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04年9月举办的“北京2004文化高峰论坛”上，著名华裔物理学家杨振宁认为“《易经》影响了中华文化的思维方式”，“这个影响是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萌芽的重要原因之一”。因为，中华文化有归纳法，可没有推演法。近代科学是把归纳法和推演法结合起来而发展的，推演法对于近代科学产生的影响无法估量。中华文化的归纳法的来源就是《易经》。《易经》中每一卦都包含天道、地道与人道，即天的规律跟人世的规律是一回事，所以受早年《易经》思维方式的影响，把自然跟人归纳成同一理。中国传统是摆事实，跟次序没关系，重要的是最后的结论。[1]但国内一些易学专家对此提出质疑。著名的易学专家、山东大学哲学系刘大钧先生即认为，杨振宁的演讲“有很多常识性错误”。如他说《周易》只有归纳，没有推演。可是众所周知，《周易》是最早的一部算卦书，算卦的方法就是靠推演，举一反三，不能说没有推演。另外，《周易》是一本“普世之书”。从这个角度，也是一种广义的“推演”。[2]而这正是中国逻辑思想史研究所关注的。因为，《周易》作为我国古代一部极为重要的文化典籍，即使是在中国逻辑史的研究方面，也应被引起注意。探讨在其形成过程中，如同包含了其他学科方面的思想萌芽一样，是否也应该包含一定的逻辑思想及方法论的萌芽，也运用了一定的逻辑方法？就应成为研究中国逻辑思想史的题中应有之义了。
一、格式化的形式方法
《易·系辞下》和《易·系辞上》中有两句话分别说明了《周易》八卦的生成方法：“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是故《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业。”“太极”为天地未分之前的混沌状态，是至高至极、绝对惟一的东西。由它生出“两仪”即阴与阳，《周易》分别以符号“━”和“――”来表示。“两仪”又可以相互搭配组成“四象”，由“四象”进一步按阴、阳消长的原则，生成“八卦”，分别以符号来表示，即“ ”为“乾”、“ ”为“坤”、“ ”为“震”、“ ”为“巽”、“ ”为“坎”、“ ”为“离”、“ ”为“艮”、“ ”为“兑”。在“八卦”的基础上，“八卦”两两相互重叠，又可以推演生成“六十四卦”：“为乾、坤、……既济、未济”。
在通行的《周易》本中，六十四卦的排列顺序是固定的，它们始于乾、坤，终于既济、未济。如对构成八卦乃至六十四卦的卦形做分析，可以发现，《周易》在采用“卦”的形式来反映事物状况、表达思想内容时，己经有了符号化、格式化的特点。如是，才可以“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以“八卦”和“六十四卦”的变化来推演与预测人事、自然和社会。
八卦的基本阴阳符号，只就其阴阳两爻的“形”与“意”来看，其象征事物的抽象性和表达内容的丰富性，已经远远超出了象形、指事、会意一类的自然语言文字。从它只须规定为阴、阳，通过自身的组合变化，就可以把万事万物的性质、运动法则、变化形式、变化趋势等都表现得淋漓尽致来看，它已经可以被认做是一种纯粹的人工语言符号了。而且，在六十四卦中，均是以六爻构成，这本身就有了“数”的意义，有了它自身的符号语言的形成规则和变形规则。
这种人工语言符号系统的排列顺序所遵从的原则是，阴、阳两爻代表的“对立统一”、“物极必反”的辩证思维原则。从“两两相耦，非复即变”的形式，将六十四卦分为三十二对。其中或将卦象颠倒的一对卦排在一起，如泰卦（乾下坤上）和否卦（坤下乾上），剥卦（坤下艮上）和复卦（震下坤上），既济卦（离下坎上）和未济卦（坎下离上）等，在卦象上相互颠倒，六十四卦中，将其称作“复卦”，共二十八对；或将卦象相反的一对卦排在一起，如乾卦（乾下乾上）和坤卦（坤下坤上），坎卦（坎下坎上）和离卦（离下离上），颐卦（震下艮上）和大过卦（巽下兑上）等，在卦象上正好是相反的，六十四卦中，将其卦称作“变卦”，共有四对。无论是复卦或变卦，在六十四卦的排列顺序中，每一对卦总是处在相临的位置，构成了一个封闭的符号系统。
在这个符号系统中，其形成规则（把符号串联成合式公式的规则）以及变形规则（把一个符号序列演变为另一个符号序列的规则），是否有一个规律？或者说在这个符号系统中，六十四卦的排列（或可说定理证明的顺序）可否有一定的顺序规律？细观六十四卦卦象，如果用数字“0”表示阳爻（—），用数字“1”表示阴爻（--），六十四卦就有两种排列方法。
一种排列方法是伏羲六十四卦方位图的排列顺序，这是严格按照二进制的减增次序，由乾卦（乾下乾上，自下而上为：000000），按逆时针方向从乾卦的正南方向经由东向北演变至复卦（震下坤上，011111），然后在返回到乾卦左侧（西方）的姤卦（巽下乾上，110000），经顺时针（由西向北）演变到正北的坤卦（坤下坤上，111111）。这种方位图的排列顺序，通过天圆地方所表示的天道与地道，构筑了一个世界模式，为人们提供了昼夜运行、寒往暑来、阴阳变化的消息。
另一种排列方法则是《周易》通行本（文王方位图）的排列方法。其卦象排列，无论是按《易·序卦》也好，还是按《易·杂卦》也好，其排列原则基本上是按照各卦的语义来说明语形次序的。这种排列顺序，除有卦象颠倒、相反所反映的符号形式（或数）的变化外，如乾、坤两卦分别为“000000”和“111111”，既济、未济两卦分别为“010101”和“101010”，其他并无一定的二进制递减递增的规律在内。
为什么《周易》会从伏羲六十四卦方位图的严密的数字化推演退化到文王方位图的毫无“二进制”的规律可循？这是一个谜。不过，这里倒是可以说明两点：
一是《周易》并非像某些人所说的那样开创了二进制的先河，《周易》只是希冀从阴阳的变化中，以对立蕴涵转化，描绘出一个世界模式来。如果说现代的二进制理论是从《周易》的阴阳变化理论中得到某种启示的话，倒是可信的。
1667年莱布尼兹在法国巴黎参观博物馆，看到了帕斯卡尔的一台加法机，引起他要创造一台乘法机的兴趣。1701年，正当54岁的莱布尼兹为创造乘法机冥思苦索、无路可走的时候，法国的传教士白晋（JoachimBouvet，1656~1730）将“伏羲六十四卦次序图”与“伏羲六十四卦方位图”从北京寄给莱布尼兹，引起了著名数学家莱布尼茨的极大兴趣。他从这两张图中，受到了很大启发，他居然发现八卦是象形文字的雏形，由坤卦经艮、坎、巽、震、离、兑到乾卦，正是由零数到7，这样8个自然数所组成的完整的二进位制层数形。六十四卦正是从0到63这64个自然数的完整的二进位制数形。在数学中八卦属于八阶矩阵。经过了长时间的通讯讨论，莱布尼茨揭示了作为电子计算机原理“数学二进位制”与《周易》六十四卦的同一性。对此，李约瑟评论说：“莱布尼茨除发展了二进位制算术而外，也是现代数理逻辑的创始人和计算机制造的先驱，这并不是一种巧合……中国的影响对他形成代数语言或数学语言的概念至少起了部分作用，正如《易经》中的顺序系统预示了二进位制的算术一样。”[3]李约瑟虽然并不赞同二进位制直接出于《周易》的观点，但至少表明《周易》在莱布尼茨发现数学二进位原理过程中具有重要的启迪作用。
二是《周易》的思维方式具有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那种只注重内容，不注重形式的特色。后世之所以通行现在的六十四卦排列，主要是在于中国古代所注重的是对于语形的语义解释，着眼点在于阴阳互变、对立蕴涵转化的辩证法上，其目的在于通过认识这种阴阳消长的变化规律，得到“守中”的最终目的。这里，其社会伦理色彩是浓重的。
从阴阳两爻的组合构成六十四卦看，《周易》作为一个符号系统，有一些形式化方法的萌芽。我们将其称做“格式化方法”。如数理逻辑的语言对其进行整理，这种格式化方法的萌芽表现在它是一个有限的、非有序的、封闭的符号系统：
（一）初始符号：
（1）━
（2）――
（二）初始公理：
（1） （乾）；（2） （坤）；（3） （震）；（4） （巽）；
（5） （坎）；（6） （离）；（7） （艮）；（8） （兑）
（三）按照阴阳对立及对立蕴涵转化的因果联系的原则所推出的六十四个卦象所代表的64个公式（定理）。
在这个封闭系统中，符号之间不表现为一种有序性，只表现为一种两两对称性，即“两两相耦，非复即变”的形式。这种形式上的对称性，所反映的阴阳消长的蕴涵关系，只表现在每一对卦的语形上。如果从64个公式的整体上分析，从坤至既济、未济，在形式上并无一个整体的蕴涵关系，它们只反映了一种内涵上的辩证思维。即它们所遵循的只是语义上的分析，而并非是语形上的内在联系。
这种语义上的联系，完全是按照各卦内涵上的因果关系所衔接。如《易·序卦》中所言：“有天地，然后万物生焉，盈天地之间惟万物，故受（承续、承接）之以屯。屯者盈（充盈）也，屯者物之始也。物必生蒙，故受之以蒙。蒙者，蒙也，物之稚（幼稚）也，物稚不可不养成也，故受之以需者，需者，饮食之道也。饮食必有讼，故受之以讼（一旦出现生活资料的分配问题，必然导致争论）。讼必有众起，故受之以师，师者，众也。众必有所比，故受之以比，比者，比（必然有所亲比，即亲密比辅）也。比必有所畜也，故受之以小畜，物畜然后有礼，故受之以履。履而泰，然后安，故受之以泰，泰者，通也。物不可以终通，故受之以否。物不可以终否，故受之以同人（否则思通，通则人人同心同德）。与人同者，物必归焉，故受之以大有。有大者不可以盈，故受之以谦。有大而能谦，必豫，故受之以豫。豫必有随，故受之以随。以喜随人者，必有事，故受之以蛊，蛊者，事也（用事，侍奉，效力）。有事而后可大，故受之以经临，临者，大也（以上临下，以大临小）。物大然后可观，故受之以观。可观而后有所合，故受之以……有物者必济，故受之以既济。物不可穷也，故受之以未济终焉。”
由此可以看出，只有从内涵上的先后相承的内在联系来对《周易》的符号系统进行语义说明，才能够接近《周易》的本义。因此，对于《周易》逻辑思想的研究，其重点应放在《周易》的语义学研究上来。因此，如果以先天六十四卦方位图为根据，就说《周易》是一个语形上按二进制的严格的有序系统，似乎偏离了中国古代传统思维方式只注重内涵而忽视形式的特点。同时，也无法说明中国古代为什么以《周易》为分界线，从此由注重形式转为注重内涵。
如是，《周易》符号系统没有语形上的有序性。格式化方法是为其对立蕴涵转化的语义分析服务的。但《周易》仍然可以被视为是一个初具“形式化”方法的“公理”系统，它有一定的语法语言。如有初始语言，有初始公理，有一系列合式公式（定理）。并且，任何一个公式以及任何一个公式中的任何一爻，又都可以被视为逻辑变项，可以代入任一自然、人生、社会的具体事物。
《周易》认为，世上万事万物，林林总总，但每一事物均属于某类，“方以类聚，物以群分”（《易·系辞》）。只要某类事物合于某一条件，就可以代入某一卦或某一爻。或者说，任一事物的可操作性如何，占得哪一卦即行代入哪一卦。而这一卦的卦辞或爻辞即是这个事物的语义说明。例如，“同人”卦九五爻辞说：“同人先号啕而后笑，大师克相遇。”虽然仅按爻辞讲，是说某一支军队先败后胜，但只要比附到这个卦爻上（即将某事物代入这个变项），那么，这个事物的情况就一定是先凶后吉的。这个凶是客观存在的，但只要经过主观上的努力，排除障碍，不惜用强，就一定会达到先苦后甜的结果。因为这类事物的因果关系符合这个卦爻所约定的因果联系，也即合“道”。
这样的符号系统，“简而天下之理得矣”。它虽然只有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但因其每一卦、每一爻均可视做一个“思维样式”，均可以代入自然、人生、社会各类事物，可以“引而申之，触类而长之”，因此，这所有的卦、爻已经可以包括尽天下所有的“道”了。所以《易·系辞》评价说：“易与天地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与天地准”，就是说它的其中道理跟自然、人生、社会的现象、规律是一一对应相当的，“弥纶天地之道”，也即遍包天地之道。《系辞》还认为所有的事物既不能离开“道”，也不能违反“道”，“与天地相似故不违，知周乎万物而道济天下，故不过……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曲成万物而不遗”。“夫易广矣，大矣”。“其道甚大，百物不废”。由此可见，在《周易》这个符号系统中，所有的推演“样式”（卦爻）都是世间万物因果关系的概括抽象，万物无论怎样变化，都不能离开卦象所代表的“道”。《周易》这套符号系统，其推演的作用之大，万物因果已经尽在其中了。
二、关于“象”的逻辑概括、分类方法
《系辞传》说：“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以八卦来看，它的卦象均以特定的人工符号表示，并且由此产生出特定的含义。例如八卦各象分别由“ ”（乾）、“ ”（坤）、“ ”（震）、“ ”（巽）、“ ”（坎）、“ ”（离）、“ ”（艮）、“ ”（兑）来表示八种自然界的基本物质：天、地、雷、风、火、水、山、泽。由于乾卦为纯阳之卦，象征阳性的事物，所以乾卦有刚健的属性，所以为天（天主宰万物的再造生机），为马（良马健行），为首（天在上，人的头也为一身之首），为父、为君（天主宰万物，父主一家，君主一国），等等有刚健属性的事物。坤卦为纯阴之卦，象征阴性的事物，所以坤卦有柔顺的属性，所以为地（地藏乾所赋予的再造生机以便再造万物，为牛，为腹，为母等具有柔性的事物。
至于其他六卦，分别因卦象中阴阳爻的不同位置而有动、入、丽、陷、止、说的不同属性，又分别象征着有这些属性的不同的人体部位，不同的动植物，不同的人伦关系，乃至不同的季节、方位等等。
应该说，这种基于分析、比较基础上，寻找不同事物中的共同因素，舍弃不同事物中的不同因素，按不同事物的共同属性来比拟各种事物的抽象的思维过程，无疑已经有逻辑概括、分类方法的端倪了。这种概括、分类的结果，使八卦的卦“象”具有了抽象性。
“象”的这种抽象性和概括性，通过立象以尽意，“以类万物之情”，有了推演、认识现实事物的作用。同时，“象”通过“拟诸其形容，象其物宜”，也已经具备了以“象”形指实的定名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讲，“象”可以被认为是借助“象”形语言来反映思考对象的属性的思维形式，它不但具有概括性和抽象性，而且还具有普遍性，它可以指称任一个有这种“象”形所具有属性的事物。但它还并不等同于认识对象，它不存在于客观事物中，它只存在于主观意识中，它是观念性的东西。虽然“它们是主观的，但同时它们也反映着自在之物……人的概念，就其抽象性、隔离性来说是主观的，可以就其整体、过程、总和、趋势、源泉来说却是客观的”[4]。基于此，我们认为《周易》中已经使用了一定的逻辑概括、分类方法，其“象”已经具有了一定的概念形式，而且，这种逻辑思考的结果虽然有其直观性，但却是自觉的、理性的思维结果。
三、关于“辞”的语义说明方法
《周易》中的卦爻辞，是对卦象的语义说明。每一卦的卦象，只有在与卦辞、爻辞相联系起来时才有实际意义。《易·系辞》说：“系辞焉，所以告也”，“辞也者，各指其所之”，“辨辩吉凶者存乎辞”。这些均说明《周易》中“辞”的基本性质和功用，就是用“辞”这一形式或告之，或指之，或辨之。也即“断一卦之吉凶”，或“断一爻之吉凶”。
逻辑学中的命题是陈述性语句，而“告”、“指”、“辨”、“断”就有陈述、辨别的意义。也即有命题的意义。因此，卦爻辞的“辞”就是主观命题的一种形式，它的最为重要的一个逻辑性质就是有所断定性。
试举剥卦（坤下艮上）为例：卦辞为“剥，不利有攸往”。按《说文解字》：“剥，裂也。”引而申之，剥落、衰落、残谢等都可以叫剥。不过剥卦所讲的，乃是阴剥阳的剥。照《易传》的解释，从剥卦的内外卦来看，内卦坤为顺，外卦艮为止。故止顺为大势所趋。从整个卦体的六爻组合来看，下五爻均为阴爻，仅上九爻为阳爻。这表示阴性的东西正在生长，阳性的东西正在衰落。由阳代表君子，阴代表小人，则表示为阴盛阳衰，小人得势，君子困顿；小人壮而君子弱；天时与人事均与君子不利。所以君子宜藏器待时，勿有所往。即使要前进，因前进已被断定有所不利，所以前进时定要谨慎从事，要有所顺从。积极行动则不利。
这是从阴阳两义所做的断定。如从爻辞做断定，从初六至六五，无一不在讲诸阴如何一步步剥阳，可谓险象丛生。直到上九，仅余一阳像一颗果实未被剥尽。按照“消息盈虚，天行也”的对立蕴涵转化的规律，阳不能尽剥，事物才有了一线转机。所以此时上九爻辞说：“硕果不食，君子得舆，小人剥庐。”此时人心思治，众心愿载君子，小人则不敢剥尽于上，否则他也将自失所覆，连安身之所也没有了。由之，剥卦的卦辞和爻辞均断定小人众强而得势，阴强阳弱，其有所往必败。所以占得此卦时，就可得知所从事的事物是主凶不吉的。这正是卦爻辞所表达出来的认识。
再看与剥卦卦象相反的复卦（震下坤上）。初九爻为阳，表示阳性的东西正在复苏。虽然只有这一阳爻，但它却是新生力量，是正在发展向上的东西，所以复卦卦辞断定为：“亨，出入无疾，朋来无咎，反复其道，七日来复，利有攸往。”即复卦为回、反本，阳剥极必复反于下，虽仅一阳，势单力薄，但因其是新生的、向上的、前进的，犹如冬至时节阳气复生，万物即将复苏，其生生之势必不可挡。在上五阴虽众，但必然要被披靡消散，已经构不成在下一阳勃然生气的障碍了。在下一阳则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所以，卦辞告诉我们出入均无疾患，朋友自远方来也无咎，出行者往返于途中，七日即可回家。因此有所往，也有所利。所以是主吉。至于复卦的六爻，也各有其吉凶的断定内容。不一一列举了。
这些例子说明了一点，《周易》卦象的吉凶含义都是由卦辞、爻辞来断定的。“辞”已经具有了一定的逻辑命题的指向功能。其功能是建立在直观性上的，通过这种以“辞”来断定吉凶，“辞”与“象”就构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这种“所以告也”，“各指其所之”，“辨吉凶者存乎辞”，已经初步具有了类似于后世的“以辞抒意”（《墨经·小取》），“辞是以见极”（《荀子·正名》）的含义了。不过，《周易》的这种“辞”的逻辑命题的语义说明的方法，仍然是以直观性、随意性和比附性为其特点的。
四、关于“取象比类”的推类方法
《周易》作为一部占卜之书，其主要功能还在于以卦爻辞来陈述卦象的吉凶，以卦象吉凶来比附所为之事的可操作性，因此，《周易》思维方法的底蕴还在于推论上。其推论的方法主要是推类的方法。
《易·系辞下》说：“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在这种“取象”的过程中，《周易》按照男女交合生出子女这种自然生物学现象，进行了第一次类比：“天地氤氲，万物化醇，男女构精，万物化生。”在这第一次类比中《周易》先将自然界最为根本的天地交合，生成乾、坤之下的六卦。（至于“《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只是一种二分法）又按照这八卦所比附的自然界最基本的物质（天、地、雷、风、火、水、山、泽）的属性，加以经验归纳，分别赋予八卦以健、柔、止、说、动、入、陷、丽的属性，将八卦比附为八种人伦关系：父、母、长男、长女、中男、中女、少男、少女；比附为八种动物：马、牛、龙、鸡、豕、雉、狗、羊；比附为身体的八个部位：首、腹、足、股、耳、目、手、口；比附为八个方位：西北、西南、东、东南、北、南、东北、西；比附为八个季节：秋冬间、夏秋间、春、春夏间、冬、夏、冬春间、秋；以及比附为八种植物，八种颜色等等。
在这种比附中，《周易》按照不同事物中所具有的共同属性，将不同的事物分别归纳于八卦中的某一卦中。这种比附的认识过程，是接近于类比方法的认识过程的。虽然在这种比附中，有的尚有一定的根据，有的则不免流于牵强。因为在比附过程中，事物化归一类的共同属性单一且不是本质属性，将不同事物归于一卦缺乏一种内在的、统一的、质的规定性。不过，能够分析各卦的属性，并以此为基础，将其比附为各种人伦关系、各种动植物、各种方位等等，说明《周易》已经自觉地认识到了“取象比类”的逻辑认识方法。同时，这种比类之“类”的观念的初步认识，是建立在对事物内涵的分析认识上的，其“类”的划分基于各自的内涵属性上。
虽然这种带有形象性、直观性特点的比附方法是基于经验逻辑的基础上，其类比的层次也基本上是以不同事物及现象的某一属性的相似或相同为根据，并非是严格意义上的类比推理方法，但是，《周易》的这种基于内涵的类比方法，却为中国古代的以内涵分析为主的逻辑思想、推理方法奠定了一个稳定的基础。至《周易》以后，中国古代逻辑思想基本上是以内涵分析为主的“正名”思想，其推论方法基本上是以推类方式为主的，类概念成为中国古代逻辑范畴史上的一个最为重要的基本范畴，推类方法成为最具有中国古代特色的一种推论方法。这种贡献不能不归于《周易》。
如果说《周易》的格式化方法的第一次类比中是不严格的，那么在八卦生成六十四卦、六十四卦又比附于万事万物的第二次类比中，其类比方法就趋于完整，较为严格了。万事万物都可以在六十四卦中找到它必须遵循的原则，找到它的吉凶情况以及它的可操作性。无论人们要从事何种行为，只要占得某一卦，那么这一卦的卦爻辞就可以引出一串语义说明。例如，《国语》、《左传》等史书就记载了许多古人遇事占卜的例子。其基本方法都是以卦爻辞的语义说明推论所为之事的吉凶。在这种以卦推论万事万物的第二次类比中，《周易》的使用价值才真正体现。万事万物，不管其原因、结果、过程，只要套入某一卦的思维“样式”中，其吉凶自有说明，可否操行也就一目了然，万物因果尽在其中了。而且，这种推论方法的推论范围之广泛，也是令人咋舌的。
不过，这种推论将千差万别的事物现象，不问其性质、特点，只要占卜得哪一卦，就以这卦的吉凶情况推断某一事物的吉凶情况，并认定其操作性，其生拉硬扯也是不言而喻的。因此，随意性也是《周易》的一个致命的弱点。只是在以后的逻辑思想发展中，中国古代的思想家才自觉认识到“别类”、“异类”、“异类不比”、“类不可必推”的重要性，才使中国古代的推类方法趋于完善、合理。
综上，《周易》的思维模式奠定了中国传统思维模式的基础，基于此，对《周易》的逻辑方法进行历史的、逻辑的、辩证的分析，从语义学和语法学的角度，探讨《周易》中卦象与卦名、卦名与卦辞、卦辞与爻辞、爻辞与爻辞之间的关系，各卦象之间的关系，其矛盾推移演化的内在规律，其卦爻辞的语义解释的可信度和精确性，其推论比喻的复杂性和广泛性等等，应当成为中国古代逻辑史研究领域的一个课题。这对于如中医理论、气功理论的研究，也是可以帮助揭示它们的更多奥秘的重要一环。因此，通过比较研究，了解不同思维科学的发展对不同文化发展的影响，也是我们研究逻辑与文化关系的题中应有之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