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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我是在乡村田野摸爬滚打长大的，所以对宋朝诗人杨万里的《插秧歌》特别喜欢，也倍感亲切。倘若没有亲自经历是很难描绘出“田夫抛秧田妇接，小儿拔秧大儿插。笠是兜鍪蓑是甲，雨从头上湿到胛。唤渠朝餐歇半霎，低头折腰只不答。秧根未牢莳未匝，照管鹅儿与雏鸭。”这样一幅南国水乡一户人家在雨中拔秧插秧的农耕风俗画的，就像五柳老先生如不抛弃现如今令很多人羡慕嫉妒恨的一县土皇帝而弃官种田，那他无论如何是写不出“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如此返璞归真的田园诗句的。 拔秧，我从十来岁就与它亲密接触了；時田，却一直等到我青春燃烧的花季才有缘投入它的怀抱。在那生产队体制时期，拔秧時田，分为早稻、中稻、晚稻3个不同季节。早稻秧苗娇嫩易断，生产队不让我们小孩参加；中稻都是种在山坞田里，栽插时间一般在端午前后，我们则都在上学；唯有晚稻是“双抢”季节，秧苗长得粗壮老道不会断，适合也特别需要我们童子军的参战。每年的“双抢”， 全队中年妇女人要抢收早稻，中年男子要抢耕抢耙，年轻人要抢种晚稻，拔秧只能由993861（老年妇女和儿童）部队担任主攻了。秧田都是安排在山坞口、山塘、水库底下的水田里，因为它们水源充足，一是能保障秧苗的供水，二是保证有水提供人们在拔秧时洗秧。相对来说，拔秧是“双抢”所有农活中最讨便宜的轻松活。双脚踩进凉凉的烂坞田里；脑袋除了正午置顶太阳外，更多时间是被山峰庇荫呵护着；手上没有割稻那么费力；虽然同是弯腰活，但拔秧，腰部要松弛很多，不必像割稻、插秧那样需要时刻绷着，有时还可以带着凳子以备腰痛之需。当然，毫无疑问！拔秧的工分就低很多。我依稀记得，我们生产队拔秧工分是这样设计的：籼稻秧每拔100把记2分、粳稻苗记3分、糯稻秧记4分，可见拔它们的困难成度是爬坡递增的。我每天从早拔到黑，一般顶多拔400把，这样比割稻就要少近20分。当年我们生产队如此“顶层设计”也是为了激励社员去干“热苦累”的农活，用当时最时髦的说法就是：“多劳多得、按劳分配！”这样一来，也有一些人就钻起了社会主义分配原则的空子了。为了稻秧把数多，那就靠走捷径，减少每把秧的数量，这样每把秧苗就像如今的女明星快速减肥瘦身成一个个都是细腰苗条的美女。我学拔秧是跟奶奶学的，她老人家几十年一个样成习惯了，无论是包工还是点工，所拔的秧苗，把把都是一个样。我看着别人投机取巧能带来多记工分，也就不听奶奶的话了，就偷偷模仿着别人给秧苗减肥让工分增效了。奶奶和那些从旧社会过来的几个老古董总是忿忿不平地议论着：都说旧社会不好，新社会好。我们不知道新社会好在哪里？自从互助社到合作社到人民公社到现如今的生产队：人是越来越多，田是越改越多，粮食反而越来越不够吃。想想我们在旧社会哪有像新社会常常饿肚皮、闹饥荒的？我们在过去无论是给自己干活还是给人家打短工，都是一个样的老实本分。如今的大集体、大呼隆把人搞得越来越会偷懒，包工则把人越包越会耍奸。这世道，做老实人吃亏，调皮的反而得益。这叫啥世道？黑白颠倒！迟早要出乱子的，不乱才怪呢！ 果不其然，1978年的那场百年罕见的大干大旱，把大集体大呼隆从我们村蒸发了。代替它的是分田到组，除了上缴生产队每亩摊派的公粮和订购粮之外，剩下的全部由小组自主分配。这年，我暑假回来参加“双抢”与往年不同了，割稻、拔秧、畤田，样样都要干了。我们组有4户人家组成，一般都是早上拔秧、上午收割、下午插秧。插秧，以前大集体年份，上级对此要求很严。早稻的行距、间距，必须要3寸x5寸和3寸x4寸的规格。每人一畦插7棵，每畦都要求拉绳界定，如果遇到上级派来的工作组头头是个极左的教条家伙，那是肯定要用“插秧定位仪”来折腾社员的。当时，没有哪个生产队的农民不反对的，但反对无效。大集体时代，田咋种？不是由种田的农民说了算，而是由上级领导一锤定音。不听指示的，批评、返工重插、逐级撤职直至批斗游街。自从包干到组之后，农民才是真的自己当家作主了。组长带着我在田中间扯起一根长绳，两头用小竹竿插紧。绳两边各由一个插秧老手起头，我们则一个接一个靠着、跟着他们畤田。起头的，不愧是年轻的老手，他们插得又直又快，稻苗在他们的左手蠕动，大拇指和食指之间，每次总是娴熟地分出大致同等根数的稻苗输送给右手，然后立即飞快地插进水田里。随着双手的左递右接的传递，只见他们的面前，随着稻苗不断的跳跃，一串串水珠来回闪耀，串起了一抹晶莹的水帘。旋即，一排排、一行行青翠的秧苗就站立在水中央。 1979年，我到县城高考后回到家参加我们组里的“双抢”劳动，之后，田间管理的耘田活就分到户干了。第二年，我们生产队又把田分到各家农户种了。恰好，我读书和后来教书的暑假都能回家参加“双抢”，在自家的责任田里“手把青苗插满田， 低头便见水中天，六根清净方为道， 退步原来是向前。” 默灵写于2014-7-2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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