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人学术|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阅读手记

安德森

《想象的共同体》

由于个人多方面的原因，读书总是很缓慢。加之，这本书严重的翻译语体，导致阅读的过程很痛苦，但终究还是读完了。本不想费时把长达万余字的读书笔记推送出来，但又有违东辰路创办的初衷，所以，这本书的干货分三次编辑发布。话不多说，我们开始吧。

想象的共同体

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著  吴叡人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东方编译所译丛）

概念与定义（民族）：

1.民族在历史学家眼中的客观的现代性相对于民族在民族主义者眼中的主观的古老性。2.民族归属作为社会文化概念的形式的普遍性，相对于民族归属在具体特征上的特殊性。3.和其他多数其他的主义不同，民族主义从未产生它自己的伟大思想家。遵循人类学的精神，本书对民族作如下的界定：它是一种想象的政治共同体，并且，它是被想象在本质上有限的，同时也享有主权的共同体。它是想象的，因为即使是最小的民族的成员，也不可能认识他们大多数的同胞，然而他们相互连结的意象却活在每一位成员心中。区别不同的共同体的基础，并非他们的虚假、真实性，而是他们被想象的方式。民族被想象为有限的，因为即使最大的民族，没有任何一个民族会把自己想象为等同于全人类。民族被想象为拥有主权，因这个概念诞生时，启蒙运动和大革命正在毁灭阶层制的皇朝的合法性，民族是梦想着成为自由的，衡量这个自由的尺度与象征就是主权国家。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使得具有短暂两个世纪历史的缩小了的想象能激发出在全世界范围内如此巨大的屠杀或从容赴死（革命与反革命）？——探究民族主义的文化根源

宗教共同体：

所有伟大而具有古典传统的共同体，都借助某种和超越尘世的权力秩序相联结的神圣语言（比如宗教的语言和文字）为中介，把自己设想为位居宇宙的中心。但是有种理由导致了共同体独特的神圣性的衰退，有直接关联的两项因素：首先，是对欧洲以外的世界所进行的的探险的影响。18世纪，“相对化”和“领土化”已经完全是自觉的，而且是带有政治意图的了。第二个因素是神圣语言自身地位的逐步式微。印刷资本主义的规模和速度导致了拉丁语的衰退。这个过程，也就是被古老的神圣语言所整合起来的神圣的共同体逐步分裂、多元化以及领土化的过程。

王朝：

在现代概念中，国家主权在一个法定疆域内的每平方厘米的土地上所发生的效力，是完全、平整而且均质的。但在比较古老的想象里面，由于国家是以中心来界定的，国家与国家之间的边界是交错模糊的，然而前现代的帝国和王国竟能维系他们对极度多样而异质，并且经常是居住在不相连的领土上的臣民的长期统治。除了君权神授之外，还得益于异族通婚。真正的serious君主制本质上存在于一个和所有与现代的政治生活有关的概念想交汇的位置上。（君主立宪以及在现代语境中出现的君主制）它们已经在探求“民族的”标志了。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威廉三世的军队，后期已经变成“普鲁士的国民军”了。

对时间的理解：

在神圣的共同体、语言和血统衰退的同时，人们理解世界的方式也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这个变化才让“思考”民族变得可能。基督教世界需要经由无数个特殊的事物形成其普遍性的形式。尽管横跨全欧熟悉拉丁文的知识阶层是建构基督教想象的一个重要成分，然而以教个别而具体的视、听觉创造物当作向不识字的民众传播教义的媒介的做法，也同等重要。所以这种宇宙普遍性原则（基督）和现世特殊性原则（基督教的浮雕、壁画、故事或者教父）的并立，意味着不管基督教世界可能有多广阔，事实上它是以种种特殊的面貌，以这些共同体自身的形象呈现出来的。中世纪的基督教教义并没有历史是一条无尽的因果锁链这样的观念，也没有过去与现在断然二分的想法。中世纪的人从献身冥思之日起就抛弃了人类种族拥有久远未来的前景这种念头。当时的人认为既然基督的二次降临随时会到来，他们必然已经接近时间的尽头了。也即，此时此地不再只是尘世事件之链的一环而已，它同时是一个始终存在，并且终将在未来被完成的事物。同时性（simultaneity）这个概念很接近本雅明所说的“弥赛亚时间”，一种过去和未来汇聚于瞬息即逝的现在的同时性。

最后终于取代了中世纪的与“时间并进的同时性”概念的，本雅明说是一种“同质的，空洞的时间”的观念。在此观念中，同时性是横向的，与时间交错的。标示它的不是预兆与成就，而是由时钟与日历所测量的，时间上的一致（temporal coincidence）.

最初兴起于18世纪欧洲的想象形式，小说与报纸为重现民族这种想象共同体，提供了技术上的手段。报纸的虚拟想象性质，报纸上并列报道的事件，如此任意地挑选和并列在一起，显示他们彼此之间的关联是被想象出来的，这个被想象出来的关联衍生出自两个间接相关的根源：第一不过是时历上的一致而已。第二，报纸作为一种书的形式，和市场之间的关系。通过对报纸的阅读，虚构静静而持续地渗透到现实之中，创造出人们对一个匿名的共同体不寻常的信心，而这就是现代民族的正字商标。

上述三个确定性（宗教、王朝、时间）在衰退的过程，在宇宙论与历史之间划下了一道深刻的鸿沟。人们开始寻找一个能将博爱、权力与时间有意义联结起来的新方法。而印刷资本主义加快了人们寻找的脚步，使人们得以用深刻的新方式对他们自身进行思考，并将他们自身与他人关联起来。

资本主义的（印刷资本主义出版业）市场逻辑在于在精英的拉丁文市场一旦饱和之后，就向只懂单一语言（方言）的大众市场进军。资本主义的这种朝向方言化的革命性冲刺还受到了三个外部因素的进一步推动，而这个其中的两个因素更直接导致了民族意识的兴起。第一，也是最不重要的因素，是拉丁文自身的改变。前基督教时期的古代文学作品通过出版市场加以传播使得拉丁文更加神秘化。第二个因素，是其本身之成功同样受惠于印刷资本主义的宗教改革的影响。（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印刷术使得新教运动版的圣经译本在大众市场传播，新教和印刷资本主义的结盟，通过廉价的普及版书记，迅速地创造出为数众多的新的阅读群众，并且同时对他们进行整治或宗教目的的动员。第三个因素是，行政方言（被若干居于有利地位并有志成为专制君主的统治者用作行政集权工具的）在地理上分布不均地扩散。相反，在中世纪的欧洲，拉丁文的普遍性从未与一个普遍的政治体系相重合，因此，拉丁文在宗教上的权威从未拥有过足以与之相对应的真正的政治权威。而印刷术和16世界的宗教纷扰之前已经诞生的行政方言却成为促使神圣的想象共同体衰落的一个独立因素。这里涉及一个顺序问题，即国家的（state）语言——民族的（national）语言。

生产体系和生产关系（资本主义）、传播科技（印刷品）和人类语言宿命的多样性这三个因素之间半偶然的，但又富有爆炸性的相互作用，使得一个新形式的想象共同体成为可能。从资本主义、科技和人类语言的多样性这三者间爆炸性的互动中不自觉产生出来的固定化以及地位不断分化下的印刷语言以三种不同的方式奠定了民族意识的基础：首先，并且是最重要的是，印刷语言在拉丁文之下，口语方言智商创造了统一的交流与传播的领域。被印刷品联结起来的读者同胞们，形成了民族的想象共同体的胚胎。第二，印刷资本主义赋予了语言一种新的固定性，这种固定性在经过长时间之后为语言塑造出对“主观的民族理念”而言的极为关键的古老形象。（印刷语言的固定性使古老形象在长时间的历史中得以保存）第三，印刷资本主义创造了和旧的行政方言不同的权力语言。（比如白话文之于文言文，形成了一个新的中华民族）

从东辰路开始，我们相知相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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