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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李纯一 实习生 祁涛） 全球知名的东南亚研究学者，《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一书作者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在阔别中国大陆70多年后，再一次来到他出生的土地。安德森教授在访问期间，接受了《文汇报》记者的采访。 手里攥着载有填字格游戏的报纸和一只没拆封的口罩，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踱着步走进来。“你喜欢玩填字游戏吗？”“嗯，医生让我练练脑子，我现在记性不太好。”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资料图） “记性不太好”的安德森，脑袋里装备着多国语言。在剑桥大学学习古典学之后，安德森来到美国研究印尼政治。由于1972年起苏哈托政权禁止他入境，安德森开始把目光转向印尼的文献材料，以及泰国和菲律宾。直到今年，安德森每年仍有一半时间生活在泰国，以获取直接经验开展研究。 安德森对东南亚深深着迷，有这样一个契机：1936年出生于中国昆明的他，在1941年随家人躲避战火暂居美国，之后来到英国受教育。1956年，安德森在剑桥闲逛，看到一群上流社会的英国学生攻击一位演说批评英法入侵苏伊士运河的印度人，他试图阻止，结果也和那位印度人一样遭到殴打，甚至接下来还得听这群英国学生高唱英国国歌。安德森“愤怒至头晕目眩”，这是和一个“被殖民者”一起接受了帝国的羞辱的经历。1957年，印尼发生内战，美国中情局介入其中，好奇的安德森决定远赴美国康乃尔大学，师从乔治·卡欣（Geroge Kahin）攻读印尼研究。也正是在卡欣这里，安德森“学到了政治与学术的不可分离”。 在这些年里，安德森在几百年来经历移民、被殖民、独立与认同危机的东南亚，开展广泛的田野工作，“透过倒转的望远镜来看我的欧洲”，努力适应如影随形的“比较的幽灵”。在这些距离宗主国最为遥远的前殖民地，盘踞着形形色色帝国主义的奇特历史：“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在封建主义的16世纪末叶，荷兰人在重商主义的17世纪，英国人在启蒙主义的18世纪，法国人在工业主义的19世纪”，此后，是“美国人在机动化的20世纪到达此地”，是“太平洋战争、飞速的战后去殖民化、冷战的发动，以及美国人想取代日本人做本地区唯一霸主的持续努力”。因此，继西属美洲之后，东南亚成了又一个“争取独立以及更多东西的武装斗争是家常便饭”的区域。 与殖民地时代的学术研究不同，非殖民化与美国冷战霸权主导下的20世纪东南亚研究，不再由殖民地文官主导，也不再聚焦于考古学、古代史和古典文学，而是集中于政治科学、近现代史和人类学。不过，安德森的研究依然留存着他早年热爱文学的痕迹，他分析爪哇语的长诗、对比菲律宾民族英雄撰写的西班牙语小说及其英译本的差异、研究泰语文学，用他充沛自由的笔调——用学科化的语言来讲，是“融比较史、历史社会学、文本分析与人类学于一炉”，叙写反殖民民族主义这一他长期倾心的主题。 安德森认为，民族、民族属性与民族主义都是一种“特殊的文化的人造物”，表现了在世界性宗教共同体、王朝以及神谕式的时间观念没落之后，人类意识的深刻变化。这种变化是经由文字或者说阅读来推动的——“资本主义、印刷科技与人类语言宿命的多样性”相互作用，打破了拉丁文的垄断地位，让方言写作的小说与报纸逐渐兴起，塑造出一个语言的共同体，成为后来民族共同体的原型。在殖民地区，人口调查、地图和博物馆三者更是一起深刻地型塑了殖民地政府想象其领地的方式，人口的分类范畴被不断重组编排，与地图一样，都隐含着一种新的论述，而古迹被保护起来，以彰显殖民地政府的强大管理能力和威望。 揭示种种概念的虚构性，并告诉人们这是人类情感和意识的深层需要，显然也打动了中国的读者们。近日，安德森来到清华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所，讲演“民族主义研究中的新困惑”与“海外华人认同的悖论：以泰国为例”，吸引了众多抱有身份认同焦虑和反思“想象的共同体”的青年。期间，他还与师生们进行了座谈。本报节选座谈内容，结合记者采访部分，以飨读者。 民族主义的发生关乎情感，而不是意识形态意义上的 文汇报：从您写作《想象的共同体》至今已有30多年。您对民族主义这一研究领域在这些年的发展有何评价？您对您30年前提出的民族主义的理论，有何修正吗？ 安德森：这本书一开始只是写给英国人看的，因为他们对民族主义的认识就是希特勒，他们不知道怎么去认识民族主义。所以当这本书开始被翻译的时候我很吃惊，因为里面所有的笑话都是跟英国有关的。这时候我才意识到，别的国家的人也感兴趣。有趣的是，后来我的一个好朋友，是挪威人，告诉我说他们也要翻译，我问为什么现在已经有了一个你们完全能看懂的瑞典文版本，还要一个挪威文版本呢？他们回答说，想要一个自己的版本。我想说，读者实际上放大了民族主义。 这本书就像我私奔的女儿一样，她跟一个司机跑了，我只能说，祝你好运吧。 文汇报：《想象的共同体》用“官方民族主义”这个词来描述欧洲的民族与王朝制帝国的刻意融合。官方民族主义可以用在中国吗？ 安德森：官方民族主义现在已经不存在了。中国的情况很有趣，中国有同一的书面语，覆盖广阔的地域，就像在欧洲，法国人、意大利人、西班牙人、葡萄牙人等等有同一套书写系统，但是可以按各自的方式来讲话。因此在中国，拥有一种历史悠久的阅读的联系。但是这一点之所以变得重要，是要在特定时候发生的，也就是当知识分子们希望其发生影响时。 我们可以看到在海外的华人，尤其是东南亚的华人，从前他们不会讲普通话的，而是各自活在自己的世界里，像客家人、福建人、海南人，他们甚至还相互仇恨，这就是他们的口语所起的分隔作用。但是到了19世纪末时，很快发生了变化，普通话开始变得重要起来，因为人们必须让一种语言可以在每个地方都被阅读。 确实相较于欧洲国家，这一进程在中国发生得晚一些，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这是“文明化”进程吧。不过这样的语言多样性在中国一直持续到那么晚近，是很惊人的。 文汇报：您说您的民族主义不是意识形态意义上的，不是像自由主义、保守主义这样的概念，而说这是一种更近似于宗教的概念。但是当您谈论官方民族主义时，所用的叙述更近似于对那些意识形态的主义的描述。我想知道，我们可以对一定历史情境下的某种民族主义进行价值判断吗，比方认为其是正面的、负面的、危险的、不危险的，还是说我们可以不管这种情境，就像谈论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一样来谈论民族主义？ 安德森：这很复杂，传统形态的王朝帝国可以不断攫取、不断花费，几乎没有限度，直到有一天皇帝被刺或者被打败，这个循环才会停止，也就是说，帝国是没有边界的。宗教也是这样，因为对于宗教来说只有唯一正确的宗教。在这个意义上，民族主义是很有意思的——它不是自上而下发生的，不是由那些认为自己可以控制世界的人创造出来的。民族主义的发生其实是一个依恋的问题，不是意识形态意义上的，而是一种情感的东西。自由主义、保守主义这样的传统意义上的意识形态，都是垂直的、自上而下的，而不是水平的、横向发生的——这就是民族主义令人着迷的地方。我也确实思考过，民族主义能不能被称为一种意识形态。但我觉得还是不一样。 民族主义领袖可能会将国家引向灾难。因为这种危险的后果，民族主义会消失，但是后来又会不断回来。就像如果你拥有一个很可怕的父亲，总是在家虐待母亲、虐待孩子，但在父亲去世以后，孩子们商量怎么安葬父亲时，会有人说再也不想见到他，但也总会有人说他始终是我们的父亲，我们必须做点什么留下印迹，只是不很确定到底该怎么做——而这就是民族主义的记忆，是一个民族想要记下来的东西，因此这些东西被如何记忆，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我们可以看一下不同的公民会如何理解过去。有趣的是，出于民族主义而生发的对历史的饥渴，会把很多根本说不上是“民族的”东西，当作是民族的。比方说，大家都认为拿破仑是法国皇帝，实际上他是科西嘉人，应该说是意大利人；另外就是俄国的凯瑟琳大帝，她是普鲁士人，也就是德国人。这种记忆对于一个民族来说是非常重要的，而这种记忆对于自由主义、保守主义、新保守主义，就一点不重要。 文汇报：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每一个民族国家都受到了全球性或跨国组织的影响，民族国家的主权尽管没有丧失，但国家形式还是发生了改变。您认为，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民族国家是否正处于衰落的状态？ 安德森：确实存在这样的问题，但是，国家的边界并没有真的消失，或者说我们还是在想象一个国家的空间。有一个例子就是电视上的天气预报，你永远不会看到电视台播另一个国家的详细情况，比方在美国，加拿大再冷、墨西哥再热，都不会提，只会说美国。 这种完全罔顾别国的现象是很有趣的，这实际上就是我们对自己国家图景的想象。国家实际上是在用这个来告诉公民们，我实际控制着这些区域，甚至是，我实际控制着这些天空的主权。 请支持独立网站，转发请注明本文链接：http://www.guancha.cn/Benedict-Anderson/2014_04_10_220911.shtml
原标题：如何记忆，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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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文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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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张苗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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