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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故宫博物院藏 通高34.5厘米 商代晚期。
传河南安阳出土。是商辛四年商王赏赐亚貘家族的酒器。为商纣王4年器。拓本，8行，共42字。高32厘米，宽19.7厘米。是现存商代铜器铭文中字数最多的。今藏故宫博物院。《四祀邲其壶铭》之铭文集结于壶底平面之内，形构茂密宽绰、疏密交错，十分生动，自由而舒意。充分体现了其书风的虔诚和恬静，具有安谧祥和的美感，实为大家之手笔，令人赞叹。圆壶长颈鼓腹圈足，颈两侧有耳，连犀首提梁。盖有圈形捉手，面饰方格纹，联珠纹，器盖对铭四字，圈足外底有铭文8行，是商代铭文较长者。[1]
释文
乙巳，王口（曰）：‘尊文武帝乙，宜在邵大庭’，遘乙翌日；丙午，免言（二字合为一字，应该同下都为祭礼）；丁未，煮；己酉，王在杵，必其赐贝在四月，惟王四祀翌日。
《左传》上有一句话：“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祀是祭祀，即祭祀祖先、天地、神灵等的仪式；戎是兵器，借指军队、战争、军事等。这一点从很多甲骨文字和众多的卜辞中就可以看出，就是在殷商后期的金文中也有体现。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在河南安阳小屯殷墟出土的《四祀邲其卣》，是目前所知金文字数最多的一件商代
青铜器。铭文铸在器之外底，圆形（见左图），8行42字，铭文记载邲其随同商王祭祀祖先并得到赏赐的荣耀，特铸卣以为纪念。这件事发生在殷王帝辛（也即商纣王）即位的第四年。此器高34·5厘米，宽15.7厘米。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卣，是古代一种盛酒的器具，一般为椭圆形，大腹、敛口、圈足，有盖和提梁，亦有称此为壶的，故此器又可称为《四祀邲其壶》。
殷商青铜器铭文的上限约略与甲骨文同时，故更接近或等同于甲骨文字的形体。但殷商时期的金文多呈长方形，结体严谨，体势凝重，行气疏密有致，用笔既有尖锋露笔，亦有藏锋圆笔，间用肥笔，笔画雄健遒美，厚重浑朴，极富张力和弹性。其显著特点是改甲骨文的方折为圆转，改钩廓为填实。相较而言，金文更象形化，规范化，更富有书写的意趣。
《四祀邲其壶》之铭文集结于壶底圆形平面之内，42个字大小错落，有行无列，大之令大，小之令小，大不嫌其大，小不嫌其小，形构茂密宽绰，疏密交错，穿插揖让，上下呼应，左顾右盼，十分生动，自由而舒意，宛若天然。在如此狭小的空间内安排得如此协调统一，一派生机，可见书写者独具匠心而又巧夺天工，充分体现了其书风的虔诚和恬静，具有安谧祥和的美感，实为大家之手笔。其空间布局的审美意识不能不令后人赞叹，折服。这种圆形章法布局，在商周金文中尚不多见，只有后世的“团扇”与此相仿佛。
《四祀邲其壶铭》白话文大意：
在乙巳这天，殷王说：“祭祀文武帝乙当用宜祭。”在邵庭，恰好遇到大乙的翼祭之日。丙午这天，将食物正式移至祭器中。丁未日，进行了煮祭。乙酉日，王在梌地，邲其被王赏赐了很多贝。时在四月，这是殷王即位第四年的翼祭之日。
《帝辛四祀邲卣》：商晚期帝乙时期的青铜器物，《四祀邲卣》故宫博物院藏，通高34.5厘米。传河南安阳出土。 圆壶长颈鼓腹圈足，颈两侧有耳，连犀首提梁。盖有圈形捉手，面饰方格纹，联珠纹，器盖对铭四字，圈足外底有铭文8行，是商代铭文较长者，其结字端庄大方，行气如虹，如“帝、大、文、酉”等字，稳如山峦，形似罗汉，不轻浮，不作势，让人肃然起敬。结字纵向取势是当时文字结构的一个共同特征。此铭文笔画首尾尖锐出锋，中画肥厚，收笔处时有波磔，直线条较多，圆转的线条较少。结字严紧精密，线条粗壮，字形内部的空间狭小，但不臃肿。笔画密不透风，疏处可走马，字与字之间大疏大密，字形大小错落，左右穿插，微妙生动。章法茂密而不窒息，笔画雄强而不粗野。商代金文的字体与甲骨文相近，行款错落参差，气象雄奇瑰丽。
田野临《商 四祀邲其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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