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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叫做谭亚幸。
我的家乡——百官，有一个听起来还不错的名字。实际上不过是个小小的镇，坐落于绍兴上虞，若真如历史所述这是曾经文武百官所聚集的地方，那也就罢了。在我出生时的百官，它就是一个普通的村庄，住着普通的人，做着普通的事。
所以我也是一个在这个小镇度过了童年的普通人。
准确来说，我是一个inbetweener，好像什么都尴尬地站在中间。那个年纪的男生都到处运动、惹事。我也不例外，可我篮球打不好足球踢不好，勉强打打乒乓和羽毛球，也就是能够虐女同学的水平。会看一点课外书，但语文也不好。我那个时候觉得自己脑子还蛮好使的，因为数学不错。哦对了，我的小学一个班45个人。我排在10名左右，勉强被称为“好同学”。
让我们跳过这些无聊的细节吧。
机缘巧合，我小学毕业那一年，杭州外国语学校搬到留下小和山，第一次全省招生。所以就报名看看了。然后我经历了我此生最奇葩的考试：古瓦冲哈乌斯语。什么？你不知道这个语言？抱歉，我也不知道。当时抱着“要是考语文数学我估计就会被刷”的心态的我，看到这个奇葩语言的时候，还是有一点点小小的庆幸——哈，至少每个人都在同一起跑线了。
对了，那一年因为非典，考杭外的体育考试被迫取消。所以瘦弱的我又逃过一劫。
我在杭外同样度过了6年inbetweener的日子。每个班40个人，我大概总分可以排到第38吧。当然我也偶尔努力一下冲到20名，但也就仅此而已了。初中加高中一共六年，分了三次班，一共才十一个班的年级马上就会互相都认识。你看，年级中总有这么几个学霸几个交际花几个活动星和若干个eye candy。好像每个人身上都多多少少有个标签，有个tag。现在回想来，我还真是全程无记忆点啊。
在这6年中，我唯一做过的事情，除了不让自己成为班级最后一名之外（喂！有点理想好不好！），就是参加各种各样的志愿活动。
然后在我初三的暑假，我瞒着学校同学家人，自己跑到印度尼西亚去植树了。那也是我第一次一个人踏出国门远行，也是我第一次被暴露在一个小型的international community——在那里我第一次碰到墨西哥人、冰岛人、法国人和等等我当时叫不上来名字的国家的志愿者。现在回想来，那几天真的过得异常开心，一帮年轻人有的没的闲聊，一起挥洒汗水。而最让我感兴趣的是，听他们说他们的国家、他们的文化。那些与电视上、书本上所看到的完全不一样，却深深地吸引着我体内的每一颗细胞。
这导致我回学校后的每一天都在想着这件事。还记得我说我数学很好吗？我在文科，我的班主任是数学老师。所以当我其他科目成绩一落千丈的时候，他还是会笑眯眯地对我。这让我有点变本加厉地沉浸在自己的小世界里。
最后做了一个无比惊人的决定：我的大学。
很多人到现在还在问我，为什么要去日本？其实我根本没有选择任何一个国家，我只是选择了我的大学、我的专业而已。
我的大学叫做Ritsumeikan Asia Pacific University，它是在日本。但它也是全亚洲最国际化的学校，有来自100多个国家的学生，英日双语教学。而最最重要的，是我看中的专业：ComparativeSocieties and Cultures（比较社会与文化）。而这个专业，作为Bachelor of Sociology的minor分支，全世界只有两所学校能够提供这个文凭。所以当我身边还有一些同学也与我一起去到这个大学时，他们都选择了商科。而我则兴奋地憧憬着与这个专业无比匹配的校园环境。
通过面试后，我成功拿到了80%的学费减免，这代表着我一年只需要支付不到1万5人民币的学费。而此时此刻，我的父母告诉我，他们只会为我支付第一个学期的学费，除此之外及以后的学费、生活费，都需要我自己赚取。
Quest Accepted。
大学的第一个学期，我发现自己其实没有想象的那么勇敢。一是自己的comfort zone，二是中国人的朋友圈，三是打工带来的时间管理上的压力。所以第一个学期，我什么收获都没有，没有新的朋友，没有新的技能，只有勉勉强强的GPA和刷盘子拿到的微薄薪水。
我觉得是时候做出一些改变了。
大一下的第一天开始，我成为了一个新的自己。为了节省时间，我辞掉了在校外的工作，开始去学校的各个办公室毛遂自荐，古板的日本人第一次碰到这种情况，却也在我的软磨硬泡下接受了我这种不符合常理的求职方法，最终拿到了一些不怎么花体力却收入高的兼职机会。因此，我结实了许多未来在我的大学生涯给了我无数帮助的教员——其中一位就负责奖学金的发放。在符合申请标准后，我拿到了每个月相当于3000元人民币的奖学金，这解决了许多生活上的困难，也给了我更多的时间来做我的想做的事情。
我与朋友开始共同打造一个叫做Global Business Leader的社团，以leadership为主线组织、开展商业活动。我们也逐渐有了自己的品牌：Self Development Camp（高强度野外生存营）；Gala Ball（主题毕业舞会）与Business Case Challenge（商业案例挑战赛）。除此之外，我们接受了当地政府的官方网站翻译委托、学校活动策划等业务单子，如同一个真实的公司一样运营者。而让所有人吃惊的是，我们在一年内从身无分文到银行卡中的一百万日元（约6万人民币），从一个小小的社团，成长为学校第一个讲英语的Premier Organization。
我开始渐渐享受这样的生活，走在校园中开始有人与我打招呼，各种校外的机会也随之而来，不再是兼职挑我而是我去挑兼职了。
我拿了我人生中第一个大奖。我们社团接下了一个香港大学举办的国际性赛事叫做Business Case Challenge，而我选择了参加而不是组织。我开始发现自己在consulting上的天赋，记得当时的case是欧洲廉价航空公司Ryanair的发展规划，而我们的idea之一——也是现在在Ryanair飞机上能够找到的，便是standing seat，以两个站立椅替代一个座椅，安装在欧洲短途（不超过半小时的航班）路线上以低价销售给青年人群。我们也成功拿到了当年的冠军，同时也小赚一笔。
随即发生的一切都有些不可思议。我收到了来自日本内阁与冲绳政府的电话，成为了AYDPO（Asian Youth Development Program inOkinawa）的唯一华人tutor。带领着来自14个国家的高中生一起在冲绳岛上探讨文化与环境问题，上了报纸，上了电视。这个program我连续做了两年，它让我看到一种sustainable education的精神。
然后因为一个小小的idea，我拿到了日本Business Entrepreneurship Contest的冠军。那个时候的我是大二下。于是我开始回顾，我在这个学校，已经学到了，或者说，拿到了我当初所有想要的一切。说一句不谦虚的话，我已经渐渐爬到了校园生活的金字塔顶层，而我，想要更多。
我选择去英国交换一年。
有两个原因：第一，我不需要交学费；第二，出了校门，英国是我最想了解的多元文化国家。
学校在伦敦，到了学校后，我选择商科作为交换的学分，是因为我可以在课余时间与人交谈来了解文化方面的知识，以及我在之前的各类比赛中深感自己商科知识的不足。为了补贴自己的生活费，我又开始找兼职，成为第一个进入到欧洲最大零售商M&S的London Colney Premier Store的亚洲人后，我一开始只是个想赚钱的收营员。没有想到，两个月后，我的BOSS David向我开放了一个实习岗位因为他们急需推出一些针对亚洲人的食品。对于吃货的我来说自然是不在话下，而在实习期间，我参与了一个非常有趣的CSR项目，叫做Plan A。
顾名思义，Plan A就是There is no plan B。M&S的每一条生产线都是可持续的，在此基础上，我们部门把伦敦街上那些homeless的底层人民聚集到一起，给予他们培训与食宿。在一个月后，这些人中的一部分为了我的工作伙伴，并且比任何人都要卖力，因为他们不想再回到那个homeless的状态了。这是我第一次体会到“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
在英国的那一年，我利用所有的空余时间骑行绕了英国一圈。登上了最高峰Skefal Pike，去了最南端最北端，与朋友一起在雨中骑行淋了48个小时等等。当然这些都是生活调味品罢了。
在我离开英国前，David对我说，毕业后你要是愿意回来，我可以给你一个junior manager以上的职位——那是我人生的第一个offer。在那之后，我把在M&S中所有的经历写成了一份实习报告，当作业交给了我的professor。然后发生了一些没有想到的事，这当然也归功于我在出发去英国前没有好好念studenthandbook（Seriously? Who readsthat!）。因为报告的实践性太强，我拿到了全院的1sthonor，而在这个一年的course中，如果我能够达到1st honor英国的学校会相应为我颁发该专业的学士学位。所以我糊里糊涂地拿到了工商管理（英国）和社会学（日本）的双学位。
唉，确实是太糊涂了。以至于当我回到日本的时候，才知道，原来我大四没有学分了！
哦对了，大四是迷茫的年纪，不是吗？我回到学校时，看到身边的人，一半为了找工作而努力而另一半则为了考研而日日夜夜泡在图书馆。所以我问自己：这就是你想要的生活吗？你就想这么循规蹈矩下去吗？
我又做了一个惊人的决定。当然，在这个决定前，有个小插曲。因为我在AYDPO的出色表现，他们的合作方——日本第二大旅行公司KNT在我大四上开学的第一天给了我一份在冲绳的月薪30万日元的offer。这让我做出决定前，有那么一些底气，至少不会毕业了无处可去。
我决定要自己去看看这个世界。
我先到了澳大利亚，在Brisbane旁的一个小农场里，开始了我的working holiday。我的host，是一对退休教授，现在有自己的公司，他们雇佣因为贫穷没有机会接受教育的青年人，为企业做野外生存技能的培训。一周7天，我用4天的劳动换吃住，剩余3天理论上是可以自己安排出去玩的，但我又拿出两天为他们做office work所以他们会付我一些工资。在澳洲的三个月内，我学会了如何照顾马和羊驼（就是草泥马…）、分辨并照顾超过100条毒蛇100支蜥蜴、如何无证开四脚山地车等等对我未来背包都极为有用的生存技能。
我去澳洲的时候，身上只有8000日元。而三个月后，我口袋里已经有3000澳币了，我先回了一趟家，做了些整顿。卸掉了许多没有用的东西，背上一个小小的双肩包，只拿着500澳币。开始我的环东南亚之旅了。
我简单说一下我的行程吧，越南、柬埔寨、老挝、泰国、马来西亚、文莱、新加坡、菲律宾。当然我就不写穷游怎么辛苦怎么好玩了，不然就变成游记了。让我来说说让我印象深刻的几件事吧。
我在柬埔寨的吴哥窟旁发现了一家叫做公共食堂（Your Canteen）的小餐馆。我在吴哥窟在4天时间每一顿都是在那里吃的，为什么？因为只要我在吃完后，洗掉自己以及任意一位其他顾客的餐具，并留下当半个小时的服务员，我的餐费就可以免单！这对我这个穷鬼+吃货实在是天堂。但我不禁怀疑，他们这样真的能够赚钱吗？事实是，他们不仅赚钱，而且比普通的餐馆赚的更多！这又是为什么呢？首先，他们的食物是非常高品质的且价格不菲，像我这样的屌丝吃货确实是少数，但每半小时有一个就够了，所以他们不需要请其他工人。其次，人们慕名而来因为这里有像我这样来自各个国家讲着各国语言的服务生，这个餐馆前面永远都是排着一个小时的队。这让我不禁感叹BoP劳动人们的智慧。
我还必须感叹一下自己命大，因为我脑子抽风去吴哥窟旁的某座小山上徒步登山时，脚一滑，从瀑布上掉下来了。唯一我还活着的原因是，瀑布下面的水潭足够深没有让我的脑袋撞到石头上。
我就这样侥幸地离开了柬埔寨。
到泰国的时候，是我最穷的时候，因为在老挝被人偷了钱包。在曼谷郊外准备睡在大街上的时候，一个浑身都是土的男子叫住了我。我们这里有吃有住，他用蹩脚的英语跟我说。不会是骗子吧？我心里这么想着，然后看看自己，算了，随你骗吧，I got nothing left。第二天早上，我醒来的时候，我看到了300多个人，都有着灿烂的笑容。然后我才知道，我们要一起盖一个学校，用劳动换吃住。正当我在担心自己对建筑什么都不懂的时候，热情的负责人说出了残酷的事实：我只要当一个什么都不懂的搬运工劳动力就好。好吧，我堂堂大学生为了生存也要有豁出去的时候。这个project到现在都没有名字，只是一个不知名的NGO在默默地在泰国各地建造着小学而已，而我们都下意识的管它叫做“Dream”。在Dream的第四天，我又糊里糊涂地当上了某个分支project的manager，而我的助理（天啊！那个时候我居然有助理！）则是当地一名学建筑的大学生。而在第八天的时候，我居然得到了泰国前总理Abhisit Vejjajiva的接见！立刻觉得自己从睡大街的变成VIP了啊！
这里还有一个小插曲是，在Dream结束后的两天，我的助理Pat请我在当地一家中餐馆吃饭。我的隔壁桌坐着古天乐！很不要脸的拍了张合照但我可以感觉到他的不舒服，都跑这么偏僻了还被认出来，唉打扰了你的度假实在不好意思在这里给你道歉了。
在我穷游完所有这些国家的时候，我意识到一件奇怪的事情。我的邮箱里躺着16份offer，都来自我在穷游中遇到的好友。他们可能只是我上铺的兄弟，却同样也是某个大公司的CEO。他们在邮件中无不提到这样两个关键词：一是我对文化的洞察，二便是我的语言能力。
我其实从来没想过我的专业会成为我的技能，因为我只把它当作兴趣。然而随着背包，我才逐渐意识到，我的大学前三年在多元文化中的暴露给我带来了多大的机遇。我可以与来自任意文化背景的人交流，并调整到让他们舒服的方式。
我其实并没有想着要接受这些offer。公共食堂和Dream在我脑子中挥洒不去，于是我又迷茫了。
这个时候，我在马来西亚认识的好友让我帮他一个忙。他要去塞舌尔与一个日本人做生意，他需要我的翻译，而他会承担我的所有开销。算是给自己放一个假吧，我这么想着，就欣然同意去了。塞舌尔不愧是世界上最美的海岛，那个时候我想，如果有世外桃源的话，那就是这里了。慷慨的朋友让我住在了Four Seasons与他的客户进行交流，正当我开开心心地帮助他们翻译的时候，FourSeasons的老板刚好经过，就硬生生地把我拉到一边。他说，这个岛上从来没有会中文会日文又会英文的人，他让我留下来，开价2万美金一个月。
我承认，这是我从出生到现在，受到过最大的诱惑，没有之一。并不是因为工资，而是生活环境，因为那就是dream life。面朝大海春暖花开说的不就是这种生活吗，可以天天住在海景房，可以慵懒的晒太阳，与客人轻松的聊天便是工作，没有体力活，每年两次回家的机会还包机票。
我那天晚上睡不着觉。
第二天我顶着黑眼圈跟我大马朋友说，我会跟你回去的。他问我为什么，我说，因为我还在犹豫，如果真的是dream life，我一定当场答应那个老板了。
回到中国后，我还是想着公共食堂和dream。我在想，中国国内是不是也有人在做这些呢？在外太久的我，已经对大陆陌生了。我参加了创思易社的青年远征，一路去发现国内的社会问题与社会创新，从上海出发在西宁结束。
在西宁结束的时候，我又开始不安分了。既然到了这里，为什么不去西藏呢？
近乎自虐的，我选择了徒步的方式，从西宁走到拉萨。
在一个无人区内，我走了三天没有看到一个村庄，水也喝完了。又坚持了一天后，我脱水倒在路边，好像几个世纪般漫长。如果生命还剩下最后一天，我想做什么？那个时候我的脑子中充满了这个问题。
但好像一切又开始渐渐清晰起来：志愿者、文化、CSR、商业、咨询、社会问题、社会创新、BoP……
等我醒过来的时候，我躺在一个藏民家的床上。我才意识到自己被救了，哈，看来上帝还没准备好把我带走。
醒来后的第一个决定就是：等我回到家乡，我要开始创业，我想用商业的力量帮助BoP人民；我自己一个人的力量有限，我想要通过我脑子中的数据库，通过咨询的力量，让企业的CSR、公益组织的项目变得更有影响力，真正去解决社会问题。
现在的我在绍兴做公益咨询。身边的人问我的第一个问题是：为什么选择在绍兴？第二问题是：为什么不选择在北上广？
1、我希望我的公司可以更加接近用户（user）而非客户（client），而我的用户是三四线城市需要帮助的BoP人民与环境、文化问题。但这并不阻碍我们接触我们的客户，我们的客户覆盖全中国甚至全世界。
2、绍兴是全中国志愿服务、理念最好的三线城市。即使我的家乡不在这里，我也会选择这里。事实是，我从去年8月开始创业，最初的三个月都没有回过家，现在也是自己在外租房子住。
3、当所有社会创新都围绕着北上广的时候，我希望大家可以退一步看看究竟谁更需要帮助？或者说，BoP市场除了被帮助，是否还有成为生产力的可能性？
我们的团队叫做“创客公益咨询”，从三年前的第一次咨询开始我们就确立了这个名字。它与我们所认知的技术、互联网无关，只是单纯的说出我们的特质：创造者。
我的梦想是，让更多已经投身于CSR的企业，看到CSR真正的力量，而不是止步于慈善。我希望有哪一天，也有来自其他国家的青年，来到我们咨询后的公益项目，完成像公共食堂和dream般的体验，而这些体验，都会在你平时注意不到的BoP市场中一一实现。
我用大学打工攒下的10万元作为启动资金，父母必然是反对的。但用自己的钱至少也为自己争夺了大部分的话语权。
在最初接触企业时，我们就已经有了很明确的定位：帮助企业优化现有的CSR方案。我们不会说服还未开始CSR的企业开设CSR部门或资金，也不会让已有CSR的企业把他们的服务外包给我们。我们只做咨询，不做无中生有的策划或全权委托的外包。
我们碰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企业对于CSR的理解，他们认为，这就是企业去做公益。而他们对公益的理解，则停留在慈善捐款上，而非可持续地去解决社会问题。与此同时，他们所投入的公益基金是十分没有效率的。
银行A（鉴于保密协议，具体不做透露）是我们公司成立后的第一位客户。它与其他许多大型国企一样，每年为当地的外来民工子弟小学赞助一笔资金购置学习用品——无论他们需不需要。当然，这第一为客户来的并不容易。我在银行A的地下车库连续一个礼拜“拦截”行长，并且告诉他，我愿意免费帮他们的CSR做咨询。之前的六天他都叫保安把我“请”走了，直到最后一天——我第一次穿了西装，告诉他，我已经花了之前六天完成了完整的市场调研并已经产出一份咨询报告。
10分钟后，我坐在了他的办公室。一个月后，我们与银行A的经理层一起研发出了适用于外来打工者的家庭理财方案。因为我们发现，那些家庭并不贫穷，他们每个月的收入完全得以维持小康，然而他们依然贫穷的原因则是受教育程度的低下，导致他们没有办法很好的控制自己的花销或是轻易被他人所骗。在连续几周的进入学校为孩子、家长做家庭理财的支援培训后，我们在当地村委为这些孩子设立了一个“儿童银行”，希望通过教授他们普通的存储知识来减少乱花零花钱的行为。与此同时，他们在“儿童银行”内所得的利息，则是银行A原本要捐助给他们的学习用品。
在这次咨询后，发生了一件让我们团队与银行A都惊讶的事情。那些孩子的父母，都自愿成为了该银行的信用卡客户，帮助银行完成了当年30%的信用卡任务。而当我们回头看看那个学校的时候，我们也欣慰的发现，他们不再贫穷，不再缺乏学习用品，而银行A在明年这个时候，将不再需要捐助他们了——可以用CSR预算去帮助更多人。不仅如此，CSR在除了解决社会问题之外，还能为企业带来隐形的商业利益，这是许多企业都没有意识到的。
机缘巧合的，我在与当时负责教授这些孩子的银行A的经理聊天时，她对我说：“这几个月的努力让我觉得很充实，让我觉得每个周末有所期盼。我希望这可以成为我工作的一部分，这样才能让我更有归属感。”
归属感。短短三个字，像是一道闪电，闪过我脑中。
一周后，我们推出了适用于企业内部CSR的“绿色课堂”。如果外部CSR代表着企业需要向外、向社会去执行公益的话，那内部CSR则代表着企业对员工的社会责任、Employee Engagement与企业对环境的社会责任。
银行A为我们介绍了非常多的客户。我们随即在一些服务业大佬身上测试了“绿色课堂”——通过员工参与、互动的形式，宣传并实践环保理念。“绿色课堂”包含了20多个模块，都有各自的侧重点，而“绿色课堂”的所有道具，都来自我们身边的一些废物：星巴克的咖啡渣、西餐厅的意大利面、纺织厂的边角料、学校里使用过的考试卷等等。与此同时，我们与客户一起调研、探讨其企业内部的碳排放、办公耗材、员工福利，让每一个角落都充满绿色，让每一位员工都充满参与感。
在第一次“绿色课堂”结束后的三个月内，我们陆续接到了来自这些企业老总的感谢电话，他们说，他们最初并没有预见到，“绿色课堂”能够帮助他们减少办公耗材、降低办公成本；而最重要的是，他的员工更像一个家庭了，因为他们也在每时每刻，为解决社会问题、环境问题做出一些贡献。
如同LOHAS（乐活）一般，我们在咨询企业内部CSR时，也在推广这样一种lifestyle：无论我今天在哪里，无论我收入多少，我都可以成为一个有社会责任的公民。
至今为止的半年中，有太多的不理解与不支持。我最初的二位合伙人同伴，也只是在资金上给了我一些帮助，最终选择了他们自己的梦想——微软与苹果。
然而在此时此刻，我十分感激过去那么多年所有在我身上发生的一切。如果不是当初我那么喜欢文化，就不会有现在深刻的洞察力；如果不是在M&S实习，就不会对“授人以渔”这么感同身受；如果不是决定穷游东南亚，就不会参与到BoP的社会创新；如果没有在西藏脱水躺在路边，或许就不会下定决心来创业。
现在的状况是：我每天都会有许多咨询单子，但一个人的力量实在太有限，我希望可以找到更多志同道合的伙伴，成立一个有梦想敢于实践的团队。我们已经在绍兴打开BoP市场，马上会在杭州建立接近客户（client）的办公室。然后陆续在其他三线城市开设分办公室。
我一定不会去北上广，因为那不是我想要的。
我既然从小就是个inbetweener，那就让我这么继续下去好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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