现民间的情趣和喜好，生动记录了宋代社会生活中的平民生活，拓宽了以帝王、圣贤、贵妃为主的人物画格局。 平民化的风俗画  这种平民化的风俗画，脱离了人物画“鉴戒贤愚”的传统，而以记录社会生活的生动性成为人物画在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阶段。 宋代画院为宋代绘画的发展聚集了人才，一大批画院画家介入到风俗画的创作中，使宋代绘画出现了平民化的艺术潮流。风俗画是宋代人物画的一个特色，以表现村童闹学、耕织、货郎、七夕夜市等题材的作品，直观地反映了宋代的社会生活，并被后世固化为中国人物画表现太平盛世和永恒题材。 宋代人物画的重要画家和作品有李公麟的《临韦偃牧放图》，龚开的《中山出游图》，李唐的《采薇图》，苏汉臣、李嵩的《货郎图》，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王居正的《纺车图》，陈居中的《文姬归汉图》等。 大量的石窟和墓室壁画以及模印砖画也是宋代人物画的重要组成部分。 辽、金的人物画 辽代画家胡以画水草牧放、游骑射猎而著名，现存的《卓歇图》不仅代表了他个人的艺术成就，也是民族绘画的精品。 另一位辽代画家耶律倍（李赞华）曾致力于辽汉文化的交流，所画的《射骑图》则在形式风格上印证了这种交流的成果。 辽代人物画的重要作品还可见于一些墓室壁画之中。 金代的人物画画家和作品有张氏的《文姬归汉图》和宫素然的《明姬出塞图》，另外还有一些寺院墓室的壁画也有部分人物作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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