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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 瑜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一书可谓当今民族主义研究的经典之作，正如作者自己所言，他是从一种富有“哥白尼精神”的方向上，对民族主义的起源和散布进行新的阐释，提出充满创意的“民族”定义：“它是一种想象的政治共同体——并且，它是被想象为本质上是有限的，同时也享有主权的共同体”（安德森，2005：6）。这个定义中极富冲击力的是“想象”一词。何谓想象？想象何以可能？如何进行想象？ “民族”通常被视为客观存在的特定人群，而且十分强调这个群体所共有的特征和属性。然而，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却振聋发聩地说，事实上，所有比成员之间有着面对面接触的原始村落更大（或许连这种村落也包括在内）的一切共同体都是想象的。区别不同的共同体的基础，并非他们的虚假/真实性，而是他们被想象的方式（安德森，2005：6）。安德森把研究的起点放在民族归属（nationality ）、民族主义上，并强调把民族主义视为一种特殊类型的文化的人造物。他试图论述这样一种人造物为什么会在18世纪被创造出来，它的意义怎样在漫长的时间中产生变化，为何时至今日它仍能够具有如此深刻的情感上的正当性。他主张将民族主义和先于它出现的文化体系联系在一起才能真正地理解民族主义。他认为这些先于民族主义出现的文化体系，后来既孕育了民族主义也成为了民族主义产生的背景。在安德森看来，宗教共同体和王朝就是先于民族主义的文化体系。安德森饶富洞察力地分析了民族主义的文化起源。 安德森认为“民族”本质上是一种现代的（modern）想象形式，它源于人类意识在步入现代性(modernity) 过程中的一次深刻变化。他认为，宗教思想在民族主义产生以前，对解释人类的苦难重荷有着充满想象力的回应能力，并且它能将人世的宿命转化成生命的延续，从而回答了人类对最终极的宿命——死亡的关切，成为一种对现实世界富有解释力的思考模式。到了18世纪启蒙运动和理性世俗主义的兴起，宗教思考模式的衰退，这样一个时代所急需的正是如何通过世俗的形式重新赋予生命以意义，将宿命转化为连续，将偶然转化为意义。这时候降生的民族主义就担负了这样的使命。在政治上表现为民族国家的“民族”的身影，总是不仅可以回溯到遥远的对过去的记忆中，同时也延伸到无限的未来中，从而将偶然转化成延续。安德森进一步指出了宗教共同体得以想象的媒介——神圣语言，他说：“所有伟大而具有古典传统的共同体，都借助某种和超越尘世的权力秩序相联结的神圣语言为中介，把自己设想为位居宇宙的中心。因此，拉丁文、巴利文、阿拉伯文或中文的扩张范围在理论上是没有限制的。这种由神圣语言所结合起来的古典的共同体，具有一种异于民族想象共同体的特征。最关键的差别在于，较古老的共同体对他们语言的独特的神圣性深具信心，而这种自信则塑造了他们关于认定共同体成员的看法。”（安德森，2005：12）这种神圣语言的地位一直维系到16世纪，之后，神圣语言的地位逐渐式微，印刷资本主义给予神圣语言致命一击，拉丁文以一种让人晕眩的速度丧失了作为全欧洲上层知识分子阶级语言的霸权地位。安德森认为：“拉丁文的衰亡，其实是一个更大的过程，是被古老的神圣语言所整合起来的共同体逐步分裂，多元化和领土化的过程的一个例证。”（安德森，2005：18） 王朝区别于现代国家观念之处在于：它的合法性源于神授而非民众，王权成为一个神圣中心而把所有事物环绕在这个神圣中心周围，它不像现代国家的主权观念那样，国家的主权在领土内的每一寸土地上都发生完全均质的效力，而是以中心来界定，国与国的边界是模糊的，国与国之间不仅通过战争还通过“性的政治”进行整合和扩张，并能够对异质多样的领土和臣民进行统治。然而，到了17世纪时，王朝的合法性开始遭到质疑，1789年之后，神圣君主不得不为自己的正当性进行声嘶力竭地辩护了。 在神圣的宗教共同体、语言和血统衰退的同时，人们理解世界的方式正在发生着根本性的变化，民族主义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形成的，它代表着一种不同于宗教共同体、王朝的现代的思考方式。在这一转变中，安德森尤为指出了时间观念的变化。他认为中世纪的这些神圣共同体把时间看成是一种“弥赛亚时间”，这种时间观念将过去和未来汇聚于瞬息即逝的现在的同时性。而这样一种时间被印刷资本主义时代的“同质的、空洞的时间”所取代，这种观念中的同时性是横向的，是与时间交错的。（安德森，2005：22-23）过去那种与“时间并行的同时性”概念在群众每天对报纸、小说的“朝圣”和想象中被消解。小说与报纸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为民族共同体的想象提供了技术上的手段。印刷资本主义改变了世界的面貌和状态，使得越来越多的人以新的方式来对自身进行思考，并将自身和他人联结起来。 安德森总结说：“资本主义、印刷科技和人类语言宿命的多样性这三者的重合，使得一个新形式的想象的共同体成为可能，而自其基本形态观之，这种新的共同体实已为现代民族的登场预先搭好了舞台。这些共同体可能延伸的范围在本质上是有限的，并且这一可能的延伸范围和既有的政治疆界之间的关系完全是偶然的。”（安德森，2005：45）安德森试图论证民族主义之所以在18世纪被创造出来，其实是从种种各自独立的历史力量复杂的交汇过程中提炼出来的结果，而它一旦被创造出来，就变得“模式化”，在深浅不一的自觉状态下，它们可以被移植到其他形形色色的社会，可以吸纳同样多形形色色的政治和意识形态，也可以被这些力量吸收。安德森对民族主义的起源和散布进行了历史梳理，为我们展示了一幅波澜壮阔的历史图景，建构了一个关于民族主义如何最先从美洲发生，然后一波一波向欧洲、亚非等地逐步扩展的论证，环环相扣、颇有见地。 第一波：美洲民族主义的发展——欧裔海外移民“受束缚的朝圣之旅”。欧裔移民在美洲的民族独立过程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美洲的殖民母国（英国、西班牙、葡萄牙）对美洲殖民地进行制度性歧视，当地欧裔移民的社会与政治流动被限定在殖民地范围之内，这种歧视与殖民地的边界重合，为殖民地的欧裔移民创造了一种“受到束缚的朝圣之旅”的共同经验，他们被限定在个别殖民地的共同领域内，体验着这种母国歧视的“旅伴”们于是开始将殖民地想象成他们的祖国，将殖民地住民想象成他们的民族。美洲最初的民族想象之所以可能，正是因为各个帝国的领地范围与其方言所通行的地域几乎完美地重合，他们和母国拥有一个共同的语言，几乎所有的欧裔海外移民都在制度上（通过学校、印刷媒体、行政习惯等等）全心全意接受了欧洲的——而非美洲当地的——语言。 印刷品很早就流传到新西班牙，但是在长达2个世纪的时间里，一直受到国王和教会的严密控制。然而到了18 世纪时，发生了一个实质的革命，出现了大量的地方性报纸。报纸的出现意味着，即使是世界性的事件也会被折射到一个方言读者群的特定想象中。报纸上方的日期提供了一种最根本的联结——即一种同质的、空洞的时间。（安德森，2005：30）这样一个穿越时间的稳定的、坚实的同时性概念对于一个想象的共同的形成非常重要。朝圣的欧裔海外移民官员与地方上的欧裔海外移民印刷业者，在美洲反母国独立运动中扮演了决定的历史性角色。 第二波：欧洲的民族主义——民粹主义的语言民族主义。欧洲不同于美洲的情况在于：欧洲内部帝国王朝基本上是多方言的，权力和印刷语言在地图上各自管辖着不同的领土。一方面，在16世纪欧洲向全球的扩张和地理大发现促成“文化多元论”在欧洲的兴起。所有的语言都有了相同的世俗地位，拉丁文之类的神圣语言日渐没落。每个王朝内部都创造了寻求方言统一的强大的驱动力，拉丁文在奥匈帝国固守的国家语言地位到了19世纪40年代几乎消失了。以方言为基础的国家语言取得了越来越高的权力和地位。在英国和法国，由于某些外在因素，19世纪中叶国家语言和民众语言恰好有相对较高的重合地区，这是与美洲情况最为接近的个案。19世纪是方言化的辞典编撰者、文法学家、语言学家和文学家的黄金时代，这些专业知识分子的活动成为形塑19世纪欧洲民族主义的关键。双语辞典的出现使逐渐逼近的语言平等主义终于现身。相应的阅读阶级也诞生了，包括贵族和地主绅士、廷臣与教士等就统治阶级以外，还有平民出生的下级官僚、专业人士以及资产阶级等新兴的中间阶层。不识字的资产阶级是难以想象的。另一方面，美洲和法国革命将民族独立与共和革命的模式扩散到欧洲等地，为欧洲民族主义运动提供了可以“盗版”的范例和模型。 因此，在这场历史运动中，以方言为基础的民族印刷语言和民族语言出版业的兴起，阅读阶级的适时出现以及对美洲模式的效仿，使得在19世纪前半叶欧洲孕育了一波民粹主义性格强烈的语言民族主义。 第三波：官方民族主义——依靠国家力量的民族归化(naturalization)。19世纪中叶以降在欧洲内部出现了所谓的“官方民族主义”，其实正好是欧洲各王室对第二波民族主义的反动——无力抵挡日渐高涨的民族主义浪潮的旧统治阶级为了避免被群众力量颠覆，于是基本上出于行政的理由，这些王朝以或快或慢的速度确定了某种语言作为国家语言。各王室凭借国家力量竞相“归化”民族，并由此掌握了对“民族想象”的诠释权。18世纪80年代，奥匈帝国约瑟夫二世决定将国家语言从拉丁文换成德文，在他看来，在中世纪贵族的拉丁文行政体系基础上，根本无法有效地开展有利于民众的工作，必须有一个能够连接其帝国每一部分的统一性语言，在此必要性之下，除了德文他别无选择。到了19世纪，德语逐渐获得了一个双重地位：既是普遍的—帝国的，又是特殊的—民族的。到了19世纪中叶，这些欧洲君主制国家有着向民族认同接近的趋势。 官方民族主义即民族与王朝制帝国的刻意融合，是对群众性民族运动的反动而发展起来的。以帝国主义之名，同类集团在他们征服的亚洲、非洲的领土上推行了非常类似的政策，印度人被英国化、朝鲜人被日本化。 最后一波：亚洲殖民地民族主义。具有识字能力和双语能力的知识分子阶层在亚洲殖民地民族主义兴起中扮演了核心的角色。阅读印刷品的能力使得那种漂浮在同质的、空洞的时间里的想像的共同体成为可能。双语的能力则意味着可以经由欧洲语言接触到其他地方产生的民族主义、民族国家类型。这些通晓双语的精英就是潜在的最初的殖民地民族主义者。殖民地的学校体系在殖民地民族兴起中起到独特作用。20世纪的殖民地学校体系孕育了类似官员仕途之旅的朝圣之旅，来自殖民地全境各地的旅伴汇聚到一起共同学习的过程中被赋予了一种关于某一特定领土的想象的真实性。另一方面，歧视性的殖民地行政体系与教育体系同时将殖民地民众的社会政治流动限定在殖民地范围内，类似于美洲“受束缚的朝圣之旅”，为被殖民者创造了想象民族的领土基础。与美洲欧裔移民一样，20世纪亚非被殖民者眼中，殖民地的边界也最终成为“民族”的边界。 在1991年出版的第二版中，安德森补充了人口调查、地图、博物馆一章，认为这三者的结合深刻地形塑了殖民地政府想象其领地的方式，颇有启示性、开创性。在关于地图的一部分中尤为精彩，安德森指出，有边界的地图的出现使人们清楚地看到一个从“传统的”政治权利结构里出现的新的国家心灵（state-mind）(安德森，2005：161)清晰的边界观念是现代民族国家形成的重要标志。有边界的地图的出现深深地渗透到民众的想象当中，成为孕育民族主义的一个清晰可见、强而有力的象征。 总的来看，安德森通过对历史的梳理为我们呈现出世界范围内的民族主义得以兴起和散布的图景。在这些共同体形成的过程中，“想象”以不同方式造就了不同的共同体。而在安德森看来语言，尤其是文字的角色至关重要，因为语言，其最重要之处在于它能够产生想象的共同体，能够建造事实上的特殊的连带。报纸、小说和其他印刷品的出现，使得共同体内部事件，甚至是世界性的事件，都会被折射到一个方言读者群的特定想象中，渗透在同质的、空洞的时间观念里，这样一种稳定的、坚实的时间观表现了同时性行动的惊人可能性，从而深刻支配了人们的想象。在第二版里，安德森注意到人口调查、地图、博物馆对于想象的共同体也是尤为重要的，更富洞察力。为我们今天来理解民族国家形成的历史进程提供了有益的维度。 如果说安德森为我们讲述了民族如何想象，那么格尔茨笔下的《尼加拉：十九世纪巴厘剧场国家》则为我们呈现了国家如何想象，作为“典范中心”的尼加拉被想象为超自然秩序的微观宇宙，“国家”通过仪式在想象与真实之间进行展示和表演。《尼加拉》一书，通过浓墨重彩的笔法为我们渲染了一幅生动形象的巴厘剧场国家图景。巴厘国家无力促使专制权力走向全面集权化，相反，它走向了一种排场，走向了庆典，走向了主宰着巴厘文化迷狂精神的公共戏剧化：社会不平等与地位炫耀。（格尔兹，1999：13）君主们不遗余力地通过举行宏大的庆典戏剧场面来建立一个典范中心，一个真实的尼加拉。国王越是完美，中心就越是典范，中心越是典范，国家就越是真实。在这场共同搬演的戏剧情境中，社会等级差异渗透其中，国家从想象性的能量和符号潜能中汲取力量，使得这种不平等变得更为醒目。 巴厘传统生活的两极：作为典范国家政体的“尼加拉”和作为组织完备的村落政体的“德萨”。尼加拉的全部方面就是王室生活，王室的仪式生活成为社会秩序的范例，而且不仅仅是社会秩序的简单反映，它还反映了超自然的秩序，被视为“神圣空间的中心”。这个尼加拉共同体从根本上而言并不是一个社会的、政治的或经济的单位，而是一个宗教意义上的单位。它的存在就是一种仪式上的表演，在这样的表演中国家才得以存在和彰显。公共仪式并不是巩固国家的谋术，而是国家本身。权力服务于夸示，而非夸示服务于权力（格尔兹，1999：13）。它在布置着一个个表象，宫殿设置、火葬仪式以及各种各样的国家庆典，这些庆典都是异常奢侈、异常豪华的。庆典以国王为焦点，把一切都集中于他，庆典的辉度映照了国王的核心性。“人们所能想象之物和随想象而来的人们所能成为之物这两者之间的真正联合就交叉到国王本人身上。作为典范中心的典范中心，偶像国王把他内向地刻画给自身之物又外向地刻画给他的臣民，即：神性的平和范例”(格尔兹，1999：131)。 德萨，即村落。之所以和尼加拉相对，它是一个乡村公共生活的共同体，这个共同体有着自己的地方生活秩序，水利灌溉设施以及民间仪式组织。相应的就有三个独立的机构来执行这些任务：村庄、灌溉会社和庙会。在巴厘，国家和村庄是同步成长的，它们彼此形塑了对方。剧场国家的权力搬演和地方运作模式是一个微妙的、复杂的相互调试过程。“巴厘社会摇摆于文化理想范型和现实格局之间，文化理想范型被想象为呈现为由上而下逐级降落的趋势，而现实格局则被想象为呈现由下往上逐渐升级的趋势。”（格尔兹，1999：128）较低的典范都是上一级较高典范的粗糙翻版，而每一较高典范都是下一级较低典范的精致翻版。尼加拉作为典范中心国家，是最精致的典范，通过戏剧化的搬演，展示着国家的本来面目，所有“入戏的观众”获得了感知、再现和实在的方式，就在这样一个戏剧的展示过程中，国家得以想象同时获得存在。 格尔兹为我们描绘的尼加拉剧场国家，并不仅仅是巴厘个案，它还提供了一种关于国家符号学的普遍理论。他独辟蹊径地突现了国家的“辉度”， 强调国家展示性和表演性的政治表述，为我们提供了一种解读国家的新路径。在国家展演式的权力表达中，公共的意象、符号系统成为人们想象共同体的媒介。依照宇宙秩序而建的宏伟宫殿、场面壮观的火葬仪式、莲花宝座、林加等等，都成为一种典范中心的隐喻，人们在这些符号和意象中想象、领悟、摹仿，形成一个国家的共同体。 正如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所说，一切共同体都是想象的，不同的只是他们被想象的方式。这两本书就提供给我们这样两种视角，两种不同的想象方式：安德森强调了语言尤其是文字在建构民族共同体过程中的重要作用，格尔茨则为我们描绘了一个国家如何在仪式化的表演中让所有“入戏的观众”得以想象国家的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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