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先生对朱子读书法的体认

“虚心”与“怀疑”：

钱穆、胡适对朱子读书法的不同体认

李宝红

【提要】钱穆先生十分欣赏朱子读书之法，指出其读书之法首要“虚心”。胡适对朱子读书法的认识，则是强调其“怀疑”精神。钱穆对学术界高唱怀疑论深为不满，认为读书生疑，仍自“虚心”熟读而来。不同的读书法，体现了不同的治学路径和模式。

【关键词】朱子 钱穆 胡适  虚心 怀疑

……读书法讲得最亲切有味的莫过于朱熹。《朱子语类》中有《总论为学之方》一卷和《读书法》两卷。民国两位著名学者钱穆、胡适对自己的读书、治学多有总结，并曾撰有专文讨论读书问题，在指导青年学生和授课中也多次谈到如何读书的问题。他们对朱子读书法有截然不同的体认，殊堪玩味。

一、钱穆先生对朱子读书法的体认

钱穆先生极为推崇宋儒朱熹，誉之为孔子后第一人，对其读书法也十分欣赏。钱穆先生《朱子读书法》一文集中论述朱熹关于读书首要“虚心”的思想方法，其巨著《朱子新学案》对此也多有阐发。他指出，朱子特别提出一个读书的精神条件，即如何善为运用我之聪明与精力，这一精神条件便是“静”，“静则心虚”，更吃紧的是在“心虚”上。所谓“心虚”，只是不执己见。

“若先执一个己见去读书，便是心不虚。所见的将依然是己见，不会看出书中道理。则于自己无长进。”“看书不可将己见硬参入去。”

钱穆特别写按语：“此是读书第一最要法门。朱子所谓'虚心’，略如今人所谓'客观’。若读书时硬将己见参入，便是心不虚，便不能客观，而不能真有所得矣。”

朱熹指出，读书要逐字逐句反复熟读，要了解书中本意，“未可便肆己见，妄起浮论”。钱穆认为，朱子教人读书，说来说去“只是戒人不要把自己意见当作书中意见而已”。朱子说：

“大凡看文字，少看熟读，一也。不要钻研立说，但要反复体玩，二也。埋头理会，不要求效，三也。”

钱穆认为，这可以视作朱子教人读书的“三大纲领”。朱熹关于“虚心”的读书法还有很多，钱穆一一摘录并加以评论：

读书先责效，是学者大病。……主要还在懂得先虚心，第一不要抢立说，第二不要问效验。只就书看书，只办此一条心，故谓之心精。心精便是只有此一心。心精了，书自熟。

按：读书须先知晓那书中说了些什么，我知晓书中说了些什么，便是学问有得，便是我增长了一番知识。朱子教人读书，先要“白直晓会”，此事看易实难。既须能静心、宽心、虚心、精心，又须能细绎反复，玩味烂熟，乃得此晓会。

朱熹解《诗》，即是“虚心”读书法的典型运用。朱熹自道其解《诗》工夫说：

“当时解诗时，且读本文四五十遍，已得六七分，却看诸人说与我意如何。大纲都得，又读三四十遍，则道理流通自得。”

钱穆先生将此项工夫分为三个层次：

“其先是熟诵《诗经》本文，每诗读至四五十遍。待见到六七分，然后再参众说，是第二层。其参众说，则必古今兼综，巨细不遗。待大纲都得，又读本诗三四十遍，则到第三层。而后诗中道理流通自得。其治《诗》如此，其治他经亦然。所以其学皆从传统来，莫不有原有本，而又能自出己见，有创有辟。”

针对前人解《诗》陈说，朱熹的处理方式是：

“某旧时看诗，数十家之说，一一都从头记得。初间那里敢判断那说是，那说不是。看熟久之，方见得是非，然也未敢便判断。又看久之，方审得。又熟看久之，方敢决定。这一部诗并诸家解，都包在肚里。”

钱穆提出，研究《诗经》当存一“敬”之心，读《诗》者往往有“三不敬”：

“读了一诗，急要读第二诗，此心常在走作中，此是心不敬之三。”

1961年1月，钱穆在香港新亚研究所作《关于学问方面之智慧与功力》的学术演讲，可看作是钱穆先生自己做学问的方法论，但大部分亦是古人的经验之谈。他指出，做学问有两阶段、四层次。第一阶段要先求能“入门”，第一层“由前人之智慧来指导自己之功力”，第二层“由从前人之功力来培养我自己之智慧”。这一阶段，要读人人必读之书，即读学术传统方面所公认的第一流书。读书，要能虚心赏玩。他说：

“从前人提出读书法，要在'存大体、玩经文’。此六字即是初学读书一好指导。……读后常置心中，即是'存’。读了再读，即是'玩’。此是初学入门工夫，万万不宜忽略。”

读书的第二阶段第一层“由自己之智慧来体会前人之功力”。读了一本书，

“要进一步懂得前人如何般用功而成得此书”，“了解前人著书之苦心”。

此处贵能“心领神会”，却不能具体指点。他说：

“读书的第一步，只是依随其书从头读下，此乃是'受业’阶段。但读书的进一步工夫，应懂得著书人之艰难困苦。又须体会到著书人之经营部署，匠心独运处。若懂得到此，便可谓乃与著书人成为'同道’。”

读书的第二阶段“以自己之功力来体会前人之智慧”。这一阶段，要心知古人：

“读古人书，须能如面对亲觌，心知其人。懂得了古人，像活生生地在我面前，我才能走进此学术园地。此所谓'把臂入林’，至少在我自己要感得是如此。也只有如此，才能了解到古人之血脉精神，以及他们间学问之传统源流。自己才能参加进此队伍，随着向前。”

钱穆先生认为，如此读书，才能成为一内行人，不复是一门外汉，才能与古人神交于千载之上，达到“意气相投”的境界，

“直觉得我读到古人书，却如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般，这在我们是学问上的一种快乐”。

钱穆先生抱有研究朱熹的夙愿，1969年终成5卷本巨帙《朱子新学案》，次年又撰《朱子学提纲》冠于书首。钱穆先生研究朱子学的方法：“即依朱子所以教人读书为学之方，以读朱子之书，求朱子之学”他指出：

“朱子教人读书，必以熟读其人之本书正文为主。如读《论语》，古今说《论语》者何限，而读《论语》者，自必以《论语》本书正文为主，其他诸说，则仅能作参考，不能作正主，至于舍却本书正文，不务参考旁求，而仅主自创己见，其事乃更为朱子所力戒。……若欲求明朱子学之真相，则莫如返求之朱子之书，多所涉猎于述朱诤朱之间，而于朱子本人之书不精不熟，势将泛滥而无归，亦如治丝之益纷。”——《朱子学提纲_研究朱子学之方法》钱穆

早在青年自学时代，钱穆先生即养成了一本书必须通体阅读的习惯，“不抽读，不翻阅”，包括《船山遗书》这样的巨帙，“遇惬意处，加以笔录”。钱穆先生全部、系统地阅读朱熹文集是在1944年成都卧病期间，此次决意撰写《朱子新学案》，钱穆又用了10个月时间阅读140卷的《朱子文集》和《续集》，又继续阅读140卷的《朱子语类》，作了广泛的笔记摘录，他说：

“此两百八十卷书，后人能首尾循览终卷者殊不多，然若专读其著述书，而不读其《文集》与《语类》，则如朱子教人常云吃馒头仅撮一尖，终不得馒头之真味。本人为《朱子新学案》，于其《文集》、《语类》两百八十卷书，逐篇逐条均经细读，乃见朱子著述各书，其精义所在，其余义所及，多为只读各书所未易寻索者，又见朱子为学之会通处，有在其各种著述之上之外者，乃知不读《文集》、《语类》，即无以通朱子之学。”

钱穆先生认为，研究朱熹，首先必须通体阅读他的全部著作，除《文集》外，还必须阅读《朱子语类》，以补文集著述之不足，并可从中多窥曲折细微之所在，他指出：

“今果于朱子原书，能悉心寻求，详加发明，先泯门户之见，而务以发现真相为主，逮于真相既白，则述朱阐朱之与诤朱攻朱，正反双方，宜可得一折衷，由是乃可有渐得定论之望，此则不仅为治中国八百年来之学术思想史者一重大课题，实亦为治中国两千年来之儒学史者一重大课题。”

《朱子新学案》是钱穆晚年最重要，也是最为满意的学术著作，被誉为“到目前为止中文著作中对朱熹思想所作的最渊博的研究。”在《朱子新学案》中，钱穆先生亦多次提示，要理解朱子与理学等相关问题和思想，必须细读朱子书，通览朱子书。在“朱子论立志”章，钱穆先生认为，朱子教人立志、向学相资为益；而后人徙言程朱言“居敬”，此皆未细读朱子书，故不知朱子晚年思想之不断有改进处。

在“朱子论禅学”章，钱穆先生认为，在理学家中，慧眼如炬，真能抉发禅家秘密，击中禅家病痛的，只有朱子一人，朱子识禅甚深，故其辟禅，亦能击中要害。而当时理学家浸淫于禅学者实多。朱子辟禅，正为矫理学流弊，其辟禅处，均是针对当时理学作诤救。而今认为理学即自禅学来，自然不对。认为理学家辟禅仅是门户之见，也不对，要想获得确解，“欲真见理学与禅学相异究何在，相争处又何在，则非通览朱子之书，亦难得其要领”。

钱穆认为，朱子的读书法，其实就是其“格物”法。朱子主张格物穷理，多方以求，自然要教人读书。在宋代理学家中，正式明白地教人读书，只有朱子一人。理学创兴，二程自谓得孟子以来不传之秘，虽然声称要返求之六经，其实二程并不重视汉儒以下经学。此风至南宋愈演愈烈。当时理学家风气，务创新说，欲成一家之言；朱子教人读书，多属针对此项流弊而发。钱穆先生指出，朱子对当时理学家说经流弊尽力剖击，实已远超后人；后人攻击理学，尚不中朱子笃切深至。钱穆郑重强调：

“朱子教人要能具备虚心、专心、平心、恒心、无欲立己心、无求速效心、无好高心、无外务心、无存惊世骇俗心、无务杜撰穿凿心，能把自己放低、退后，息却狂妄急躁、警惕昏惰闲杂，能如此在自己心性上用功，能具备此诸心德，乃能效法朱子之读书。故朱子教人读书，同时即是一种涵养，同时亦即是一种践履。朱子教人读书，乃是理学家修养心性一种最高境界，同时亦即是普通读书人一条最平坦的读书大道。理学之可贵亦正在此，慎勿以为此等乃是理学家之教人读书而忽之。”

……

三、“读书生疑，仍自虚心熟读，白直晓会来”

无论胡适是否属于疑古派，无论他的学术思想是否有些许改变，无论他的本意究竟是什么，提倡怀疑论的读书和思想方法，在学术界、思想界已产生广泛影响。钱穆先生对学术界高倡怀疑论深致不满。他强调，“读书生疑，仍自虚心熟读，白直晓会来”。他认为：

“晚近学术界，因尊考据，又盛倡怀疑之说。……然疑之所起，在于两信而不能决。学者之始事，在信不在疑。所谓笃信好学是也。信者必虚其心，乃能虚己从人。如治一家思想，首当先虚己心，就其思想为思想，由其门户，沿其蹊径。彼如何思入，如何转出，我则一如其所由入而入，所由出而出。此一家思想之先后深浅，层次曲折，我必虚心，一如彼意而求。迨其表里精粗，无不通透，所谓心知其意。此始于信奉彼一家思想，故悬为学问对象也。我因学于彼而始得之己，遂知思想当如何运用，又对此一家思想之深细曲折处，皆有真知灼见。此为我之由学问而得知识也。然则即言学问义理思想，岂不仍是实事求是，有考有据，为一种客观之知识乎？

惟为学不当姝姝于一先生之言，彼一家之思想，我已研穷，又循次转治别一家。我之研治别一家，其所抱虚心，亦如研治前一家。不以前一害后一，此之谓博学好问，此之谓广收并蓄。而或两家思想各不同，或相违背，然则谁是而谁非乎？我当谁从而谁违乎？于是于我心始有疑。故疑必先起于信，起于两信而不能决。如此之疑，始谓之好学会疑。故即治思想，亦当知考据。我若笃信一家，述而不作，此亦一种考据也。若兼采两家，折衷异同，会而通之，此亦一种考据也。凡此皆虚心实学之所得。”——钱穆《新亚学报》发刊词（1955）

钱穆先生认为，关于治学要善疑这一点，朱熹早就讲得十分清楚、明白：

“熟读后，自有窒碍不通处，是自然有疑，方可较量，今若先去求个疑，便不得。”

钱穆先生评论说：

“读书生疑，仍自虚心熟读，白直晓会来，今人先要抱了疑，再去读那书，自谓莫给他牵着我鼻子走；譬如先疑心他是贼，再和他打交道，实则如此读书，深闭固拒，永无进益，真又何苦来。”

钱穆先生反复陈说，做学问要懂得古人如何说，与其同时代的人如何立说，历史上各时代人又是如何立说，综合、折中各家学说，才能自下判断，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在他看来，读书先疑，先抱一不信之心，这不仅是一种不好的读书方法，更是一种不谦虚、不厚道的心理上的时代病。他批评道：

“今之所言怀疑者，先抱一不信心，其实对外不信，即是对己自信。故其读书，如踞堂皇而判阶下之囚，其心先不虚，先已高自位置，傲视一切，则如何肯耐心细心向彼学问？学问不深，如何有真训练，真能力，真知识？因此其运思构想，乃不肯承认向来自有成规，其本身思想，精疏矛盾，乃不自晓。其批评各家，一凴己意，高下在心，而实非各家思想真实如此。彼先未有广博明白之知识为其自己所恃理论作后盾。彼之思想与理论，乃未经学问成熟而即臻早熟 ，彼乃以自信代会疑，以批判代学问。彼以爲思想与理论，可以如脱辔之马，不复受驾驭控勒，而可以逞驰骋之自由。以如此之学风，则鄙斥考据，事无足怪。”——钱穆《新亚学报》发刊词（1955）

钱穆先生指出，讲学须能讲到各家所特有之处，然后才能辨别其间异同，判断其得失是非，

“岂能自己拈几个字面把来加在别人身上，此是以己见评前人，非能从前人真实处下评，岂能有当？朱子教人读书，'凡百放低，且将先儒所说正文本句，反复涵泳，久久自见意味，只且做一不知不会底人，虚心看圣贤所说言语，未要便将自家许多道理见识与之争衡’。”

钱穆先生对此极为欣赏，许之为千古读书准绳：

“读古人书，非务外为人，争古人之是非。乃欲扩大自己心胸，多闻多知，也该容古人开口说他底道理。但也不是要舍己以徇，乃求有个融会，以益期于至当之归。若要得如此，却须把自家先放低，先退一步，虚心做一不如不会底人。莫把自家先与他争衡，待了解得他，自会有疑有辨，久之却来新见。朱子如此教人读书，实亦不是专对当时理学界作箴砭，千古读书，欲求得益，必当奉此为准绳。”——钱穆《朱子论读书_朱子学提纲》

据钱穆晚年居台期间的弟子戴景贤回忆，他时常阅读《朱子四书注》，钱穆先生某日询问其读“四书”心得，乃以平日札记夹于书中面呈。所记无外乎朱子之言，哪些有所得，哪些则未妥之类。钱穆先生读了几条札记，即弃置一旁，说道：“朱子乃八百年来一大儒，非是其书无可议，然前人推崇至此，终有其理；断无古人皆无见，独汝聪明出前人上。汝至少应取古人论及朱子之书，如清人之说，先读一过，再议未迟。读其书，先不存礼敬其人之心，如何能善会其意？”戴景贤当时只觉得钱师言若千金之重，愧悔不能自已。随后取清代学者如钱竹汀、戴东原、毛西河等论朱子四书注的著作阅读，“乃益觉自己知识之浅薄，然反复既久，乃觉如毛氏书，条举朱子书中之错，凡数十门，数百条，上涉天文，下及舆地，其学问何等渊博，若平心细思，则又岂是其学真出朱子之上，余后读书知虚心，此日恩师之面斥，实为一关键。”

钱穆先生在指导学生阅读和研究过程中，一再提及朱熹“虚心”的读书法，自谓一生学问得力于此甚多。……不同的读书法，体现了不同的治学路径和模式，钱穆先生特别推崇朱熹的读书法，读书要静心、虚心、与立说之古人立于同一境界，体察古人著书立说的情境与其中曲折，一方面阐述自己读书治学的路径与方法；另一方面也可以说是有所为而发，对同时代以胡适为代表的新派学人读书及治学的基本路径多所批评。在钱穆先生看来，朱熹教人先做一不知不会之人，静心、虚心、耐心体察古人著书立说的心情与曲折，涵泳玩味其间，不要急于与古人作谏诤；……

钱穆先生对朱熹精考证，善辨伪的治学思想也有所发抉，但不占主要地位。……在钱穆先生看来“意思迫促”“自视过高”，是自19世纪末年以来的读书“路向”和时代病，不能、不愿“虚心”阅读传统典籍的氛围日渐浓厚，以西方观念评判传统学术的倾向一发而不可收拾，渐成时代主流；这种时代病愈演愈烈，终至于不读基本书，不肯自首至尾通读，熟读一本书，缺少一个基本的、系统的知识体系，再不肯耐心、虚心地去体察古人立说的“情”与“意”，而放言高论，唯我独尊。以批评前人以鸣高，纷纷务创新说，欲成一家之言。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胡适第一次系统地运用西方的概念、范畴、体系研究中国传统学术，强调“用比较的研究来帮助国学的材料的整理与解释”，一方面用西方语法研究传统典籍；一方面借用西方哲学、社会学、民俗学的理论与知识对古典作出新的解释。

1930年代后，钱穆先生进入了中国学术思想的中心，越来越发觉胡适等新派学人对中国传统学术、文化与历史所作的研究与评判，以西方学术作准绳，昧失了中国历史的真相。他反对简单地运用西学解释中学，强调中国文化、中国学术的特殊性。研究中国历史与中国文化，首要虚心，习得中国人的观点，“从中国旧学本所具有之精神宗旨道途格局寻求了解”，从原典出发，从中国旧有学术的内在理路出发，来研究中国传统，成为钱穆先生此生矢志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