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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听。哪怕与你的认知发生冲突 思考。不止步于自己的思维舒适区?  公众号“无处不哲学”编辑 来源/选自《世界民族》2005年第3期，本文略有删减。 摘要： ●一系列贴上民族主义标签的伪命题有助于政治色彩的动员，却无益于认识民族主义的本质。 《想象的共同体》中的“民族”与“民族主义”评析 “民族”和“民族主义”在概念界定上的模糊及由此导致的实践层面上的泛滥，使它们成为某种不言自明的东西。一系列贴上民族主义标签的伪命题有助于政治色彩的动员，却无益于认识民族主义的本质。对于它们的历史根源及历史变迁，不同领域的学者有其各自不同的视角，安德森在《想象的共同体》一书中就试图从人类学的角度对民族主义这个“异常现象”提出一个比较令人满意的解释。 民族产生的根源 安德森开宗明义地给民族下了一个定义：“它是一种想象的政治共同体——并且，它是被想象成为本质有限的，同时也享有主权的共同体(inherently lim ited and sovereign)。”其理由如下： ——即使是最小的民族的成员，也不可能认识大多数的同胞，和他们相遇，或者甚至听说过他们，然而，他们相互联结的意象却活在每一位成员的心中。这就是说，拥有同一共同体的成员身份，促使个体在主观臆想上确认与他族的边界，即使这种边界实际上并不存在。 ——民族被想象为有限的。因为即使是最大的民族，就算他们或许涵盖了10亿个活生生的人，他们的边界纵然是可变的，但也还是有限的。受到民族主义动员的成员认识到由族裔身份、文化传统和社会组织所产生的区隔，从而做出了我族与他族的划分。在他们看来，民族不可能无限制地包括全人类。例如，中世纪的基督教曾经追求过全人类在基督教内的合一，从而建立一个全人类的宗教共同体。不过教会领导下的基督教文明缺乏一个与之相适应的政权体系，因而在近代民族国家兴起的浪潮下也不得不面对现实。 ——民族被想象为拥有主权。因为这个概念诞生之时，启蒙运动与大革命正在毁坏神谕的、阶层制的王朝的合法性。主权国家是脱胎于宗教共同体的一种新的自由的象征(主要是人从神权政治下独立出来)，这种自由的感觉对于一个有序的、不依赖于以前的宗教阶层制的社会结构来说，是一种重要的心理体验和心理基础。民族国家兴起后，“主权观念”使得以前的统治权威存在的合法性受到质疑，在政治行为上的表现就是对外排除教廷的影响，对内努力营造出一体感。 ——民族被想象为一个共同体。尽管在每个民族内部存在着不公与剥削，民族总是被想象为一种深刻的、平等的同志之爱。这里涉及到阶级与民族孰轻孰重的问题：阶级是一个经济利益群体，经济生活的变化及经济利益的驱动使得阶级动荡不定；反过来，各阶级却能够在民族理念所倡导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感召下联合起来，历史上各种统一战线就是有力的例证。 (一)民族产生的文化根源 安德森认为中世纪的两个文化体系即宗教共同体(religious community)和王朝(dynastic realm)的式微为想象的共同体提供了空间(主要是人们的思维和想象空间)。在中世纪，宗教是人们生活和思考不可或缺的部分，传统的宗教世界观就体现在“他们对身处宇宙之内的人、人类作为物种的存在以及生命之偶然性的关心”。宗教对社会中存在的种种现象提供了解释，从而成为人们重要的心理依托。18世纪，随着启蒙运动和理性主义世纪的到来，宗教信仰逐渐趋冷，但由于人们的苦难并未结束，所以随之而来的是人们的信仰危机。在赖以思考的宗教基础被否定之后，重新寻找一个精神依托成为人们的诉求，而这时没有什么能比民族主义更能激发起人们的热情与信仰。 宗教共同体的衰退还与两个因素有关：一是对欧洲以外的世界进行的探险让人们产生了“相对化”和“领土化”的观念。基督教不再是存在于世界的惟一真理，而欧洲也不再是整个世界的文化中心，人们的眼光开始逐渐“收缩”。二是“神圣语言”自身地位的衰微。在中世纪这个崇尚基督教信仰的时代，拉丁文作为“神圣语言”的地位是不可替代的，真理藏于手抄本的“神圣语言”之中，而能够阅读这种“神圣语言”的少数文人阶层自然掌握了“基督教世界”的解释权。但是多元化方言的存在使拉丁文的神圣地位受到挑战，印刷资本主义(印刷术和资本主义宿命的结合)的出现更是加剧了它的衰退。 中世纪君主制王朝的衰退也促成了民族的想象。中世纪的历史是基督教倡导的普世主义和封建制的地方主义相互交织的历史，德意志、意大利、法兰西更多指涉的是地域概念。王朝国家无固定的边界，一块领土随时会作为嫁妆或赠品而置于另一国王的统治之下，民族从来不是王室或臣民的追求目标，这里只存在王室利益。但是随着现代国家观念的形成，君主失去了原先的合法性(君权神授)，必须寻求新的合法性基础，而这个时代最好的选择就是民族。于是君主开始脱掉神圣的外衣，以全民族的代表的身份来实施统治。 安德森指出，在神圣的共同体、语言和血统衰退的同时，人们理解世界的方式正在发生根本的变化，而这一思维模式的转变是想象的共同体得以产生的主观因素。他说的实际上就是对时间概念的理解。“中世纪的基督教教义并没有历史是一条无尽的因果锁链这样的观念，也没有过去和现在断然二分的想法。”在中世纪，人们对时间的看法接近于本杰明所说的“弥赛亚时间”，“一种过去和未来汇聚于瞬息即逝的现在的同时性(simultaneity)”。而meanwhile(与此同时)一词是不具有意义的。也就是说，中世纪只存在一种神与人之间的垂直关系，而不存在人与人之间的水平联系，这就导致人们的思维模式也是垂直的。这种观念随着18世纪小说和报纸的出现发生了改变，一种“同质的、空洞的时间(homogeneous，empty time)”取代了中世纪“时间并进的同时性”的概念。“一个社会学的有机体遵循时历规定的节奏，穿越同质而空洞的时间的想法，恰恰是民族这一理念的准确类比，因为民族也是被设想成一个在历史中稳定地向下(或向上)运动的坚实的共同体。”小说和报纸的叙述结构既改变了人们理解时间的方式，也为人与人之间的想象并进一步成为想象的共同体提供了技术性手段，使一种“水平——世俗的、时间——横向的”共同体成为可能。 (二)民族意识的起源 安德森从消极和积极两个层面论及了民族意识的起源。消极的因素包括：(1)拉丁文自身的改变。由于人文主义者所热衷的拉丁文变得越来越带有西塞罗式雄辩的古典风格，内容也逐渐远离教会和日常生活，拉丁文因语言自身而变得神秘。(2)印刷资本主义宗教改革的影响。新教和印刷资本主义的结盟，通过廉价的普及版书籍，迅速地创造出为数众多的新的阅读群体。(3)行政方言缓慢地、分布不均地扩散。欧洲各地的行政组织采用方言作为宫廷和国会开会的语言，加速了“国家的”语言取代拉丁文成为权力语言的过程。但这三种因素只是起到了迫使拉丁文从其宝座上退位的作用，在积极意义上促成了想象的共同体的是资本主义、印刷科技和人类语言宿命的多样性三者之间的相互作用。 资本主义与印刷术的结合创造出了印刷语言，从而使以前的口语方言在有限范围内不断组合，并最终予以定型。过去，人们因为方言的阻隔而无法相互理解；现在，人们通过印刷语言变得能够沟通，在同一时间、不同地点关注这种印刷语言带来的信息进而产生出一种心灵的联系。由于印刷语言具有“永恒的形态”的特点，因而能够持久地维系这种同胞之情。资本主义创造的可以用机器复制、并且通过市场扩散的印刷语言奠定了民族意识的基础，使得一个新形式的“想象的共同体”成为可能。 民族产生的根源一直以来都是民族主义领域争论的中心，大致上可以分为两派：“原初论”(primordialist)和“构建论”(constructivist)或是“现代论”(modemist)。 “原初论”一般认为：种族、血缘、语言、宗教及文化传统是特定民族认同的标识，这种身份由于是与生俱来的，因此是难以改变的。民族就是建立在这些基础上的与其他族体相区别的自然单位，民族主义事实上就是要唤醒这种自然情感来进行国家构建(nation-building)。这种观点强调了民族形成的一脉相承的血统联系和历史文化传统，但是它只谈到了民族构建的基础，却没有谈到民族是怎样形成的，对民族和民族主义之间的关系也是含糊其辞。而且，这一客观基础非常薄弱，“古今一脉”的情况在很大程度上是借助历史文化的力量和政权的力量。这种依靠深厚的文化底蕴来维系共同体成员的一体感，在拥有悠久文明历史的古国如中国、埃及，就比较明显。 “构建论”一般强调：现代民族是工业化和现代化的产物，它的认同基础是共同的价值观念所产生的认同及对所享有的政治、经济、社会制度产生的一种特定的政治认同。这种认同主要表现在缺乏厚重历史、文化的近代新兴民族国家中，美国就是这类国家的典型。 “原初论”的理论缺陷在于：它首先预设了一个民族的存在，然后再用一些特定的表意符号来与其他族体区分，回避了“民族是怎样形成的”这个问题。它所强调的民族特质如血统、谱系、宗教、神话、语言等要素都经不起考验。“原初论”者在解释民族的形成问题上陷入了自设的理论困境，他们用一个特定民族所具有的文化本质去证明该民族与其他族体的区隔，其实质是用已有的文化特征来解释民族性，简单地说，就是用a=b来证明b=a。其实用最简单的逻辑推论a=b和b=c从而得出a=c，就可以得出一点启示，我们在民族的形成这一问题上应该引进一种媒介。在安德森的理论中，这一媒介就是印刷资本主义。安德森认为民族的想象不是凭空捏造的，在印刷资本主义之前，人与人之间因为方言而不能相互理解的现象无关紧要，即使人们在宗教信仰、语言、相貌特征等方面享有共同的东西。但是，只有在印刷资本主义产生后，这些特质才发生作用，成为“想象的共同体”的基础。也就是说，民族的存在不在于它拥有多少共同的文化要素，而在于成员能够凭借一定的媒介来感受某种休戚相关的手足同胞之情，共同体成员自身意识到与其他族体的区隔才是民族形成的社会心理基础。 由此看来，安德森的民族理论是一种现代论的观点。笔者在这里对安德森和著名的“现代论”者盖尔纳做几点比较： 第一，安德森把民族界定为“想象的共同体”，认为民族(nation)、民族属性(nation-ness)及民族主义(nationalism)是一种“特殊类型的文化人造物”(cultural artifacts)。这突出了安德森民族理论的“人为建构性”。安德森强调这一点有别于盖尔纳的“发明”(invention)。盖尔纳判定民族主义不是民族自我意识的觉醒，民族主义“发明”了原本并不存在的民族。安德森认为盖尔纳把“发明”等同于“捏造”(fabrication)和“虚假”(falsity)，而不是“想象”(imagination)与“创造”(creation)。即使这样，安德森强调的“想象”成分与盖尔纳所说的“发明”其实本质上都突出了民族人为建构的性质。 第二，安德森与盖尔纳都认为，近代以来的社会经济、文化生活的变迁是民族及民族主义产生的深刻的社会根源。只是安德森强调印刷资本主义的作用，而盖尔纳侧重于传统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的质变。但我们注意到了一个现象，那就是安德森对于“发明”与“想象”的区分，“发明”是一种对原本不存在的创造，而“想象”则是基于一定基础(运用已有资源)进行的创造，正如安德森所说，盖尔纳是带有几分粗暴地提出了类似的观点。在民族构建上，安德森注重的是“想象的共同体”的一个自下而上的凝聚过程，而盖尔纳则更重视一种自上而下的动员过程。 民族主义的起源和散布 在民族主义发源地的问题上，安德森认为发生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殖民地独立运动构成了第一波民族主义。安德森将这一波民族主义称为“美洲模式”的民族主义。因为美洲殖民地与其宗主国拥有相同的语言和文化背景，因此是不以语言为要素的民族主义。安德森用一种世俗的朝圣之旅的受挫来解释这种民族主义的起源，即：从宗主国来的殖民官员将所属的行政单元想象为自己的祖国，在朝圣旅途上的旅伴则为拥有共同宿命的共同体成员，并且这种想象因为印刷资本主义所创造出的阅读群体(民族的原生态)而定型化。 “当美洲成功的民族解放运动的时代终于划下了句号，欧洲的民族主义年代也随即揭开了序幕。”这一波的民族主义由于“民族的印刷语言”的突出作用及有现成的“美洲模式”的民族主义可供借鉴，所以更具有典型性和普遍性。由于地理大发现，人类文化的多元性在欧洲人眼中突显，语言的多样性及分歧也在拉丁文神圣地位的衰微后越加明显，印刷出版市场的消费群体(阅读群体)也在扩大，美洲模式的借鉴因为印刷语言得到强化。这一波的民族主义主要由一系列的语言学革命(即将方言转化为商业语言、科学语言、印刷语言或文学语言的过程)所驱动，印刷资本主义促进了印刷出版市场的生产者和消费者的结合，生产者即字典编纂者、语言学家、文法学家、民俗学家、政治评论家和作曲家，消费者即阅读群体，包括贵族、地主士绅、庭臣与教士等统治阶级，及下级官吏、专业人士、商业和工业资产阶级等新兴的中间阶层。这种结合形成的凝聚力不同于以前，以前是基于亲戚、友谊或承诺的连带关系，其固定的政治基础是隐含在继承之中的政治关系的个人化。（公众号“无处不哲学”推送）现在，这种连带关系已退化，只有依靠印刷语言才能使彼此想象成是属于一个共同体的。由此观之，这一波的民族主义既需要有特定阶层向群众发出邀请，又需要这些群众是语言学革命的消费者，所以这一波的民族主义是“群众性的语言民族主义”。 第三波民族主义被称为“官方民族主义”，因为它是欧洲王朝国家对1820年以来蔓延欧洲的群众性民族主义的反动(reaction)。风起云涌的民族主义浪潮威胁着这些王朝的存在，君主不再拥有不言自明的合法性，于是罗曼诺夫王朝、哈布斯堡王朝、汉诺威王室、霍亨索伦王室及维特兹巴克斯王室纷纷贴上民族的标签，标榜自己是民族的代表。这是一种民族与王朝制帝国的刻意融合，是一种试图掩盖民族与王朝矛盾的应对策略。安德森很贴切地论证道：官方民族主义是“一种把民族那既短又紧的皮肤撑大到足以覆盖帝国庞大的身躯的手段”。 最后一波民族主义是“殖民地的民族主义”。这一波的民族主义在一定程度上吸取了前几波的民族主义：既有“美洲模式”的朝圣之旅，也有欧洲“语言民族主义”的“民粹主义性格”，同时，还有“官方民族主义”的“俄罗斯化”式的政策取向。但由于工业资本主义的深远影响，这已不是一种简单的模仿，朝圣者群体已不仅仅是宗主国的殖民官员，还包括殖民地通晓双语的知识精英。殖民地以外的“民族主义、民族属性及民族国家”的概念日益深入人心，印刷术有了收音机、电视机等先进科技产品作为“盟友”，这时的民族主义动员的对象已经扩大到更广、更深的层面。但是，由于这种殖民地的民族主义是对官方民族主义的另一形态——帝国主义——的反应，因此不可避免地，它们的“殖民地色彩”很浓厚，民族的边界和原来的殖民地界限是重合的，殖民地行政体系和教育体系也成为构建民族的主要基础。 从以上论述可以基本归纳出安德森民族主义理论的特征： ——安德森对民族主义的界定没有像他对民族的界定那样清晰，他所描述的只是民族从开始想象，然后被模塑、改编、传播的历史过程。他并没有像其他现代论者那样明确地提出民族主义的概念。他提供的只是民族主义的分类，并且这种分类是一种历时性的分类，是一系列环环相扣、前后关联的民族主义。他对民族的探源主要是为其后对民族主义扩散问题的论证埋下伏笔。安德森作为研究民族主义领域里享有盛誉的学者，他的民族理论经常被人引用和评述，但在涉及到民族主义问题的时候，对他的理论却很少提及(因为这一问题在他的著作中既不明显也不典型)，可见这是他民族主义理论建构中的遗憾之处。 ——国家通过民族主义创造了民族。从他分析的种种个案中我们可以看出，不管是美洲的殖民地国家，还是欧洲的王朝国家，抑或是庞大的帝国体系，我们都可以承认它们的国家形态，但是由于它们都缺乏一个认同基础，所以这些国家的臣民对民族认同的概念很陌生。（公众号“无处不哲学”推送）但在美洲掀起了第一波民族主义后，其后的几波民族主义都可以看出在经历了这样的民族主义动员后，国家有了民族作为它合法性的支撑，从而能够更广泛、更有效地动员群众(前期主要是阅读群体)。 这一点与其他现代论者的理论并无二致。如安东尼·史密斯认为，一旦“民族主义”在一个新的政治基础上把各族群统一起来，就会出现强烈的民族意识，从而产生一个不同于宗教共同体的新的共同体，这就是民族。显而易见，他认为是民族主义缔造了民族。盖尔纳认为“民族主义”首先是一条政治原则，政治的和民族的单位应该是一致的。这一定义的潜台词即是对“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诉求。尽管盖尔纳也承认在当前的国际范围内，民族的数目远远超过国家的数目，但他仍然坚持民族主义的原则是一个有效的原则，因为这一原则是处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的时代背景之下的，民族主义不是民族所创造出来的，相反，应该说是民族主义产生了民族。霍布斯鲍姆也认为民族是特定时空下的产物，它是18世纪末、19世纪初西欧的政治社会变动的产物。“民族主义早于民族的建立。并不是民族创造了国家和民族主义，而是国家和民族主义创造了民族。”他们都认为国家通过民族主义创造了民族，这与他们自身的理论有所出入。他们既承认国家先于民族产生，但同时又宣扬以民族作为国家的基础。这样就产生了一个悖论：到底是以民族认同作为国家的基础，还是国家通过民族主义构建了民族认同。他们对此并没有提供一个令人满意的解释.。 …… 尽管如此，安德森对于民族和民族主义的阐释独辟蹊径，为民族主义问题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视角。就像此书中文译本的介绍所说：“《想象的共同体》已成为当代经典，影响所及几乎横跨所有人文与社会学科，是当代文史社会科学学生必读之书，同时也是在理解人类社会诸多现象时，不可或缺的指引.。” 本文由公众号“无处不哲学”选文编辑▕ 作者简介: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康乃尔大学国际研究院阿伦·L·宾尼约伯（Aaron L.Binenjorb）讲座教授，是全球知名的东南亚研究学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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