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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刘华特约通讯员刘建章通讯员张明蒋扬眉 案情 2011年1月至5月，某市看守所管教籍某在得知自己管理的在押人员王三（另案处理）想向审判其案件的主审法官行贿，从而达到判处缓刑的目的后，多次将自己手机和两个银行账户提供给王三，便于其和朋友联系筹集行贿资金，同时介绍律师王某（另案处理）担任辩护人，帮助王三“跑关系”。其间，因王某与审理王三案的主审法官素不相识，籍某遂利用工作之便介绍王某与该法官相识，并将该法官的家庭住址及生活喜好告知王某，后王某向该法官行贿7.5万元。 一审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籍某为谋取不正当利益，伙同他人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财物，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其行为已构成行贿罪。被告人籍某的行为系共同犯罪，其身为管教民警，在共同犯罪中积极主动，犯罪作用相当，不存在从犯情节，故其辩护人辩称被告人籍某系从犯、主观恶性小的辩护意见不能成立，遂依法以行贿罪判处籍某有期徒刑一年零四个月。一审宣判后，籍某向焦作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焦作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分歧 本案在审理过程中出现了两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籍某在行贿行为及受贿行为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沟通、撮合作用，所以籍某构成介绍贿赂罪。第二种观点认为，籍某的目的是为了给王三谋取不正当利益，具有明显帮助行贿人的意思并实行了帮助行贿人行贿的行为。因此，籍某应与王三、王某一起构成共同行贿罪。 说法 法院最终认定籍某的行为构成行贿共犯。行为人在行贿者与受贿者之间进行介绍贿赂的行为与行贿、受贿的帮助行为极为相似。介绍贿赂罪的行为人在行贿者与受贿者之间进行介绍贿赂，该行为实质上就是行贿、受贿的帮助行为，应以介绍贿赂罪论处。本案是，籍某伙同他人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财物，属共同犯罪，应以行贿罪论处。因此，如何将介绍贿赂行为与一般行贿共犯区分开来是本案的一个焦点。 首先，法律依据不同。介绍贿赂罪具备独立的犯罪构成，介绍贿赂行为并不是行贿罪的帮助行为，其与行贿者并不形成共犯关系。从社会危害性角度而言，介绍贿赂者在行贿者与受贿者之间进行撮合，促成贿赂成功，是导致贿赂现象蔓延的一个重要原因，其社会危害性独立于行贿者和受贿者，有进行独立评判的必要。我国《刑法》第三百九十二条规定，向国家工作人员介绍贿赂，情节严重的，构成介绍贿赂罪。行贿共犯是指与他人共同构成行贿罪，即为了谋取不正当利益，伙同他人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财物的行为。 其次，主观方面不同。介绍贿赂罪的行为人明知自己是处于第三方的地位而进行介绍贿赂，其目的是通过自己和双方的联系、撮合而促成贿赂结果的实现。若行贿、受贿双方本就有贿赂意图，行为人只是为行、受贿双方进行沟通、联系的或代为传递钱物，则应认定行为人与行、受贿人的共同故意不明显，行为人构成介绍贿赂罪。而行贿罪的共犯明知自己是在帮助行贿一方。若行贿方本没有行贿的意思，而因行为人的行为诱发了行贿意图，行为人与行 贿人具有共同行贿的主观故意，行为人与行贿人共同构成行贿罪。 再次，客观方面不同。介绍贿赂罪通常表现为双方牵线搭桥，介绍贿赂人处于中间位置，作为行贿、受贿双方的中介，想方设法创造条件让双方认识、联系，或者代为传递信息或转递财物，帮助双方完成行贿受贿行为。行贿共犯是为了帮助行贿方实施行贿，谋取不正当利益而实施的各种行为，如出谋划策、筹集资金等，最终使行贿人完成给予国家工作人员财物的目的。 最后，利益实现方式不同。介绍贿赂罪的主体是不依赖于受贿或行贿方的第三人，对利益的享有是单独的、独立的；而行贿共犯依附于行贿罪，不能独立存在。也就是说，介绍贿赂罪行为人本身利益的实现不以行、受贿人利益的实现为前提，其获取的利益往往是其中介行为的有偿报酬，如中介费用、劳务报酬等。而行贿共犯行为人与行贿方有共同的利益需求，该利益实现必须以行贿人直接利益的实现为必要前提。 本案中，籍某作为看守所管教，在得知自己管理的在押人员王三想向审判其案件的主审法官行贿，从而达到判处缓刑的目的后，将自己手机和两个银行账户提供给王三，便于其和朋友联系筹集行贿资金。因籍某系公务人员，不便直接帮助王三行贿，便介绍律师王某作为王三的辩护人，通过王某向主审法官行贿。同时，籍某又在王某与主审法官之间牵线搭桥，便于王某向该法官行贿。最终，在籍某的联系、介绍、指使下，王三向该法官进行行贿。从主观方面看，籍某在得知王三有行贿的意图后，为其提供各种便利行为，主观上具有明知自己是在帮助行贿方实施行贿的主观故意。客观上，若无籍某提供通信方式、银行账户、介绍辩护律师等行为，王三无法实施向主审法官行贿的行为，故籍某并非是行贿、受贿双方的中介，而是积极帮助行贿方实施行贿的帮助犯。综上，籍某为谋取不正当利益，伙同他人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财物，其行为构成行贿罪，该案属于共同犯罪，籍某在共同犯罪中积极主动，起主要作用系主犯，故应以行贿罪主犯追究籍某的刑事责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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