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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清派的历史发展 来源：网路 本文参阅书籍： 任继愈～中国道教史 钟国发～茅山道教上清宗 张崇富～上清派修道思想研究 上清派是道教的一个重要的派别： 茅山道教~上清宗上清派形成于东晋，鼎盛于隋唐，影响几乎纵贯整个道教史。早期上清派主要的活动中心主要以茅山主要活动中心，故上清派又称“茅山宗”。隋唐时期上清派的影响已经远播大江南北，《全唐文》云：“茅山为天下道学之所宗”，从跟皇权关系看，上清派道士多为学识渊博、多才多艺的知识分子，为王公贵族所钦崇，并往往充当帝师。正是长期与统治者的良好关系，使得上清派在漫长的历史发过程中兴盛不衰。“道门华阳”由于茅山为上清派本山，后“华阳”成为上清派的代称。“道门华阳”和“儒门洙泗”并举的作法，实际上已将上清派标举为整个道教代表。当然这一个标举有其深厚的之理论基础：那就是上清派在其发展的过程之中，长期以来一直作为道教的主流道派而存在，其巨大的影响及其所受到的帝王的钦崇也是其他道派所罕能企及的。上清派自创教之日起，其代表人物或出生于士族大家，或为饱学之士，这样的领袖人物从一开始便赋予了上清派与众不同的贵族和人文气质。东晋、南朝时期为上清派的开创和发展的阶段。这个阶段的传承中上清派奉魏华存为开派祖师， 杨曦为第二代玄师， 许谧为第三代真师， 许翽为第四代宗师， 马朗为第五代宗师， 马罕为第六代宗师， 陆修静为第七代宗师， 孙游岳为第八代宗师， 陶弘景为第九代宗师。 上清派是一个以尊奉上清经为特色道派。因此，经书造作和勘定工作在上清运动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由于陶弘景居茅山传授上清法，苦心经营数十年，茅山逐渐形成上清派的活动中心，故此后的上清派又称“茅山宗”。从此以后一直到北宋中，上清派一直是势力较大的主流道派。被称为“山中宰相”的茅山宗创始人的陶弘景，因其渊源的学识而备受帝王的恩宠和王公贵族钦崇。陶弘景对权贵的倚重也赢得了上清派的繁荣。陶弘景除了开创茅山宗，弘扬上清经，发展上清派的修道理论外，还建立了等级分明的神仙普系。总之，到了梁代，上清派的势力已淩驾于天师道之上。隋唐时期，特别是唐，上清派达到鼎盛时期。如果说南北朝时期上清派的发展空间还主要限于南方的话，那隋唐时期上清经的传习己远播大江南北。随着隋朝建立国家的统一，南方和北方道教的交流更加向深入。茅山宗在隋获得了长足发展，上清派的势力逐渐向北方渗透并占据了北方。上清派势力扩张与当时茅山宗领袖人物王远知的活动有很大的关系。 王远知极强的政治活动能力人及在时代风云的变幻中对皇权的倚重，使得茅山宗先后为隋唐的统治者所推崇。能使茅山宗在朝代更迭中依然保持兴盛不衰，王远知功不可没。王远知的弟子潘师正也是茅山宗在北方传教的重要人物。正是在王远知、潘师正也是茅山宗等人的努力下，上清派的影响得以遍布全国。虽然楼观道团不肯承认茅山道团在教义思想上领导地位，但是它们将上清经法在北朝推广，就等于使北朝道教接受了陆修静创始判教体系，也就等于使南北两方道教在教义思想和教团组织模式上融合为一个统一体了。着上清经法所体现的个人清修至上原则推广，北朝道教组织体制也相应改，祭酒体制逐渐被道馆（道苑）体制完全取代。茅山宗之所以能成为唐代道教的主流，以内在因素而言，主要是由于它能兼收并蓄，吸收三教之长，并融汇三洞经法，不持门户之见，采取开放的态度；且有一个独立而严密的传承体系人才辈出。以外在因素而言，茅山宗的宗师大都具有较强的政治活动能力，经过他们的努力，使茅山宗在陈、隋、唐三个朝代的迭换中不仅均未遭受打击，而且获得了每朝统治者的扶持，使它具有相对稳定的发展条件，这也是它兴盛发展的重要原因。唐代时茅山宗成为了道教的主流。这一个阶段的茅山宗在教理上受到重玄思想的影响，并吸收了灵宝斋法。这显示茅山宗在各道派之间教理教义的互融合时所做贡献。陶弘景力主三教合一的思想在此时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王远知(第十代宗师)、 潘师正(第十一代宗师)、 司马承祯(第十二代宗师)、 吴筠、李含光(第十三代宗师)、 杜光庭等为在这一个阶段名震四方的道士，也得到皇权的极大优宠。唐代时茅山宗已经遍布全国成为道教的主流，并建立了嵩山、王屋、茅山、天台、京畿、蜀中等几个大的传教据点。当时有“茅山为天下道学之宗”之眷。这也是茅山宗历史上最辉煌时期。陆修静缔造新道教，采纳和推广了天师道的箓位与等级制度，更加强调箓文的意义。 《洞玄灵宝道士课中法》说：“箓者戒箓情性，止塞愆非，制断恶根，发生道业，从凡入圣，自始及终，先从戒箓，然后登真。”这是把箓文作为帮助道徒自我约束和修炼的一种法宝。 《正一修真略仪》说得更具体而又为神奇：“箓以检劾三界官属，御运元元，统握群品，鉴骘罪福，考明过功，善恶轻重，纪于简籍，校诫宣示之文。掌觉灵图，推定阳九百六天元劫数。又当诏令天地万灵，随功役使，分别仙品，众官吏兵，亿乘万骑，仙童玉女，列职主事，驱策给侍之数目。浩劫无穷，太上十方至真众圣，皆互秉师资，结盟受授，从俗登真，永葆生道。”就是说，各种等级的箓文都和一定神灵相连系，具有号令这些神灵的威力；还能鉴别和记录神灵及持有箓文的修炼者的功过，给予相应赏罚；还能替持有箓文的修炼者推定“劫数”；不但一般道士，就是高级神仙，也都毫不例外地授受箓文。隋唐时，道教把这种法力无穷的箓文通称为“法箓”，等级界限相当严格。上清法箓在唐代道教法箓中地位最高，据说这些法箓威力极大。例如属于玉清部第一阶品的“太上帝君金虎符箓”又名“太微天帝君金虎玉精真符”，据说是由太微天帝君传授给金阙帝君，由小有王君抄出流传世间，内容涉及天魔隐讳，万神内名，主要是三鬼王(六天大鬼，北帝魔王、北酆鬼相)，只要呼唤他们的隐名，或佩带这件符箓，就可以差遣天仙神人，呵叱群灵，使百邪不得危害生灵。“符书”就是“符”，“符”和“箓”总称“符箓”。符本是古代军队和官府中使用的一种凭证，是把刻写有文字竹片、木板或其他物品，分成两半，以检验两半能不能相合，来判断其中一方身份真伪。古代巫师和方士仿照这种形式，想像他们写的神秘异文字的物件可以做为沟通神鬼的凭证。箓是指竹片之类的物件上用文字做记录，符上文字就是箓；后来道士把符上记录所谓天曹官署佐吏之名的文字特称为箓，而把符上除了这种箓文之外的奇异符号和图形特称为符。五斗米道等鬼神道派以符箓术为主要手段。神仙道士一般都强调依靠自身的努力，不那么重视鬼神威力，但通常也把符箓作为求仙辅助的手段，上清派、灵宝派都各具有特色。陶弘景致力于道教形象的雅化，着住精神的修养，所以对金丹、符箓、章书、醮谢等企求立竿见影解决具体问题的方术，他都评价不高。 他开创茅山道团成为道教最高层次的代表，除了擅长上清经法以外，在唐代又致力于重玄理论的建构，更加不愿意被人看俗了。因此，他们一方面也宣传上清法箓威力，以吸引民众，另一方面又不愿意人们过份的注意上清法的法箓，而忽略了它高雅。经陶弘景十年的努力之后，茅山成为上清经法的大本营。上清经法声名大振，从而对维护新道教统一、完整和高雅形象发挥了积极作用。唐高宗请潘师正作符书，企图借助于高档的上清派符书的神力为自己个人带来好处。潘师正作为王远知得意门生，当然不可能不解符书。他之所以拒绝皇帝作符书的要求，一方面就是希望皇帝不要贪求庸俗的个人福利，而应该注重高雅终极追求；另一方面也希望维护上清经法的高雅形象，不愿意让人把茅山高道看作一般江湖术士。李含光主持的茅山道教后，正逢一场翻天覆地的“安史之乱”，他除了遵奉唐肃宗之命在茅山“修功德”之外，也是一筹莫展。安史之乱后期即位的唐代宗，对茅山道再没表现出什么特别与趣。大历四年(769)茅山教事务由76岁的韦景昭(第十四代宗师)继续主持。从安史之乱打乱隋唐帝国的正常秩序以后作为道教贵族化标志的三洞四辅判教体系也开始瓦解，上清经法作为道教最高经法等的地位逐渐不能维持。在传授上清经法方面，茅山权威地位也已经不能保持，而由茅山道团分化出去的一支以南岳衡山和天台山为主要地的道却异军突起。这一个道团是从司马承祯在南岳传薛季昌开始的，薛季昌传田虚应，田虚应于唐宪宗元(西元806~820)中迁居天台山，唐代后期江表传三洞之法，几乎都以田虚应为祖师。他们的门徒以冯惟良最著名；冯惟良传应夷节，应夷节传杜光庭。杜光庭在道教文化史上是对此前做总结，并对其后有启发的大人物。《茅山志》卷十～十二〈上清品〉记载韦景昭、黄洞元、孙智清、吴法通列为第十四至十七代宗师。孙智清的徒弟吴法通推进了茅山道团与皇室的关系，唐僖宗李儇曾于干符二年(875)“遣使受大洞箓，遥尊称为度师。”唐朝灭亡后，吴法通也在这一年“不知所往”，据说入是“潜入岩洞”。茅山道团确实因为唐朝灭亡而出现了相对衰落的局面。在动乱不休五代十国时代，茅山相继处于吴、南唐两国统治之下。在这一阶段的宗师有 刘得常(第十八代宗师)、 王栖霞(第十九代宗师)， 成延昭(第二十代宗师)。 刘得常为吴法通徒弟，他作为茅山道团领袖，“居紫阳观二十年，不逾户阖”。 北宋时，茅山宗在三山(茅山、龙虎山、阁皂山)符箓派中势力最大，仍为当时的主流道派，拥有为统治者授法箓、遥礼等许多特权。此间，茅山宗历经八代宗师的传承。 第二十代宗师成延昭 第二十一代宗师蒋元吉 第二十二代宗师万保冲 第二十三代宗师朱自英 第二十四代宗师毛奉柔 第二十五代宗师刘混康 第二十六代宗师笪净之 到第二十七代宗师徐希和 宋代的宗师多得皇室所赐“先生”称号。刘混康为众宗师中最富盛名者。不同的传法谱系是道教各派相互区别的标志之一。道教各派的发展过程中，都逐渐规定了本派未来传法世系的谱字，通常是把这些表示不同世系的字逐渐排列起来，做成一段韵语。新道土耳法名时从中取一个指定的字，作为三字姓名正中间的字，就是辈份标志。茅山宗传法谱系以刘混康为第一辈，原有四十八字，据茅山《真人法脉》碑为： 混靖希景 守汝玄志 宗道大天 得惟自尊 克崇祖德 光绍真应 师宝友嗣 永仁世昌 公存以敬 有子必承 能思继本 端拱一成 后又续四十八字，见于《续真人法脉》碑， 元复其始 精清纯如 载启先觉 钦敬淡文 灏演精信 神涵湛持 性定龙顺 念受明特 懋嘉丙锡 福广春禔 云章缉叶 绪悉瑶芝 茅山宗的传法系，一直实行到“文革”以前。茅山三宫上清宗传人，有几位活到“文革”以后，都是依此辈份字来来命名。宋哲宗绍经四年(西元1097)敕正一、上清、灵宝三大符箓派的本山龙虎山、茅山、阁皂山为“经箓三山”，三大符箓派逐渐打破门户，互相文流习法，北宋中期以后，正一派日斩鼎盛，并成为三山符箓派的领袖；上清派与灵宝派渐呈颓势。南宋时期，茅山宗历经十三代宗师传承，分别为： 第二十八代宗师蒋景彻 第二十九代宗师李景合 第三十代宗师李景成 三十一代宗师徐守经 第三十二代宗师秦汝达 第三十三代宗师刑汝嘉 第三十四代宗师薛汝积 第三十五代宗师任元阜 第三十六代宗师鲍志真 第三十七代宗师汤志道 第三十八代宗师蒋宗瑛 第三十九代宗师景元范 第四十代宗师刘宗昶 第四十一代宗师王志心 这一阶段的茅山宗高道不多，教理和教义的发展主要表现为对内丹思想和雷法理论的吸收。元代茅山宗有五代宗师的传承。 第四十二代宗师翟志颖 第四十三代宗师许道杞 第四十四代宗师王孟道 第四十五代宗师刘大彬 据曾召南先生研究认为，在刘大彬之后还有一代宗师，即第四十六代宗师王天符 元代茅山宗高道为杜道坚、张雨。名道士杜道坚入觐元世祖，奉玺书提点道教，住持杭州宗阳宫，皇庆元年(1312)仁宗授号“隆道冲真崇正真人”，茅山道士张雨，以能诗善画普享誉于元后期。据推测茅山宗被元朝统治之初，道众怀着对抗情绪，故意藉口找不到传法印剑，拒绝与元朝合作。但是拒绝合作就会付出代价，日渐衰落的茅山宗可能难以承受这样的代价。杜道坚代表与元朝全面合作的路线，但是可能受到茅山道众的抵制，所以他奉了廷的使命南下，却不去茅山。许道杞代表中间路线，他在社会公益活动方面与官方合作，而却不领受政治任务；他把传法印剑拿出来，但又继绩藏着玉印。其含义是愿意与元朝合作，又还要对元朝统治着留一手。到刘大彬任上，时过境迁，藏印再也没有必要，反而有损宗坛威信，所以编个神话把玉印拿出来。元仁宗想必很高兴，特地下旨把这印送还茅山上清宗坛。延佑六年，仁宗又把茅山总辖诸山的“崇禧观”改“崇禧万寿宫”。元成宗大德八年(1304)，元室封三十八代天师张与材为正一教主，总领三山符箓，茅山宗上清宗坛被归并入正一教。明清时，茅山仍是朝奉者甚众的道教圣地。明代“天下乞灵于名山者，东岱岳、南武当、东茅峰，奔走士女，地无远近，而岁无宁息。自明朝起，茅山宗的传承制度发生了变化，己由原来的宗师制改制为灵官制。 明朝朱元璋把天下所有道士只认定为全真和正一两类，这样茅山宗的独立资格就基本丧失了。《茅山志》的记载至刘大彬为止。其实茅山宗宗师传承仍然继续进行，只是在宋元期，茅山宗师的任免一般都经过朝廷的认可，算得上国家大事；明清时期茅山宗的宗师传承就纯粹只是正一道派之下的一个小支派的内部事务，无须朝廷出面，茅山宗的宗师的权威也就不有官方背景可以凭藉，其意义就少多了。明朝规定华阳洞灵官对茅山宫观道士有司法管辖权；若有事报朝廷，由道录司转达礼部，本处道纪司不得干预。据《明史 职官志》设在茅山的“灵官”是正八品，低于道录司正一，更远远不能与龙虎山下一真人相比，但比一般地方首席道官都要高，府道纪司的长官“都”也只有从九器。起初规定道官“设官不给俸”洪武二十五年重定百官品阶秩禄时，又规定道录司各官依品支俸。按这一道理，三茅山的正八品灵官每月得俸米六石五斗。明朝政府乎曾收缴过茅山宗坛传法印剑。据清《茅山志》卷三记载，洪武十二年，茅山宗师秦真隐奉率法师赴钟山建坛祈雨，应验以后，朱元璋大喜，“钦给原收本山印剑赐表里银两，还山镇守。”洪武十六，第一任“灵官”的命令下达，“钦选到茅山元符宫道士邓自名除授华阳洞灵官，给降印信，前去开设卫门管领祖传印剑，掌行符箓去讫；续选到崇禧宫道士王允恭除授华阳洞副灵官，如遇到任，一同署事去。”从此洪武十六年(1383)，明太祖在茅山设立华阳洞灵官和副灵官。灵官例定在元符宫道士中选授，副灵官在崇禧宫道士中选授。灵官要管领祖传印剑，显然就是宗师了。所以清代康熙十年笪蟾光《茅山志》时，不记刘大彬之后的茅山宗师，而只记载灵官的名字。据清《茅山志》卷十四〈道秩考〉所记载两份灵官表，自明初至清康熙十年历任灵官曾任华阳洞灵官的茅山道士有： 邓自名(50代)、 薛明道(51代)、 陈德星(52代)、 任自垣(53代)、 王克玄(54代)、 吕景阳(55代)、 杨震清(56代)、 支克常(57代)、 朱崇润(58代)、 沈祖约(59代)、 蒋德瑄(60代)、 徐祖谏(61代)、 戴绍资(62代)、 绍绩(63代)、 史怀仙(64代)、 张小峰(65代)、 杨勺泉(66代)、 王益泉(67代)、 钱养悟(68代)、 周继华(69代)、 朱振阳(70代)、 许抱真(71代)、 钱观如(72代)、 文栖云(73代)、 许华岑(74代)、 陈及岩(75代)、 栾奉斋(76代)、 张玉壼(77代)、 龚企岩(78代)、 唐葵阳(79代)、 张承钟(80代)、 杨昌靖(81代)、 张允中(82代)、 丁昌胤(83代)。 西元1983年，在茅山元符宫九层台遗址发现了嘉靖丁丑年(1549)立的〈敕真人传派碑〉，落款中有“上清六十二代宗师华阳洞灵官戴绍资立石”一句。从邓自名算起至戴绍资正是明朝的第十三任灵官。如果一任灵就是一任宗师话，那么可以推算邓自名就是第五十代宗师。清《茅山志》陈鉴序说到：“大彬之后嗣宗师者又十人有三，自元天历元戊至是，百四十有三年。”就是说从第四十五代宗师刘大彬尚在位的天历元年(戊辰年西元1470年)，又传了十三代，那就该是第五十八代宗师上任了。查成化年间任职的灵官是朱崇润，正好是第九任灵官，照顺序推算下去，那第13任灵官戴绍资就正好是第六十二代宗师。这两种推算互相吻合，可以证明，明清时代华阳洞灵官就是茅山上清宗宗师。这算推算，康熙十年在任的华阳洞灵官丁昌胤应该是茅山上清宗第八十三代宗师。可惜是元未明初的三位宗师(第47～49代)的姓名，还有二位没查到。其只知道明初有一位秦真隐，还不能确定是第几代。康熙十年以后的灵官名单，现已无从考查。唯有晚清重《茅山志》卷首有同治三年(1864)的〈庚申记略〉署名“三茅元符宫华阳洞正灵官眭菊人”，又光绪四年(1878)的〈跋〉署名“华阳洞宫灵官眭定生”。清朝结束以后，华阳洞灵官的职位自然随之消失，于是茅山宗师的职位，大概也就没有再传了。据曾召南先生考证认为：明清时期在茅山符元万宁宫所传的是被称做“静一派”的道派是茅山宗嫡传。茅山宗虽然经过千余年的风风雨雨，但其基本教法仍得以保存。他说：“明清时期茅山元符万宁宫和九霄万福宫所传的是尊祖刘混康的静一派，是茅山宗之嫡传。崇禧万寿宫所传的是清微派(本门所属“上清清微宗”即是本脉)，乃是宋元时期分衍出来新符箓派，与老茅山符箓派茅山宗同属一脉。这就是我们目前所能瞭解的明清时期茅山三宫教的传承情况。茅山三宫中上清宗人，有几位活到“文革”以后，按照96字辈份，他们是第59辈眭先凤，第60辈施觉义，第61辈陈钦贤，第65辈王灏俊，第75辈黎顺吉(即中国道教协会会长黎遇航)。明清以后至民国时，茅山上清宗道士仍然坚持按照本派96字传法谱系取名。文化大革命之后，茅山道教历史上有名的宫观只有“九霄宫”和“元符宫”残存。宋徽宗赐茅山的玉印和印剑，从前就保存在元符宫中，作为宗师传法信物，所以元宫俗称为“印宫”。目前陈列在茅山道教文物博物馆的文物中，在飞升台出土的“理宗金箓投龙玉简”，还有茅山传统“镇山四宝”：第一宝是玉印，长6.8厘米、宽6.4厘米，厚2厘米，再加瑞兽钮3.8厘米；印面刻有六个篆体阳文字：“九老仙都君印”。民间对它有“夜食三两朱朱，日盖千张黄表。”的说法。第二宝是玉圭，长7.1厘米、宽3.4厘米，厚0.7厘米，上端尖，下端方形，这个玉圭颜色能随季节而变化。第三宝是玉符，长9.6厘米、宽7.1厘米，厚0.6厘米，刻有六个篆体阴文字：“合明天地日敕”。茅山通称为“镇心符”。第四宝是玉砚，通称“哈砚”或“呵砚”，长方形，长9厘米、宽4.44厘米，厚1厘米，面上有墨堂，长6.4厘米、宽3.2厘米，没有墨他。向砚面哈，就会形成水珠，可以蘸笔写字。据说砚左上角刻有两条小鱼，每到子午之时就会合于中间池内，称为“子午归槽”，后来因曾纪泽(曾国蕃之子)参观时失手把它摔破了一点之后，它就再也没有这个灵性了。 上清派的特点： 1.上清派许多宗师出身官宦高门，具有较高的文化修养。使得茅山宗一开始便带有贵族与知识分子气质。同时也开启了道教向上发展深化的路径。 2.上清派的许多宗师深暗政治，多有政治抱负，积极参与政治，并具有极强的政治活动能力。他们之中不少人充当帝王之师，对统治者极具影响力。反过来，上清派宗师们对皇权倚重也为茅山宗的发展带来了极大的好处。 3.由于具备较高的文化素质，上清派高道对道教教理教义发展的著述极为丰富，为前期诸道派之冠。笪蟾统《茅山志真人着经忏道书》收有《上清大洞宝经篇目》百部，《上清二十四高真玉箓》一部，《上清大洞箓篇目》三十五部，《众真所著经论篇目》六十二部，郑樵《通志艺文略》着茅山道书目四十部。 4.上清派在诸符箓派合并为正一道前，长期以来跟龙虎宗、阁皂宗并驾齐驱，鼎立为符箓三宗之一，合并入正一以后，仍然保持单独传承至近代。 5.上清派的修道思想以存思存神及诵经为主要特征，同时也对各种修行的方法兼包并蓄。总的来说，上清派历史堪称整个道教史的一个缩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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