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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候我们受到的教育是人性是美好的、社会是充满爱的、位居高位者都是品德 如果我们拿这个问题采访一名古罗马人，一定会让他满头雾水。古罗马人头脑中没有人性善恶的区别，在他们看来人性本来就是这个样子，尽管在我们看来古罗马人本性邪恶、贪婪、好斗。孔夫子教导我们说君子要远庖厨，可是在古罗马连最文雅的人都乐意观看角斗士捉对厮杀的血腥场面。 人性善恶虽然是大是大非的问题，但却很难说清。有的人说一套做一套，有的人做而不说，有的人说而不做，当然也有很少的一部分人怎么说就怎么做，他们要么是高不可攀的圣人，要么就是招人喜欢的性情英雄。最苦恼的莫过于那些离开象牙塔，刚刚走进社会竞技场的青年朋友，难免会有被欺骗的感觉。 儒家所倡导的君子是统治阶级政治上的需要，同时也代表了人们的一种美好愿望，而现实生活中并非如此。抽象地、形而上地讨论人性的善恶或许没有意义。这本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没有人能够给出确切的解答，一个人能够证明人性多么善，另一个人就能证明出人性多么恶。虽然人们对人性善恶存有争论，但对人性可塑却少有质疑。所以相比于旧《三字经》开头“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我觉得新《三字经》开头“人之初，如玉璞。性与情，俱可塑”更贴切，前者的语气先验而独断。 在中国历史上，战国时代的时代精神在中国历史上独具魅力。在这个大洗牌的时期，不但变换了游戏的主角，连游戏规则都同时发生了改变。原先是周王朝统治下的一系列诸侯国，他们以分封建制为基础，以周礼为最高政治准则。经过时代的洗礼，各诸侯国嬗变之后以崭新的面貌出现在历史的舞台上，其内涵已经发生根本的改变。周礼作为老朽的游戏规则在春秋时期或许还有遮羞布的作用，到了战国，连这个作用也丧失了，一切都变得赤裸裸、直截了当。从此再没有任何规则来限制人们追求利益最大化的活动，取而代之的是一种自然规则——它出自天然，带着远古的问候，丝毫没有任何人为加工的痕迹，我们称之为丛林法则。 说到丛林法则，谁都能想到那是一种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的生存方式，一切都以战胜对手、获取利益为导向，当然另一面就是防止被对手打败、避免损失。其实，用中国人经常说的“胜者为王，败者为寇”来形容丛林法则并不准确，丛林法则之下没有道德家什么事，没有道德家当然也就不会有“王”、“寇”的道德标签。这里只有胜利者和失败者，没有高尚者和卑鄙者；这里不以善恶论圣贤，只以输赢论英雄。 丛林法则体现在国与国之间、阶级与阶级之间、人与人之间，其中的例子太多太多，数不胜数，让我们发现了丛林法则之下人类趋利避害的天性。而这一发现只能算做回归，因为在亿万年前人类本来就是这种生存状态，而且一到乱世，这种状态就重新出现在历史的舞台上。 在现代商业社会之前，每逢乱世，人性中恶的本性会表现的淋漓尽致；而在太平时期，由于统治阶级出于政治上的需要以及人们的良好愿望，提倡以德治国，人性中恶的本性会有所收敛。自现代商业社会出现之后，就是在太平时期，由于现代商业社会提倡依法治国，在“法无禁止即可为”的土壤中，人性中邪恶、贪婪的本性也会极度发酵。我国这一领域的形成则更晚，大概也就三十多年的历史，以前谁敢明目张胆地响应“经济人”的概念？大家都必须是“政治人”，但现在不同了，这一观点已经获得了普遍的认可，实际上也确实如此。而“经济人”是趋利的，一切活动均已经济利益为杠杆。 历史总是有其相似性。现在，我们又好像回到了战国时代的大洗牌时期，只不过这次是经济的战国时代。在经济的战国时代，市场经济法则成为至高无上的支配者，道德和意识形态处于次要或被忽略的尴尬地位，这种情况下，任何的道德说教，不是空喊也是收效甚微。大多数人更倾向于趋利避害，不会无偿做好事。我也是俗人，也会亲兄弟明算账，所以，我越来越觉得我是多么的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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