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与秦汉之际的时代特征 赵璐璐 中央党校

             《史记》与秦汉之际的时代特征

赵璐璐

中共中央党校文史教研部博士

各位好，今天在这里要和大家共同来欣赏和品读的是中国历史上非常有名的一部史学巨著——《史记》。那么《史记》成书于中国历史上的西汉中期。作为一部成书于西汉中期的著作，可以说，《史记》或多或少都带有秦汉之际时代的特性。通过《史记》，我们可以把握中国整个西汉之际的整个特性，而通过把握《史记》所反映出来的这些历史特性，也可以使得我们更好地了解《史记》，解读《史记》，同时能够通过《史记》看到整个中国古代历史发展变化的一些特点和一个过程。所以，我们今天要来谈一谈《史记》与秦汉之际的时代特性。《史记》是一部成书于西汉中期的史学著作。当时，正处于整个秦汉之际变动的一个时期。所以，《史记》或多或少带有变动时期的历史特性，同时，它也带有这个历史走向所给予它的一些特殊的标志。

一、史学与经学的分离

在《史记》所表达出来的秦汉之际的时代特质中，一个非常鲜明的《史记》所表达的历史走向，《史记》作为一部史学著作，标志着它在当时在这个时代下面史学与经学的一个分离。史学是中国历史上，中国整个的传统文化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在梁启超所写的《中国历史研究法中》，他说：“中国与各种学问中，唯史学最发达，史学在世界各国中为中国最发达。”对中国史学的发达给予了很高的评价。确实，整个中国的传统的历史记载是非常丰富的，而这种对历史的重视、对历史记载、对历史资料地保存的重视，都和史学在很久之前就开始独立地成为一本学科是有密切联系。中国历史上在春秋时代或更早的时候，这个时候的中国古人已经非常重视历史的写作、历史的保存。可是这个时候，对历史的写作和保存，更多的时候是为所谓的“微言大义”所服务的。

孔子就写过《春秋》来记载春秋时代的历史，但是孔子在写作《春秋》的过程中，他的着重目的是通过对历史上的一些个别东西的评价和评点，来阐述他自己的一个哲学思想，一个对历史、对现实的看法。所以，孔子虽然写作《春秋》，但实际上并没有对整个春秋时期的历史进行溯源、反思和借鉴，而对当时的历史也没有做系统的、全方位的记载。因此，我们现在看到的《春秋》，它仍然是被我们认为是一部经书，而不是一部史书。

司马迁最早在立志要写作《史记》的时候，他要继承的也正是孔子的思想。那么，司马迁在写作整个《史记》过程中，他对自己就有一个非常高的要求，如我们看司马迁写的《太史公自序》里，他说：“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 司马迁认为，周公死后500年，出了孔子，孔子继承和发扬了三代以来周公所奠定的这样的一种文化，并把它发展开来。孔子到现在死了又有将近五百年了，这个时候，谁能够做当时孔子那样的事？谁能够重新来整合这种《六经》，重新把中国文化传递下去？司马迁就认为，这个时候，他是当仁不让的，他要继承孔子当时所做的这个事业，把孔子对于《六经》的继续，进行一个新的发扬，而结合时代的精神，把它重新地传递下去。那么，这样一种要把整个中国所禀有的道统传递下去的精神，应该说，在中国的世人当中，到后来一直有的。司马迁这样一种精神，对后来世人所秉承的传承道统这样的精神，有非常深刻的影响。司马迁在精神上是要继承孔子的这样一种传承道统，发扬整个中国文化的精髓的一种精神。但司马迁处于一种整个从春秋战国到秦汉之际的这样一个中国历史剧烈的变动期。所以说，司马迁也具有许多时代赋予他的新的思想。

因此，司马迁在写作《史记》的时候，他就鲜明地提出来自己写作《史记》的目的，除了要继承孔子的事业之外，他认为，他写的这部书，还要达到的目的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司马迁要通过对整个中国文化、中国历史的一个梳理，来探究整个社会文化、整个中国文化发展的一个内部的规律。甚至他要探究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规律所在。在这个其中，要把历史，和他的一些想法融会贯通，成为自己的一家之言。应该说，司马迁的“融会贯通整个中国历史的发展”，提出来对中国历史发展解释的思想，和当时司马迁所处于的汉武帝的时期是密不可分。从中国的春秋战国到秦汉之际，中国的历史经历了一个由所谓的分邦建国的制度，转移到建立一个整个大一统的中央王朝，实现君主专制、中央集权这样的体制，这其实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非常大的转变。这种转变在完成之后，不断地有一种诉求，要求在理论上和各种方面给予一种总结。但是在秦朝的初期，忙于国家建设，而秦王朝很快又二世而亡，而后，迎来了秦汉之际贫乏的战争。所以，这种理论总结，一直没有得到一个合适的时机。而到了汉武帝统治的西汉中期，这样的时期就渐渐成熟了。

在经济上，这个时候汉王朝已经发展起来，汉初的时候，“天子不能具钧驷”的这样一种局面转变了。汉初的时候，天子出门，都不能配备其四匹颜色一样的马。而到了汉武帝时期，这个时候，经济力量已经大大发展起来了，这个时候，“京师之钱累巨万，惯朽而不可校”，京师府户的钱成千上万，串铜钱的绳子都已经腐烂了，数都数不清的钱财散落在地上。由此我们看到，到了汉武帝时期的经济发展形势是非常好的。

同时，从整个的国内国外的政治形势上来看，汉武帝很好地评定了内部诸侯王的叛乱，解决了诸侯王权利过大的问题，这个时候，他又进一步大大加强了中央集权，国内就趋于了稳定，同时，汉武帝通过几次对匈奴的战争，稳定了汉匈之间的关系。这个时候，汉朝开始建立起了强大的军事自信，不再处于受匈奴的一个被动打击的局面。因此，汉匈关系也稳定了下来，外部局面也很稳定。

而在文化上，这个时候，也出现了很多总结各方面文化成果的著作，如淮南王派人编写了《淮南子》；董仲舒写了《公羊春秋》来阐释他的阴阳五行、儒家结合的学问；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写了《论六家要旨》，把整个春秋战国以来百家争鸣的局面总结为了主要的六家，对这六家进行了一个总结和比较，正是在这样一种基础上，我们说，司马迁才能够提出所谓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这样一种思想的追求。可以说，这样的思想追求是当时普遍人们所要追求的一种目的。

比如说，在汉武帝的诏书中很多次提出了要“明天人分际，通古今之意”，这已经和司马迁所提出来的非常像了。梁启超说：《史记》之所以能够把当时所能知道的人类自有文化以来数千年的历史，放在一个整体当中溶为一炉，自此，中国人把历史认为成是一个整个的、唯一的、永久相续的过程，可以说不到秦汉统一后，并且文化发展到相当程度，这种观念是不能产生的。这对我们刚才所说的司马迁观念的产生，进行了一个很好的总结，因此，司马迁的这种要成一家之言的观念的产生，有其非常深厚的背景。但是不能否认，司马迁作为一个有着卓越才华的历史学家，他在很好地理解了时代的脉搏与潮流之后，他开创出来了一个中国历史上新纪元，他虽然是继承孔子而来，但是，他又有一个在历史学上的更高的追求，这就使得《史记》成为了中国史学上第一部巨著。从此，标志着史学和经学的分离。

我们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史记》具有三方面的突出的特点。首先可以说，《史记》建立了一个史学体系，司马迁在整个《史记》的叙述和写作当中，将历史的记叙和历史的研究融合了起来，不单单是原来的一种碎片化的历史记载，而是将整个的研究和记叙融合起来，在这其中，他要阐明他作为一个历史学家的思想，并且他在试图总结各式各样的历史规律，这样能够有利于后面的人把握历史发展的一个态势。从这个方面来说，他建立了自己的一个史学体系。

同时，他创立了作为史学的这样一种独立的实体。《史记》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的史书，它创立了以人为中心，《本纪》、《列传》相互配合的纪传体史书的范例，开创了纪传体史书的先河。在整个《史记》当中，司马迁创造了五种体系：首先，《本纪》是记载君王的；《世家》则是记载诸侯王的；《列传》是记载历史上一般的，没有帝王、诸侯王传承的重要的历史人物的传记。《表》则是司马迁所发展出来的，他对各个历史时期重大的事件，会把它做成类似于表格的形式，通过这种表我们可以更好地、非常简单明了地把握住当时历史发展的趋势，并且很快地掌握当时的历史大事。《书》则是司马迁对各种典章制度，对社会经济方面的全面的记载和叙述。而这五种体例互相配合，使得史学作为单独的学问，有独立的研究手法。纪传体从此就成为中国历史长河中，中国古史中非常重要的一个体例。纪传体也是中国历代政史沿用的体例。司马迁在这里的开创之功确实功不可没。

最后，《史记》是规范了历史学的研究范围。在书的体例中，一共有八书，有礼、乐、律、天官、封禅、河渠、平准，分别从国家制度、社会生活、学术、经济、水利等各个方面，把历史上的问题归纳了起来，这使得整个历史研究范围大大地扩大了。所以，《史记》所开创出来的这样一种史学研究范围，它虽然是以人物为中心，但它并不仅仅是一种王侯将相史，它实际上是一种百科全书式的广义上的文化史的研究。这种研究，使得《史记》及其以后的中国史学著作，实际上都包含了中国社会各方面的资料，也使得中国的史学从此具有一个更宏大的范围和一个更高远的眼光。因此我们可以看到，从建立史学体系、创立独立实体、规范研究范围，这三个方面，司马迁解决了历史学作为一个学科，它应该研究什么、它追求什么、它以什么样的方式来研究、它的研究范围是什么，这些最基本的问题。这些基本问题的解决和奠定，也就使得历史学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发展和壮大了起来。从此之后，历史学就成为了中国古代的传统文化当中非常重要的一门学问。

两汉以后，在整个中国古代的目录学的分类上，史籍已经独立成为了一个部。李充在东晋时候写了《四部书目》这样一部目录学的著作。在其中，史部已经居第二位。到《四库全书》的时候，所谓的“经、史、子、集”，史部仍然是在第二位，它处于一个仅次于经学之后重要位置。在中国传统的整个文学、史学，中国文化的发展道路上，史学一直具有这种举足轻重的地位。

同时，司马迁的创举为以后的士大夫开辟了一条治史做学问的新路，史学研究成为中国以后士大夫学问的大端。中国的士大夫在从政之外，有的人偏于史，有的人偏于文，有的人偏于各种其他科技方面的研究，每个人都不同。但是很多历史上有名的政治学家，其实政治家也是非常有名的历史学家。

比如，在唐朝时候，编写和修订的《隋书》，写隋代历史的《隋书》，就是唐朝很有名的政治家魏征编写的，写唐代历史的《新唐书》，是北宋时期很有名的政治家欧阳修所编撰的。还有大家都非常熟悉的司马光写的《资治通鉴》，其实司马光在政治上也非常有作为的人。因此，史学就成为了士大夫所从事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学问。而史学因此也具有了很多政治学方面的功效。这一点，都和《史记》所带来史学的开创，对史学的开创之功是有比较密切的联系。

二、《史记》代表的时代特色

（一）帝制观念未深入人心

我们在说完了《史记》所代表的一个突出的时代特点，他代表了这个时期史学和经学的分离之后，我们还要从另外一些方面看史学所代表的时代特色。我们刚才说了，《史记》里，它有很重要的一个体例就是《本纪》，《本纪》是为所谓的帝王所写的，他的人生生平和大事的传记。但《史记》当中有很多的《本纪》，并不是给帝王所列的，《史记》当中有《项羽本纪》，项羽虽然被成为西楚霸王，但是他并且在严格意义上称帝，但《史记》上同样有《项羽本纪》。另外还有《吕太后本纪》，刘邦的皇后吕后，他也给她立了“本纪”，可是吕后同时也没有称帝，虽然她一直把持朝政，但并不像后来的武则天一样真正当上了皇帝。可是，《史记》里却有《吕太后本纪》。

但《史记》里却没有汉代的第二个皇帝（汉惠帝），刘邦和吕后的儿子——汉惠帝，没有他的“本纪”，作为一个正经的皇帝，他却没有“本纪”，这个就引起了后代人很多的评论。有人认为，《史记》是不是所谓的体例，体例上《史记》上是有问题的，也就是说，有人认为，《史记》的体例创设还不成熟，因为它是一个标志着史学刚刚成立的史书。

但我们要从司马迁创立了整个体例的本意上，来发觉《本纪》的关键性在哪里？其实，《本纪》并不是说在乎皇帝的虚位名号。清人的徐时栋说过：“天下号令在某人，则某人为本纪，此史公史例也。故《高祖本纪》之前，有《项羽本纪》。”天下出号令者，这个时候是谁？那么在这个时期就为这个时期的这样的人立《本纪》，在整个楚汉相争很长的一段时期内，确实，作为西楚霸王的项羽是全天下的实际统治者。所以徐时栋说：“在《高祖本纪》之前，有《项羽本纪》”，那么，徐时栋的理解是从整个权利的分配上来看的。

另外，如果从一个体例的设计来看，《本纪》最终目的是“纲纪天下政事”，实际上《史记》是一个树干最中心的干，《本纪》要起到最中心的树立历史发展主要线索的功能，“本纪”起到这个功能之后，其他的列传像树干一样附在这个树上。由此，大家才会对这个整个历史的大树有一个鲜明的认识。“本纪”是以“纲纪天下政事”为主要目的的。如果它从一个体例设计上来看，并不是一定针对着的是皇帝，只要它能够起到“纲纪天下政事”这样的一个目的，那么，《本纪》的效果就达到了。

当然，后代人从权力的角度给予司马迁另外一个称赞，认为司马迁在写整个《项羽本纪》、《吕太后本纪》的时候是有一种突出的认识，这种认识，后来没有人敢有这种认识，也没有人具有这种认识，许多人认为司马迁具有一种反对权威、反对君主的认识在里面。以后的人都不敢不给皇帝立《本纪》，即便这个皇帝不掌握实权也要给皇帝立《本纪》。但司马迁就有这样的胆识，他敢于给没有掌握过实权的汉惠帝不给他立《本纪》。这是不是说司马迁真正能够突破我们知道在君主时代的君主专制？其实我们应该恰恰从一个君主专制还没有形成、没有巩固的这个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这实际上代表了《史记》所突出表现出来的一个秦汉时代的特征，就是这种帝制观念没有深入人心，整个皇帝的权威没有那么明显地建立起来，所以后世所谓的皇帝不可侵犯的这样一种权威性，在司马迁这里没有这么鲜明的一个意识，因为这个时候，经过了汉朝几代的统治之后，这个体制虽然已经奠定了下来，但对于很多人来说，这样一种君主专制的观念需要在思想观念上一步步强化的。借由着后来的很多强化措施，才演变成我们熟悉的、看到的中国历史上绝对的君权。这个时期，我们还有很多是秉承着春秋战国时期先行的遗风，所以说，帝制观念没有深入人心，才是司马迁在体例设计上出现后代人争论很大的问题所在。

从司马迁所写的内容上面，其实也可以发现这种时代特点，比如说，司马迁在写《高祖本纪》的时候，写刘邦的时候，他就写到：刘邦在咸阳的时候，曾经看到秦始皇的时候，他就叹息说：“大丈夫当如此也！”

那么，项羽曾经在会稽看到秦始皇的时候，他也说：“彼可取而代也”。那么，我们通常都把它认为是刘邦和项羽这两个人在年轻的时候，都具有这种要夺得天下的这样的抱负。同时我们实际上也应该看到，对于当时的人来说，所谓的皇帝的位置，并没有那么多神圣性，就像刘邦所感叹的一样，他是一个“大丈夫当如此也”的大丈夫所能成就的功业。对于当时的人来说，做这个皇帝更多地意味着一个大丈夫所能成就的功业，他是一种功业上的考虑，更多的时候并没有考虑到君主的权威性，要抹煞君主这样的权威性，这种想法就更要在其后了，先要建立权威，才有人抹煞权威，但这个时候，权威还没有建立起来，这个时候，大家都把它认为是大的成功的一件事情而已。

而司马迁更是怀有这样一种认识的，所以我们看到在司马迁写到《伍子胥列传》的时候，他的一个观点就和后代的史学家非常不同。那么伍子胥是当初楚国一位官员。但是，楚王在楚平王时期他比较昏庸，所以，他就冤杀了伍子胥父亲。伍子胥父亲是无辜的，但是把伍子胥的父亲给杀死了。那么伍子胥的弟弟这个时候，就和他父亲一起复死了，没有逃跑。但是，伍子胥就偷偷地隐姓埋名，逃出了楚国，就来到了吴国，成为了后来辅佐吴王夫差的一个很重要的大臣。那么，后来伍子胥在辅佐吴王夫差，成就了霸业之后，他就率领吴国的军马打入了楚国。而这个时候，楚国不堪一击，很快被吴国所打败。可是，伍子胥这个时候，已经找不到了楚平王，因为楚平王已经死了，他把他的王位就传给他的儿子楚昭王。楚昭王这个时候不知所踪，逃到哪里去都不知道。

伍子胥非常愤怒，由此他就掘开了楚平王的坟墓，把他的尸体翻出来，鞭尸三百，以报父仇。伍子胥的这种行为，历来为后代许多正统的史学家所批判。即便是伍子胥的父亲确实是冤死的，但是后世还是有很多人认为，伍子胥作为本来是楚国的官员，那么带领吴国的兵马，攻入了楚国，并且还要鞭打曾经的君主的尸体，这是一种罪大恶极的罪，都表示出对伍子胥的不理解。

可是，司马迁在写《伍子胥列传》，到最后他写伍子胥的评价的时候，他在《太史公曰》的史评里，就对伍子胥给与了很高的评价，他说：如果伍子胥当时和他的弟弟、爸爸一样都死了，那么，他这个死就和蝼蚁一样，完全没有一点价值。但是，伍子胥能够“弃小义，雪大耻”，所以他“名垂于后世”，他是一个具有悲剧的英雄性的人物。当时，伍子胥在逃亡的过程中非常窘迫，甚至要做乞丐来获得一口吃的。这个时候，他一点都没有忘记，当时楚平王所给他家族带来的仇恨。所以，他能够在吴国整个过程中，隐忍以成就自己的功名，最后得报大仇。司马迁就说：如果不是一个烈丈夫，怎么能做到这一点？对于伍子胥，我们可以看到，司马迁是给予了一个很正面的评价，这一点，也和后世的史学家对伍子胥的评价都不一样。那么，我们知道，司马迁因为受到了汉武帝的宫刑了之后，所以很多后世的人都认为，司马迁之所以对伍子胥有这么高的评价，实际上是因为他敢于突破这种君臣观念的限制。是因为认为司马迁对汉武帝所怀有的这样一种怨懑之气在其中的一个爆发。当然，涉及到司马迁汉武帝之间的个人恩怨，但实际上，这更多反映出来的，并不是司马迁的一种个人气愤的话，它反映出来的还是司马迁在看待君臣关系上面和后世的在君主集权加强了之后，那种情况下的不同。后世所谓的“君君臣臣”的严格的观念下，即便是“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但在司马迁这里，他更多地受到了那种影响，是春秋战国、先秦时期文化的影响。在这个时期，还是一个处于“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这样一种君臣关系氛围下。只有一个君主对臣下有一个道义上，对他负责任，对他很礼貌，对他很尊重的情况下，臣子才会对君主尽忠心。在这样的君臣关系当中，司马迁认为，既然楚平王对伍家整个态度是这样的，那伍子胥的报仇也是无可厚非的。所以，我们说，整个在《伍子胥列传》中所表现出来的，司马迁对君臣关系是这样一个认识，还是一个帝制观念没有深入人心的结果。

所以我们会看到，在整个《史记》的体例上也好，在内容上也好，对皇帝的权威性，没有一个强烈的推崇。那么对于君臣关系的尊与卑，也没有后世那么严格的界限。这个当然有司马迁个人的因素在，但最关键的还是因为这个时候，司马迁的成书时期是处于西汉的早期到中期。这个时候，中国文化还保留有很多先秦文化的遗续，这个时候，整个的帝制观念，整个的中央集权，还没有经过历朝历代的发展，发展到后来，像明代清代时期那么集权的体制，所以说，整个的思想观念也比较轻松，没有那么地受到禁锢。因为我们来看《史记》的时候，一定要把它放在当时的历史境遇下去看，只有通过对历史境遇的这种大环境的把握，我们才可以更好地理解和把握《史记》，而不单单是从司马迁个人的历程来看这个问题。

（二）类传中的特殊群体

同时，司马迁的《史记》反映出来的另外一个时代特征，通过司马迁的类传中对特殊群体的描述来反映出来的。类传，是司马迁列传中的一种，它是通过对一类人合起来给他们写一个传记的形式来表达，这一类群体在当时的一些历史的活动和他们所处的社会地位。

比如说，我们都知道，《史记》当中很有名的就有《游侠列传》，《游侠列传》是司马迁为游侠这一批人，比如朱家、田仲等这个群体所立的一个列传。“游侠”确实在某种程度上和中国古代人一直所推崇的侠义精神的“侠”是有一脉相承的关系的。那么，中国的“武侠小说”的兴盛，它表现出的侠义精神和游侠表现出来的精神有很多相似之处。只不过后来的武侠小说经过了很多文学化的创作。司马迁在《游侠列传》里，他说：“自秦以前，匹夫之侠：”个人力量的游侠，凐灭不见，见不到这些人。司马迁说：我觉得十分可惜。但是以我能够见到的这些人来看，汉代兴起的时候，汉代初期就有朱家、田仲、王公、剧孟、郭解这些人。这些人虽然说他们个人有的时候会触犯国家法律。行侠仗义的时候确实触犯了国家的法律，但是，他们作为个人来说，个人品德非常地廉洁，非常地有侠义精神，仍然有值得称道的地方，给予游侠是一个肯定的评价。那么我们看，司马迁之所以会说到“自秦以前，匹夫之侠，湮灭不见”，难道是因为在整个中国的秦代之前，整个春秋战国时期，因为有游侠但却没有留下资料吗？其实是因为在整个春秋战国时期，游侠还没有那么极度地兴盛起来，游侠的兴盛其实在战国时期才渐渐地兴起，而游侠的活跃也就活跃在秦以及汉的早期。在春秋战国时期，整个中国原来这种分邦建国，周天子分封的体制，在不断地瓦解。伴随着这种体制瓦解，是当时的宗法等级制的政治系统已经不能行用了，并且与之相应的伦理道德评价体系也在渐渐地垮台。因为到了战国时期，整个传统的宗法体制和意识形态就陷入了混乱。国家已经无力去处理社会上的纷争，以国家的力量来约束很多的社会力量。所以这个时期，一方面社会力量大大地兴起，另一方面，是国家无力去救助比较弱小的群体。因此，就出现了像“游侠”这种特定的阶层。那么，游侠通常都是有一定的社会财富，所以，他们才可以用个人之力去帮助那些弱势群体。游侠这个特定阶层，他们正是在春秋战国宗法体制瓦解之后才出现的。所以，司马迁会说，整个秦代以前，游侠其实并不兴盛。游侠的兴盛确实是秦代和汉初一个非常兴盛的时期。

但是在汉代逐渐稳定之后，尤其是汉武帝加强整个中央集权一系列措施以后，游侠的社会作用就在消退，因为这个时候，国家的力量在强大起来，那么这时候，客观上就不需要这种社会力量出面来干扰国家执行法制，所以说，这个群体就渐渐消亡了，它没有这种社会作用了，同时又受到了整个正统王朝的打击。于是，我们会看到：在后来的政史当中，除了《汉书》和《游侠传》，以后就再也没有《游侠列传》这样的列传了。所以，游侠类传和其他类传的目录能够鲜明地反映出来秦汉之际中国历史的一些特征。

那么，我们从《史记》和《汉书》对游侠的不同评价，也可以看出，历史变化对史家个一个人的影响，在《史记》的《游侠列传》里，司马迁说：我们看到今天的游侠，虽然说，我们不能把他所有的行为都称之为一种正义的，但是“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戹困”，但是，他们这种讲诚信，讲承诺能够救助弱势的人，并且在救助别人之后，不宣扬自己的能力，所以，游侠还是值得称道的。因此《史记》的整个《游侠列传》会看到，对游侠是持一个基本肯定的态度。

但是在《汉书》的《游侠传》中，班固对游侠是持一个贬斥态度，他说：像郭谢这些游侠之人，他们“以匹夫之细，窃杀生之权，其罪已不容于诛矣”。他们作为个人，窃夺了国家应有的生杀之权，可以说罪不容诛。虽然说，他们的个人品德、他们的个人修养也不乏有好的地方，但是他们实际上，不入于道德，其实放纵于末流，那么杀身亡宗，非不幸也。最后，他们遭到了整个正统王朝的打击。有的时候，自己也死了，那么整个的家族也覆灭了。从王朝角度说，不能说是完全是国家的原因，其实，是从他们窃夺了国家生杀大权是有很大原因的。我们可以鲜明地看到，班固所持的态度跟司马迁完全不一样。班固所持的态度之所以和司马迁不一样，是因为班固作为东汉时期的人，这个时期已是一个和秦汉之际，尤其是西汉早期这样一种社会形势，整个文化氛围完全不同了，君主的集权在大大加强，这种尊重正统王朝、尊重国家意志、尊重君主意志，这样一种观念已经深入人心了。所以说，班固才把他们认为是一些破坏国家政权的不入流的人。从整个《史记》和《汉书》的比较中，我们会看出，《史记》对游侠的评价，它是和当时的整个社会评价，和当时的社会背景保持一致的。

司马迁当然作为他个人来说，他也是非常钟爱游侠这个群体的。但是司马迁对《游侠列传》的写作，对游侠的评价，他基于仍然主要是秦汉之际的社会文化背景。他对游侠的背景和社会评价也是一致的，社会评价也同样这个时候对游侠的评价非常高。但是，在游侠逐渐受到汉武帝的打击，逐渐没落之后，后来人再来看这个时期游侠的活跃，就会对游侠起一个比较低的评价。那到后来，根本就没有游侠这个群体了，他在政史当中也就没有这样的传记了，我们所看到的所谓的武侠小说中的“侠”的形象和整个的游侠是比较不同的两种“侠”的形象。因此我们会看到，司马迁整个评价是和历史，他的评价和历史相符的。

而到了班固的时候，他已经不太能理解司马迁所处的时代。因此他对司马迁所给予的一些评价，在整个《史记》当中，所表现来的态度，已经表示出来一种不理解。因此他在给司马迁写列传的时候，他就批评司马迁说：司马迁在写这个类传的时候，“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司马迁写的《游侠列传》，你对游侠进行了这么高的评价，你是表扬了这些奸雄之人，但你却贬低了所谓处士，那些遵守儒家正统道义，但是又没有做官被称为处士的人。那么，司马迁的这种推崇游侠，在班固这里就获得了批判，同时班固也批判司马迁说，他同时在《货殖列传》里，他对“货殖”，对商人的这种推崇，则是一种“崇势利而羞贱贫”。也就是说，崇拜利益，崇拜钱财，崇拜势利，使得贫贱之人因此而蒙羞。

班固所说的《货殖列传》，也是整个《史记》当中，非常突出的一类类传之一。那么，《史记》的《货殖列传》是专门从事“货殖”活动的的杰出人物的列传。“货殖”在古代是指利用货物的生产与交换，来进行商业活动，从中生财求利，这样一种活动方式。那么除了这种交换经济商品之外，其实它还包括了各种手工业以及农牧渔、矿山、冶炼等行业的经营在内。《货殖列传》其实我们简单来说，是司马迁给当时非常活跃的这些大商人，这些人所立的这样一种传记。

其实这里有后代人所推崇的陶朱公，也有后代人非常推崇的被称为“商圣”的白圭。那么，陶朱公我们看他，本名就是范蠡，范蠡这个人辅佐着越王勾践卧薪尝胆，最后，打败了吴国这样的一个人。

那么，范蠡在辅佐越王勾践最后成功复仇之后，就马上隐也去了。到了齐帝之后，范蠡就给当时同样是勾践臣子文仲写了一封信，他说：鸟尽弓藏，兔死狗烹。就说，越王勾践这个人，长得“长颈鸟喙”，脖子很长，嘴像鸟一样。这种人从他的面相来看，可以共患难，不可以共乐。可以跟他共同来体察这个卧薪尝胆的奋发之苦，可是他现在成功了，他这种人是不可以与之共享乐的。他就说：文仲大人，您应该赶快离去。那么文仲大人在收到了范蠡的信以后，于是马上说自己生病了，然后就不参与政事。但是，他仍然没有逃过勾践对诸杀他的这样一种行为。那么勾践听信人的谗言，说这个文仲要作乱，于是，他就赐给了文仲一把剑，对文仲说：你教了我，你当时说，有七种办法可以来对付吴国，伐吴的时候，你说有七种对策。我只是用了你教的三种计策，最后就打败了吴国。还有四种计策，还在你那里，我没有用，你没有告诉我。那么，为何你不用这四种计策，跟从先王去做一番功业？这就是隐讳地在告诉文仲说，你去追随先王，追随先王与帝下，因此，文仲破于这种压力，只好最后自杀了。

那么，范蠡则是很早就看清楚了勾践这个人的真面目，因此他很早就选择了辞官离去，隐居故里了。那么在《史记》中记载，范蠡在离去了之后，“乘扁舟，浮于江湖”，到处游历，变更姓名。最后到了“陶”这个地方，于是，到陶地之后，就称自己为“朱公”。那么朱公，范蠡就认为，陶地居天下之中，四通八达，是货物流通交换的一个极佳之地。于是，朱公就在这个陶地安顿下来。而在整个的过程中，19年间，他在这个地方经商，三次三致千金，三次像百万富翁一样那么富。但是每次，他有这么多钱之后，他都给那些贫困的亲戚、给一些贫困的人就散发了出去，但是发出去之后，很快又能再次做生意做起来，又使自己富起来，又使自己成为百万富翁。所以，陶朱公就被称为了后来人所崇敬的典范。一来，实际上他是一个非常会做生意的商人，其实他是一个义商，他做生意，但是他不忘周济贫困，他做得这种生意是要惠及社会的，这也就成为了中国古代商人的一个追求。那么，范蠡因此也就以陶朱公而闻名了。

当然，历史上还有一个更加美丽的传说，就说范蠡在离去的时候，带走了西施。西施当时被越王勾践送给吴王夫差，吴王夫差沉迷于美色，于是荒废朝政，才使得越王勾践复兴，卧薪尝胆，最后得报了大仇。据说，西施其实最早是范蠡发现的，但是范蠡为了勾践复国大业，就把它献给了吴王夫差，在后来，在勾践大业完成之后，范蠡在自己悄然离去的同时也带了西施。两人共同隐居江湖，并且后来范蠡又成了陶朱公，富甲一方。当然，这个在《史记》当中就没有记载，可以说，这是后代的人对“四大美女”之一的西施的下落和去处的一个美丽猜想。也是大家寄予对一个女子，希望她得到一个爱情和得到一个更完美人生的愿望。因此，我们看在整个《史记》的《货殖列传》中就记载了很多类似于陶朱公这样的经商起家的大商人。并且，在记载这些大商人的事迹的时候，司马迁都对他们持一种赞扬的，一种同情的态度。

司马迁的这种态度，也是对游侠的态度一样，它是符合当时社会文化的发展，司马迁并不像后代的人一样，崇尚重农抑商。当然，他肯定了农业生产的一个最根本的地位，但是他也充分接收了先秦时代代表新兴商人思想家的观点。因此，他在《史记》当中，推崇这种商人，他强调这种商品经济的自由发展，强调商品经济发展对国家的好处。所以，我们会看到：他在描写这些商人中，通常把商人的经商有道，个人品德有一个非常推崇的描写。

在这些过程中，他也表达了自己一些对于财富、对于利益的观念，他就认为，所谓的“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他不是站在一个我们后世所看到的儒家一个纯粹的伦理道德层面来讲这个问题。他肯定人对这个利益的追求，但是他推崇的是这种像陶朱公这样的义商，你富了之后，你应该惠及社会。司马迁的这种思想，他强调商品经济的发展这种思想，是和先秦时代商人的兴盛有很大关系。我们知道，在整个春秋战国时期，由于当时的中国是列国林立，这就使得商人在交换当中，占有非常大的优势，他们通过把异国的货物运到另一国，从中取利，因为商人阶级就在这个时期很快地兴盛起来，并且也占有一定的政治上的地位。所以说这个时期，有很多代表这种商人阶层的思想家，他们是对商品经济持一个推崇态度。司马迁正是接收了这种对商品经济推崇的态度，而在整个《史记》中，也表现了这样的态度。

但是，随着整个正统王朝，我们知道，一个专制主义的加强，一个中央集权的加强，这就使得中央集权，它在不断地发展，而整个中央集权的发展，非常鲜明的一点是，它和民间资本，在财富、劳动力的争夺上，就产生了一个矛盾。毕竟，整个中国古代是处于一个农业社会为主的社会，在这样一种情况下，生产力必定会受到一定的限制，所能创造出来的财富也是有限的。而在加强中央集权的国家，它就往往需要利用大笔的这种资金、财富，来做一些全国性的事业。尤其到了汉武帝时期，在加强全国的建设上，在对汉匈的交战中，都需要大量的财货。因此，这就使得中央集权它要向着一个节制民间资本的方向发展，使得民间的资本受到了一定限制，从而使得大量的资本能够聚集和凝聚在国家的手里。中央集权不断地发展的趋势，使得中国后来在整个一直处于中央集权、君主专制的体制下，一直都处于一个节制民间资本的范畴内。所以说，中国的社会力量、中国的民间资本一直都没有发展起来。后来，在整个的思想观念上，大家更多地又接受了所谓的重农抑商，重文抑墨的思想，对于商品经济的发展也不再推崇。对于商人阶级也不再给予鼓励，而商人阶级又处于非常低的地位，这样就更使得整个民间资本得不到发展。整个民间资本受到抑制是和中央集权不断地加强，是和中国的整个古代政治体制有关系的。那么，正是因为在这样一种发展趋势下，我们在后代就没有看到类似于《货殖列传》这样的列传在正史中出现，也没有人给予这些商人，像司马迁那么高的评价。

由此我们就会看到，在列传的这个类传当中，这种特殊群体的消长，很能够反映出秦汉之际的时代特征。比如我们讲到的游侠、货殖这些人，后来都在政史中消亡了。包括《史记》中有刺客的列传，后来也没有了，比如我们熟悉的《荆柯刺秦王》，这个《荆柯刺秦王》的故事是在《史记》的《刺客列传》当中，这个“列传”后来都消亡了。主要是因为社会形势的变化，这些人承载着这些人他们的一个消亡所决定的。但是我们看到《史记》当中列传中有所谓的《循吏列传》，奉公守法的这些好的官吏，给他们所立的一个列传，有《儒林列传》，很有名的儒家的学者，这些士大夫他们的列传。这些《循吏列传》、《儒林列传》在以后的政史当中，通常都是存在的。因此，我们会看到，正是因为后来的时代发展，有一些随着时代的发展所摒弃了，另外一些还是留了下来。因此，我们会从整个《史记》的列传类目，它所体现出来的鲜明的时代特色，来体会到整个秦汉之际中国时代特征。

因此我们才说，我们今天来阅读和理解《史记》，必须要结合秦汉时期的中国历史的走向，才能够获得更加清晰和深刻的认识，而不是仅仅把它作为司马迁个人的喜好来理解。司马迁的思想有深厚的社会文化背景。

同时，我们就会看到，《史记》所表现出来的体例和内容上的特征，一部分是中国文化传承和逐步发展出来的。到了司马迁这里，就获得了总结和发扬，比如说，我们所看到的这种史学的重视，那么到司马迁这里，他就使得史学开始脱离了经学，这实际上成为中国文化传承和发展当中很重要的一点。在这里，司马迁具有开创之功，司马迁的开创之功，和我们之前对史学的重视是分不开的。但另外一部分，是秦汉之际的时代特征所赋予的。我们看到从整个列传类目，从整个体例和内容上所体现出来的帝制观念没有深入人心，对游侠、对商人的评价和后世不同等等。这体现出来，则是秦汉之际的时代特征，这种时代特征是在中国文化、中国历史发展过程中，在历史的转变过程当中，所特殊所具有的这样的时期，它有一个鲜明的阶段性的特点的。因此我们从《史记》的分析解读可以看出，整个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它本身是有一个成长变化过程的。

所以说，我们今天对传统文化的理解，对中国历史的理解，必须要坚持有这样一种“变”的观念，整个中国古代的历史是一个不断地变化的过程的。在这个变化的过程中，才有我们后来所看到的整个我们说到了更靠近近代以来这种明清王朝的这样一种特征，这种特征虽然一部分确实代表了中国文化的特征，但另外一部分也是不断地演进、不断地变化而来的，并不是说中国文化一开始就是一成不变的。它其实本身是一个不断地各种各样的文化特点、文化优势，那么再逐渐形成变化的一个过程。我们只有将这种对中国文化的“变”的态度，引入到对中国文化的研究当中去，实际上，才可以更好地认识和了解中国文化，才不至于我们把中国文化上面所有的好的东西和坏的东西，装在一个固定不变的盒子里，认为这些好的和坏的都是固定的、成型的。但实际上我们要看到，中国文化的一些好的方面，有它不断地传承和发扬的过程，而坏的一些方面，我们今天所说的这种专制，这种整个的集权的加强，实际上，它也是有一个过程，而这个过程，也是和中国历史的变化，是息息相关的。因此，不管我们从哪个方面来解读和看待中国文化，都应该持有“变”的观念，有了这种“变”的观念，我们才能更加理性和客观地来看待整个中国文化发展过程中的一种优势和劣势，也才有利于我们今天更好地理解中国文化，更好地利用中国文化，更好地吸收中国文化，而对于我们今天中国文化的建设才有更好地借鉴作用，今天我们的讲题就到这里，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