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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 大运河不仅哺育了沧州人，也创造了沧州的灿烂文化。沧州武术和吴桥杂技当属这其中的两大文化奇葩。运河为沧州人打开了眼界，使他们产生了闯荡江湖的渴望。吴桥的杂技艺人，当年就是沿着运河，南下北上闯码头，将杂技传遍四海五洲，为中国的杂技事业书写了辉煌的一页。除了杂技，沧州另一项非物质文化遗产——沧州武术也是闻名海内外！正因有了大运河，有了繁忙的船队，才有了沧州武术“镖不喊沧”的硬气。千年风霜，千年洗礼，沧州武术已然在悲壮和豪俊的运河里沉淀为一种武魂——果敢、睿智、坚韧，历经千年，它随运河流淌在沧州人的血脉中。 运河成就沧州武术威名 沧州是全国闻名的“武术之乡”、“杂技之乡”。托举阴阳、安定乾坤的沧州武术，打遍天下有朋友；有惊无险、飞檐走壁的吴桥杂技，蜚声海内外。而沧州武术和吴桥杂技都与运河有着不解的渊源。 据史料记载，沧州民间武术，源于春秋，兴于明，盛于清，至乾隆时，武术之乡已经形成，至清末，武乡威名远扬海外。经历代薪火相传，到清末民初，臻至鼎盛。 查阅《沧州武术志》，第一编概述中这样写到，精悍大运河纵穿沧州境内，连镇、沧州、泊头、兴济、青县等重要的码头，成为大宗商品必经之地，亦为高官巨贾水上走镖要道，故沧州镖行、旅店、装运等相关行业发达兴盛，各业相争，必须握有高强武技才可立足。 到了清末，“镖不喊沧”已成为南北镖行同遵之常规。保镖的走路也顺着运河走，一般保镖打着旗号喊镖，说是谁的镖车不能劫。但到了沧州这儿讲究不能喊，因为你喊了就表明对地方武林不恭敬，有时候就劫了你的镖车，也不一定要你东西，把你打哭了让你知道这儿不是你逞能的地方，知道这个就可以了，放你走了。不仅不能喊，还要把旗放下来，偃旗息鼓，悄悄地过去，这就是镖不喊沧！ 新中国成立后，中华武术作为优秀的民族文化遗产得到复兴。沧州武术门类和独立之拳械技艺愈加丰富，许多拳械套路，经过提炼、改进、创新，独具沧州特色。 武乡催生“侠义文化” 沧州上千年的尚武之风，使得沧州人自古以淳朴、刚毅、勤劳、勇敢、豪迈、直爽著称，素有“武健泱泱乎有表海雄风”之说。沧州纪晓岚研究会副会长孙建说，由此而兴的侠义文化也成了沧州运河文化中最具特点的一个。 沧州文化中有一个是武乡的“侠义文化”，运河文化区别于其他地方的就是我们属于燕赵，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运河则多侠义之人。跟运河相关的一些故事也体现出来，比如讲纪晓岚就提到这么一个故事：南方的一个候选官员在进京途中生了病，到沧州的时候已经身无分文，走投无路，急得要投河自杀。这时候，有几个过路的瞎子，就是过去拉三弦卖艺的盲人，他们听说这个事后倾囊而助，将这些年的积蓄全给了这个候选官员。这个候选官员到北京选上了一个好官，等他做官回来，到了沧州的时候就要找这几个瞎子，怎么也找不到了，因为他当时没有留下姓名。怎么办？他就把随身准备的报答瞎子的这些钱留了下来，盖了一处院落起名叫“养古院”，就是供养瞎子的地方。这个地方到解放后才拆掉，俗称“瞎子院”。就是因为要报恩，才有了这样的地方。 大运河蕴育了武术，也衍生了“侠义文化”。可以说，沧州人自古的侠肝义胆、侠骨柔肠、重情重义、义薄云天、善良义举，无不和运河和武术息息相关。过去的“路见不平一生吼”，到现在的见义勇为助人为乐风行狮城，“爱心之城”的打造无不和丰厚的人文性格相连。 有了运河，有了武术和杂技的渊源流长，也就有了沧州人的心胸阔、大德义双生。 杂技的兴盛发展与运河紧密相连 吴桥杂技是闯天下的沧州人为中华文明创造的一个奇迹。在大运河岸边一个小县城，一群祖祖辈辈劳作于贫瘠土地上的农民，创造了让世人叹服的杂技艺术和光辉灿烂的杂技文化。 提到杂技与运河的关系，吴桥杂技研究专家、吴桥文物保护管理所所长杨双印介绍说：“吴桥杂技的兴盛、发展与运河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这主要表现在吴桥杂技艺人以运河流域为主要活动区域上。特别是在明清以来，由于运河漕运的发达，带动了沿河流域的经济发展，加剧了沿河人口的增加，以及码头、村镇的兴起，给吴桥艺人的杂技活动提供了优越的场所。吴桥杂技就在这里成长发育。吴桥杂技艺人的主要活动地是运河两岸的大小城镇，北上有较大的码头连镇、东光，继而是泊头、沧州、天津……南下是鲁北重镇德州、济南……。 这就说明，如果不是沿运河流域的经济、文化发展，吴桥杂技这种形式的民间技艺是很难生存，很难吸引更多的人走上这条道路的。杨双印说。 被誉为“天下第一快手”的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杂技项目代表性传承人王宝合，谈到小时候随父卖艺的经历，他不由感慨万千：“ 我们艺人常说的一句话：‘南方收了南方去，北方收了北方游，南方、北方都不收，运河两岸度春秋。’就是谁不愿意去挣钱多的地方啊！为嘛在运河的两岸武术和杂技比较多呢？大运河两岸村庄、村镇比较多，过去做生意、做买卖的人也比较多，都是流动的人，要有码头。我们艺人紧靠运河，杂技有两千多年历史，我们不卖票，就是顺着运河练、演，这里繁华、人多，就跟我们的市场一样。” 运河本身就是经济文化带，这说明艺人的活动大多是沿着运河的村镇、码头这个路线。再一个沿着运河的有北京的天桥、天津的三不管、南京夫子庙，都有比较发达的“杂八地”，就是艺人比较集中、社会各行各业汇集做生意的这么一个地域，当时行当很多，杂技一直是演出活动的主体。这些杂八地的兴盛和吴桥艺人也起到一个互推互动的作用。由此可见，吴桥杂技的兴盛发展与运河紧密相连。 吴桥杂技的运河文化印迹 杨双印介绍说，与杂技活动共生的杂技文化与习俗之中也烙刻着众多运河文化印迹。 从对老艺人的问询中得知，杂技艺人的出外演出活动中，一直相沿把开辟新的演出场所称之为“闯码头”，对于到一些远离河、海，没有码头的城镇演出，也照样称为“闯码头”。他们大都说老辈子就这样说的，这跟杂技艺人一出门就在运河边的各码头上闯荡有关。还有艺人将外出一直称之为“走京串卫”或者“走南闯北”，这与运河的走向是一致的。老的杂技艺人也讲到，他们长期在运河边谋生，与船家关系密切，因此在运河上过摆渡是不要船钱的。 此外，杂技艺人的忌讳也多有与河桥有关。比如艺人忌讳的“八大块”（艺人在早晨出门演出之前忌讳说出的字和音）就有“桥”字。“七十二小块”就有“水”、“河”等字音。这些忌讳，一些是出自对风险的敬畏，一些是出于对活动顺利的企盼。像这样的文化印迹还有一些，比如在吴桥沿运河的一些码头，就建有杂技行当的祖师——吕洞宾的庙，艺人称之为“吕祖庙”，供艺人出行或归来时祭拜。这些印迹充分说明了，吴桥杂技在其生存与发展过程中与大运河之间那剪不断的千丝万缕的关系。 杨双印认为，运河不是影响吴桥杂技生存发展的唯一因素，可却是对它产生重大影响的因素。长期以来，对于吴桥为什么会有这么辉煌的民间杂技成就，学界一直追找其个中缘故。“一些外国专家也曾多次来吴桥对此问题进行探究，一直没有定论。我们在对大运河进行文化调查中，在对吴桥文化的研究了解中，对二者之间相互联系与作用的探寻，似乎给我们打开了一扇大门，使我们探寻到了一条出路。”今日运河对今日的吴桥杂技已经没有太多影响了，这种影响的减弱是在运河功能减弱的同时就发生了。可是，作为一种文化成果，大运河对吴桥杂技发展的贡献是可载于史册的。 （来源：沧州晚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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