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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富兰】大菜饭摊包饭作

 江苏常熟老李 2014-04-03
        随着社会分工的细化,上海市民们惜时如命,为了节省做饭的时间,导致了“厨房”和“饭摊”的出现。

  “厨房”的兴起是有理由的。其一,厨房的菜肴口味兼顾到饭馆的美味与家常菜的实惠,饭馆不仅价格不菲,而且久食令人生厌;而有的风味菜肴,居家又烧不出那种味道,“厨房”以其肴馔风味兼有饭馆与家常的特点而盛极一时。其二,“厨房”是个无宴会之所,它不需要设立正规气派的门面,这是与一般饭馆的区别处。“厨房”一方面能够代替家厨,起到调制家常风味的作用,另一方面又节省了消费者的时间和费用。你要吃什么菜,我做好给你送上门,价格也比饭馆要便宜得多,惠而不费,何乐而不为呢?许多公司行号职工以及跑街、掮客、小商小贩之辈,每到中午都在附近的“厨房”就方便餐,价廉物美、薄利多销的家常菜肴是主要内容。后来“厨房”为规模更大一些的公共食堂所代替。

  至于“饭摊”,在抗日战争之前也叫“大菜摊”。当时在有些街头上,专门有名为“大菜摊”(也叫“杂食摊”)的饭摊供应饭食,不过请别误会了,这“大菜饭摊”绝对不是西菜风味,“大菜饭摊”的所谓“大菜”不是社会上俗称的“西餐”,而是摊主收购那些残肴剩馔,并将其中的鸡鸭鱼肉分别置锅煮沸,再加些蔬菜、豆腐、粉丝之类作为副料,连菜带汁在饭摊上廉价供应。虽是残羹,却也有荤腥,营养丰富,很受社会上一般劳苦大众,如黄包车夫、失业人员的青睐,当时的代价,“大菜”一碗,籼米饭一大碗,仅需十余枚铜板,却也能浅尝荤腥地饱餐来改善生活。残肴剩馔被称之为“大菜”,其中确实也包含着戏噱的成分和一份涩涩的酸楚。不过,据还健在的老人回忆,由于摊主措施得力,故尚未有不卫生乃至食物中毒事件发生。租界中的带钩桥(今山东南路)、东新桥、八仙桥、十六铺等劳苦大众聚集地段,这类“大菜饭摊”比比皆是,营业颇盛,这也是在繁华上海的底层社会中一个辛酸面。抗日战争之后这类“大菜饭摊”也逐渐消失了。

  昔日的上海,由于市场经济繁荣、各业人员群集而形成为全国性的大都市,在市内的街头弄口,都有饮食店开设,有大型的酒楼饭馆,也有小型的面食点心店,深受一般民众的喜爱。饭店经营的竞争异常激烈,各个饭店打拼,最终必然是奇招迭出。“和菜”的出现就是为了专门适应团体性顾客的需要,善于经营的饮食业主为更多地招徕生意,配制一成套的价格适中的套菜供客人选择,分为四菜一汤、六菜一汤或八菜一汤等不同档次,谓之“和菜”。顾客根据就餐人数和经济条件食用“和菜”,免去了点菜的麻烦和有时可能出现的尴尬局面。“和菜”至今仍是许多饭店餐馆的经营特色之一。而类似于今日卖盒饭的“包饭作”则更是上海饮食文化进一步社会化的结果。

    “包饭作”是“厨房”和“大菜饭摊”的进一步发展或结合。其方式就是由包饭作师傅挑着食担送上门来,从午餐直到一日三餐,均由包饭作统包。“包饭作”是一种大众化饮食业,它不在闹市开设门面,只在僻街或里弄中设立据点,专门承包闹市中的商店、学校和公司行号的从业人员每日的家常饭菜,论人论桌均可。一日三餐,现定价而配膳,早餐供应粥面或馒头,午晚两餐菜肴配有荤素汤菜,冷天也备有暖锅,并根据进餐人数供应饭量,因不耽误工作时间,按时送达,所以很受附近没有厨房的店号欢迎。这也是上海饮食业中的一种服务特色。当时,街上常有很多流浪乞丐和小瘪三,各据地段互不侵占,凡是包作师傅挑担送饭菜时,他们恪守成规,不得干扰。倘有餐后多余的残菜冷饭,当送饭师傅挑回时,乞丐瘪三们才能上前倒取一空,送饭师傅听任不得阻拦,双方仿佛达成默契,否则乞丐瘪三们就会闹事了,这被社会上称为“倒冷饭”,也是老上海社会的一种特殊现象。

  比包饭作更下等的是“卖饭担挑”,没有固定的销售对象,主要出入于码头、工地等劳动阶层云集的场所,这同顾客本身的职业工作也处于流动状态有关。

  “经济客饭”是“包饭作”的衍生品,类似今天的方便快餐。但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物价飞涨,民不聊生,金圆券还不如草纸值钱,一份“经济客饭”竟然也要卖到一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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