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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前，一位好学者出于对传统格律诗词的兴趣，向我提及一些问题，比如为什么好些古诗词用现在通行的普通话来读会很拗口、不舒服；为什么搞传统诗词的人乐意以方言来创作。他质疑，在当前普通话如此普及的情况下再坚持从前的四声、格律，是否不合时宜、有些保守。而另有一位朋友更直截了当地说道：土话读诗，太土。
基于这些讨论，我不免反思这些千年来积累提炼的传统。好像近几十年，对传统中的经典，一直有着各种不同说法，典型的有：一是以为传统是古人或现在某些人故作高深的手段，有许多自欺欺人的成分；一是认为经过千百年历史检验而流传至今的传统必然有其深刻的存在意义，需要现在的人们去学习、理解与体会，而非否定。我个人倾向于后一种观点。同时我认为，诗词这种当前社会日常文化生活中已非主流的传统往往更容易受到曲解。
一
据语言学专家介绍：“地方方言是因为地域不同形成的语言变体，是语言在不同地域上的分支，是语言发展不平衡性而在地域上的反映。”“方言产生的机理，主要是移民、发展变异和民族融合。”从历史的纵向看，汉语发展史可分为：远古；上古（战国、秦汉） ；中古（隋、唐、宋） ；近古（元、明、清）和现代等五个阶段。 但我个人认为，现代以普通话的确立为分水岭，汉语言已经产生较大转折，并已使方言也同样产生变异。而从汉语现存的方言看，八大方言区有七个是在南方，并且南方方言更多地保留了古代发音。
这是由于我国北方地域宽广、平坦；历史上经常被外族统治，而且经常战争，如金国（曾统治中国北方100多年），蒙古，清朝等改朝换代战争都以北方为主要战场。因此在北方地区，民族融合和人口的频繁迁移造成古代语言及其发音因交流而出现较大变异。所以北方方言覆盖范围很大，而且是各地区方言和外族语言相互混合的产物。我国现行使用的普通话即是以北方方言为基础的，其语音就和古代非常不同，声调就只有上平声、下平声、上声、去声，弃却了入声和一些细分的声调。
南方则因为多山多水、交通不便，战火的蔓延不但可以得到有效的阻隔，同时也容易出现战火较难波及的山区穷谷。北方因战火而逃难的人们也容易找到适合他们生存的“桃花源”，因此，南方即便是战争也不会造成人口的大量流动。所以，通过历史上的几次人口由北往南的大迁移，如秦汉时期和唐宋时期，使这些地区保留了很多古音。就临海周边方言，基本上也保留了中古，甚至是上古时期的语言与发音。好些专家也认为浙东的方言是以唐音为基础的。
比如，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称“筷子”为“箸”、“锅”为“镬”、老年妇女为“老孺人”、老年男子或丈夫为“老倌”、玩耍为“嬉”、“好的”为“诺”等等，都是中古、上古时期声音语言的保留。
二
对于中国语言文字的形成，我想首先离不开状物喻人之功用，所以其有六书、有训诂。之后又发展到音韵、四声等。当初仓颉造字，《淮南子·本经》中记载：“昔者仓颉作书，而天雨粟，鬼夜哭。”《说文解字序》中记载：“仓颉之初作书，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益，即谓之字。”
以现存最早的一些文字看，无论是甲骨文还是商周青铜铭文，许多都有自然之形意。即便为不识之人，只要略就自然之迹有所了解的，也可以就其大概而想像其意。这些文字即便从目前看，虽然经过了多次的文字改革，其基本的因素，如形声、会意的状态还是略见存在。
文字的发音，首先可以肯定的也是来自于自然，模仿于自然。而后，远古时期充满智慧的人们在自然的基础上，根据口腔的不断变化确定声音与文字的契合，并按此规律，不断扩充，而后有了切音、四声等。所谓的“形声相益，即为之字”文字因此产生。不知道是否还有人记得敏感的青少年时期的一些体验：即是对一些并不认识的生字，且并非一些形声字，但是，有些孩子就可以就其形而读出大概的音准。这好像是一种无法言说的灵异的事情，但是却有过真实的发生。可以解释的，就是文字对人自身基因嵌入的缘故，或者文字发音本身就有着“因形而自”的内在规律。
所以说，由于中国文字源于自然的特性，其形体、音质也就必然能够反映出“自然态”并作用于人的本心，。这种“自然态”在古音中的表现尤为突出。
以临海话中的“的笃”一词为比方：它在方言中的发音是入声的短促的“di、do”。这样的声音可以让许多人很容易地联想到童年时家乡石板街在静夜里因行人走过而发出的声响，或者是清晨雨歇，檐头滴沥到阶前的雨声。这种发声，直接、形象且富有意境。但是，如以普通话来读，不管是“的笃”的“de、duˇ”还是“嘀嗒”的“diˉ、daˉ”,总是不能透过其音节而感受到形象意境之美。
三
《诗经》序言说：“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不足，故咏歌之；咏歌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既有咏歌，遂成篇章，此诗之所以作也。梁钟嵘的《诗品》在第一句话中就说道：“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所以诗歌是人类情感宣泄的一种主要手段。
一般来说，人们在情感宣泄时，最直接的，比如有咆哮、有呼啸、有哀鸣、有呜咽。这些都是人最真实的，用声音方式表现出来的外在情感。当然，当个人的文化修养等各方面达到一定层次的时候，这种直接性宣泄有时候就会显得有些欠缺、有失文雅与体面。因此诗就成为很好的并且能体现修为的一种手段。所以“陈诗以展其义，长歌以骋其情”。
对于古人而言，诗在好多时候都是用来咏唱的。比如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中诗三百零五篇，本身就是以乐调的不同而以风、雅、颂分之。楚辞本身也是楚地的歌辞，其中有许多为祭祀时祭司所唱的祭辞。唐宋诗词也多是因为坊间的传唱而得以传播与流传。而相对于适合咏唱或传唱的诗歌，其首要的就是其音韵的协调与易于上口，同时其音韵且是适合于表达人的内心情感的。
所以从诗歌发展来看，格律的形成，首先是由音律而来。不论《诗经》、《楚辞》，还是乐府或四六体，上古时期的人们自觉不自觉地遵照音乐的规律，在诗歌创作中对具有音质的文字进行合乎音律的组合，使之产生出生动的，有生命、有情感的文学形式。之后，那些有意为之的文学家们在诗歌创作中，摸索与总结出了文字组合中的音律之美、对偶之美、音韵之美。
齐梁时，沈约等人在总结前人在诗歌创作中对文字声调的把握，归纳出了之四声谱，即平、上、去、入，并分平声为三十韵、上声为二十九韵、去声三十韵、入声十七韵。所谓“平声平道莫低昂，上声高呼猛烈强，去声分明哀远道，入声短促急收藏”。这四声的区分，虽然简单，但也基本归纳了文字声韵美一般特征。同时沈约他们还总结出诗歌必须“五字之中，音韵悉异，两句之内，角徵不同”的原则，并提出诗歌音韵中的“八病”，在诗歌美学本质的基础上明确了诗歌可以来体现本质的音韵形式。直接启动了唐宋格律诗词的“锁钥”。
四
以上而观，我们可以知道古人“尽精微、致广大”的那份情致。
古人对于事物的把握，往往会用其内心来体察自然与生活中的丝毫变化。而这种变化也会反作用于人的内心，发而为文、为诗、为物的时候，并影响到观者。
当我们观看纸上诗词的时候，文字所描述的那些情景会引导我们的想像进入文字营造情景，并因其情景而入其心境、得其境界；当我们聆听或吟咏的时候，由诗词语言音律的起伏变化而营造的情景又会有异于纸面观看的所浮想情景。纸面上的可能理性，而语言阐发的更具情味，观者与听着，其产生共鸣也会有所不同。
由于唐宋诗词的作者们创作使用的就是他们的日常语言。比如有记载，白居易每成一诗，必须要使普通的家中老妪都能读懂；柳永则是“凡有井水饮处,即能歌柳词”。这一方面说明了那些时代诗词风气之盛，同时也说明了当时诗词创作使用的语言与民间语言并无区别。
当我们对文字、对古音方言有所了解，对诗词中的音律、音韵有所知晓后，我们再以自己的内心去倾听古人直如天籁的那些优秀诗词，敏感的心灵是否感觉到以不同方式的阅读所带来的感受会有所不同呢？
以普通话阅读诗词，由于其韵部发音的一些改变以及把“入声短促急收藏”的入声字变调而插入平、上、去三声中，因此，仔细聆听时会发觉其音韵是略不协调的，音律的起伏也或见平直。虽然，一些优秀的诵读者可以略将古音声调夹入其中，但是比起真正以古音方言阅读，总缺少顿挫的力量。
而以保留着古代音韵声调的古音方言来阅读，以个人体验来说，其得到的审美感受更接近于古人。当我们以古音方言阅读诗词的时候，可以感觉到那些诗词是立体的，有着生命一般的活泼。当用心体味时，会发现其所构建的景象、韵味、意境等更有一种似曾相识的亲切感。我不知道这种感觉是否是因为我们的基因记忆所带来的。但是那却是用普通话阅读所无法领略的。由此我认为，对于诗词，以方言阅读要比普通话更立体、更直接、更真切地沟通起景、情、境三者的关系。
所以说，诗词及其格律音韵是几千年来总结、概括而产生的最为优秀的文学形式，是中华文化顶峰上的那颗最为璀璨的明珠。虽然对于现代以普通话为学习基础的人来说，它存在一定的技巧问题。但是，如果因为内心的真实诉求而靠近它、理解它，你就会觉得它既不土，也不保守。对它的传承与保护，不但是民族的需要，更是我们自身文化基因与精神审美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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