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晓葵：“共同体”如何想象| 社会科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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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题：“共同体”如何想象

作者：华东师范大学 王晓葵

◤虽然北方人年初一吃的是饺子，南方人吃的是年糕。但是，只要是“中国人”，“年”都是要过的。

安德森1983年出版的《想象的共同体》，距今已经有三十多年，这本据说是针对越南进攻红色高棉而写的论著，已经成为横断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的必读书，安德森在这本书中提出的对民族和民族主义的历史性和非本质性的讨论，引发了学界对民族、国家、民族文化、民族主义这些固有概念的反思。

想

象的共同体

安德森的想象的共同体论，是对民族的本质主义和超历史的存在这样一个过去的民族主义的认知的批判，虽然在他之前，盖尔纳和安东尼等人也都提出过类似的论点，但是，从没有人像安德森这样明快而简洁准确地指出这一点，并提供了令人信服的证据。

传统的民俗学或者人类学的研究，通常会把某个具体的地域，例如村落作为自己研究的对象，这个地域的人们通过血缘、地缘等纽带连接在一起。他们之间共同恪守祖辈留下来，通过乡规民约呈现出来的所谓礼教或者规范。这样“面对面”的共同体，具有本质主义的特征。

但是，一旦超出这样范围，没有血缘、地缘的关联，也没有宗教或者王权这样的力量来规制的时候，人们是如何互相认定是属于同一个“共同体”的？特别是“国家”这样的庞然大物，无论面积多么小，人口多么少，也无法象村庄这样，建立一种面对面的本质性的关系。

安德森给我们的答案就是“想象”。 他说，（民族）“是想象的,因为即使是最小的民族的成员,也不可能认识他们大多数的同胞,和他们相遇，甚至听说他们。”

媒

介

那么，民族国家这样的共同体，到底应该如何“想象”？在《想象的共同体》中，安德森做过如下论断：

“没有什么比无名战士的纪念碑和墓园，更能鲜明地表现现代民族主义文化了。这些纪念物之所以被赋予公开的仪式性的敬意，恰好是因为他们本来就是被可以塑造的，或者是根本没人知道到底是哪些人长眠于其下。这样的事情，是史无前例的。”

在这里，安德森提示了一个命题，即共同体的“想象”需要某种媒介。我们周围处处可见的无名烈士纪念碑，虽然在形式上和过去的墓碑相似，但是，其内涵则完全不同。过去的墓碑虽然也是记忆的表象，但是其具体的内容，是不容许有想象的空间的，而无名战士的纪念碑所表象的和参观者没有任何血缘地缘的本质性联系的人们的死，成为建构共同体认同的重要手段。

前南斯拉夫荒野中的纪念碑

纪念碑作为社会记忆的表象，成为一个意义生产装置。在这里，“偶然”的战死，被转写成“必然的牺牲”，“死者”与参观者、追悼者在纪念碑前相遇，通过纪念仪式将无名战士的“死”与参观者、追悼者的“生”联系起来。而“为民族而死”、“为国家献身”这样的碑文或悼词所表达的意义和价值，就是民族国家“想象”的有力媒介。

作为“想象”共同体的媒体，除了纪念碑之外，安德森还强调了“语言”。语言所具有的“原初性”（primordialness），也就是说无人能够定出其诞生的日期，很容易给人以本质性的、根深蒂固的特点。就像用英语说的话，往往会让英国人感到似乎是先祖所传递下来的“英国性”（Englishness）。

的确，似乎每一种语言都天然地带有某种“民族性”。我们都曾读过的都德的《最后一课》所传递的信息，就证明了这一点。文中主人公说，“法语是世界上最美丽、最清晰、最严谨的语言”，而“当一个民族沦为奴隶时，只要它好好地保存着自己的语言，就好像掌握了打开监狱的钥匙”。说的正是法语所带有的“法国性”。

中

国人的共同体

其实，和语言同样具有“原初性”的还有“风俗”。在中国近代民族主义建构的研究中，过去的中国研究者都注意到了清末民初知识精英在建构民族国家的话语时，有关种族的、历史的叙事的创造。

比如在清末，前近代界限模糊的“天下”、“本朝”、“蛮夷”空间概念，开始转化为近代民族国家的具有明确疆域的“万国”、“中国”的概念。而这个中国的概念，必须通过一定的可视化或者具象化的操作，才能让民众对“国家”有明确的认识，进而涵养“爱国”之心。

日本学者吉泽诚一郎用“国土的一体性、国民的一体性、通时的历史的一体性”来概括近代中国自我认同建构的具体内容。吉泽指出，当时的革命派的报刊大量登载中国地图或分省地图，来向读者展示中国国土的空间图像，将国家的疆域概念可视化。而国民的一体性的创出，则有多种手段，其中共同的历史记忆的创出则是一个重要的手段。中国通史的撰写就是其中重要的一部分。

而中国通史的主要特点就是强调民众生活的部分，捐弃过去帝王将相、英雄才俊的王朝更迭的历史叙述。这个“民史”的诉求，成为梁启超为代表的新史学的重要倾向。但是，在这个民史的诉求中，自然有了对中国各地生活文化的关心。

比如，1922年，著名训诂学家、文人胡朴安编撰《中华全国风俗志》一书，介绍各地民间习俗。在序言中，胡陈述了了解各地风俗习惯的重要性，并强调“周知全国风俗”简直成了取代“儒术”，实现国家文化统一的法门。而张炽章为此书所作之序，也表达了同样的旨趣。张氏原为孙中山的秘书，曾任民国第一大报《大公报》总编辑15年。他说：

“外人之讥我曰中国并非一国家，中国人并非一国民。吾诚耻之，而不能辩，何则？普及国家主义之前提，在于知彼知己。易言之，必知世界知本国而后可以涵养爱国爱群之心。甚者且不知中国之大与久，夫于其地其人既毫无观念，又不辨共同之历史文化。则虽同胞亦尤之异民族矣。”

这里的所谓“知彼知己”，便是“知世界知本国”，而以中国之大，如何可以“知”，其媒介便了解各自的“风俗”。张解释说：“盖风俗乃历史产物，乡间习俗，皆有渊源，一事一物，俱关文化，故能知古今风俗，即为知中国一切。”（胡朴安：《中华全国风俗志》，张炽章序）。

风俗的起源，和语言相似，都具有“原初性”，共有风俗，便属于同一个共同体。那么，如何解释各地“风俗”的差异性呢？这里“世界”作为他者的存在，成为“中国风俗”认同的参照物。和西洋、东洋相比，河南与河北，山东与山西，都是“中国”的一部分。对于绝大多数从未离开过故土的中国人来说，他们确信，在遥远的外地，还有和自己虽然风俗不同，但是可以互相理解的人群的存在。

“一个美国人终其一生至多不过能碰上或认识他2.4亿多美国同胞中的一小部分人罢了。他也不知道在任何特定的时点上这些同胞究竟在干什么。然而对于他们稳定的、匿名的和同时进行的活动，他却抱有完全的信心。”——安德森

如果说，美国人的这种“信心”来自安德森揭示的对“同质而空洞的时间”的共有的话，那么，中国的“信心”大概更多来自他们相信年三十晚上，所有的“中国人”都会放鞭炮、吃年夜饭。虽然北方人初一吃的是饺子，南方人吃的是年糕。但是，只要是“中国人”，“年”都是要过的。（部分内容摘自《想象共同体》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