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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古代士人在其一生难以忘怀的许国忘身的参政意识和内心深处的历史使命感之外，也在作品中流露出纯朴的世俗情怀。古代士人的世俗情怀主要表现在对父慈子孝的推崇，对人伦秩序和“安老爱幼”的崇尚，对推己及人的仁爱精神的弘扬，对爱情忠贞精神的关注和记述，对功利主义、实用主义的奉行，对及时行乐的追捧。古代士人的世俗情怀对构建和谐社会有着积极的启示作用。 关键词：古代士人；世俗情怀；人伦秩序；和谐社会 中国文学的主流作者均是士人即与仕途有关的人，他们不管是处江湖之远还是居庙堂之高，均心系社会，着眼于个人地位的浮沉和对民众的世俗关怀。就古代士人所接触的世界而言，庙堂和草野两极是最基本的生活环境，人们常常笼而统之地称呼整个社会时，就叫“朝野”，即朝廷和草野。朝野两极的世界对一个现实中的士人来说可能意味着进退裕如的人生道路，但对具有独立的精神追求的士人而言，则是一种两难的尴尬处境。[1]但是不愿流俗的终究不能免俗，心比天高的往往命比纸薄。因此，古代士人在其一生难以忘怀的许国忘身的参政意识和内心深处的历史使命感之外，也在作品中流露出纯朴的世俗情怀。如明代顾宪成尝言：官辇毂，念头当在君父上；官封疆，念头当在百姓上；至于水间林下，三三两两，相与讲求性命，念头当在世道上。[2]这表现了中国读书人在学识之外兼重世道人心、世俗情怀的人生态度。 一、古代士人世俗情怀的主要表现 首先，古代士人的世俗情怀突出的表现为对父慈子孝的推崇。古代士人历来看重父母对晚辈的哺育教养和子女对长辈的尊敬和赡养。“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中国古代士人普遍的信念追求，因此，中国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奉行“家天下”，爱国先爱家，为小家舍大家。天下没有不疼爱子女的父母，关键在于如何去爱。中国古代关于这方面的文学记录比比皆是。从系统完整的《颜氏家训》，袁采的《袁氏示范》到散见于文学史中包括散文、书信、诗歌、格言等各种文学记录，为后人提供了非常宝贵的“家教”遗产。亲情友爱还表现为子女对父母长辈的孝敬。“天地君亲师”，由此“孝亲”成为中国的道德本位，并构成人际关系的准绳。他们笼罩于传统的中国社会，迷漫于人的意识，并反映在文学作品中。“孝”是一切道德的根本，在家能孝，于国则忠。岳飞的“精忠报国”，既是对国家利益的赤胆忠心，也是对父母严教的最好回报，显示出凛然的民族正气，更是一种以小见大的道德的高度自觉。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忠孝曾经被发挥至极端，并产生了严重的负面影响。然而抛弃杂芜，取其精华，孝敬父母长辈在任何时代任何民族都应得到提倡。 其次，古代士人的世俗情怀在对待人际关系上，表现出强烈的崇尚人伦秩序和“安老爱幼”的观念。在儒家的思想体系中，“孝悌”是核心，“仁爱”则是有差等的爱，秩序才是天造地设的根本价值。人的价值仅仅体现在对三纲五常的绝对认可和对秩序的无条件服从上。这无疑有助于保持人与人、人与社会关系的和谐，在经典文学中则具体而微地集中表现为对亲情友爱的颂扬和彰显。传统的中国文化非常注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仁爱精神源远流长，是我们的人民亲和共处所依凭的准则。千百年来，经过世代哲人先贤的琢磨锤炼，激浊扬清，仁爱思想升华凝聚，成为中华民族构建伦理道德大厦的基准和标尺，并广为人民所认同。“天行键，君子以自强不息”，揭示了人类生活的内在本质，即人必须积极努力，奋发向上；“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则表达了人际关系的基本准则，即人与人之间应该互相关怀，敦厚宽容。从《尚书》中最早提出“五教”（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到孔子“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舆”，俞吾金先生认为：在孔子生活的年代，孔子希望建立的乃是一种以“孝悌”为基础的社会。[3]在这人首先是作为儿子和兄弟而出现的，换言之，是作为以自然血缘关系为纽带、以父权为中心的宗法家族的一分子而出现的。到孟子的“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都是对“厚德载物”的具体阐述，特别强调在家庭中不同关系的人应该遵守的义务，应该扮演的角色。孟子仁学思想认为为仁需经过亲亲而爱人，由爱人而爱物的步骤来完成，揭示了一个比较完整的仁学系统，从而把儒家学说核心范畴和最高道德理想的仁，以一种平实简易的样态呈现于世人，人们只要扩充“仁之端”，拓展“亲亲”之情，“盈科而后进”，则可以成为仁人。 再次，古代士人的世俗情怀表现在对推己及人的仁爱精神的弘扬。针对春秋战国时期混乱的社会局面，孔子和墨子提出了不同的见解。前者从人之为人的道德理性寻找理论的依据，而后者把目光投向了经验世界的“实利”；前者主张“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而后者主张“己所欲，施于人”；前者体现了主体间的尊重与平等，后者常常造成适得其反的结果。由此形成的儒家讲仁爱，墨家讲兼爱两种主张。儒家把仁爱建立在“亲亲”的血缘关系的基础上，比较符合宗法制社会的实际情况，且在儒墨对峙中相对开放，吸收了不少墨家的合理思想，秦汉以后成为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其所推崇的积极进取精神、对理想人格的追求和社会关系的和谐稳定等，都展现出超越历史阶段的永恒意义。自汉代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思想成为统治思想，儒家思想特别推崇的“仁”的精神就渗透到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在古代作品中也就有了突出的表现。在古代作品中描写的实行“仁”的人物，是能够推己及人，扶危济困，助人为乐的人，因而也是能广泛团结人，得到众人爱戴的人。他能将仁爱精神作为一种凝聚力，把志同道合的人团结在自己周围，去实行自己的政治抱负。如《三国演义》中的刘备，除了他是汉室宗亲，具有政治上的号召力，主要依持他能以“仁”服人，把诸葛亮、关羽、张飞、赵云等文臣武将团结在自己的周围形成一个政治势力集团，与曹操、孙权三分天下，成鼎立之势。《水浒传》中的宋江，不过是个县衙小吏，也是因为他能仗义疏财，在别人有困难的时候，济危扶困，及时给以帮助，成为江湖上著名的“及时雨”。因此便使众人归心，在官逼民反的政治形势下，使他成为一支拥有强大实力的农民起义军的领袖。[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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