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主义——想象的共同体

近代至今，世界上的所有人几乎都被纳入一种身份归类，就像性别、籍贯一样，这个身份就是民族。现在的民族归属是不可或缺的身份认同，以至于几乎所有民族都称自己为古老的，但事实上民族概念的诞生相当晚近，“中华民族”这个名词诞生自近代梁启超的笔下，在此之前中国人一般认同的是大清子民、某派、某家族或者某地。世界范围来看，民族主义的出现都非常晚近。欧洲的犹太人、日耳曼人、吉普赛人，非洲的摩尔人，阿拉伯半岛的贝多英人，这些概念虽然久远，但也不是现代意义所称之的民族。在美洲民族主义降生于18世纪至19世纪，在西欧民族主义以欧洲王室的“官方民族主义”现身，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亚非殖民的涌现的民族主义，而现代大多数民族主义国家的建立不早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也就是说在1946年之前，相当多数我们称为某某民族的国家或者还都不存在。

关于民族主义，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认为：民族是一种想象的政治共同体，并且，它是被想象成本质上有限的，同时也享有主权的共同体。什么是共同体？共同体就是你生活在其中的，并且认同自己属于其中一员的，同时认可自己应该遵守其规则和享有其权利的人组成的集体。我们都生活在各式各样的共同体中，你的学校、你的公司、你的国家、你参加的钓鱼协会都是共同体。当你参加同学会、老乡会、战友聚会时，正是某种共同体在起作用。你们是某学校某班级的同窗，或者你们是某部队某期的战友，这种共同体看不见摸不着，它不是教室，不是课桌，不是操场，也不是营地，这些具体的物理意义上的实体都代表不了共同体，但是你这一生都会记得，你们同属于某一个学校的班级，或者同属于某一只部队的成员，这种身份认同的归属感就来自于想象和记忆中的共同体。

从世界范围内看（让我们必须抛开中国而不谈，因为中国对于世界来说太过于特殊）在人类历史中有两种文化体系最为重要——宗教与王朝，它们所造就的共同体构成了人类文明史的绝大部分时期。

很少有什么文化或者影响会比世界上几个主要的宗教所涵盖的地域更加广阔。西亚、北非到东南亚的伊斯兰教区域，欧洲、北美到澳大利亚的基督教区域，南到斯里兰卡北到朝鲜的佛教区域。宗教之所以能够构成共同体的根据，主要得益于人本身对本体论的渴求，传统的宗教世界观有一个伟大的价值，那就是对世界、人以及生命的关心，尤其是对各种人类苦难的回应和解释，这也是宗教得以延续千年的根本原因。看破红尘，皈依佛门，其本质就像受伤的动物躲回自己安全的巢穴。同时宗教思想以不同的方式——炼狱、地狱、轮回等——将宿命转换为生命的连续，从而造就了隐晦的不朽。宗教的另一个特征是神圣文字，基督教的拉丁文，伊斯兰教的阿拉伯文，以及希腊文、希伯来文。就像世界各地的穆斯林虽然彼此都不懂的对方的语言，但却可以理解彼此的文字，伊斯兰教通过古典阿拉伯文书写的神圣经典，创造了一个符号的共同体。

王朝曾经几乎是这个世界上唯一的政治体制（同样的，让我们暂时先忘记中国），王朝君权的合法性源于神授，所有事物以君权为中心环绕四周并向外辐射，这种政治组织与现代国家有根本的区别，现代国家有明确的国土与国界，国界内每一寸土地都是一致与等价的，但是王朝国家是以中心来界定的，很少有明确的国界。如果说现代世界地图像是一个个有着明确国界线的主权国家的拼图画，那么古代世界地图就像一幅散落在画布上的一颗颗类似珍珠点缀的王朝中心。王朝的统治疆域经常会随着征服战争或者政治联姻发生变化，多种多样的民众因此被聚合在同一中心之下。例如诺曼家族的疆域是包括英格兰岛屿和法兰西诺曼底在内的广大领地，理论上来说，征服者威廉的子孙既是与法王平起平坐的英格兰国王，同时又因为是诺曼底领主而在法理上效忠于法王。再比如哈布斯堡家族的君主，他的头衔——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所以他是皇帝，但是他又同时拥有着包括奥地利皇帝、波西米亚国王、奥地利大公、洛林公爵等等不少于50个头衔。这每一个头衔都是一个点或者一颗画布上的珍珠。

始于1492年的“地理大发现”促成了文化多元论在欧洲兴起，也促成了宗教以及宗教的神圣文字的没落，工业革命与古腾堡印刷术的结合产生了资本印刷业，资本的逐利性带来以方言为载体而不是拉丁文的印刷出版业的繁荣——拉丁文的阅读群体实在不足以支撑这个行业的盈利需要，这也进一步使得神圣文字没落。印刷业的资本化带来三个影响，一是它在拉丁文之下，口语方言之上创造了一个统一的交流与传播的领域。这个领域既不会像拉丁文因为难度而狭窄的受众，也不会像杂芜的无法交流的口语。二是印刷书籍的永恒形态无限复制的特性赋予了语言一种新的固定性，语言再不会因为手抄而带来个人化的变动。三是印刷也创造了新的受众广泛的权力语言，对印刷方言有意识的操纵和强迫使用，带来了受众广泛的语言基础。以上三者为民族主义这一想象的共同体的出现带来了可能性。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认为，最早的现代意义上的民族主义出现在欧洲裔海外移民。16世纪以来欧洲人大量移民美洲，西属美洲到1800年时候的欧洲裔移民及其后裔已经超过300万人，欧洲王朝首次面对这样一个政治问题，即需要处理远在欧洲之外的数目庞大的“欧洲同胞”问题。经济上他们必须被放在从属地位加以剥削，政治上他们又掌握着与母国一样的政治、文化和军事手段，所以现代种族主义的思考方式盛行起来。耶稣会教士强烈反对接纳欧洲裔海外移民及其后裔，尤其是混血后裔。卢梭和赫德关于气候和”生态”对文化和性格的影响的著作，造成一种极端的推论——海外移民因为出生自野蛮地区，所以本性就比其母国人低劣，所以他们不适合担任高级公职。对这种来自母国的歧视和压迫的反抗和印刷术整合下的海外移民的自我认同——例如“美洲人”，促成了一种新的共同体的诞生——民族主义。1773年“波士顿倾茶事件”以及1776年《独立宣言》是其标志。

在欧洲本土，民族主义也因为印刷业的方言化显示出端倪，于是出于行政的理由，欧洲王朝或快或慢的确定了某种方言作为国家语言。18世纪80年代，奥匈帝国将国家语言从拉丁文换成德文——因为即使哈布斯堡皇室成员甚至不说德语，但是他治下的每一个地区都有为数众多的德语族群。到19世纪中叶欧洲所有君主都在使用某种方言作为国家语言，同时民族主义的理念在全欧洲迅速上升，君主制国家都悄悄转向某种民族认同，罗曼诺夫王室变成了大俄罗斯人，汉诺威王室变成了英格兰人，霍亨索伦王室变成了德国人，巴列维王室变成了伊朗人，以上种种塞顿华生称之为“官方民族主义”，其代表是罗曼诺夫政权的“俄罗斯化”政策，以及东印度公司的“麦考利主义”。19世纪后期，罗曼诺夫王室将俄罗斯化政策作为王朝的政策，强制规定波罗的海各省的学校中俄语为教学语言。该政策意在推动一个“大俄罗斯”民族主义的成长，以及使得这个成长中的民族主义导向对沙皇的支持。1843年托马斯麦考利执掌英国东印度公司公共教育委员会，他公开宣称：“一书架的好欧洲藏书可以抵得上全部的印度和阿拉伯文学的价值”，从而一个彻底的英国式教育体系被引进印度，这个政策意在将印度人在文化上同化为英国的人——虽然无法改变他们的肤色和血统，而麦考利主义也成为文化殖民主义的同义词。

泰国的情况则更加特殊，朱拉隆功采取了一种劳动力引进的国策，他鼓励大量年轻单身的外国男子到泰国建设港口、铁路、运河以及扩大商业化的农业，这些引进的劳工大半来自中国，于是泰国在短期内造就了一个政治上一无所有的劳动阶级。

所有“官方民族主义”的最初起源都是因为这样一个原因，当一个民族的想象的共同体正在出现的时候，其统治者面临将要从这个共同体之中被边缘化的威胁时，所采取的一种防范性的策略。一般来说就是动用国家控制下的义务教育、宣传活动、历史重写、军事展示以及没完没了的再三确认王朝与民族本为一体。

民族主义是在人类以氏族、家族、派别、宗教、王朝、地域等为基础构建共同体的另一次尝试。人之所以繁荣就是因为人与人之间的合作，而这种合作的基础就是某种共同体。当过去的共同体的基石不再存在以后，就必然吸引另一种方式将人凝聚为一个整体。民族主义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应运而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