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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袁源
张天骥，字圣涂，自号云龙山人，本系“冠盖”之家，家有花园、田宅，在云龙山西麓黄茅岗筑有草堂。他通诗书、晓丝竹，躬耕自资奉养双亲，信仰道教，不求闻达，隐居于云龙山，过着“读书北窗竹，酿酒南园水”的闲适生活。他的父亲张希甫、母亲李氏也都深受道家哲学的影响。位于江苏省徐州市云龙山之颠的放鹤亭，即为北宋彭城隐士张天骥于1078年所建。 苏轼曾写过一篇《放鹤亭记》，用如椽之笔描绘了动人的放鹤图卷，使放鹤亭与云龙山闻名于世。 自云龙山北门拾级登达第三节山顶，半月形院门，门额上有光绪三十二年（公元1906年）徐州知府田庚书写的“张山人故址”5个隶字。走进院门，有平坦开阔、铺有甬道的四方庭院，其东侧便是放鹤亭，飞檐丹楹，宏敞明亮。亭南北长11.95米，东西深4.95米，前有平台，周环游廊，十分优雅。 放鹤亭西侧有饮鹤泉，泉亭相依已逾千载。距放鹤亭南20米，饮鹤泉南10多米处，还有一座建在高耸之处的小亭招鹤亭，因《放鹤亭记》有招鹤之歌而得名。招鹤亭为砖木结构，小巧玲珑，檐角欲飞，是登高远眺的好地方。放鹤亭、饮鹤泉和招鹤亭这三座古迹有着密切的关系。 院门上所写“张山人”即北宋隐士云龙山人张天骥。放鹤亭名闻遐迩，固然与它坐落的幽美环境有关，更主要的是因为放鹤亭联结着苏轼与张天骥友谊的佳话。苏轼早年也曾受道家思想的熏陶。他从小在家乡四川眉山县，跟着眉山天庆观北极院道士张易简学习过3年。成年之后，因仕途坎坷，政治上屡遭挫折，更助长了他放达旷逸的性格。因此，他与张天骥感情十分投洽。苏轼在徐州写的大量诗歌中，张山人的名字频频出现。 苏轼常常带着宾客、僚吏等到放鹤亭来饮酒。张山人“提壶劝酒”，也“惯作酒伴”。苏轼屡次大醉而归。他在诗中描述了这种情景：“万木锁云龙，天留于戴公。路迷山向背，人在滇西东。荠麦余春雪，樱桃落晚风。入城都不记，归路醉眼中。”这首诗不仅是苏轼在张山人这里畅乐心情的自白，也是云龙山美妙景色的写照。 熙宁十年时张天骥已38岁，尚未娶妻。苏轼愿为张山人做媒，替他找个合适女子，但张山人婉辞谢绝。表示要坚持“不如学养生，一气服千息”的道家独身生活。由此可见张山人醉心于“修真养性”之术，也可看出苏、张彼此关心的亲密之情。他们的友谊保持很久，12年后，即元佑四年（公元1089年）苏轼任杭州太守时，张天骥还不远千里到杭州去看望他。苏轼热情款待这位老友住了10天，才赠诗话别。 “名山与高士，人地两相倚”，人们喜爱幽雅的放鹤亭，也自然地怀念飘逸豪放的苏轼和张山人。放鹤亭屡坍屡修，世代存留。明嘉靖十一年（公元1532年）徐州都司戴时宗、清同治十一年（公元1872年）徐海道吴世熊都曾重建过放鹤亭。辛亥革命后也曾修过。但嗣后年久失修，到解放前夕放鹤亭已破败不堪。解放后人民政府拨款修缮，恢复旧观。1979年放鹤亭又加整修，彩栋丹楹。焕然一新。原来悬挂的乾隆所书“放鹤亭”匾额，改用苏轼笔迹，重新制匾，高悬其上。这样更加富有历史感，增加游人的兴味。放鹤亭内窗明几净，四壁张挂名家书画，清爽雅静。 放鹤亭西侧有饮鹤泉，泉亭相依已逾千载。距放鹤亭南20米，饮鹤泉南10多米处，还有一座建在高耸之处的小亭招鹤亭，因《放鹤亭记》有招鹤之歌而得名。招鹤亭为砖木结构，小巧玲珑，檐角欲飞，是登高远眺的好地方。放鹤亭、饮鹤泉和招鹤亭这三座古迹有着密切的关系。 饮鹤泉位于放鹤亭西侧，如今可以见到饮鹤泉凿作一井。四方环绕石栏，颇为美观。井南侧立有石碑，上冠“古迹”二字。中间书有“饮鹤泉”三个尺幅大字。上款为“天启癸亥仲冬吉旦”，下款署“古部张璇重浚”。“天启癸亥”为明熹宗天启三年（公元1623年）。当时的徐州户部分司主事张璇疏浚饮鹤泉后，立此碑作纪念，碑文为张璇手书。他籍贯“古部”，即高邑，现为河北省柏乡县。 旧方志记载：“饮鹤泉一名石佛井，深七丈余。”明成化二十三年 （公元1487年）的《重修石佛寺》碑文说：“有井在山顶，弃而不食者累年， 发其瓦砾，甘美如初。”清咸丰九年（公元1895年）又疏浚一次，也有碑记说： “不五丈而得泉，甚甘。”从这两段文字记载，再联想到苏轼《游张山人园》诗句：“闻道君家好井水、归轩乞得满瓶回。”可以想见饮鹤泉的水质是清纯甘美的。 解放后饮鹤泉水深尚有三尺，后因乱掷瓦石而堵塞干涸。1962年曾重淘泉井。徐州市自来水公司工程师杨以信曾下井测量，井深24.6米。和旧志所说“七丈余”相符。井壁系穿岩凿成，有两条石缝：一在北侧井口下6.5米处，垂直长3米；一在西南侧井底向上1.9米处，水平长0.35米。估计这便是水源通道，或许因为地下水位下降而不再来水，甚为可惜。 北宋地理名著《太平寰宇记》也有关于饮鹤泉的记载：“有井在石佛山顶，方—丈二尺，深三里，自然液水，虽雨旱无增减。或云饮之可愈疾。时有云气出其中，去地七百余尺。”这些记述中有夸张之处，但也指明饮鹤泉的特点：“饮之可愈疾”、“时有云气出其中”。这是否表示井水中含有某种矿物质呢? 放鹤亭院西北角有一座凉亭，西南角有一间门窗玲珑的小轩。这原是“御碑亭”，内曾立有清高宗弘历的《游云龙山作》诗碑。乾隆皇帝曾四次来徐州，几乎每次必登云龙山，而且一定要留下一些“御制诗”标榜风雅的“御书”。如今乾隆为云龙山书写的碑刻已移到放鹤亭后的碑廊里。这碑廊和廊北的船厅，如今也是放鹤亭院中吸引游人的去处。散文名作《放鹤亭记》 熙宁十年秋，彭城大水，云龙山人张君之草堂，水及其半扉。春，水落，迁于故居之东，东山之麓。升高而望，得异境焉，作亭于其上。彭城之山，冈岭四合，隐然如大环，独缺其西一面，而山人之亭，适当其缺。春夏之交，草木际天，秋冬雪月，千里一色。风雨晦明之间，俯仰百变。山人有二鹤，甚驯而善飞。旦则望西山之缺而放焉，纵其所如，或立于陂田，或翔于云表，暮则傃东山而归，故名之曰“放鹤亭。” 郡守苏轼，时从宾佐僚吏，往见山人，饮酒于斯亭而乐之，挹山人而告之曰：“子知隐居之乐乎？虽南面之君，未可与易也。《易》曰：‘鸣鹤在阴，其子和之。’ 《诗》曰：‘鹤鸣于九皋，声闻于天。’盖其为物清闲放，超然于尘埃之外，故《易》、《诗》人以比贤人君子，隐德之士。狎而玩之，宜若有益而无损者；然卫懿公好鹤则亡其国。周公作《酒诰》，卫武公作《抑戒》，以为荒惑败乱，无若酒者；而刘伶、阮籍之徒，以此全其真而名后世。嗟夫！南面之君，虽清远闲放如鹤者，犹不得好；好之则亡其国。而山林遁世之士，虽荒惑败乱如酒者，犹不能为害，而况于鹤乎？由此观之，其为乐未可以同日而语也。 山人而笑曰：“有是哉？”乃作放鹤招鹤之歌曰：“鹤飞去兮，西山之缺。高翔而下览兮，择所适。翻然敛翼，宛将集兮，忽何所见，矫然而复击。独终日于涧谷之间兮，啄苍苔而履白石。鹤归来兮，东山之阴。其下有人兮，黄冠草履，葛衣而鼓琴。躬耕而食兮，其馀以汝饱。归来归来兮，西山不可以久留。” 在苏轼笔下，张山人的形象是作了艺术加工的，苏轼借这一形象寄寓着自己那种追求隐逸生活的理想。在《放鹤亭记》最后的“放鹤”和“招鹤”两歌中，这一点表现得相当清楚。张山人是这样超凡拔俗，飘飘欲仙，有如野鹤闲云，过着比“南面而君”的皇帝还要逍遥自在的快活日子。这正是苏轼在《放鹤亭记》全文中所要表达的主题思想。这“放鹤”、“招鹤”两歌音韵和谐，抒情婉转，为全文增添光彩，因而千古传诵。 因之，云龙山上既有放鹤亭，又有招鹤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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